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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君子斗不过小人。之所以斗不过，是因为君子讲道义，小人讲势利；君子爱讲正理，小人总说歪理；君子言行一致，小人阳奉阴违；君子追求和谐，小人存心捣乱；君子严责自己，小人暗算他人；君子总在明处，小人常在暗处；君子不记人过，小人与人交恶；君子唯理是求，小人拉帮结派；君子顾全大局，小人只顾已私；君子顾及脸面；小人不计影响；君子老实做事，小人弄虚做假；君子襟怀坦荡，小人鼠肚鸡肠。君子适可而止，小人揪住不放。君子温和如三春暖风，小人阴险如冬日严霜。有这样的对比，君子何能战胜小人！
斗不过，也只能在受骗蒙冤时感叹有假，在受欺侮时忍气吞声，在遭污陷时有口难辩，在受攻击时头痛上火。因为，论争斗，你没他狠；论争辩，你没他滑；论势力，你没他大；论关系，你没他广；论靠山，你没他多；论狡诈，你没他会。这么些“没有“，你何以斗得过他？你没见，他能把方的说成圆的，把圆的说成方的；他说一万句假话一点也不脸红；他只有势利却装出一幅代表真理的样子，他有意损你，气你，你怎么能奈何得了他？
君子小人之分，是在道德方面。君子是具贤德之人，代表正义，代表美好，代表秩序，代表和谐。小人则是性恶之人，代表邪恶，代表丑陋，代表混乱，代表破坏。君子与小人是一对矛盾，这种矛盾任何社会都存在，只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彼此的消长不同，所受的对待不同，因此产生的社会风气也不同。
在风俗淳正的时候，君子受重视，小人被不齿；君子行其道，小人躲一边；君子受尊敬，小人遭唾弃；君子受重用，小人受轻蔑；而在风气不正的时候，则刚好相反，小人神气，君子憋气；小人飞黄腾达，君子怀才不遇；小人使奸弄巧，君子饱受迫害。尤其是在一些关键位置，君子多了，风气就好。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小人多了，风气就差，高逑一人弄权，多少英雄远走。
如此说来，一般君子，也只能洁身自好，亲贤达而远小人，宁静淡泊，远争斗以避祸。至于将小人斗下去，那需要等待时机，待健康力量足以横扫小人势力时才行。尤其是扭转大的风气，则需要有大君子出现才行，这样的大君子，就是圣贤了。不过，小人可以得逞一时，不可得逞一世，正义的力量最终还是可以战胜邪恶的，尽管这往往要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这也正是君子理想不灭的原因所在。
在政界，一个人出点事情，就象一个人在马路上摔倒一样；摔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此刻正好来了一辆车；而在政界，可能就是很多辆车从你身上压过去。
现在的社会，你是一个不清白的人，人家觉得很正常；你真正清白了，人家反而认为你不正常。为什么做一个清白的人比做一个不清白的人还要难？
本来生活中有好多词语的内容很明确，有特定的含义，但只要与官场或者政治一沾边，内涵就丰富了。成熟，有人指的是有见解；有人指的是果断；有人指的是善于驾御复杂的局面；还有人指的是处世圆滑。
君子斗不过小人
中国封建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它的专制性和暗箱操作。封建帝皇为了坐稳宝座，消弥任何动摇自己地位的威胁，总是有意识地制造各种政治陷阱，营造使臣下人人自危的氛围，以便于操纵权柄，上下其手。这样一来，那些品质卑劣、心术不正的宵小之徒，便有机会曲意逢迎，兴风作浪，以售其奸了，这时朝廷上下往往充斥猜忌、诬陷的圈套。而这正是封建帝皇所企冀达到的效果。于是乎，竞相告密者有之，卖主求荣者有之，蓄意相诬者亦有之。功臣宿将在这一问题上稍有不慎，便会身陷绝地，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遇厄运。轻则被剥夺权力、废黜官位；重则陷身囹圄，授首刑场，诛灭九族。
“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身处权力顶端的君主，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惯了，最喜欢的就是有人处处曲意逢迎，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让他充分感受君临天下的美妙滋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君主有此嗜好，自然会有奸佞小人瞅准机会，投其所好，缘夤而进，从事政治投机，骗取君主信任。可不是吗，你辛辛苦苦杀敌建功，踏踏实实理政治事，到头来远不如那些奸佞之徒一个谄笑、一记马屁能让坐在金銮宝殿上的君主开心受用；你煞费苦心在君主那里培植起来的一点好感，奸佞之徒轻飘飘一句谗言，就可以让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君子万一惹犯了小人，双方真的针尖对麦芒斗将起来，结局绝大多数可以预料：小人赢而君子输。这也许是中国封建政治机制运作上的一个特点。
