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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自己不满。
10月13日黑龙江的一份报纸报导，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长青乡3月22日晚，乡教育办公室27岁的副主任付殿忠，为了早些得到升迁机会，雇佣杀手谋杀乡教办主任孙纯才、吴景学，因为他俩离退休年龄太远。
这仅仅是官官相杀之一斑。翻开前几年的纪录，更是触目惊心：广东省阳春市财贸办副主任林启菊，“很不习惯”市长曾威斌的领导方式，感觉他老是“刁难”自己，了解到原副市长杨启周与曾市长之间积怨颇深，便找到杨启周，相约除掉曾威斌。1997年3月，杨启周与林启菊雇用杀手，50万元买曾威斌的人头。1997年4月16日，福建省环保局副局长杨锦生为谋取正局长之职，花3万元雇用黑社会势力，用浓硫酸将环保局局长杨明奕烧成重伤。2000年3月22日，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长青乡教育办副主任付殿忠策划谋杀了主任孙纯才。
2000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南宁分院就隆安县原副县长李绍武为保官杀人，向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李绍武的朋友杨丛“下海”办公司，李绍武加盟其中。后因利益分配不均，杨丛扬言要去法院告李绍武，搞臭他，让他当不了官。因县政府快要换届，李绍武很害怕，伙同他人用36万元雇请5个杀手，于1998年8月25日将杨丛置于死地……
“官官相护”是中国官场历来的恶习，“官官相杀”从表面上看和“官官相护”相反，但其本质却是一样的，也同样是中国官场的恶习。“官官相杀”在中国实际上源远流长。春秋战国，你整我，我整你。历朝历代更是变本加厉，各官员们使出浑身解数，相互坑害。共产党统治中国后，更是把这变成了一门艺术──斗争斗争再斗争，上至高层，下至基层官员，一派腥风血雨。不过，过去的“官官相杀”多少还是有点文明，属于文斗和权力角逐的范畴。而如今竟然发展到雇佣黑社会，使用卑鄙手段，则有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似乎已经超出了官场的游戏规则，有点丧心病狂了，太赤裸裸了。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人民公仆的中国为官者，一下子“凶”形毕露，变成了一个凶神恶煞的“刀客”、“刽子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第十七章 官与经济
17。1 官与经济
经济重来就不是孤立的经济，从来就是政治的表现。所以有关经济发展一直是比较敏感的问题，争论也很大，要么不谈，要谈的话，事先一定要把住领导的脉搏，一定要了解最新的最近的信息。
计划经济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在宏观经济领域，行政控制经济，排斥市场作用；二是在微观经济领域，扶持国有企业，消灭民营企业；三是在发展战略领域，重工业优先发展；四是在收入分配领域，批判按劳分配，搞绝对平均主义；五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批判西方经济学，全党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
计划经济是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是一竿子插到底，既管宏观又管企业；市场经济则不同，政府调控是宏观调控制，政府只调节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我们抛弃计划经济，也不是反对企业有计划。计划经济与计划是两码事，切不可张冠李戴，更不能把企业计划的重要性当作否定市场取向改革的借口。
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有的只是利益搏弈。在这种搏弈中，双方都有权去寻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关键看双方有没有利益共同点、彼此利益重合的地方有多大，以及搏弈双方的处境和力量对比。如果双方的利益非常一致，或者重合的地方很多，且双方处境相当，那么，搏弈的结果就会趋向均衡，这种均衡对双方来说，都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
经济学里有句名言：资本是有嗅觉的。只要有利益的地方，资本总能知道，并且千方百计地进去获取利润。很多地方的房地产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房地产的价格不断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而人为提升的结果。
有的人政治嗅觉相当敏感，要是事先被他嗅出了什么味道，他就会立刻采取措施，变被动为主动。所以，高手往往不从政治上入手，而是从经济上入手，使对手疏忽大意，以为只要自己政治上不出问题，就不会有问题。但他忘了一点，有时侯政治也会以经济的面貌出来，这就要犯错误、吃大亏、栽筋斗。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一个重要的、流行的理念是“算政治帐”，于是导致了很多违反基本经济规律的荒唐和严重的浪费。如今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算帐的方法似乎完全被颠倒了过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经济帐掩盖政治帐和道德帐。
中国的特色之一，就是政治话语在经济生活中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商场上的权力和金钱是紧密结合的，表面看起来好象遍地都是生意，其实真正的资源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不惜一切代价，如果不惜一切代价，这个代价太高。
