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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林立果要他们坐飞机去上海，把家属也一块儿带去时，江腾蛟说，现在还顾不上这些，主要的是把B－52搞掉。林立果手下的要员对林立果的忠心耿耿，使得林立果又惊又喜，于是当场封官许愿说：“搞成功了我在北京组织五十万人大会欢迎你们，到那个时候，你们都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要论功行赏。北京军区司令不是你江腾蛟干我还不放心。”江腾蛟故作谦虚地说：“我当政委，老鲁当司令。”周宇驰说：“完成了任务，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由他挑选。”……
可是，就在这天夜里，一场升官发财、篡党篡国的黄粱美梦作的酣甜之时，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向他们密报：毛主席在上海仅仅停留了一天，现在已经离开了上海北上了。
毛主席的行动，完全出于林彪一伙的意料；毛主席在杭州停留的时间，远没有他们估计的那么久。9月10日下午，毛主席离开杭州。心怀鬼胎的陈励耘匆匆赶到车站，竟不敢上前同毛主席握手。
毛主席在上海停留不到24小时，没下火车。11日上午接见一些负责人时，林彪一伙计划要在毛主接见时动手的王维国，没有被允许上车。
11日晚上，当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鲁珉正在策划炸硕放铁路桥时，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平稳地驶过硕放。
林立果一伙听后，犹如五雷轰顶，一切都懵懂了。当林立果似乎明白过来的时候，鲁珉已经走了，他痛哭流涕地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周宇驰大吼道：“现在难过也没用，也没有其它办法，只有等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我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又说：直升飞机要两个人，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儿去？“此时，这一伙人都已心虚了。等了好一阵子，于新野说：”我可以去。“刘沛丰也表示可以去。李伟信也表示可以去。林立果假作痛惜地说：”这样不行，我不允许这样做。“
此时，毛泽东的专列已驶过硕放桥。后途经蚌埠、济南、天津时，毛泽东都不让停车。
1971年9月12日下午，列车停在丰台站，毛泽东借停车机会把北京部队和北京市负责人找来，在车上谈了两个多小时话。他谈到了林彪，谈到了林彪一伙，但是，并没有把林彪推至完全敌对的席位上。江青后来说过：“丰台会议，毛保他（指林彪），仁至义尽。”这或许可以从某一个侧面了解到以往从未披露过的丰台谈话内容的重要性。
黄昏时分，毛泽东乘坐的列车驶进北京站，南巡顺利地结束了。林彪孤注一掷的政治赌博失败了，武装政变阴谋宣告破产。
但是，阴谋并没有结束。
林彪反革命集团在《“5712工程”纪要》中，对于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后果，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曾作了这样的设想：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可能是出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特殊需要，林彪在进行着一个阴谋活动时，就准备着另一个或几个阴谋。所以，他们在策划谋害毛主席的同时，就希望吴法宪等安排飞机，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和叛国外逃作准备。
2。8 密谋另立“中央”
1971年9月11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知道了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消息，他们的谋杀计划彻底破产了。然而，他们要与毛泽东争斗的决心并没有动摇。按照《“571工程”纪要》的设想，他们决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制造割据局面。
其实，就在林立果主持策划谋杀计划的同时，林彪、叶群便在着手准备南逃了。他们不断散布林彪要“动一动”，“利用坐飞机运动运动”，“准备去大连”，“国庆前回北京”……。九月七日，还以女儿林立衡订婚为理由，把她接到北戴河，以便全家一起行动。林立果又向林立衡宣布了他们可能叛逃苏联的打算。九月十日上午，“舰队”的重要头目周宇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拉个单子给他。九月十一日上午约十一时，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去。当时十一时许，叶群给胡萍打电话问：“要你准备飞机是否有难处？”同时，用命令的口吻说：“这件事我和胖司令（指吴法宪）也都作了安排，你要抓紧准备。”
到了九月十二日，林彪南逃的计划，已经成了迫在眉睫的行动了。上午，林立果和北戴河的林彪通了电话，南逃计划便同时在北京和北戴河两地具体安排着。
在北京的林立果，先与周宇驰商定了南逃方案。下午四时半，周宇驰到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向胡萍交底说：“毛主席最近找了许多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看这形势不好，决定十三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还具体布置胡萍安排八架南逃广州的飞机。下午5时左右，按照周宇驰的指示，胡萍把派256号三叉戟送林立果去山海关，以便将飞机留给林彪、叶群使用的任务交给了潘景寅。然后，用电话通知航行局局长说：252号（为了保密，将256说成252）晚七时飞山海关，发训练预报，要亲自掌握。又嘱：对“值班的就不要讲了”。晚上，胡萍又将其余要用的飞机配备了机组人员名单，假借训练名义，申请了假航线和起飞时间。
傍晚，林立果把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李伟信等人召集到空军学院的小楼里。此时的林立果好象失去了支柱，一心想立即依傍在父母的羽翼下。他一面收拾行装，一面对大家说：“情况紧张，我立即转移。由周宇驰跟你们谈谈。”
