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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格局中，最难过的，下场最不好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员信奉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中国人稳重实在的一面是农业生产决定的。农业生产要求四时更替，对时间的精确性不作要求，所以中国人不讲精确时间，不重效率。正因为农业生产不需要时间的精确，效率的高效，相对应的，中国政治体制里才会出现官僚主义作风。一句话，小农与官僚是一对双胞胎，有小农就有官僚，有小农经济就有专制统治。这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是互为作用的。所以，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小农的理想就是温饱问题，什么民主、自由都不是小农们最切实的目标。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体制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根深蒂固的原因。
现代学者认为，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陈独秀也认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因为中国百姓没有国家观念，他们也就相应地没有了爱国情感，至于朝廷天下，那是肉食者们考虑的；而肉食者们也相应地认为，天下就是他们的天下，就是他们的家，百姓只是他家的奴才。
中国的帝王之所以选择集权，乃是由于中国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把权、势、术融合为帝王专制术，导致了中国封建帝王先天就有了集权的意识与专制的基本功，农民运动推翻旧帝王，中国文化马上造就一个新帝王，新的还永远比旧的更专制，中国就这样让他们给专制完了。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其实这话反过来说也成立，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严格讲来，集权政治下，中国出不了公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有三种互相区别的含义，而其最根本的含义则是指政治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它是指一个城市国家中有特定政治权力的成员。公民这个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一句话，集权体制下，百姓也就只有做奴隶的份儿了。
奴隶分三种：愚奴、顺奴、猾奴。
中国传统文化充当集权政治的帮凶，在愚民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孔子说：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老子也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声，常使民无智无欲。
对统治者而言，牧民就是养群傻子，越傻越好，老百姓也还争气，叫傻就傻，集体犯傻，不傻也要装傻。
执政者不傻，知道自己江山的安稳在于民众的驯服，这种驯服是需要统治者下一番功夫的，这就是牧民。
中国古代政府的运作精神之一就是集体防范女人：女人不得干政。其实大家都忽略了，如果睡在皇帝身边的个把女人就足以对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行构成威胁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警惕的，是体制之不足，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女人的道德自律上。中国的朝代兴亡史，乃是体制的恶性循环，而不是女人祸败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局面是，一部朝代兴亡史，变成了一部女人挨骂史。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政治智慧，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早期的社会遗产——浓厚的专制官僚制因素和丰富深厚的古文化，通过战国时代社会分化推进，形成了“文吏”和“学士”这样两个主要的社会群体。这个分化对此后历史进程有很大影响。文吏群体的发达与国家机器官僚制化，呈现为同一过程；学士群体的发达也不仅与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文化，而且与其时与此后的政治变迁息息相关。就整个中华帝国的历史而言，王朝以学士为官僚的主要来源，以儒学为正统意识形态，也构成了其独一无二的政治特点，构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官僚政治形态。因此，忽略了帝国政治的文化方面，就经常无法透彻理解传统古代官僚政治的特有冲突与变迁。