从经济力量的角度看，资本的话语权越来越不容忽视，商业价值、社会价值、权力价值之间的制衡与互动机制已经体现。
一味追求效率的结果，就好象以最快的速度爬上梯子，然后发现架错了墙。
公有制在名义上是人人所有，实际上是人人都没有。这就造成人人都想占有这种现象的滋生。
试点推广模式是中国改革经验的金科玉律之一。改革开放的许多难题都是通过试点、试验田、特区逐步解决的。试点模式一般被认为稳妥郑重。但是，试点思维本质上不过是计划经济与中央集权的产物。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领导单纯当干部不搞经济不行，出不了政绩；知识分子单纯搞学问也不行，财力、物力不支持，出不了成果。只有领导与学者相结合、学问与权力相结合，才能如鱼得水、如虎添翼。
市场经济的核心，其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买”字，一个是“卖”字；在市场经济的天平上，包括人，都是可以卖的。
垄断霸王的巨额利润，实际上就是每个老百姓的生活成本。竞争格局只是一种伪市场化的表象，背后的“利益同盟”才是垄断的本质。
一个企业家，一切思考都以利益为前提，政治正义之类的东西，并不是影响他决策的重要因素。
在现实中，最初是企业求银行贷款，当银行向企业投入大量资金以后，关系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是银行求企业还息。至于还款，银行连想都不敢想，，因为这已经是显而易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要企业不破产，银行就烧高香了。开始银行是企业家的老爷，而一旦贷款到了一定规模，银行就会变成企业的儿子。再说，银行是国家的，风险也是国家的，与银行具体的信贷员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贷给谁都是贷，只要给点好处就能打倒，太容易了。
17。2 关于官商问题
官商关系的历史考察。
中华帝国从宋朝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表面特征之一就是工商业的繁荣。在明清两代出现了以前没有的大商帮，晋商和徽商为其中声望最显著者。
工商业者为中国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些一点都没有改变人们对商人的鄙视，其中原因很复杂，最让人不能容忍的就是商人和官员之间的暧昧关系。
明清以来的商人大多数有很强的依附性，由于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财富没有法律保证（甚至连道德保证都没有），因此他们大多数有依附于某个官僚，依附于腐败政治的倾向。骤然壮大起来的商人，在腐烂的政治环境中左右逢源，翻云覆雨。由于“钱能通神”的格言屡试不爽，他们无所忌惮地收买官员，攫取财富，他们的财富与其说来自于他们的生意头脑，不如说来自于他们杰出的交际能力，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一种垄断性质的生意，只要拿到政府的特许证，就可以财富滚滚而来。
商人们利用贿赂官员来牟取发财的特殊机会，保护自己的财产，这也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但是这种方式其实到头来并不总是有效，即使有效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成本。
从1865年到1890年，满清政府总共创建了21个军工企业，创办人几乎都是地方的督抚。这些企业只不过是这些督抚的另一个衙门而已。对这些企业的控制权，是与这些地方督抚的权势直接相连的。控制这些企业，是成为一方霸主的有力资本，因此大员之间常常为争夺这些企业的控制权而产生纠纷。
而近代新式企业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这种局面。如果没有地方大吏的保护和扶持是建立不起来的。没有一个官方的保护人难以筹措到大额的股金，在传统的社会中，也得不到能与外国资本和旧式企业竞争的特权，躲避不了来自官方的勒索；依附于官僚，自然也就难免来自官场的骚扰和腐蚀，由于各督抚都把这些企业作为自己的私人势力范围，所以新式企业成为督抚安插亲信的肥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总是带有严重的衙门气息。
企业中贿赂公行，任人唯亲，冗员泛滥，正所谓“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依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
进入民国以后，在中国丧失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后，企业与政治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一方面企业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他们操纵政治，为军阀提供财政支持，两面三刀，朝秦暮楚，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的产生和政策方向，如上海的总商会可以影响舆论、控制市面；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极为虚弱，任何一个军阀随时都可以前来勒索，威逼企业家，甚至绑架杀害，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更不要说能够建立正常的秩序和竞争规则。
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企业家在利用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的时候，一定不能让这种关系危害到企业的制度理念，所以对于政治，企业是利用，而不是被同化，这之间主客关系的区别看似极为细微，但在实践中这一差别却将决定企业的命运。
会馆演绎的官商故事