周宇驰对大家说：“毛主席回来以后，就要开三中全会，就要动手了。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去广州，要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明天到广州。要保证他们安全地上飞机……”，“到那里以后，首长召开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进行割据，形成南北局势。”“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消息，提出条件，和北京谈判。”“我们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可以和苏联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最后宣布：明天（九月十三日）上午八时，首长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明天早上六时，江腾蛟、王飞、于新野三人到西郊机场，七时，周宇驰先带一部人和他们的家属飞往广州，等黄、吴、李、邱到齐后，其它人再一同直飞广州。江腾蛟负责警卫工作，保证他们安全到达。
会后，李伟信根据周宇驰的指示，通知上海蒋国璋，并让蒋国璋立即报告王维国：十三日他乘去上海的那架伊尔－18飞机，到上海后，设法让飞机上的八、九十名警卫人员下来，给他们找到住处，换上“上海小组”和“教导队”的人一同去广州。
王飞、于新野则根据周宇驰的指示，来到空军学院办公大楼西三楼南侧最西头的一间办公室里，和刘世英、贺陆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等人一起拟定“机关”南逃人员名单和南逃行动计划。同时，以“首长打靶”为名，到警卫营取出了三十支五九式手枪，两千发子弹及两支冲锋枪，二百发冲锋枪子弹备用。
他们还手脚不停地捆装党和国家大量机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及外币，以为他们即将成立的“中央”服务。
就在周宇驰带领一伙人在北京马不停蹄地准备南逃的时候，林立果带着刘沛丰、程洪珍和一大堆行李，已登上256号三叉戟，准备离开北京飞往北戴河了。当飞机在西郊机场起飞后升到空中时，林立果狠狠地说了一句话，“北京啊，暂时分别了，看来可能要割据一段时间了。”——看来他们还确在梦中未醒呢！
3 林彪出逃之谜
在这个时刻，一切都是赤裸裸的，赤裸裸的惊恐，赤裸裸的杀机和求生欲望。理性被抛弃，支配着他们的只有本能……
3。1 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
林彪生命中最后一个星期，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紧张的一个星期。
在这7天里，林彪、叶群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行频繁的秘密联系。根据军委电话总机话务员的通话记录单记载，7天中，他们之间通过军委电话总机接转的电话有51次，还不包括自动电话。
其中，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机与黄、吴、邱通话31次，通话时间合计948分钟，即将近16小时，相当于两个工作日。
其中通话时间超过50分钟的有8次，最长的一次135分钟。
在这7天中，林彪、叶群还紧张地进行了叛逃的准备：9月7日上午9时50分左右，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俄华字典、英华字典、俄语和英语会话，让飞机带来。为此，飞机起飞时间推迟了一小时。
9月7日晚约9点30分，总参二部的一位参谋照例给叶群“讲课”，原来应该讲马其顿王亚力山大或美国和《巴顿将军》，可是叶群却突然拿着《世界地图集》，问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
9月8日上午，周宇驰在北京找尚登峨（原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要他搞一本苏联航班地图。
9月9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送来。
9月9日上午，周宇驰布置许秀绪搞一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
9月9日晚9时，周宇驰布置王永奎（空军司令部情报技侦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搞一份作导航用的周围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
9月10日上午，周宇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拿个单子”给他。
9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以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来。
于此同时，在空军办公大楼西侧三楼南侧最西头的办公室里，一个黑会正在进行。王飞、于新野按照周宇驰的布置，研究确定“机关”南逃人员名单和行动计划。
他们先研究了总的名单，然后研究了分别随同黄、吴、李、邱上飞机的分组名单，研究了通知南逃人员的方法，去机场车辆的安排，集中地点，还确定了分别对黄、吴、李、邱的秘书和司机“做工作”的人。
在这中间，王飞叫郑兴和以“首长打靶”为名，到警卫营取手枪30支，子弹2000多发，冲锋枪2支，子弹200发，装到车上。
王飞还提出，会议结束后，他要带几个人去西郊机场，实地察看一下人员集中的地点和上飞机的位置。并计划在第二天凌晨人员集中后，由他进行简单“动员”后，由郑兴和向大家发枪。
深夜约11时40分，叶群神色紧张地把林彪的警卫秘书叫到林彪那里，她让警卫秘书先在门口等着，自己到林彪的客室里，悄声说了几句话，然后把警卫秘书叫了进去。
林彪坐在沙发里，他那张蜡白的脸变得更白了。他对警卫秘书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马上就走。”
3。2 “林彪要飞，我周恩来亲自去”
在一张摆着十几部各种颜色电话机的大办公桌前，周总理正在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此刻，他那两道剑眉的中心结成了一个疙瘩。
