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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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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塔达:组织学习这个概念,是我们在快走完整个过程时才显现的。这要追溯到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那时我们公司和其他的美国公司一样,对于来自日本沉重的竞争压力,感受愈来愈强烈。当时我逐渐相信有一个重大危机正在逼近。依我的判断,虽然我们这几年有了不少进展,危机依然存在。
  为了因应这个危机,我们开始采用各种源自日本的改善过程,但是你很快就迷失在TQC、JIT、QFD这类名词之中。我从同样在参加你们研究计划的壳牌石油企画德格的想法得到启示,开始把加速组织学习看做是整合各种改善工具和方法的概念。最重要的是,正如我在史隆管理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所尝试解说的,组织学习的速度可能成为持久竞争优势的惟一来源,对知识密集的企业而言尤其如此。
  圣吉:你认为建立学习型组织有哪些最根本的挑战?
  史塔达: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科学化的管理”的革命,采取传统工人和管理者分工的方式,将劳心和劳力两种角色截然划分。劳力者基本上不允许思考。然而我却相信使组织所有阶层的个人或群体释出潜在的智能,是我们最根本的挑战。也就是使每一个人都能真正地投入——这是现代企业尚未开发的潜能。这让我愈来愈相信,组织应该是一个学习的有机体。
  这说来容易,但我相信要使其实现,需要有更深入、精微而周全的思考作基础。其中有一项令我深思已久的问题是:“有效的学习有哪些规则可资依循?”如果思考不够深入、精微而周全,我想我们只是随意使用组织学习这个名词而没有多大意义,甚至成了另一次管理的流行热潮而已。
  圣吉:你如何区分有效的学习与有名无实的学习?
  史塔达:有效学习的基本法则之一是,必须不断反思目前认为最正确的想法,回到原点重新确认事情的真相,否则无从产生有效的学习。知识之所以是客观的,便是因为它在某个程度上必须与真相有所关联、这看来似乎显而易见,但是如蓝德(Ayn Rand)
  所观察到的,人类具有以意识为首以及思维至上的倾向;惟有经过苦心修炼,你才会体认自己所认为的“真相”,只是一种透过我们的意识和思维所产生的判断而已。
  对此,现代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者”(Prasmatist)采取了一种不理会总括性理论的观点。他们认为你应当做看得到效果的事情。此项看法在着重解决问题的当代管理之中,大大地被强化。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因为看不到长期或更大的变化形态,很容易就落入解决一个问题又创造另一个问题的陷阱,而不自知。实用主义否认人类的心智具有任何综合、看见较大图象的能力。
  实用主义所以成为主流,部分便是由于在其之前主导的理论体系,并未真正与真相有所关连。那种体系在十九世纪时大行其道。而由于这些思想体系的明显失败,使随后的实用主义者能大声疾呼地说自己是对的。
  有趣的是,正如基层工作人员在传统的组织里摆脱不了“行动者”的角色,管理者一样摆脱不了“思考者”角色。现在有一种强烈倾向,组织中高层人员变得远离真相和事实,这使得他们许多想法和推测背后所依据的理论或假设,都缺乏事实的根据。“行动者”与“思考者”这个谬误的二分法,在六十年代流行设置与营运人员分开的策略规划人员时,达到尖峰。一旦这被接受了,思维的世界与真相的世界二者之间的距离便被分隔得更远。
  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在过分的理论化与纯粹的实用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跳跃,因为我们缺乏将两者连接起来的工具。满怀热望的学习型组织所面对的核心挑战,是使大的图象概念化、并将在实务中测试构想的工具与流程发展出来。组织中人人都必须熟习思考、执行、评价与反思的循环,不这么做就不可能产生有效的学习。
  编织故事、驱动远景
