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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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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消失为止,你会耐心地等候阿司匹林产生药效,因为你知道阿司匹林要迟延一段时间以后才产生作用。许多参加游戏的人每一周都订购啤酒,直到他们的欠货额消除为止,其后果可想而知。
  第二,不要恐慌。当你的供应商无法像正常那样,迅速地给你想要的啤酒时,你所能做的最糟糕的决策就是订购更多的啤酒;然而这正好是许多参加游戏的人所做的。当欠货的数量持续累增,而顾客大声抗议的时候,便更需要修炼来抑制自己订购更多啤酒的冲动。缺乏这种修炼,你和其他人都将遭殃。
  大多数参加游戏的人抓不住这些要领,因为只有当你扩大自己的思考边界,而了解不同角色之间的互动情形之后,这些要领才显而易见。“吞两颗阿司匹林,然后耐心地等”这项要领,来自于了解供应商在处理订单出货上,会有一段时间的迟延。“不要恐慌”这项要领,来自于了解你再发出的订单,将恶化供应商交货迟延的现象,而导致恶性循环。
  如果参加游戏的人依照这些要领去做,他们能改善到什么程度呢?要完全消除所有过度订购与“存货/欠货”的波动循环是不可能的,但要把这些不稳定控制到一个较小的程度是可能的,我们大约可将总成本降为平均参加游戏者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大幅改善是可能的。
  更新思考、去除智障第二章中所描述的七项学习智障全都可在啤酒游戏中发现:●“局限思考”使人们无法看到自己的行动如何影响其他的角色。
  ●随后当问题发生时,他们旋即“归罪于外”,“敌人”是参加游戏的其他角色,甚至顾客。
  ●他们“主动积极”解决问题,发出更多的订单,反而把事情弄糟。
  ●超量订购是逐渐累增的,因此他们像“被煮的青蛙”般,并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直到情况已无法扭转。
  ●他们“未能从经验学习”。自己的行动在系统内其他地方所引起的后果,最后回过头来造成自己的问题,却责怪他人。
  ●通常每个角色是由二至三人所组成的团体来扮演,当决策出问题时,只会互相归咎责备,无法共同学习。
  啤酒游戏使我们深入体认,在复杂情况下,这些学习智障与我们所习惯的思考方式之间的关系。大多数人在玩完这个游戏的时候都感到单调而不满,因为只是做些被动的反应而已,然而大多数人后来也体认到,这种被动的反应源于自己只专注在一个又一个星期的事件上。参加游戏的人,大多数被库存及新送到啤酒数量的不足、以及订单的突然增加所震慑。当被问及为什么会这么作决定的时候,他们大多会针对事件做解释:“我在第十一周订购了40箱,因为我的零售商订购了36箱,清光了我的库存。”只要他们持续“专注在事件上”,他们就注定只能采取被动的反应。
  掌握结构层次的洞寨力
  如图3—10所示,以系统观点解释复杂的状况,有多重的层次。在某些意义上,所有的层次都同样的真实;但其效益则十分不同。如果以“谁对谁做了什么”的事件层次来解释事情,注定会采取反应式的立场。如前面所谈到的,事件的解释在当代的文化中最为常见,而这正是为什么反应式管理盛行的原因。
  根据行为变化形态层次而提出的解释,则专注于察看较长期的趋势,并评量他们的涵义。譬如在啤酒游戏中,其中一种行为变化形态的解释可能是:“产销系统本来就是循环而不稳定的,你离开零售商愈远,情形将变得愈严重。所以迟早制造厂商会有发生严重危机的可能。”行为变化模式的解释开始打破短期反应的局限,至少它建议如何在经过一段较长时间之后,能顺应变动中的趋势。
  图3—10 以系统观点解释复杂状况的层次
  系统结构层次的观点(能改造行为的变化形态)
  ↓行为变化形态层次的观卢、(能顺应变动中的趋势)
  ↓事件层次的观点(采取反应式的行为)
  第三个层次“结构性”的解释最罕见,但却是最强有力而具有创造性的。它专注于回答:“是什么造成行为变化的形态?”在啤酒游戏里,结构性的解释必须显示发出的订单、出货、库存如何互动,而产生所观察到的不稳定与扩大的效应,以及考量迟延交货对新订单交货的影响,和可能引发的恶性循环。结构性的解释虽然不易找到,但是一旦当我们能清楚而全盘地从结构层面来解释时,其效力则非常之大。