要认识中国当代政治文化，首先必须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因为，人们对于政治的态度、感情和认识不是偶然的集合，是出于既存利益分配和“固有模式”心理制约因素两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固有模式”就是接受和学习传统政治文化的问题，也即是传统模式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的问题。这便产生了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一番清理工作的必要性。分析传统政治文化形成发展过程和特征，认识其结构和功能，了解其社会遗传方式，是政治文化研究本身的要求，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和现代人的要求。对于认识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政治文化分析研究也将提供极大的帮助。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产生过系统的国家学说或政治学说，在严格意义上，中国古代甚至很难说有纯学术的理论体系，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浓重的政治色彩。各家学派，各种学术观点都旨在于强调政治。古代思想家都屈从于政治，不依附政治的思想难于存在。各种学派的融会贯通，于政治体系和运行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了当时的政治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由此产生政治文化与文化总系统中其他分支形式间存在一种不平等层面的关系，政治凌架于其他之上，政治文化也凌架于其他文化形式之上，其他文化形式则围绕着政治文化的尽善尽美为核心。政治文化也就功能无量，包罗万象。
每一种既定的文化，有其特征和模式。这种特征和模式由于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因素而生成。要想全面把握传统模式的内涵，要想了解文化的全貌，了解其形成中的制约因素和历史演化进程自然不可缺少，这是总系列的第一次序，是河流的源头。
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因素加以分析，是揭示特征的最佳选择，也是分析研究的重要课题。
人类只能以群体作为生存的组织形式，这是一种非固定的、可能经常分离或者结合的组织形式。人类群体内的利益竞争关系需要加以调节平衡，调节平衡中产生权威，以便有效处理相关的利益纠纷，协调集体行动的程序并加以组织，维护有利于群体生存的禁忌。而群体力量的统一合作，共同行动则靠权威处理。权威带来等级，等级又会由于权威意识而成为无形的、实际上起作用的“社会规则”，限制群体内部的过激冲突，维持群体既成的与和谐的级序，并形成为所有个体都认为应该遵守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
人类群体从开始存在权威，便存在权力的发布和服从关系。公共权威人物拥有发布命令的权力，促使群体中的其他人服从自己的意志。早期公共权威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种：一是优势原则；二是家属辈分原则；三是资历和血统原则；四是文化原则。
人类原始的权威关系和组织形式有关，在一定的组织形式内，必然产生命令与服从的模式，在人类群体中产生相对稳定的权力关系起源于群体中“组织”的形成。组织的产生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偶然的权力关系稳定下来，而权力关系的稳定和强化可以反过来促使组织得到巩固。
产生权威和权威人物的同时便产生了权威意识，因为维护权威和权威人物在于权力，权力则是处于心理接受和意识认同层次上的，假如人们并没有服从的观念束缚，甚至采取反对的态度，那么权力实际上等于零，权威也就不存在了，权威人物当然也就无权威可言了。
传统政治文化突出的特点是把政治看作帝王将相的职业，非其他人可以染指。长期受此影响的结果是参与者利益集团将政治和担当官职的技术专门化、家族化，以利于在自己选定的范围中一代一代地遗传，从而事实上垄断政治并世代相传。
本来，官僚出自贵族政治。“官”指的是大夫或者士以上身份较高的人，拥有家族和土地、身兼国家的职位和宗法制中的家长双职，因而官指的是贵族。官的另一含义是管理者，“官者，管也。”。“僚”则是同官为僚；官僚就是官之下僚。官僚是从君主的家臣发展演化而来的，因而整个官僚阶层无非是君主的鹰犬，官僚制是专制主义寡头政治的体现。
古代官僚政治体制以中央集权、皇帝独裁、非严格等级制、官僚阶层为结构层次，实行非世袭的政策，采用较为公平的提供更多机会的定向期望录用，在此基础上形成专制主义、非严格等级观和仁政观、礼教观结合的官僚政治观，也就是当时的政治文化。
官僚制度的结构、政策、非世袭性，以及政治世代垄断造成官僚世族阶层的事实，造成官职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利益综合体的现象，可以称为“官本位”效应。
在一般的剥削社会形态内，人们的身份地位往往是以财产的多少为依据的。而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正好相反，是由其官职的高低来确定其凭此可以占有的相应的土地和依附民。有了官职，便有了政治利益，相应也有了经济利益。
官僚阶层进一步形成官僚世族阶层，“官本位”也就一度极端化为“官僚世族本位”。官僚政治体制结构中，统治阶级不能简单地与地主经济划等号。地主阶级一般划分为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常见的是大地主与中小地主阶层，中小地主阶层无权掌握政治，只在一定程度上有限地参与，而变成政治依附阶层，甚至成为统治与被统治间的缓冲阶层。
“中国特殊”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国体制和文化上的。
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即不是西方教科书上讲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它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杂交的混合经济。
