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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一个儒家思想，更是赤裸裸的经世之学。什么是经世？其实就是做官，不过是打着为民的旗号来说的。儒家思想的意思，不做官是难以为民服务的，所以要“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
做官了，就可以为民服务了么？非也非也。你做官靠什么来保障官权？不是靠老百姓，而是靠皇帝。皇帝自己智力有限，他就是个天神也是有限的，毕竟是个人，不可能事事英明阿。如此，如何应对皇帝，就成了做官的第一学问。这是制度性的问题，并不是古代人傻，而正是聪明的选择。不靠皇帝，难道靠你老百姓？这不是开玩笑么？
但中国的皇帝（国君）经过了多年的经验积累，特别是秦朝的大力改造之后，懂得了一人之力非天下之力，学会了使用天下能人来辩论综合，懂得使用多人的智力来促成各项政策的出台——注意，这不是儒家思想带来的阿，其实正好是反儒家思想的法家秦始皇带来的；假如按照儒家思想建立所谓的周礼，那么就应该“继绝世”地承袭血统之权才对的——如此之结果，就造成了朝中官员众多，终于导致了做官学问的精密化和高深化了。大家互相辩论，也就难免出现利益的冲突，甚至彼此倾轧，但裁决权在皇帝那里，于是，上有皇帝、周有同僚、下有愚民之做官环境，成了中国做官学必须面对的真实处境。
于是，你通过儒家学说倡导的经史子集来阅读中国做官学，就可以窥探到中国做官学的高深之处了。特别是他的经和史两个部分，充满了这些深刻的道理。简而言之，就是做官要做到“表面的东西不要相信、不可直抒胸臆、学会装傻充呆、两面三刀才能生存、残酷斗争同僚不要手软”等等做法之理论依据和事实论证，正如林彪所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正是中国做官学的精密之处了。
特别是官僚之间的彼此倾轧，最后要通过皇帝来最终解决，如何把握之并趋利避害，更是最重要的学问了。
有史以来，有关做官的学问真是浩如烟海，只是不知道你注意没注意它是做官学这个本质没有——帝王制存在的时候肯定没有敢明说是这个东东的，原因自然是毕竟做官学其实就是阴谋论，大概会引发皇帝的愤怒的。所以，直到了民国初年，随着帝制的崩溃，便有了直观的做官学问，这便是《厚黑学》为特征的在中国如何做官的经验性总结之论著了，随后便发展成了从文化上、国民性上论述的做官学了。
因此，关于做官，便有了“厚黑说（李宗吾）”、“奴才说（鲁迅）”、“酱缸说（柏杨）”、“潜规则说（吴思）”，其中最伟大的，当数厚黑说和潜规则说。前者你拿来就可以用；后者却从理论上让人服气起来而拿来就用的——当然，吴思先生的本意却是批判这个东东的，不多言。
你看，做官该是多么复杂的东东阿，而从事实上看，做官也的确不容易的。大家都知道清官难做，毕竟社会整体黑暗，要“众人皆浊我独清”地搞个人英雄主义，充大头，还是很麻烦的。出头的橼子先烂么。这样的例子就不多说了，无论是海瑞，还是包青天，都有过灾难的时刻；今番就是说说贪官也难做，诸位可能就觉得新奇了。
贪官也难做？是的，就是如此的。君不见历史上的赵高、贾似道、严嵩、和茄木尢埃藕蚧实鄣氖焙颍侨绾渭枘训模克堑哪苣腿急硐衷谡反κヒ馍希龅搅巳绾稳没实勐猓疟Ｖち俗约旱奶俺晒Φ摹５牵飧龉谈檬嵌嗝醇枘眩±飞细糜卸嗌俦涮摹⑹С５摹⑸窬〉暮妥按厦鞯局噬鲜潜康暗幕实鄣模藕蛩歉咝耍讯瓤上攵Ｈ巳硕加凶宰鹦模怂藕蚧实鄄坏貌徊灰常推菊飧觯部芍捞肮僦蚜恕�
何况，信息封闭的时代，你如何让别人知道你是贪官还是清官？难道你自己说了算？历史上被诬蔑为贪官而被处死的清官真是海了去了，不都是这种艰难情况的证明么？
我每每看到那些三朝元老都敬佩不已。我佩服他们什么呢？佩服他们变态的程度。中国的情况历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却把新桃换旧符之不同皇帝不同政策的，没有什么连续性，夏天的天说变就变，何况是皇帝本人都不同了？但这些三朝元老真厉害，都能一直跟随下去而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作官的学问，就足够你我研究得了。
说一千道一万，那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只要存在，但凡你只要做官，做清官也罢，做贪官也罢，都是艰难的。一句话，“中国做官实为天下第一难”，因此必定学问高深的。
因此，在中国，做官难。你是清官还是贪官，还是要皇帝说了算的。因此，中国做官的学问之最高要义，当然就是如何侍奉皇帝的学问了。只要皇帝高兴了，你何愁清贪之名份呢？此种之深味，不可不察也。
2。4 关于官场权术
权术与政治斗争
政治权术，即政治斗争中带有诡诈特点的权变手段。所谓“权术”，依其字面上的原意，本无褒贬。“权”指的是古代衡器，又指称量行为。权的特点是根据不同的重量随时移动称锤以保持平衡，即所谓“权，然后知轻重。”引申为审时度势、因事制宜。因此，权术的本意无非是指一种灵活应用的手段而已。它的主要用武之地，是在政治斗争的场合。由于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舞台上，权术总是同君主驭臣、臣属弄君、官僚相互攻讦等丑恶的政治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人们也逐渐赋予权术以特定的含义。通常所说的政治权术，往往即等同于历代统治者为争权夺利而玩弄的阴谋诡计和政治“手腕”。
权术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在运用范围、使用对象以及具体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考察政治权术的历史及其本质的时候，必须要做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权术”实际上是一个含义比较宽泛的概念。大致而言，可以包括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权术是指统治者为欺骗愚弄人民大众而采取的诡诈的统治策略和手段。
权术，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政治斗争所需要解决的首先是由何者掌握国家机器的问题。权术正是适应这个基本意义上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为了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争取主动，斗争的各方都会努力寻求各种有效的斗争手段，其中当然包括灵活多变或者狡猾诡计的手段。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实现和巩固对国家机器的把持，必然千方百计地使用各种针对人民大众的虚伪诡计的手段。