在中国历史上，君子与小人斗法，结果多是小人赢而君子败。因为那些庸庸碌碌的小人，虽无一技之长，却能凭着八面玲珑、摇唇鼓舌而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有功劳的不如没功劳的，英雄豪杰、功臣勋将四处碰壁、历尽坎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能之辈、奸佞之徒春风得意、称心如愿，或当大官，或捞大钱，这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色，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悲剧。正因为这个缘故，历代的经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的。它们所要向人们提醒的，就是只要会做人，就等于拥有了一切，否则你能力再强，功劳再大，贡献再多，也是白搭。中国封建政治条件下，是君子向小人看齐，而不是小人向君子靠拢。而君子一旦向小人看齐，按照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行动，则不复是君子了。这正是中国封建政治没有希望的缘故。
古今中外政敌之间总是水火不容的，不失时机地抨击对方是一种最基本的政治交锋方式。这里面没有迁就和妥协，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软弱无能。官场做人是一种最大的修炼。
一个政治家的成功经验不是人人都能学会的，但一个政治家的失败教训却是人人都可以汲取的。研究在仕途上失败的人，比研究成功的政治家更有价值。从别人身上汲取经验教训，变成自己的人生财富，这是一条捷径，可以避免自己走一些人走过的弯路。天下当官的人，他们所犯的错误都是大同小异的，既然错误可以归纳，那就是可以避免的。他们的血和泪，他们的挫折和失败，就是最好的标本。重复别人犯过的错误，这是仕途最大的失败。
政治家从政治和全局上考虑问题，其他一切都退居次要；因为政治需要，他们会冷酷无情、铁面无私，甚至会采取一些卑鄙的做法。但因为政治需要，他们有时又会妥协，甚至委曲求全。
成功的人需要具备三种种素质：有肚量去容忍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有勇气去改变那些可能改变的事情；有智慧去区别上述两类事情。
世界上有两难：一是改变别人，二是改变自己。既然改变别人难，那就先从改变自己做起。
说话三原则：一是力图说真话；二是不能说真话时，则应该保持沉默；三是无法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不应该伤害他人。
人类的知识有两个特点：从纵向讲是知识的延续性；从横向讲是知识的借鉴性。人类社会知识的发展，纵向靠继承，横向靠借鉴。
最容易发生腐败的环节，是最能考验一个干部的。
在这个世界上，人是最耐人寻味的。在各色人中，党政机关干部又是最耐人寻味的。
以“利益”来网结关系是官场公务人员的特色之一；谋取利益是“网结”的终极目的；而人际关系“网络”中，所有“勾结”都意味着冲突，冲突的“升级版”就是憎恨，憎恨的“升级版”就是你死我活。当人际关系发展到利益冲突不可调和的时候，报酬的极至就是死亡。
如果虚伪还是名利场上防守的武器，奸诈就是权力场上用以获取人头的短剑；如果虚伪尚局限在见机行事、见风使舵的领域，奸诈的目标就要远大的多，它主动出击，煽风点火、指鹿为马，重新洗牌；虚伪有可能是出于某种不得已，奸诈则完全不是，奸诈是要无端杀出一条血路。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是世界历史和政治游戏中的铁律。