  巧妙的构思出使命故事,是领导能力中最古老的范畴之一。这种领导能力的确含有神话的特质。吉穆耳(Heinrich Zimmer)在他《国王与尸体》(The King and the Corpse)这本关于神话的书中写道:“圆桌武士真正的任务现在就在他们面前。”对吉穆耳来说,马林是“使命故事”的高手。“首先以大圆桌图形的象征意义,将三十名武士团结起来,然后再使他们分道扬镖,走上各自不同的蜕变之旅。”虽然武士们各自的旅途不同,“他们的心却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盟约之中,虽然他们每一个人都被注定要独自完成自己的旅程,彼此的命运却将相遇、交会,而交织成许多动人的故事……。”
  前面所摘录三位领导者的使命故事,其内容都在描写一些更深远的议题,它超越了自己组织的问题,并蕴含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而就是这种使命感,使他们毅然采取行动并解说自己的愿景。其中有的故事涉及一种更合乎人性的新型组织(欧白恩),有的使人有能力在想要延续现状和创造之间求取平衡(赛蒙),有的在于结合“概念化的大图象与在实务中测试许多构想”(史塔达)。
  但是这些使命故事并非就此完结,它们在被说出来的时候,就在继续演进——事实上,使命故事本来就是一种被说出来的结果。愿景之所以对这种领导者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就是这个道理;透过愿景,使命故事的情节不断向前发展。
  在学习型组织中,那些领导者可能由追求他们自己的愿景开始,但是当他们学会了细心聆听别人的愿景时,他们开始明白自己的个人愿景是某种更大事物的一部分。这并不会减弱而只会加深领导者对愿景的责任感。赛蒙说:“放弃现有典范的意愿,来自你甘心成为愿景仆役的忠诚。”
  成了愿景的仆人,改变了领导者与自己个人的愿景的关系。它不再是“这是我的愿景”那种拥有的关系,而是变成一种召唤。萧伯纳的话简洁有力地表达了这种关系:这是生命中真正的喜悦,被一个你认为伟大的使命所驱策……,那是一种自然的力量,而不是一种狂热,它使自私、积郁、怨天尤人一扫而空。“
  对愿景有同样扣人心弦描述的是黎巴嫩诗人季伯伦(Kahlil Gilbran),他将领导者对自己愿景有无比的责任感、但并不拥有的那种感觉,比拟做父母对子女的情愫: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
  他们是对生命本身充满渴望的儿女。
  他们是经由你来到这个世界,但不是出自于你。
  虽然他们和你在一起,但他们并不属于你。
  你可以给他们你的爱,但不是你的思想,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他们的身体居住在你的屋子里,但是他们的灵魂却不是。
  因为他们的灵魂居住在明日之屋,甚至在梦中你也无法前去那儿探访。
  你可以尽力使自己变得像他们,但是尽力不要使他们像你。
  因为生命不会倒流,也不会位足在昨日。
  你是引经由你射出子女的生命之箭。
  神箭手瞄向无穷远的标的,以他的神力将你拉弯,把箭射得又快又远。
  任那神箭手将你弯满,那是一种真正的喜悦。
  因为,一如他喜爱飞快的箭,他也同样喜爱沉稳的弓。
  领导者是教师
  赫门米勒家具公司已退休的总裁帝普雷说:“领导者首要的责任是界定真实情况。”
  我们已清楚地认识到,领导者是由“自己是仆人”的意识中,获得源源不绝的希望和精神食粮,许多领导者确实可以使力的杠杆点,在于协助人们对于真实情况能有更正确、更深入和更能产生力量的看法。
  在大多数的组织中,成员所认知的“真实”指的是必须承受的压力、必须因应的危机、以及必须接受的限制。依照这样的真实定义方式,愿景最多不过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梦,最坏不过是一个受人嘲讽的幻觉,却不是一个可以达成的目标。反观画家、作曲家、雕刻家,他们不都是在各种限制(例如表达的工具加诸于他们的限制)之中从事创造吗?
  如果真实中没有任何限制,使一个人在弹指之间愿景成真,那就没有所谓的创造过程了。
  然而,领导者应如何帮助众生,像艺术家那样把真实情况当成一种创造的媒介,而非限制的来源?这便是“领导者是教师”的工作。
  参照在本书第三章结尾所介绍解释现象的不同层次观点,领导者能够在四个层次影响人们对真实情况的看法:事件、行为变化形态(趋势)、系统(整体)结构和使命故事。这时的关键问题是,领导者自己及其对组织的焦点应在哪里?
