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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万兵力调遣好以后，蒋介石就亲随北路军第三路军一起行动。
这一天，天气晴朗，在江西抚河流域的狭长抚河平原大道上，天空有多架飞机编队飞行，以壮军威；地上是飞机掩护下的国民党大批军队，大举向南挺进。汽车拖着大炮嘶鸣着快速前进，划起了道道尘烟。一队队骑兵从行进的队伍一侧驰过。在如此声势浩大的阵容里，有十几辆美式吉普车鸣着号急驰。
在最前面的吉普车上，是陈诚、罗卓英。他们俩人并肩坐在后排座上，分别从两边的车窗往外看。罗卓英看着如此大的行动场面，不由感慨地说：“前几次‘围剿’有此番决心，也不至于损兵折将啊。”
陈诚满怀信心，决心在这次‘围剿’中，洗刷第四次‘围剿’中的耻辱：“哼！我看他们还有何法破我‘堡垒’战术。打阵地战，我们是老师，不把‘共匪’歼灭在我们的阵地前，我就碰死在大炮上。”
罗卓英有意奉承他：“有委座向外国购买的新式装备，又有外国顾问，老兄必能旗开得胜，树各路军楷模。”
紧随其后的吉普车上是并排坐着的刘兴、周浑元。俩人好像对整个甚嚣尘上的场面毫无兴趣，都是头靠在后背上，微闭双眼，像是睡去了的样子。
紧接着的就是蒋介石同赛克特的一辆车，蒋介石坐在后排，手中握着深色拐仗，头扭向一边，看着如此盛大的军事行动，脸上始终挂着笑。赛克特身驱高大，坐在司机一侧，目视着前方。跟在他后面的车是顾祝同、蒋鼎文。俩人好像各有心思，望着前面，脸上毫无表情。
这就是1933年9月，蒋介石在外国顾问的协助下，指挥有美式装备的军队，大举向江西苏区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一个场面。
在敌人对苏区大举进攻的时候，红军还在分离作战。不过，博古也请来了外国顾问李德。李德是他到中国后，起的中国名子。他的原名是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1900年生于德国的慕尼黑。早年参加德国共产党，1929年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毕业后被派往中国。到了上海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一年以后，经共产国际批准，于1933年的9月到达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
他的到来，给了博古以极大的鼓舞。博古为了李德能在苏区生活的更好，专门为他选了住址，一座旧庙，俗称独立房子。房四周全是农田，视野开阔，便于警卫。同时他又和其他中央领导相距不远，便于请示工作。为了照顾他的生活，还专门为他介绍了一个中国妻子。李德有个吃鸭的习惯，专门为他饲养了不少鸭子。
李德高大的个子，显得有些瘦，戴着一副眼镜。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一个很大的嘴巴和尖尖的下巴。李德到后不久的一天傍晚，博古、张闻天正在他处交谈，翻译伍修权在一旁。博古懂俄语，同李德交谈无需翻译。
博古用俄语告诉他：“毛泽东来后，如有人提及‘罗明路线’，应尽量回避。‘罗明路线’实质是毛泽东路线，他很敏感。”
李德面带微笑，连声说：“好、好。我牢牢记住你的话。”
他也早就听说了毛泽东这个人，而且是一个带有很浓的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们正无拘无束谈论的时候，项英、刘伯承进来，加入了他们的谈话行列。
这时，天色有些暗，毛泽东抽着烟，沿着田埂向旧庙方向走来。田地里是正在抽穗的稻子。他不时地弯下腰，拨弄一下田里的稻子。他是在查看长势，估算收成。
毛泽东走到独立房子外，丢掉烟蒂，用手理了理头上的长发进到房内。他对其他人都熟悉，唯独李德是第一次认识。
他一进来就看见了李德那瘦高的身影，不卑不亢地伸出手，握住李德伸出的手。平淡中也不失热情地说：“欢迎你，李德同志。”
博古充当翻译，李德听后高兴地说：“毛同志，见到你很高兴。”
博古用中文讲了一遍。
毛泽东笑笑，多少有些勉强。他找了个位子坐下，又点燃了一支烟。
项英看看人到的差不多了，说：“咱们开会吧，研究一下反‘围剿’问题。周恩来、朱德二同志在前线，王稼祥因伤住院不能到会。”毛泽东仅为中革委委员。临时中央曾有言在先，朱德在前线时由项英代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因此，项英主持了会议。