打“小报告”与“穿小鞋”初看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仔细推敲，却是一对孪生姐妹。“小报告”因为“小”，是摆不上着面的，而且是“小人”所为；如果没有“小报告”，领导如何给人“穿小鞋”？如果领导有肚量，从不给人“穿小鞋”，那么打“小报告”的人要就无法生存了。为官者必须知道这样一个道理：“拍马屁的人，是为了骑马；拍你的马屁，是为了骑你。”打“小报告”者，拍了你，骑了你；又通过你，达到了自己报复别人、整治别人的目的，而对你却没有好处。
人生在世，敢于斗争凭的是胆略，善于斗争靠的是智慧，只有把胆略和智慧结合起来才是生活的强者。
官场如战场，只不过官场上更多是拼心力，勾心斗角比刺刀见红更加惊心动魄。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政府，有些官员不会拼命工作，只会拼命腐败，有的已经疯狂到了要钱不要命的程度。也许有不腐败的官员，但绝对没有不喝酒的官员，喝酒是官员的基本功；身在官场不喝酒，不是有病就是异类，迟早要被孤立和淘汰。身在官场，暗地里拼的是手段，可场面上拼命的是酒量，而拼酒量，拼命的是肝脏和胃，归根到底，拼的是身家性命。
对一些人来说，商场是战场，情场是钱场，命运是赌场，人生是游乐场。
工作必须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和处理问题，必须掌握好许多不能摆在桌面上的十分微妙的平衡策略和作出许多有悖法理有违心愿的妥协，否则很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工作还没有什么成效，自己就在各种势力的攻击下先倒台。
妥协不是放弃原则，而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符合消灭敌人保存自己首先要保存自己的原则。
妥协是政治游戏中必不可少的程序，有不少失败者失败的原因就是不善于运用妥协，应该圆润无碍地运用妥协。
妥协，有时实际上是一种不得不进行的交换，是以退为进的有效策略。
成功政治家最大的特点就是熟练地掌握妥协技巧。能成气候的政治家是决不会拿自己的政治命运去作孤注一掷的赌注的。不懂得圆润无碍地运用妥协策略的人，永远成不了政治家。
在当今官场要有所作为，关键是如何掌握平衡，在听话不听话之间，在有意无意之间，在合法不合法之间掌握平衡。也就是通常说的妥协。
在当今社会，没有谁能一手遮天，包打天下，你不考虑左邻右舍，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你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同官场人物打交道的经验告诉人们，贪官庸官好对付，只要投其所好，不难掌握。
金钱和美色是攻关的主要法宝。投其所好是攻关的基本策略。
一个人只要有特殊爱好，就不会无隙可乘。有明显不良爱好的人，最容易被拉下水。
人一旦有了弱点和企求，就很容易被人有针对性地下工夫；有些诱惑，人是很难抗拒的。
人的弱点多是由特别的嗜好引起的。有人说，人不可能没有嗜好，人有七情六欲，如果什么爱好都没有，那他的人生绝不会完美，他的人生一定枯燥无味。
人们为钱为权为色，都可能走上迷途，迷途知返时，时光已经流逝。
敏感和喜欢分析问题的习惯如果带到时候中来，所有的人对你都会敬而远之，你会变成一个没有朋友的孤家寡人。每个人都有隐私，每个人都不愿意把自己裸露在他人包括朋友面前。要把自己敏感到的和分析到的东西深深地埋在心底。
任何事情都可以进入商品交换领域，都可以放在商品交换原则下进行衡量。
改革开放到了一定时候，机构改革、经济体制转换，危机感最强烈的不是年轻人，而是五十多岁的人，他们的观念和技能都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充满着竞争的现代社会的需要，因此，相当多的人在这种危机感的逼压下，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后半身作安排。一些有实权的或位高的政府官员，几乎都与几个企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密切关系。
人生有许多事情是不应该弄清楚的，因为一旦弄清楚了，又无法面对无法承受，将会是种灾难性的折磨。
人生经常有这种情况，有些事情除非你不涉足，一旦迈入，就不可能停下来。
政治和感情都有许多事情千万不能去弄清楚，哪怕仅是一层随手就能捅破的纸，保留着总比捅开好，除非有勇气并有能力去承受。
有人说糊涂是福，太清楚的人活得太累。看来，难得糊涂是人生一种很高的境界。
仕途是脆弱的，不管多么一帆风顺的仕途也禁不起险恶阴谋的打击。
