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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对应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政治秩序保持良性运行的关键。在现代西方社会，权责对应是通过民主宪政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的；公共权力由公民自由选择、授予，权力与责任的边界由宪法界定，并定期接受选民的调节。
当代中国实行的是带有权威主义色彩的政治体制。在这种制度下，政治权力是超然于不同利益集体之上的仲裁者，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这种制度有利有弊，其利是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能更方便地整合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力量投入某项具体国家目标；其弊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易走向自我膨胀，并因缺乏监督而在过程脱离其目标，权力部门成为利益主体。
毫无疑问，上述权威体制的弊端与“权责不对应，对政治权力难以追究责任”密切相关。因此，如何在现行体制下建立权责对应就成为关乎中国现行政体能否有效运转、甚至能否有序持续的重大课题。体制内学术往往回避根本性问题的存在，虽然提出了“官员问责制”这一治标之法，但在实践中见效甚微；体制外学者则基于西方经验往往断言在现行体制下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权责对称，只有彻底的政治转型才能消除体制弊端。
中国在现行体制下仍然有着建立权责对应机制的空间。既然权威社会政治权力的一强独大的现实难以改变，那么政治权力就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并且建立起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这种责任追究不应该被掩盖在政治权力的体系之内，而应该形成外在的法律体系，能够受到全社会的监督；有关责任追究的法律条款不应该抽象、含糊，而应该准确、具体，便于外界形成清晰的判断。换言之，权威社会其官吏既拥有最大权力，就应该承担最大责任；既拥有处置几乎所有公共事务的权力，就应该对所有相关后果负责。一旦有事，政府有关官员应该成为第一责任人，被追究其渎职罪，而不应该仅仅拥有追究他人责任的权力。官吏至少在程序上不能超越于法律的管辖之外，而应该成为法律管辖的第一对象。
要求自己对所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后果负责，成为不仅仅是自己的直接错误，而是包括经济衰退、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官民冲突等所有公共事务的第一责任人，随时面临被追究渎职罪的危险，这种窘境显然是现行权力体系下的官吏们所不能接受的。不仅是主观上不愿意，客观上也无法承受。这种不能承受正是这一思路的意义所在，如此即可导出真正的解决方案。办法很简单，就是要官员们从所有自己不能负责的事务上退下来，将权力下交或者横移，让其他部门、自己的下属或者民众自己来行使权力，承担责任。总而言之，权力应止于其所能承受责任的边界。权威社会可以自上而下、尽可能地扩张政治权力，但不同职权之间，权力的上下级之间、官民之间，应该有明确的权力边界。每一官职的权力延伸到哪里，其责任就延伸到哪里：责任之不能及，权力亦不能及，不能搞从上到下的权位高者“通吃”。
要重新按责任之所及确定各类、各级权力的边界是一个艰巨的工程，但这也正是政治体制改革、转换政府职能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改革的优势在于：只有成功之难，没有失败之险，不会引发整体性的社会危机，这是一种类似于西方宪政的分权制衡机制，它完全可以与中国现行体制相对接。只有建立起这样一种法制体系，这样的责任追究机制才能在现行体制下建立起责权对应。如果党政官员只有权力，没有责任，或者权大责小，无法有效追究责任，整个政治生态的恶化就难以避免，腐败弥漫，官民矛盾的愈演愈烈也难以避免。要真正依法治国、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政权基础，就应该以法治吏、建立权责对应机制。这是走出权力膨胀、官民对立的恶性循环，使社会治理趋于良性的必由之路。
按照美国历史学家孔菲力的说法，政府的治理，实际上就是一种信息控制的过程。在传统社会，政府倾向于信息封闭性管理，逐级信息量递减，只有最高层的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在一个相对封闭而且信息传播手段十分落后的社会里，这种信息的控制方式无疑有其合理性，因为至少政府可以做到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地防止不利信息对社会稳定的伤害。而且，在那种社会里，信息量的多寡本身就意味着某种荣誉，跟他对体制的效忠程度有直接的联系，所以，只要官场或者王朝的道德还能维持，这种信息控制方式就能奏效。但是即便如此，这种治理方式也会伴随着小道消息流行的弊端，时常扭曲政府的形象。
历史的惯性使得人们往往沿用过去的方式，每遇突发事件，首先的反应就是先瞒下来再说。事实上，政务公开，建设公共行政，也是竭制腐败现象的有效工具。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有多大规模的欺和瞒，就有多大规模的腐败。竭制腐败仅仅靠内部监督显然是不够的，只有把行政过程放在众人的视线之内，猫腻玩起来才会有障碍，所有内心有鬼的人，其实最怕的就是被暴光。
其实，政务公开作为中国政治和行政改革的一个方向，已经说了很有一些日子。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公开，怎样实施公开，却一直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办法。在政务公开问题上，应该抓住信息公布与传播这个关键。政府的定期新闻发布，不仅仅针对市民，而且针对媒体，在媒体的平台上，各路英豪，包括专业人士以及特别关心某些事物的民众，都可以就政府公布的信息展开讨论。这样，政府政务的决策和实施就可以尽量避免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甚至产生腐败行为。同时，在新闻发布会上，媒体的提问，在某些方面有些类似质询，如果政府部门在某个问题上说不清道不明，不仅自身尴尬，而且还会引发进一步的追究。
建立理性的官僚制度和公共行政架构，是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所要避免的，是所有制度改革常犯的老毛病：日久生疲，流于形式，尤其是当这种改革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的时候，制度就会变形，直至变成跟原来的初衷完全两码事的样子。公开才能公正，公开才能竭制腐败，只要政府把自己放在了阳光下，那么政府自己也就阳光了。
