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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权威而已。
“公共舆论”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上天将权力交给了公众，标志着民权革命时代的到来。民权革命的根本指向，就是将由上到下的权力授予制转变为由下到上的权力授予制，就是将问责的终极主体由君主转到公众，就是将君主问责制转变成民主问责制。“公共舆论”时代摧毁了信息的垄断与控制。近年来，那些失职官员被问责的背后，都有强大的公共舆论问责的压力。
真正的引咎辞职应该基于政治责任、职业道德、良心、愧疚感和羞耻心，应该是自觉、自愿、诚恳、主动的行为，而不是在保职无望的情形下，把辞职当作无可回避的惩罚来被动的应对。引咎辞职是“自罚”而不是“他罚”，是官员主动承担责任的一种常规方式。主动的辞职说明了曾经失察、失职的官员尽管在职务上有所缺失，却没有失去职业操守，没有丧失良知和勇气。
在任何组织系统中，高低不等的权力和职务，是与大小不同的责任和义务相对应的。党政组织的成员要尽忠职守，就必须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负责，不愿意负责任的就别去做官，负不起责任的就尽快走人，这就是权力和责任对等的简单逻辑。
中国的党政官员辞职一直是、也仍然是极其罕见的事情。失去民望的的官员主动辞职仍然只是个案，并未形成制度性的常规。通常的情况是，行政级别牢不可破，官民区隔壁垒森严。在此地捅了篓子，就到彼地去做官；在此部门做不下去了，就到彼部门去做官；丢了实权的，还要保留级别待遇，候补待用；如此一来，官员辞职，除非等到中央震怒，身败名裂，谁也保不住的时候，才真正丢官罢职。
亲自面向公众道歉是引咎辞职者必须的一个程序。引咎辞职是一种道义上的愧疚。在西方国家，这种愧疚指向普通民众，因为他的权力来自于民众。但在中国，引咎辞职者是背向民众，而向他的上级领导递交辞呈，他们的愧疚指向上级领导。这和官员的权力来源有关，他的权力来自哪里，他就会对谁负责。
既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什么官员又拥有权力呢？其合法性就来自人民的授予，无授予既无权力。
要承担责任，首先就必须权责划分明确。但中国的政治并非如此，比如，政府实行首长负责制，但实际上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由于党政不分，各级党委拥有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可人大和选民既不能罢免党委成员，也不能在法律上要求党委或者书记承担行政责任。一旦出现决策失误或者领导无方，从宪法和法律上讲，由书记承担政治责任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只能是由行政官员承担责任。
可是这样一来，就会凸显行政机关与党委之间的矛盾。因为一旦问责追究的是政府首长的责任，那么，处于幕后的党委的责任，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疑问。作为亦步亦趋的执行者遭到处理，而真正的决策者却可以逍遥法外，是难以让行政官员心服口服的。问责制向深处发展，党与政之间的矛盾因此也就会显得更加突出。这就意味着将逐渐导致党政关系从量变发生质变，由中共自身来积极推进宪政体制下的问责制，恐怕需要更大的胆识和毅力。
无论是选举产生的官员，还是人大任命的官员，都不应该有行政处分一说。他们承担的只能是政治责任，要么继续任职，要么下野。他们的责不能由行政机关来问。可以说，无论是记过等行政处分，还是责令辞职，都不是宪政民主意义上的制度创新。而为中国舆论所赞赏的“引咎辞职”也无法成为法律上的规定，因为把“引咎辞职”写进法律，那就意味着可以强制政府官员等于自证其过。
因非典灾难而开启的问责制，给我国公共权力监督提供了新的手段，并迅速走向制度规范阶段。这与我国加快政治文明建设步伐，落实执政为民目标是一致的。
推行问责制的首要意义，在于用制度强化和确保权力的公共属性。我们党始终强调的是，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但在具体实践中，确实存在着少数公务人员“敷衍塞责”的现象，存在着公共利益被忽视的现象，存在着公共权力没有服务于公共事务的现象。问责制从目标到整个规范、程序的设计，都始终围绕着确保权力的公共属性这一目标。
推行问责制，还将推动公共权力的现代化转型。现代化社会对公共权力的要求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权力要有明确的边界。其次，权力要有明确的分工。只有做到了这两点，才可以将权力明确到人，才能落实好问责制。从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看，目前依然一定程度地存在“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情况。在推行和完善问责制的过程中，梳理、明确、定位权力的边界，将有助于推动我国政府的现代化转型，也有助于推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步伐。
推行问责制，还有助于公务人员以更高的要求约束自己。按照权责统一的要求，权力的授予就意味着责任的授予，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只讲权力，不担负责任，要在勇于承担责任的同时正确行使权力。而与法律和纪律的约束不同，问责制还具有“道义约束”的特点，被问责的官员，不一定触犯法律，违反了纪律。只要没有尽力履行职责，或履职能力不足，出现问题后，都在问责的范围内。因此，各级官员及其他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必须积极作为，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才能承担好自身的责任。
问责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形成健全并有效的问责制度，是衡量成熟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因此，完善问责制、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