成功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成功者的一切不光彩的手段都将被成功的五彩光环淡化。社会和人们看到的是成功，忘记的是手段。特别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凡是达到顶峰的人，没有谁的手段是完全干净的。
人生而平等，不平等是人造成的；竞争应该是公平的，不公平也是人造成的。既然由人组成的社会不可能平等、不可能公平，就没有理由循规蹈矩让无情的岁月消磨自己的生命。至于手段是否卑鄙、是否有悖于社会规范，不应该在考虑之例，关键在于怎样才能达到目的。
怀疑一旦产生就很难消除，每想一次都会加深一分，想得越多越久，就越容易在心中定型，成为纠缠心灵的根源。
对阴谋者以阴谋对待，对卑鄙者千万讲不得仁义道德。特殊的社会环境只能采取特殊的斗争方式。
不正常才是正常，正常则意味着不正常。
只有经过磨难的人，受过挫折的人，才能日渐成熟；只有在极端不利条件下还坚持斗争并能出奇制胜的人，才能培养出一种特殊的冷静和敏感。
人们往往是以自己受益度来评判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好坏。
不轻易承诺的人，他的承诺才值得形容；不轻易动情的人，他的情才真。
毛主席早就说过，逼上梁山关键在于一个逼字。一无所有、一无所得的人，才会无所顾忌、破釜沉舟。职务越高的人，顾虑会越多，这是个一般规律。
政治人物头上的乌纱帽经不起阴谋家的袭击。何况一个人头上的乌纱帽有时间的限制；而企业家的权力是无限的，除非生命终结。
征服官场“大地震”杨建业
中国是个多地震国家。自20世纪以来，8级或8级以上的地震就有10次。但本文要说的却是另一种地震———政坛地震。
近年，皖北就发生了这样的“地震”。皖北，中国之穷乡僻壤之地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自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被立案查处后，其“大震”引发的“余震”就接连不断，竟有18名县委书记相继落马。其贪贿密集程度，世所罕见。其中贪贿“业绩”最为不凡的是颍上县委书记张华琪，这个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一把手”，任职四年，就创下了全县乡镇主要负责人百分之百向他行贿，腐败不留死角的“奇迹”。可谓有党以来，绝无仅有；建国以来，罕有匹敌。
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一样，皖北政坛的“地震”也绝不是“孤震”。这不，皖北“震灾”尚未善后，湖南郴州又“地动山摇”：先是2005年6月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挪用1。2亿元公积金使得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也被牵出，继而市委书记李大伦2006年5月也中箭落马，近又牵出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郴州市国土矿管局党组书记杨秀善等158名官、商。刚刚过去的“碧利斯”热带风暴给郴州人民带来了7。43亿元的损失，然而有论者称，郴州这场官场地震给郴州人民带来的重创并不亚于自然灾害，重建郴州政治生态环境已成燃眉之急。联系到前两年沈阳慕、马案，黑龙江韩桂珍腐败窝案、马德卖官案等等，中国政坛确实已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多震期”。
中国政坛为何多震？可从自然地震的引发机理得到启示。地球内部物质不断运动会产生应力，当应力聚集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在地壳某些脆弱地带突然释放能量而造成岩层破裂，进而引发地球表层的振动，这就是自然界的地震。同理，从社会政治角度观察，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正好位于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大“板块”冲撞带内，政府也正从原来威权型向未来管理服务型转变，故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乱，并重新组合与配置，加之多元的价值观念并存与相互冲撞，积聚的各种矛盾必在社会体系内产生巨大的应力。此应力若一时无法缓释，必寻求社会某薄弱带突然释放，从而引发社会大地震。而缺乏监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