第二种情况是，权术是指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权谋和手段。
历代统治集团内部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不同利益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因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权术，就是适应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权术实际上始终以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关系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舞台。
第三种情况是，权术是指一般意义上的领导艺术，调节人际关系的方法技巧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的外交手段。这些内容往往是人们政治斗争和生活实践的经验积累与总结。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权术，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在本质属性，权术表现出一种工具性的特点。权术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是实现一定对象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的工具。作为工具或者手段本身，似乎很难对其单独作出本质判断和道德评价。应当看到，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把权术手段直接等同于政治目的或者离开政治目的考察权术手段都是不正确的。险恶的目的需要借助卑劣的手段，手段的卑劣则往往表明目的的险恶。古代中国历代王朝，实行的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统治者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处于相对立的状态。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除了依靠军队、法律等国家机器之外，还不得不玩弄阴谋诡计，不惜采用一切卑劣的手段。
在表现形式方面，权术具有隐晦性的特点。政治权术不同于其他一般意义上的手段。它更多的是采用隐蔽的、间接的、灵活的、诡诈的方法来为实现政治目的服务。
在形成过程方面，权术具有经验性的特点。权术不是由圣人贤哲凭空杜撰而来，而是政治活动经验的产物。在长期政治斗争实践过程中，不同的政治集团和不同的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体味揣摩、提炼总结、归纳升华，逐渐形成了一些熟练的习惯手段。历史上政权的兴亡盛衰、仕途的升降沉浮、斗争的成败得失，也为后世提供了借鉴。权术在经验中产生，又在经验中发展，一步步的由简单到复杂，越来越成熟圆滑，越来越灵活诡诈。
在具体种类方面，权术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在古代中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以及国际关系、君臣关系、官际关系、民族关系和地区关系等各种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整个政治斗争的舞台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为了适应不同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名目繁多、花样别致的种种权术手段便应运而生。权术的随机性很强，变化多端，神出鬼没，没有一定的规律，常常在为人处世之时、临危制变之际，一种新的权术手段随之诞生。
在实际运用方面，权术具有有效性的特点。权术身披神奇的外衣，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往往较一般手段更容易奏效。权术的威力主要来自它的隐秘性。隐秘的权术常常出乎人们的习惯逻辑思维方式和常态心理之外，每每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上当受骗。正因为政治权术具有有效性的特点，所以它在政治斗争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权术争斗的目标。权术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是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权术手段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其实十分明确，一切政治权术的运用，都是为了争夺和巩固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就是各种权术争斗的直接目标。
政治权力是政治的核心，是实现一定对象的物质利益的根本保证。在政治权力的争夺中，政治权力本身并不是终极目标。争夺者之所以极力追逐政治权力，则是因为政治权力可以成为他们满足自身某种利益和需要的手段。就各个群体而言，通过掌握国家权力，就可以使本群体的经济利益的实现得到充分的保证；就个人而言，通过谋求一定的政治权力，便可以由此得到相应的物质利益以及其他方面的特权地位。政治权力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是人们获取其他价值的最有效的工具。所以，在内在的本质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争夺者的目光总是首先集中在政治权力上。权力之争无疑成为政治活动的焦点。
政治权力具有强烈的诱惑力量。为了满足权力欲望，统治集团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激烈的争夺。有争夺就会产生争夺的手段，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况看，获得政治权力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靠法律制度；二是依靠暴力手段；三是依靠血缘关系；四是依靠金钱财富；五是依靠权术手段。