官商之间的事儿，从来都是大事。自秦汉以来，封建制基本上见了鬼，皇帝要靠官僚来治理整合国家，从此以后，中国社会的两大最有势力的群体，一是官，其中包括候补和退休的，一是商，其中包括半农半商和半官半商，他们之间的事，小得了吗？不过，在一般人看来，官商之间，没有什么好事，提到“官商”后面跟着就是“勾结”，勾结之后，自然是坑害老百姓，损害国家利益。
官商勾结，是官主动还是商主动？谁是主犯，谁是从犯，这个问题，在有皇帝的年月，答案一向是清楚的，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大家都认定商家一方，是罪恶之源，就像亡国都怪那些倾城倾国的美女一样，板子不由分说，都打在老板的屁股上。即使到了今天，前几天刚看的一个黄纪苏写的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依然是批官的时候，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商之时，乱棍齐下，既狠又黑。在这些人看来，世道坏，就坏在商人黑心趋利，把官老爷连带老百姓都带坏了。
尽管我不相信商人都是邪恶的逐利之夫，但在官商关系上，的确商显得要主动一些。问题是，商人为什么非要巴结官？道理很简单：在官与商之间，官是绝对的强势，不仅握有公共资源（可以通过商来分享），而且享有福人祸人的权柄，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也是百里侯，人称“灭门县令”。纵使富埓王侯，一个有权的小吏，也可能让你阴沟翻船，身死财空。反过来，商人，则处于绝对的弱势，不仅权势上无法与官抗衡，连自家的身份也带有道德上的污渍，在有“市藉”的时代自不必说，身份上就是准贱民，在有了正常的法律地位之后（明清），士农工商，商依然排在四民之末。
商人勾搭官府，到底是出于分享公共资源的动机多些，还是出于自保的动机多些？这还真是个问题。
不管哪个原因多些，反正只要做买卖，就得跟官府和官员打交道，赶集买菜也就罢了，只要有个固定摊位，哪怕卖包子，也得对衙役老爷陪个笑脸，忍受人家时不时白吃几个包子。大一点的商人，跟官府打交道，途径当然有很多，但跟今天比起来，却有太多的限制，王朝政府对商人的道德岐视，无形中增大了商人与官员沟通的难度。官员接受商人的吃请，包括同赴妓馆青楼，都可能受到都老爷（明清之际的监察官）的弹劾，上门送红包，更是风险巨大，因为官衙就是官老爷的私邸（在任上的地方官，都住在衙门里），难保不让人看见，即使让自己的属下知道了，也大事不妙。这些书吏和衙役，原本就不是自己带来的，都憋着找正印官的茬，做成把柄，便于操控，为自家舞弊提供机会。因此，在那个时代，商人勾搭官员，双方必须是熟人，至少得经过熟人的介绍，这样做起来才保险。
一个新入道的商人，怎样结交官员呢？一则可以经过已经结交了官员的前辈商人做中介；一则可以通过资助家乡的儒生，看哪个有出息，是绩优股，先投资押宝；一则可以培养自己家的子弟读书，然后一步步考上去，为官为宦。除了这些一个比一个效率低的渠道之外，明清之际，官商之间，还存在着一种非常有效而且特别为官员（尤其是京官）所喜的交往渠道，这就是会馆。
那时的北京南城，是会馆的天下。大一点有以省为单位的，比如湖广会馆、山陕会馆、安徽会馆、江西会馆等等，江西会馆据说在民国还第一个备有发电机，建有西式洋楼。小一点的则以县或府为单位，如绍兴会馆、南海会馆、新会会馆等，感觉上都是地缘的圈子。
建会馆的都是商人，会馆的运作，也是商人支持，不过，会馆却跟商业关系不大。建会馆，目的是为本地进京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的——记住，是免费的吃住。北京的会馆，最早出现于明朝中叶，因为是为了给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的方便，因此也叫“试馆”。由于发现这种会馆（试馆）对于联络京官和培养举子（候补官员和正选官员）跟商界的感情特别有效，于是会馆越办越多，到了清朝，凡是本地商业稍有规模的府县，都在北京设有会馆。会馆的建设，有各地在京的官员参与，但资金基本上来自商家（因为明清两代，官员俸禄很低，京官捞钱的机会不多，不大可能有此财力，即便有，由于京城目标明显，也没有人敢公然露富）。
许多出身科举的名人，都有过在会馆居住的历史，比如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乾隆年间的名臣陕西人王杰，就是住在长安会馆期间中的状元，这个状元，破了西北地区几百年的天荒。
直接帮助进京赶考的举子，比起从童生开始培养来，无疑是一项短线而且见效快的投资，因为所资助的对象，基本上处在科举台阶高端的人，步入仕途的概率相对较高（最差的也是参加顺天乡试的生员），即使考不上进士，也有可能从举人大挑和五贡出身。做了官之后，如果顾念资助之恩和乡谊之情，那么就有可能对商家有所回报。更何况，很多考中进士又做了京官的同乡，如果家底不太厚，考虑到京城消费的压力，往往就住在会馆里，为商家联络官员，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既然会馆是商家联络官府的由头，商家当然不会把注意力，仅仅投放在资助同乡考生和京官上。因此，像样的会馆，都设有戏楼。不仅省级会馆像湖广会馆、江西会馆的戏楼特别有名，连一些府县会馆，如洪洞会馆，平介会馆，也设有戏楼，不仅演各地的地方戏，而且大演昆曲，清朝中期以后，新兴的京戏开始占据各个会馆的戏楼，成为名角和看戏的商家跟官宦出没的所在。各地的地方菜系，也随之进京，有吃有看有听的，到了看戏的时候，原来的地缘规矩就不存在了，沟通无极限。
在没有广播影视等现代传播和娱乐形式出现之前，戏曲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消闲娱乐唯一渠道（前提当然是戏剧已经出现），官员当然也不例外，许多人不仅喜闻乐见，而且还是“顾曲周郎”，比如汤显祖和孔尚任。尤其是清朝禁止官员嫖娼之后，官员对于青楼妓馆的兴致，全都转移到了戏园子上，加剧了官员对于戏剧演员狎玩的分量，一时间，逛“相公堂子”蔚然成风。这样一来，某些设施比较好，在看戏的同时可以摆宴招待客人的会馆，就成为商人联络官员的最佳场所。通过演员这个中介，官商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有的名角（尤其是旦角），往往跟大商人和王公贵胄、达官贵人，同为腻友，彼此兄弟相称，乳名互唤，商人可以借机得到了大批政府的订货，以及承包政府工程的机会，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