近年来关于改革的激烈争论之所以爆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制约改革的深层次体制因素没有被触动，以至改革常常被变形，改革收益过分向强势利益集团集中，改革代价过分向弱势力群体倾斜，最终导致社会结构的不和谐，并由结构性的不和谐导致社会运行的不和谐。
制约改革的深层次体制因素，首当其冲的是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现象。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由于权力运行的特殊性，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为了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成熟的市场经济都会严格限制权力介入的领域，并且对权力的运行实施有效的监督。中国在体制转轨中虽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性资源配置，但行政性资源配置不仅在国有经济部门依然存在，而且近年来已经出现向非国有部门渗透的苗头。
社会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客观上存在着权力市场化的可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中的寻租，不难发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股票融资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权力作为个人或群体的资源参与市场化，本质上是对社会财富的瓜分。它在形成暴富阶层的同时，不但侵犯了他人创造社会财富的收益，而且减少了社会可支配的经济资源，削弱了社会调节贫富差距的能力，加剧了经济转型时期社会的利益关系失衡。
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并非当下争议的焦点。真正的焦点在于，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是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其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市场调节机制本身的缺陷和社会调节机制的不完善，而且使后者产生严重扭曲。权力市场化也对改革本身构成严重的扭曲，在一些本不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出现了利用市场化牟利的“假改革”。而在一些应该大力推进市场化的领域，市场化改革却举步维艰。在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改革等领域，这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
要素市场化滞后是制约改革与社会和谐的第二个深层次因素。现代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主导资源配置。中国改革在推动市场化的进程中，取得重大进展并且也最成功的方面，是重塑多元市场主体和产品市场化；而在对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素市场方面，市场化进程明显滞后，这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在基本要素市场发育和形成的过程中，劳动力是最早市场化的要素。
在土地市场化方面，地方政府几乎排斥了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参与交易的权利，直接成为市场交易的主体。在土地市场化中，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成为最大的获利者，土地使用权拥有者的利益不同程度地受到伤害。近年来在城镇拆迁和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发生大量民事纠纷，并非仅仅是利益补偿问题，而是深刻反映了地方政府垄断征用与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中的功能定位及运行程序方面的缺陷。
资本要素市场滞后集中反映在借贷市场和股权融资市场方面，其基本特征是以服务于国有企业资金需求为主；这种状况不仅严重不适应市场主体多元化的现实，而且蕴藏着极大的系统风险。
制约改革的第三个深层次因素是经济转轨中的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平衡问题。市场机制并不能自然地实现资本与劳动的平衡，没有市场之外的力量，资本的统治就不可避免。 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也会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便是国有资本，由于代理链条的下端代理人几乎获得了与私人资本同样的权力，并且在若干方面模拟私人资本的经营方式，客观上也存在职工权利被侵害甚至被剥夺的可能。问题在于，平衡资本和劳动的机制滞后，特别是代表劳动组织化力量的工会如何适应市场化进程，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从一些国有企业早期的“砸三铁”到后来的随意裁员，从一些地区企业职工的工资长期不变到人身安全等基本权利屡受侵犯，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劳资关系”的不协调和工会的缺位。
制约改革的第四个深层次因素是利益表达机制的扭曲。90年代中期以后，利益分化不断提速，冲突的社会性特征日益突出，冲突的焦点几乎普遍与不同的利益群体的价值取向相关，在基本价值参照系方面形成共识的困难越来越大。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思想观念的激烈冲突本不足怪，利益多元化和思想观念多样化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问题在于，在利益平衡机制还很不完善和健全的条件下，强势利益集团往往占有甚至垄断表达渠道。这种状况一旦左右现实发展方向，就会加剧社会利益关系的失衡，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上述所有制约改革的深层次体制因素无不与行政管理体制有关。换句话说，正是居于传统体制核心部位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了改革的诸多变形。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只是在技术层面上模仿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形式，而很少吸取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这种模仿在短期内可以产生较大的收益，甚至可以率先推进产品市场化。