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建设责任政府的关键是全面贯彻职权与责任对等的原则，核心是强化责任追究。有权必有责，政府应为其所有行为负责，对因为不作为（有权不用）、乱作为（滥用权力）或不当作为（工作过失）而造成不良后果的，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建设透明政府的关键是全面推行政务公开，核心是强化民主监督。健全问责制度，不仅是责任政府建设的要求，也是法治政府和透明政府建设的要求。因为，责任追究不仅必须要体现法治的原则和民主监督的要求，而且必须要为维护法治和民主服务。问责制度不仅是法治政府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而且也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党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
在西方发达国家，问责制度是一种追究公职人员责任的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可以说，西方国家的问责制是一种对政府内部不当行政行为或官员个人生活问题很有杀伤力的铁面无情的制度。
在中国，目前尚未形成西方国家那么完善和严厉的问责制度，但是，党和政府对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态度是坚决的，并且对有问题的领导干部进行责任追究的工作始终没有放松过。
现在大都把问责的矛头指向行政机关（政府及其部门）的领导干部，这是必要的，但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仅向政府领导问责是不够的，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所谓问责，应该是问公共权力运行之责，重点是问公共权力机关（机构、单位）的领导干部之责。行政机关是公共权力最集中的机关，应当实行问责制，但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其他掌握公共权力的机构和单位也应当实行问责制。
因此，我们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能够公平地对所有公共权力机关的领导干部实施问责的程序和机制，同时，还应该制定一个对所有领导干部都适用的从政治和道义层面实施问责的规定。
具体业务层面的问责是一种个性问责，问责的实施必须要以不同类型的公共权力的行为规范和要求为依据，而政治和道义层面的问责，则是共性问责，就是说，政治和道义层面的行为规范和要求应该是所有公共权力机关的领导干部都必须共同遵守的，在政治和道义上的衡量标准应该是统一的，不允许有双重或多重标准。
首先，应该坚持权力与责任对等的原则。一个领导干部有多大的权，就必须对其权力的行使及其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坚决改变现行责任追究中“追下不追上”、追执行者不追决策者、追当事人不追管理者，小官为大官当“替罪羊”的现象。
其次，政治和道义层面的问责规定应与法律法规和纪律条规相衔接。政治和道义问责、纪律追究、法律追究，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追究体系，三者之间存在一种递进关系，政治和道义问责是前提和基础，是追究责任的一种快速反应方式，同时可以为进一步的纪律追究和法律追究扫清障碍。
第三，必须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需要从政治和道义层面问责的问题，往往是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甚至是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造成了不良社会后果的问题。政治和道义问责是一种民主监督方式。而实施民主监督的一个起码的必要条件，就是要让民众知情，让民众知情的前提是事情的全部经过必须公开透明，所以坚持公开透明是确保问责制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关键之一。
第四，问责规定的具体条文必须坚持适用性原则。建立政治和道义问责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应用，所以每一项问责规定条款的确定，都必须以是否适用作为基本标准。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问责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监督制度和处理方式，运用问责这一武器对官员进行监督，形成社会压力，赶问题官员下台，已经成为反对党和广大民众的常用手段。
政治和道义层面的问责，其实质就是依据宪法、党章和公务员法以及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基本规范和要求，对公共权力机关的领导干部履行领导职责及其后果的责任追究，对领导干部的生活自律状况及其社会影响的责任追究。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国家的公共权力掌握在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领导干部，以及人民团体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员手中。所以，问责制度的适用范围应该包括上述所有机关和单位的领导者。
第二十三章 官与危机
23。1 官与危机
明朝崇祯年间，农民起义不断，有官员向皇帝建议，多征税，然后招兵买马扩大军队，再去剿灭农民起义。刚开始确实有效，银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乱也平息了。但是后来情况就不对了。下边的官员不停地多征税，到了老百姓承受不起的时候，老百姓加入叛乱队伍的速度和规模都陡然上升，皇帝新增的军费和新增加的兵力，都不足以镇压新制造的叛乱。征税的压力越大，反叛的规模越大。帝国新增加的暴力敌不过新生的反叛暴力。全国形势到了这种地步，崇祯就走投无路了。形成了一个U形死弯。
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在国际予警范围之内，而且几乎比世界任何国家都严重。
著名的“基尼系数”就是一套预警机制。0。4是它的警戒水位，超过0。4后，这个国家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中国1980年设定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800元的时候，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为40元左右，主要是为富裕阶层设定的。但25年以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却成了中国工薪阶层。就中国社会各阶层纳税比例来看，广大工薪阶层的痛苦指数相对富裕群体无疑是巨大的。