接着，周总理又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转来的林立衡的报告：有一架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是下午林立果坐着来的。
12日黄昏，毛主席刚从外地回到北京中南海。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周总理下令采取一系列措施。然后，周总理来到东大厅他的办公室。等他来到东大厅之后，顿时，通往各重要军事机关和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直通线路都接通了。
周总理打电话给吴法宪：“你调飞机去山海关没有？”
“没有。”吴法宪回答。这件事他确实不知道，这是实情。
“真的没有？”总理严肃地追问一句。
吴法宪知道事情严重，连忙说：“真的没有。绝对没有。
我以脑袋担保。“
“你查一查，把情况迅速报给我。”
总理放下这个电话，又拿起通往海军的电话。因为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机场，所以总理让李作鹏也查一查256号飞机是否在山海关。
隔了一会儿，李作鹏、吴法宪相继向总理回电话报告情况。李作鹏说：“下午到山海关的那架飞机，现在还在那里。”
吴法宪说：“我向胡萍查了一下，确实有一架飞机到山海关。胡萍说是改装好了试飞。我让飞回来，胡萍说飞机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
总理对吴法宪说：“那架飞机修好了，马上飞回来，但飞机上不准带任何人。”并且还指示吴法宪立即到北京西郊机场去查明情况。同时，周总理又派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寸步不离地“协助”吴法宪。派李德生到空军负责指挥。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加强指挥。
总理放下电话，觉得还不放心，又打电话告诉李作鹏，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了一个命令：山海关机场的那架飞机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吴法宪乘车来到西郊机场候车室，他让秘书马上把胡萍找来，他从总理在电话中的口气里可以听出今天这架飞机事关重大，因此他也不敢怠慢。秘书转了两圈，没有找到胡萍。
此时，胡萍正躲在一间电话室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驾驶256号飞机到山海关去的飞行副政委潘景寅。
潘景寅今年40多岁，此人飞行技术很有两下子，林彪、林立果几次外出都是他开的飞机。林彪、林立果欣赏他的飞行技术，认为他是“有用之才”。这么一来，潘景寅对林彪一家感恩戴德，死心塌地为这一家子服务。
胡萍紧握着话筒放低声音，对潘景寅说道：“吴司令说总理追查256号飞机，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谁同意的？看来事情闹大了。我跟吴司令讲我不知道，可能是试飞训练。吴司令问我训练为什么不回来？我说查一查。”
停了一下，胡萍又说道：“有人再查这架飞机，你就说这架飞机有点毛病暂时回不来。”他又大声追一句：“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潘景寅回答道：“我就说飞机的油泵出了一点故障，正在修理。”
放下电话，胡萍又打发一个平时亲信的副队长马上到“联合舰队”的秘密据点去，把总理追查256号飞机的情况告诉周宇驰。
干完这些事，胡萍才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到候机室去见吴法宪。
李作鹏接到周总理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命令的电话后，立刻敏感地想到林彪那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联系到9月6日他通过黄永胜透露给林彪的毛主席巡视南方的谈话，他越发感到总理追查256号飞机很不寻常。他把总理的话在心里反复想了想：“……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林彪乘的飞机要经过四个人联名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这四个人里面，林彪的行动对黄、吴、李是从来不保密的，看来四个人一起下命令，关键是要让总理批准才能放飞。
李作鹏毕竟是老奸巨猾，他的独眼一转，就想出一个坏主意。他拿起电话，要通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说道：“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司令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能放飞。”
周总理的命令经李作鹏这么一改，“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变成了“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
11点半，周总理接到叶群打来的一个电话。叶群用一种假惺惺的亲切口气，说：“总理呀，有件事要向您报告，林彪同志想动一动。”从她那沙哑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既没有平常那种盛气凌人的腔调又显得十分紧张。
总理用一种严肃而又镇定的语气问：“他准备到哪里去？是空中动还是地面动？”
叶群吱吱唔唔，回答说：“……空中动，需要调几架飞机。”
“你们调了飞机没有？”总理问。
“还没有调，林彪同志让报告总理后再调。”
林彪、叶群他们明明私调256号飞机，为什么却说没有调飞机？这下更加证实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
为了不惊动他们，总理对叶群说：“今天晚上飞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儿，我和吴法宪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说。”
叶群根据林彪的旨意给周总理打电话，本来想试探情况，稳住总理。可是，总理机智的问话，不但使叶群露了马脚，更加引起总理的警惕，而且使林彪、叶群心中更加没底，更加恐慌了。
放下电话，总理想了一下，马上又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