  美国总统罗斯福便是一个具有这种洞察力的领导者。1933年3月12日,罗斯福透过无线电广播,解释为什么银行要休假四天。当时全国正陷入恐慌,罗斯福平心静气地说明银行系统结构性运作的情形。他说:“让我简单地说,当你把钱存入银行时,银行并不是把钱放入保险库内,而是把你的钱投资在许多不同形态的信用事业上,如债券与抵押等。换句话说,银行运用你的钱使经济保持转动。”他解释何以银行需要保有储备,如果提款的人大多,则会造成储备不足,进而提出为什么银行歇业四天对于重整金融秩序是必要的。他最后说服公会支持这项激进但是必要的措施,也从此获得大众沟通高手的美誉。
  结构性的解释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只有它才能触及行为背后的原因,并进而改进行为变化形态。结构影响行为,因此改变背后的结构,能够产生不同的行为变化形态。
  在这个意义上,结构的解释就深具创造性。由于人类系统中的结构,还包括系统中许多影响我们如何做决定的因素,因此,重新设计我们做决策的方式,等于重新设计系统结构。
  对大多数参加游戏的人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深入体认到,门己的问题以及改善的可能,全都无可避免地受到自己思考方式的影响。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学习,在一个以事件思考为主的组织里,无法持续。它需要一个结构性或系统性的思考架构,也就是找出行为背后所有结构性原因的能力。光有创造未来的热忱是不够的。
  当参加啤酒游戏的人了解行为背后的结构后,他们更清楚地看见自己改变这些行为的力量,也因此能采取能在大系统中更有效运作的订购决策。他们也印证了几年前柯利(Walt Keily)在他的漫画《扑高》(Pogo)中的一句名言:“我们碰到敌人了,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第04章 第五项修炼的微妙法则
  动态系统(dynamic system)是非常微妙的,只有当我们扩大时空范围深入思考时,才有可能辨识它整体运作的微妙特性。如果不能洞悉它的微妙法则,那么置身其中处理问题时,往往不断受其愚弄而不自知。
  在本章中我们将介绍这些和许多常理相违勃,但却和一些古老的智慧相契合的法则。
  读者也可对照前两章的内容,进一步了解这些法则。有些法则或许让你有重复的感觉,那是因为它们原本就是一体的数面,另外也是为了多方认识的缘故。
  一、今日的问题来自昨日的解
  从前有一位地毯商人,看到他最美丽的地毯中央隆起了一块,便把它弄平了。但是在不远处,地毯又隆起了一块,他再把隆起的地方弄平。不一会儿,在一个新地方又再次隆起了一块,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他试图弄平地毯;直到最后他拉起地毯的一角,一条生气的蛇溜了出去为止。
  我们常常不知道产生问题的原因为何;事实上,此时你只需审视自己以往对其他问题的解决方案,便可略窥一、二,因为今日的问题经常来自昨日的解决方案。素来销售领先的公司,可能发现这季的销售锐减。为什么?因为上一季高度成功的折扣活动,吸引许多顾客提前购买,而使本季市场需求剧降。又如一位新上任的管理者为了控制成本,而减少库存,也会导致销售员花更多的时间向顾客解释为何延迟交货。而执行公务的警官,常有这样的经验:拘捕了东街毒品经销商,却发现只是使他们的阵地移转到西巷。
  还有就是有些城市之所以爆发许多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活动,竟是因为政府官员查获大宗毒品走私;因为如此一来,毒品短缺,价格高涨,而使许多受不了毒病的吸毒者铤而走险。
  以上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是把问题从系统的一个部分推移到另一部分,当事者却未察觉。这是因为在系统中解决第一个问题者和承接新问题者经常不是同一人。
  二、愈用力推,系统反弹力量愈大
  在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动物农庄》(Animal Farm)一书中,名为“拳击手”的这匹马,面对任何困难时总是回答说:“我会更努力工作。”起初,他积极向上的意图鼓舞了大家,但是渐渐的,他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反效果。因为他愈辛苦地工作,统治者所加给他的工作愈多。他不知道主管农场的猪,实际只是玩弄权与利于股掌之间的一群。“拳击手”的勤勉,实际上只使其他动物看不见这些猪的所作所为。