博古首先将李德介绍给大家：“李德同志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有‘堡垒’战经验，被称为‘街垒专家’。蒋介石不是要用‘堡垒主义’吗？我们有李德同志的指导，我们红区第五次反‘围剿’，就有了胜利的把握。我们应该把守好红区的大门，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一寸土地，用坚强的抵抗力，保卫苏区人民，保卫苏维埃政权。”他介绍的同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也定了会议的调子。
李德别后不久的9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陈诚的第三路军，动用三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从而拉开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序幕。
这一天，在黎川前线，位于敌人一侧，山上山下，从西到东碉堡林立，敌军巡逻队不停地巡逻。在敌前线指挥所里，陈诚立在地图前，对站立的刘兴、周浑元下达了作战任务：“你们第八纵，出动第五师、第六师、第七十九师，拿下共军的北大门——黎川。委座曾多次讲过，黎川是进攻‘匪区’的桥头堡。我们一定要占领这个桥头堡！”
陈诚下达作战任务的当天，黎川城外的国民党军队分多路向黎川城攻击。天上有编队飞行的飞机作进攻掩护；地上有先进的重型大炮打头阵。一时间，黎川城头浓烟四起。
周浑元同刘兴等立在山上，用望远镜观察黎川战况。周浑元疑惑地说：“如何不见共军动静？”
刘兴心中也直犯嘀咕：“难道是一座空城？”
周浑元：“说不定是共军耍的阴谋。”
刘兴：“老兄不必多虑，共军没有分身术，他们主力一部在福建正同十九路军激战哩，一部离此尚远，有也不过是一些游击队，命令队伍占领黎川城！”
当月28日凌晨，陈诚部占领了黎川。
在独立房子的李德和博古还在商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时，总部刘参谋匆匆进来报告：“黎川失守。”他俩人大为震惊。
博古惊诧地说：“黎川是红区的北门，怎么就这么轻易地失守了呢？”
刘参谋告诉他，说：“闽赣军区主力已随东方军入福建作战，唯一的一个独立师也在一星期前，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调到硝石一线。黎川城仅有肖劲光司令身边70多人的教导队和一些为数不多的游击队，现已转移到黎川城南60里的溪口。”
博古同李德用俄语商量时，项英听说了黎川失守，也慌忙赶过来问怎么办。博古对刘参谋说：“命令东方军从将乐、顺昌一线回师入赣，以一部阻止敌人向南推进，主力在黎川北进攻硝石、资溪桥的敌人。命令中央红军林彪、聂荣臻率领主力则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地区之敌，以保证东方军收复黎川，关闭苏区北大门。”
项英表示：“完全同意博古同志的意见，形成抚河会战的局面。”
在抚州的北路军总指挥部里，蒋介石刚洗漱完毕进到客厅，侍卫室主任晏道刚进来，向他报告：“先生，黎川已被陈诚攻克。”
蒋介石听后大为高兴：“黎川被国军攻克，就是打开了国军南进的大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发电嘉奖陈诚部，望再接再厉；同时告诉顾祝同、蒋鼎文、卫立煌、薛岳在抚河流域协同会战，全歼共军主力！”
东方军总部设在福建的将乐，彭德怀收到临时中央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的急电，要他派出一部分兵力，收复黎川。彭德怀立即派出一支部队前往黎川解围。在去黎川的途中行进到洵口、飞鸢同国民党第六师的十八旅遭遇，经过激战，歼灭三个团，活捉旅长葛钟山。到达黎川北的硝石，同许克祥的二十四师鏖战数日，未能奏效。正在白热化时，林彪率领中央军赶到南城，也未能有效地阻止李延年的九师、黄维的十一师、霍揆彰的十四师、李树森的九十四师的东进。10月13日，国民党的四个师抵达硝石，东方军被迫于当晚撤出战斗。第五次反“围剿”的第一步，红军就失去了主动权。
在前线指挥的顾祝同接到蒋介石的急电，命令进占黎川的第八纵队的刘兴，要谢溥福的五师、周岩的六师和萧致平九十六师的一个旅开往资溪桥。这样从资溪桥到硝石不到二十里宽的地域，就摆了七个师又一个旅，妄图吸引红军，达到消灭之目的。