但从长远看，由于在制度机制上尤其是在行政管理体制层面，传统的制度机理仍然发挥着强力作用，致使要素市场化很难向纵深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滞后，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问题，而且牵涉到经济、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实质上就是针对传统体制的核心部位展开的一场攻坚战。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衡量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指数。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十一五”建议以行政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为各项改革之首，把行政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当作深化改革、推进当前和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政府应该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变成公共服务的主体，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倾斜；并通过制定和维护公平竞争的规则，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社会进入转型期，通常有四个显著特征：人们格外关注经济利益；社会骚动不安；犯罪显著上升；官员腐败严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目前面临着与西方国家当年类似的问题。
改革低效率重复造成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触动，最难的改革全都留到了最后。中国体制改革将处于艰难的攻坚时期，一些高难度的改革，将进入实质性的阶段。
改革成本集中支付，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中国进行的是渐进式改革，使得改革成本得以集中支付。但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需要大规模地支付改革成本。
政府机构改革表面上看是人员的增减，是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背后隐藏的是利益关系。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关系的调整。
每次新的意见、建议和方案的出台前，都会有很多争论，这表面上看是不同观点的争论，其实是各种利益的争端。
90年代之前，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不是很明显，改革能够普遍提高各群体的收益，改革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而近年来，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的现象，还有利益集团崛起已经为人所诟病。“十五”期间，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已经很明显。“十一五”时期，在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利益群体的分化将更严重。不同收入群体、不同阶层的人群在利益需求上与以前大不一样，他们对改革持有的看法也各不相同，这使得改革的阻力进一步增大。
在现实生活中，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靠一种间接的力量来推动，这种间接的力量就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力量，还有社会的需求。
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还是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转换。到现在为止，政府还行使着很多不属于自己的职能，比如一些政府往往代表企业进行招商引资。对企业干预太多，这是政府职能的错位，政府部门主要应该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改革不要受利益中人左右，比如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和进行垄断行业改革，最好不要由相关部门自己制定政策，应该设置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来提出改革方案。
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
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
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
即使是“零价格”甚至是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行政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往往远比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大得多。尽管教训很多，但行政决策在某些部门长期存在的主观性、随意性等弊端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行政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管理问题。在中国，政治压倒一切，行政没有相对的独立性，更谈不上科学体系，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属品。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公民可以平等的参与国家管理。
陕西省榆林市的路志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官员，他即是常务副书记，同时又是常务副市长，在中国的政治人事中，这种安排无疑位高权重，且相当少见。
他在2005年12月27日陕西省法制办召开的一个小规模的《陕西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五年规划》论证会上，放言炮轰基层行政的十大弊端，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甚至在外界引起一场讨论。
他说的基层行政的十大弊端是：
一是行政权万能。明明是下级的权力，明明是部门的权力，明明是副职的权力，但就是这么被上级领导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