  系统思考对这种现象有个名称——“补偿性回馈”(compensating feedback),意指善意的干预引起了系统的反应,但这反应反过来抵消干预所创造的利益。我们都曾有过面对补偿性回馈的感觉:你愈用力推,系统反推回来的力量也愈大,于是你更辛苦地推,但愈是花更大的努力去改善事情,似乎需要愈大的努力去回应。
  补偿性回馈的例子非常多。许多善意的政府干预,成了补偿性回馈的牺牲品。美国政府于六十年代,在老旧的城市内大量建造低收入住宅与提供当地住户职训。但尽管美国政府不惜投入大量资本和人力,这些城市到了七十年代却仍未见改善。原因之一是,低收入户大量从其他城市和乡村迁居到这些有补助的城市,最后新住宅区变得过度拥挤,申请工作训练的人,也使实际设备不敷所需。同时,城市的税基继续被侵蚀,使更多的人陷于贫困之中。
  类似的补偿性回馈作用,也抵消了对开发中国家食物与农业援助的美意。因为虽然食物的供给增加了,但同时却使死亡率降低,人口因之成长,结果食物反又不足。
  同样的,八十年代中期,以贬值美元来扭转美国贸易不平衡的努力,被许多国外竞争者的“自动降价政策”抵消了,这是因为许多外币是随美元而自动调整的。此外,以引进外国的武力压制国内游击队的政策,常让游击队更堂而皇之地以扫除外来强权干预为号召,而获得更多支持,结果反而增强了反抗力量。
  许多公司经验过补偿性回馈。当一项产品在市场突然失掉吸引力时,他们便更积极推动行销,例如在广告方面投下更多的金钱,降低价格等。这些方法可能把顾客暂时拉回来,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割肉补疮的结果,只是让服务品质(例如交货速度或品质管理)衰退。长期而言,公司愈加热衷于行销,失掉的顾客愈多。
  补偿性回馈也不限于大的系统,个人的例子也很多。戒烟会使某些人体重增加,身材变差。形成新的压力,为了解除庄力就又开始抽烟。又有些母亲殷切希望年幼的小孩能与同学和好相处,再三协助化解冲突,最后却造成这个孩子无法学习独自处理冲突。
  或例如有些初到公司的新人,急于和大家融洽相处,当别人批评他的工作时,也绝不回应,最后反而被人认为难以共事。
  不论是透过积极干预或徒增压力的克制本能,更加用力推进只有令人精疲力竭。身为个人或组织,我们常不自觉被吸进补偿性回馈的陷阱,且以自己的努力不懈为荣。当我们的努力未能产生持续改善的效果时,我们更加用力向前推,那种忠实殷勤,就像“拳击手”一样,坚信努力工作将克服所有障碍,这将使我们无法看见自己反而助长这些障碍。
  三、渐糟之前先渐好
  那些效果不彰的干预措施之所以能引诱许多人采用,是因为在短期之中我们确实可看到一些效果:新房屋建好了、失业的人受了训练、饥饿的孩童获得照顾、不足的订单有了补货、把烟戒掉、解除孩子的压力、避免了与新同事的冲突……。然而补偿性回馈通常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延”(delay)才会被发现,也就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弊害之间的时间差距。《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曾登载一幅卡通:有一个人坐在倚子上,推倒左边的一个大骨牌。他告诉自己:“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然而他没有看见那骨牌正要倒向另外一个骨牌,而后倒向另外一个,一个接着一个,骨牌链最后将统一圈从他的右边击中他。
  许多管理的干预行为,常在恶果显示之前,呈现良好状况的假象,这是为什么只重表面的政治性决策(例如为了讨好老板)常制造出反效果的原因。似乎人类已发展出一套复杂的系统,有办法使任何事情在短期看来很好,但是最后补偿性回馈会阴魂不散的回来找你。就像骨牌圈移动的时间滞延,系统问题很难当下辨认。典型的解决方案常可在开始的时候治好症状,我们觉得好极了,误认现在已有所改善,或甚至问题已经不存在。但在二、三年,甚至四年之后,以前的问题会再回来,甚至有新的问题因此而引发。
  到那个时候,旧人已走,新人将面对更难处理的问题。
  四、显而易见的解往往无效
  这是一则古老故事的现代版。过路人遇到一位醉汉在路灯下,跪在地上用手摸索。
  他发现醉汉正在找自己房屋的钥匙,便想帮助他,问道:“你在什么地方丢掉的呢?”