  现今的机构领导者大多把焦点放在事件和行为变化形态上面,这是何以当代的组织绝大多数只是反应,或顶多是顺应,而很少有所开创的原因。
  学习型组织的领导者兼顾这四个层次,但焦点主要放在使命和系统结构这两个层次上面。他们并且“教导”组织中所有的人也都这样做。
  系统结构属于系统思考和心智模式的领域。在这个层次,领导者不断帮助人们看清更大的图象:第一,组织中各个不同部分如何相互作用;第二,不同位置的个体,如何因其背后具有共同的结构,而发生相似的问题;第三,局部的行动者如何产生远比自己通常认为的还要长期而广泛的影响;第四,何以需要某些系统整体的营运政策。系统结构的层次虽然重要,但是它自身欠缺一种目的意识,所能处理的是“如何”,而非“为何”。
  领导者借着把焦点放在使命故事,对于这个组织为什么存在,以及将迈向何处的更大的理由,可以添加另一层意义。他们提供哲学上所称的“目的论的解释”
  (teleological explanation)——了解我们想要变成怎样。当组织中人人都具有大于个人的目的意识,共同的使命感会把他们连成一体。他们具有其他方式无法做到的那种认同感和连续感。
  说故事的艺术
  依我的经验,具有整合使命故事与系统结构才能的领导者很少见。这无疑是学习型组织仍然罕见的主要原因。
  葛尔(Bill Gore)是一位具有这种天分的领导者。他是葛尔合伙公司(葛尔化纤和其他人造纤维的制造厂商)的创办人,并长期担任总裁。他并不是一位特别有魅力的演说家,但他擅长一种特别的说故事艺术:将组织核心价值观、使命,和营运政策与结构整合而成的故事。比尔对于自己的组织高度平等的文化非常引以为傲,他们没有“员工”,只有“合伙人”,每个人都握有股份,也都参与管理。他在一次谈话中解释该公司在控制之下成长的政策:“我们的限制不在财务资源,而在于能够引进新合伙人的速度。但是依照我们的经验,如果我们尝试以每年高于25%的比率引进新合伙人,我们就无法动弹;每年25%的成长是真实的限制。如果采用权威式的组织,你能够做到远高于此的成绩,我们合伙人之一的伊丝回家把这限制因素告诉她先生。她的先生是一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在罗威尔天文台工作。他说:‘这是个很有趣的数字’,他拿出纸和笔来计算,然后说:‘你相不相信,在57年半之内,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将在葛尔的公司工作?’”
  透过这个简单的故事,葛尔解释限制成长率这项基本政策背后的道理,这项政策无疑会为组织造成很大的压力。他重申该公司为合伙人创造一种绝佳环境的承诺,并阐明该公司即使有所牺牲,也要忠于愿景:“如果采用的是权威式的,而不是平等主义的组织,你能够做到远高于此的成绩(从成长率的角度来看)。”(想想看前面人民航空失败的原因之一,正因缺乏这样一个控制成长率的政策,而无法使新进人员与其创新性的工作系统同化的速度,跟得上成长率)故事最后这部分告诉我们,该公司虽然自己设下了成长的限制,仍然是一家“成长”的公司,这是他们愿景的另一个面向。
  了解系统运作的力量
  不幸的是,更常见到领导者虽然具有使命感和真诚的愿景,却没有能力培养出对于系统的了解。许多魅力型的伟大领导者,虽然有很深的使命感和愿景,在管理方面却几乎完全专注在事件的层次上。这样的领导者虽然也同时关切愿景与危机,却很少顾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培养崇高的目的意识和使命感,他们创造极大的能量与热忱;但是在这样的领导之下,组织虽然能朝气蓬勃地快速成长,但由于缺乏对系统的了解,整体政策与资源无法动态搭配,而难以支撑其成长。到后来组织为了解决问题以求生存,成员的世界观自然变成由事件与反应式的心态主导。大家在接二连三危机不断的冲击之下,无法控制自己的时间,更不用说自己的命运。最后他们开始嘲讽组织的愿景,甚至嘲讽任何崇高的愿景。最后导致愿景赖以生根的土壤——相信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的未来的信念——被污染。