独立房子成了指挥战斗的临时指挥部。李德等人要求红军穿插到敌人的堡垒间隙中去消灭敌人。命令一军团进到抚河以东，集中一、三、五军团和陈毅率领的江西省军区独立第三、十九师，在资溪桥地区同敌人决战。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周恩来、朱德和其他首长都提出了异议。在后方的博古、项英和李德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于10月20日发出了“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和司令部的一封信”，提出：“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博古和李德心中十分清楚，很多人反对他们的战略部署。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历来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为了维护他们的尊严和权威，就采取了这么一个手法。结果，不仅没有占领资溪桥，也没有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反而在敌人的碉堡之间，吃尽了苦头，白天挨敌人飞机的轰炸，晚上也不得安生，最后不得不放弃资溪桥的决战计划。
面对敌人的进攻，红军兵力过于分散，到处出现了捉襟见肘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了第七、九军团。寻淮州任七军团军团长，肖劲光任七军团军团政委；罗炳辉任九军团军团长，蔡树藩任九军团政委。
肖劲光，湖南长沙人，1903年生，18岁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岁转为共产党，21岁回国。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第二年又去苏联的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曾担任五军团政委。
寻淮州，湖南浏阳人，1912年生，1927年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1928年加入共产党，曾任红军连长、团长、师长、军长之职。
蔡树藩，湖北汉阳人，1905年生，1925年转入共产党，1927年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就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宣传部长、红二十二军军长。
七军团刚成立就要求他们深入到抚州地区进行作战，以期达地调动敌人之目的。当寻淮州和肖劲光在11月11日率军向浒弯进攻时，在八角亭高地受到浒弯、金溪和琅琚方面敌人的夹击，处境十分危险。整个战场壕沟纵横，弹痕累累，大大小小的炮弹坑遍及高地上。战士们正在疲惫中修补战壕。
肖劲光政委的军服上也被弹片划破了几道口子。他仔细地检查每一个掩体、射击孔，不时给战士鼓劲打气。高地上空十多架敌机超低空飞行，不是疯狂地扫射，就是接连投弹，使整个战场成了一片火海。被炸牺牲的红军战士尸体就躺在前沿阵地，还没来得及掩埋；被炸断的树干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彭德怀奉命率领三军团前去救援，也受到了敌人的阻击。
彭德怀此时正在发疟疾，多日来高烧不止。他是带病指挥作战。他赶到前沿阵地关切地问：“同敌人接火的是哪个团？”
张震跑过来：“报告彭总，四师十团三营。”
彭德怀打量后，说：“你是张震营长。”
“对！我是张震。”张震立正站好。这时师政委彭雪枫也赶来。他见彭德怀嘴唇发紫，浑身发颤，关切地问：“彭总，你的身体……”他身后的田参谋说：“军团长正在发疟疾。”正说间，彭德怀身上一阵寒冷，难以自持，险些倒下去，被身边的彭雪枫扶住。张震向后大叫一声：“担架！”
立时有两个战士拿着担架过来，彭雪枫、张震扶彭德怀躺在担架上。
彭德怀拉住彭雪枫的手：“彭政委，你替我指挥，突破敌人的防线，尽快增援红七军团的肖劲光、寻维州他们。他们目前的处境怕是凶多吉少。”
彭雪枫表示：“请彭总放心，我们一定突破敌人防线，增援红七军团！”
这时的八角亭高地上，战壕内红军战士死伤无数，仅有一部分人能坚持战斗。轰炸的飞机刚过，山坡上又出现了十多辆装甲车向山上冲来。装甲车后敌人如蚁，边射击边冲锋。
红军阵地危在旦夕。最后被迫放弃阵地。八角亭高地一战，红军伤亡1100多人。
此时，一军团、九军团的处境也不妙。他们在见贤桥到棠阴之间的敌人封锁线中出击，为的是配合东方军作战，结果遭到敌人十个多师兵力的围攻，只好转移到云盖山和大雄关地区据守，结果，又蒙受了巨大的伤亡。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放弃阵地南撤，继续向苏区中心转移。出现这种局面，谁都知道这是单纯防御的结果，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结果。一句话，是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结果。
正在这时，发生了“福建事变”。