中国个人所得税征收之不合理，主要来自两点：一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二三十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却25年始终不变；二是纳税主体不是富人而是广大工薪阶层。
本来贫富差别并非都是坏事，它既是一种激励机制，又体现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保持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对我们的社会是必需的，是有益的和健康的。但贫富差别的加大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公。关键是怎样确定和保持“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
中国这么高的税负，一方面源于税收制度的不合理，另一方面也是没有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中国是一个极容易感染仇富心理的国家，仇富心理在我们的民族当中有着极为深厚的群众基础，有着极为肥沃的土壤和生态环境，劫富济贫历来被认定为侠肝义胆的一种美德，又历来被界定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正义冲动。
官员的贪污腐败、欺压百姓、违法乱纪、不严格执行政策，将激化已存在的社会矛盾，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危机；换句话说，治理危机可能会成为大规模经济或社会危机的导火索。
社会不平等对于社会稳定具有很大的面负影响。贫困的农民、无法就业的学生和失业的工人都将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力量。贫困也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不平等的结果会在社会秩序中得到反映。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说：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有希望。
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象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
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
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的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
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23。2 关于和谐社会问题
什么是“和谐社会”？“和”字是一“口”一“禾”，表示“人人有饭吃”；“谐”字，人“皆”“言”之，表示人人有话说。由此而论，建设和谐社会不是一种道德诉求，而是制度诉求。“和”要解决的是中国的民生问题；“谐”要解决的是中国的民主问题。
“和”字有个口，“谐”字有个言，只要解决了吃饭和说话的问题，就和谐了。
“和谐社会”的提出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体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以人为本和全面发展的价值倾向。建设和谐社会的提出，对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的关键阶段，同时也处在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呈现的敏感时期，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对于化解各种矛盾与挑战是至关重要的。
从战略意义上讲，“和谐社会”体现了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展示了国家的“软实力”。而毫无疑问，随着国家建设和谐社会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实力将得到大大提高。一个和谐社会到底需要那些要素？
一是责任，一个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责任的社会。国际经验证明，没有责任感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长期繁荣和持续发展，如果没有责任感，社会精英只会创造出狭隘的理论，而不能为社会的长远发展服务；如果没有责任感，个人的发展就会变成自私自利。社会责任是一个国家文化和价值的基本体现，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之一。
二是社会组织。和谐社会要求推进政府的问责和善治，这样有益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责任意识。如果社会是和谐的，社会的组织就必须健康发育，因为很多东西不是靠政府自己能够全部独立完成的，社会组织的发育不仅仅有利于延伸政府的服务，还有利于保护公民的权利。
和谐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是：一是推动社会公平；二是完善社会组织；三是集聚社会资本。
一个人有机会从政，本身就有一种巨大的荣誉在其中，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论价值观如何不同，从政都是地位显赫，令人向往的事情，即便是经济状况再差的地区，也绝不会缺少从政的人。所以在西方社会，从来就不让从政的人在经济上有大富大贵的可能，从政还要接受各种各样的监督，从政的人没有特权，甚至连普通公民一样的隐私和自由都没有，这样才能使从政的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从而也平衡了没有机会去从政人的心态。
和谐社会是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保持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和谐社会是一个给弱势群体争利益、赋权益的社会；而不是一再为官员增加利益的社会。干群之间，强势弱势之间的经济利益一旦严重失衡，这个社会就无和谐可言。有权力制定政策的人，先为自己制定一个优先享受的待遇，得到实惠的政策，这还叫公平吗？这种不公正的行为是执政者自己带头干的，这个社会还有和谐吗？
种种事实证明，能够破坏社会和谐的祸首，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