  “有愿景的危机管理者”往往变成悲剧人物。这样的悲剧缘自他们愿景的深度与真诚。他们往往真正献身于崇高的愿望,但是崇高的愿望不足以克服与愿景反其道而行的系统力量。如生态学家所说的:“大自然终将反击。”如果我们未能学习如何辨认、运用,并以温和渐进的方式改变系统的力量,这些力量终将压倒即使是最崇高的愿景。
  有愿景的策略家也发生类似的问题。有些领导者具有愿景意识,却只在行为变化形态和事件这两个层次运作。虽然这样的领导者较能管理变革,但教人看清的仍只是趋势而非背后的结构。他仍只是在亦步亦趋地顺应,而不是开创新局。讽刺的是,这些具有愿景意识,并了解事业主要趋势的领导者,常被推为有效领导的模范。这是因为他们远比没有愿景的领导者,或者只关切愿景与事件(而没有系统思考)的领导者有效得多。
  但是学习型组织的领导者必须做的,不仅是研拟策略来利用正在显现的趋势,他们必须能够帮助众人了解形成改变的系统力量,仅凭直觉来掌控这些力量是不够的。许多“愿景策略家”对改变的原因有丰富的直觉,但他们无法解释这类直觉。这样的领导者最后会变成权威须导者,强制推动他们的策略与政策,或不断干预决策;即使他们的价值观中是反对权威领导,但是由于“只有”他们能够看到必须如此决定,以致不得不用权威来推动。学习型组织的领导者有能力将他们策略性的洞识概念化,使其成为大家能接受和理解的知识,并可以公开接受挑战和改善。
  看清及面对现实
  领导者的教师角色,教的并不是如何形成愿景,而是如何促进每一个人学习。这样的领导者帮助组织的每一个人培养对于系统的了解能力。而其中“忠于真相”是帮助领导者达成此项责任的不二法门。有些有领导天赋的领袖常因不能忠于真相,甚至于尝到身败名裂的苦果。
  詹森(Lyndon Johnson)初任美国总统的时候,尽管美国刚发生了肯尼迪被刺杀的悲剧,他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方案仍赢得举国支持。詹森擅长争取国会的支持,他一次一件,很有耐心地咨请众议院通过他所提的法案,在总数91件法案之中,被众议院否决的只有两件,这样的成果确实惊人。在面对群众时,他赢取大众支持的能力也一样惊人。历史学家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说:“他的目标曾经是国家的目标。”但是詹森领导的结局却令人失望,部分便是因为詹森未能坚持忠于真相的原则。当他被告以美国负担不起同时推动大社会与参加越战时,他开始有计划地隐瞒战争的花费。曼彻斯特说,他告诉顾问:“如果我告诉众议院战争的花费有多少,他们将坐在那里,一面亲切地谢谢我,一面把我的大社会退还给我。”渐渐的,詹森开始使自己与批评隔绝,甚至不再听取顾问的建言。没多久许多阁员相继辞职。最后,詹森成套的谎言还是纸包不住火,产生1965年纽约前锋论坛报所称的“信用差距”(credibility gap)。他的领导信用之低,使他在1968年无法竟选连任。
  领导者因未能忠于真相而失败,从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Oedipus)到现代,在历史、神话以及企业家的故事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的同事,也是组织顾问史密斯(Bryan Smith)说:“我遇见许多被自己的愿景所击垮的领导者。”发生这种情形,几乎总是因为领导者失去了看清目前真实情况的能力,他们虚构个人及组织的希望,以缓和焦虑不安和规避不确定的事情,假装一切平安无事。他们变成演说家,而不再是领导者;变成自己愿景盲从的信仰者,而不再是学习者。
  以创造性张力重振组织能将设计师、仆人和教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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