16。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发动了“福建事变”，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成立福建中华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中，有这么一段话：中国各地之人民代表，在以蒋介石为灵魂之国民党政府，公然积极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残杀人民与彻底的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工具之时，痛民族的危亡，已到最后的关头，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起见，乃临时集会于福州。大会一致认定中国革命之中断，与年来中国殖民地化之加强以及人民种种痛苦，皆由蒋中正媚外残民之结果。
原来，蒋光鼐和蔡廷锴发动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视十九路军为心腹之患，将其调离上海，驻守在淞沪线上。蒋介石对这个十九路军还不放心，又采取了一箭双雕的手法，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要他们同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假如十九路军消灭了共产党的红军，也在福建呆不下去。
广东的陈济棠向来同原十九路军的陈铭枢不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后，蒋光鼐调任福建省府主席，蔡廷锴升为十九路军总指挥。十九路军调往福建时，归蔡廷锴指挥的有沈光汉的六十师、戴戟的六十一师后由毛维寿继任师长，区寿年的七十八师和补充师，后来在补充师的基础上成立新编二师，卢兴邦任师长，还有新编第四旅。原在福建张贞的四十九师，被东征红军打败后，又重新拼凑起来，划归到十九路军建制，刘和鼎的五十六师也列入十九路军的序列。
时止今日，归蔡廷锴调动指挥的有六个师又一个旅。
蔡廷锴调到福建时，红军活动的重点放在了赣南，同十九路军没有太大的军事冲突。到了年底，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蔡廷锴虽是左路军总指挥，主要战场是在抚河流域展开的，两下也相安无事。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又上台后，对谁也不放心。他不仅把军政大权独揽于一身，还亲自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就这样，他还是不能高枕无忧，由中组部副部长陈果夫和机要秘书陈立夫组成“中央俱乐部”，成为CC派。C为“陈”字的英文Chen第一个字母，CC是两个“陈”字的第一个英文字母。CC派就是从此开始，形成了至上而下的秘密特务组织。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呼声空前高涨，不仅社会团体和民众强烈要求，就连军队也有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强烈要求，甚至还有一批高级军官，公开和半公开地要求抗日。蒋介石面对这种抗日的洪流，也感到只反共不抗日会激起全国民众的更大愤慨。这时，他想像他当黄埔军校校长那样，培养出为他所用的人才来。因此，他就照苏联的“格柏乌”，也就是“政治保卫局”，组成“复兴社”网罗大批人才。这事交给谁来办呢？他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贺衷寒。贺衷寒是黄埔第一期学员，曾到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8年回国后，又于翌年的春天，被蒋介石送到日本深造。1931年被蒋介石召回国。
1932年3月初，复兴社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持，并讲了话。戴笠当时为候补干事，后经胡宗南推荐，蒋介石授命，戴笠成了特务处的头子。戴笠是浙江江山人，1897年生，字雨农，又叫徵兰，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主持情报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忠于领袖，进行阴谋暗杀活动。这个组织不仅渗透到军队的各个领域，还渗透到军队以外的各个领域。这就是“军统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