  醉汉回答是在他房子的大门前掉的。过路人问:“那你为什么在路灯下找?”醉汉说:“因为我家门前没有灯。”
  有灯光才易寻找,因此醉汉也不追究钥匙真正掉在哪里。看到灯光便开始找。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熟悉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好像最容易,因此我们往往固执地使用自己最了解的方式。虽然有时候钥匙确实是在路灯下,但是也经常掉在暗的地方。当我们努力地推动熟悉的解决方案,而根本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善,甚至更加恶化时,就极可能是“非系统思考”的结果。
  五、对策可能比问题更糟
  有时候容易的、或熟悉的解决方案不但没有效果,反而造成极危险的后遗症。比方说,有些人以饮酒来消除压力,没想到后来却养成酗酒的恶习。
  应用非系统的解决方案,在日后常需投入更多心力去解决后遗症。这是为什么政府许多构想拙劣的干预政策不仅没有效果,反而降低地方人士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增加对政府的依赖。短期改善导致长期依赖的例子俯拾皆是,系统思考学者称这个现象为“舍本逐末”——把担子转给干预者。干预行动也许是中央对地方政府善意的补助,但所有的协助只会让系统的根本更弱、更需要帮助。
  如米铎丝说的:“舍本逐末的例子是容易和有趣,但有时候是吓人的,”而这种例子也不限于政府部门。我们把简单的算术交给口袋型计算机去做、把照顾老人的担子转给疗养院。为了便于管理,我们将原本各自林立的独立社区,改成大型的住宅计划。冷战把谈判求和转成加强军备,因此军事及相关的产业随之蓬勃。在商业界,我们可以把担子转给顾问或其他公司,依靠他们的协助,而未进一步训练自己的经理解决问题。如此日子久了以后,干预者的力量日益增长—…·,不论是药物对个人的控制、军事预算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外国军援对国家主权的威胁,或是企业求助预算的增加,情况都一样。
  如米锋丝所说的,为了避免舍本逐末结构的弱点,任何长期解决方案必须增强系统肩负自己担子的能力。有时候这是很不容易的。管理者在把人事问题转给管理顾问公司后,可能发现如何将担子接手回来才是真正的难题。学习如何处理人事问题,得投入许多时间与全心投入的。
  六、欲速则不达
  这也是一个老故事:乌龟跑得慢,但是他最后赢得比赛。企业界人士通常希望的成长速度是:快、更快、最快。然而实际上所有自然形成的系统,从生态到人类组织,都有其成长的最适当速率;而此最适当速率远低于可能达到的最快成长率。当成长过速,系统自己会以减缓成长的速度来寻求调整;然而在组织中,这种调整常会使组织因而被震垮,极其危险。第八章中谈到人民航空公司的故事,便是一个欲速则不达(甚至于倒闭)的例子。
  无论是管理者、政府官员、社会工作者或其他角色,当面对这些复杂社会系统中令人不满的问题,而试着有所作为时,常常因为看到这些系统原理的运作如何阻挠行动,而感到非常气馁。生态学家兼作家汤玛斯(Lewis Thomas)将这种气馁称为“本世纪最严重的无力感之一”。这些系统运作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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