上述法律制度、暴力手段、血缘关系、金钱消费等途径，在谋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均有一定的局限性。隐秘的权术则以其独特的效力，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战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实际上，权术成为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条件下获得政治权力的一种主要途径。
权术争斗的目标，不仅在于谋求新的政治权力，而且也在于促使既得的政治权力能够得到巩固和有效行使。基于这种巩固政治权力比夺取政治权力更为艰难的认识，统治者们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运用一切手段来巩固已经取得的权力地位。对于统治者来说，巩固权力与夺取权力同样离不开隐秘的权术手段。他们需要利用权术手段、血腥镇压与欺骗愚弄的软硬两手交替使用，消除被统治民众的反抗，维护既定政权的长治久安；他们需要利用权术手段，防范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排除各种现实和潜在的威胁，保证手中的权力不受到削弱或者丧失；他们需要利用权术手段，驾驭各种分散的权力，控制权力分化组合的过程，维护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和有效行使。
无形的政治权力，总要外化为有形的相应权位。
所谓政治权术，既是一种具有工具性、隐晦性、经验性、多样性、有效性的政治斗争手段。政治权术作为一种手段，始终是为夺取权力、巩固权力和有效行使权力而服务的。任何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都需要借助各种有效的斗争手段。
权术与政治道德
社会政治是一个复杂而统一的整体。政治权术不可能作为一种孤立存在的政治现象而游离于整个政治系统之外。政治权术在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各种政治因素的限制和影响。其中尤以政治道德对政治权术的影响最为明显和直接。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道德的主流始终处在与政治权术相对立的地位。政治权术的命运总是同政治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考察历史上的政治权术，就必须探讨政治权术与政治道德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政治权术生存发展的制约因素：
权术的运用，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政治行为，除了权术的运用主体本身的各种因素之外，主要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制约。
一是来自法律规范的限制。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是政治行为规范中的基本规范。权术的运用既然是一种政治行为，当然也就无法逃避法律规范的制约。政治手段的选择和运用，总会受到法律规范多方的限制，不可能不受任何限制地随心所欲地发展。
二是来自道德规范的限制。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权术所受到的来自道德规范的制约，似乎比来自法律规范的制约更为深刻和广泛。所谓道德，即一种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政治道德规范，则是指政治生活中调整人们之间政治关系所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当政治权术作为统治者的一种统治手段时，统治者的政治道德当然会对此采取容忍的态度。一旦政治手段成为人民反抗的工具或者破坏了统治集团内部既定的权力秩序，统治者的政治道德便又会对它们进行谴责。
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道德始终是统治者的道德。统治者总是把自己的政治道德装扮成全社会的政治道德，力图使其成为全社会多数人的政治行为准则。所以，当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利用“仁义道德”攻击政治权术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道德的力量，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心理信念来维持的。它比法律规范调整政治关系的范围要更完广泛。许多权术手段的运用，也许并没有触犯法律的规定，但却遭到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的广泛谴责和有力抵制。在政治道德压力面前，诡诈的权术不得不有所收敛。
传统政治道德对权术的排斥。
古代中国的传统政治道德，就其主流而言，是对政治权术采取排斥态度的。古代中国的传统政治道德规范是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过长期的政治斗争实践，历代统治者逐步提出了一整套符合自己根本利益的、理想化的政治道德标准，并以此对人民群众及统治集团成员进行道德说教和善额恶褒贬。根据这些道德标准，权术显然处在被排斥的地位。
玩弄权术者反而对权术痛斥怒骂，这并不奇怪。因为越是搞阴谋诡计的人，越是要装出一副光明正大的模样；越是搞阴谋诡计的人，越是害怕和反对别人搞阴谋诡计。正是出于垄断权术的需要，统治者才不惜将各种污水尽量泼洒在权术身上。权术只能由统治者用来对付别人，一旦别人也企图运用权术来对付统治者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筑起道德的屏障。于是乎，在政治实践中，权术被苟且钻营者们揣摩研究，日趋圆滑成熟；而在道德领域中，权术又被真假道学家们贬斥，恶名臭不可闻。
政治权术的存在，毕竟是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无论政治道德如何责难和咒骂，都不可能将权术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消除。相反，随着政治权术的发展，不仅在实际上促使了传统道德的沦丧，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权术还会从理论上向传统道德提出挑战。
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决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
政治权术在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