特殊的混合经济必然产生特殊的只好阶层。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新兴的富豪阶层虽然具有独立的财产，但很少追求独立的政治地位，他们不是政治权力的制衡，因为他们当初的财富积累与在政治上得到的支持密切相关。
中国发现腐败的原因与中国独特的信仰文化有关，主要表现在政治信仰失落和宗教信仰贫困。在政治信仰方面，随着商业化、市场化的盛行，贪官的政治信仰正在被贪欲、物欲、情欲所取代。在宗教信仰方面，中国社会的贪官大都是无神论者，缺乏内生的心理恐惧和道德约束。
中国文化向来存在“稳为先，变为次”的传统，而且“稳得快，变得慢”也是熔化在中国人血液中的重要基因。中国政治文化中尽管缺乏西方所固有的外部制衡为特征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约，但自古以来并不缺乏内部制衡的传统。同样，今天的中国政界因为博弈所产生的制衡和监督效应，往往被西方学者所忽视和轻视。其实，正是中国政治的治理结构中，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权与制衡，所以中国核心领导层能够不断调整，导致中国的发展保存和延续了相当的潜力与活力。
西方著名的“绝对权力比如导致绝对腐败”的名言，已经被众多政治学家证明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典理论。但是在中国，如果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目前的中国相比，前者的权力绝对化远远大于后者，但后者的腐败程度又远远大于前者，由此难道可以推出：权力越集中，腐败越少；权力越多元，腐败越严重吗？
这就是中国的“特殊”之处。
在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中，有着两种对立的文化传统，一种是阿谀的传统，一种是忧患的传统。虽然都产生于专制主义时代，但出发点并不相同。前者从个人得失着眼，不计天下的利害，人们称为“佞”；后者从天下利害着眼，不计个人得失，人们称为“忠”。在传统的观念中，忠佞二道的消长，决定着国家兴亡盛衰。这种把国家盛衰归于臣民道德的思想虽然未见得完备，但它确实传递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成于忧患，毁于安乐。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盛世少，而衰世乱世多，盛世短，而衰世乱世长，一大原因就是官场上下耽于逸乐者多，深于忧患者少。
马克思曾经说过，千百年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其所以是“最可怕的势力”，一是它形成的历史“悠久”，要治这些行为的积弊一朝一夕难以奏效；二是它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它在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中习以为常。
24。2 关于腐败文化问题
在中国，贪污早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了，甚至可以说，贪污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
最早的有关“贪”的记载：
“徇财曰贪，玷官曰墨。”见于宋朝《册府元龟》。
“贪以败官为墨”。见于《左传》。
“贪夫徇财，烈士徇名。”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贪人败类”。见于《诗经。大雅》。
可以看出，贪官是以谋求财产为标志的谓之“徇财”。“玷官”是“有误点的官”；至于“墨”，其原意是指“贪污不廉洁”，也可以叫做“脏官”。我们可以下定义：贪官，是以追求财产为目的的官员，其表面是黑的，其实质是肮脏的。问题是这么一种肮脏的东西自古就有，后来居然层出不穷，越来越多，导致我们不得不把它列为文化现象之一种来进行研究。
贪官始于何时？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称“汉时”。
刘泽华的《论古代中国社会中的贪污》一文称“西周时已有贪污受贿的记载。”
翦伯赞的《贪污列传序》称“殷商以降，跟着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国家的成立，贪污遂成为统治阶级的职业。”
周怀宇的《贪官传。序》认为，贪官大约在原始社会晚期尧舜时期即产生，迄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
从以上说法，华夏文明有多悠久，那贪污历史也就有多久，华夏文明五千年文明史，伴随着五千年的贪污史。
传统贪污之手法
贪污不外是贪钱、贪权、贪色这三样，现在的贪官不成器，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创新能力，时至今日，仍然是钱、权、色三字。至于贪污的手法，古今也没有什么大变化，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买官卖官。
现代人比较实在，买官卖官就叫买官卖官；可古代比较文雅，把买官卖官叫做“赀选”；“赀”是指财货，“纳赀”是指向政府交纳金钱或者财物，拜官授爵。故“赀选”又叫“卖官鬻爵”。而国家 政府就是最大的卖主。
秦时，纳栗授爵，又颁布纳赀钱可为官的法令。中国的卖官制从此大兴。更奇怪的是，这种卖官制始建的初衷竟然是为了反贪：西汉初，中下级官吏俸禄不高，恐家贫者为吏必贪，故也。按当时的行情，交十万钱就可为官，有市籍的商人不得为官，遂造成“贾人有钱不得为吏，廉士无赀又不得为官”的局面。景帝时竟然皇家卖官打了四折。
武帝后期，自由之风甚炽，大开卖官之范围。东汉中后期，卖官几成国家财政主要收入。汉灵帝在售官方面做到了公开透明，童叟无欺，公开标榜，标价出售。
到了清朝，“赀选”改为“捐纳”。
二是买法卖狱。
在中国办案，靠的不是律师的专业本事，而是非专业之外的交情。而这交情，一靠熟，二靠钱。我不物体总结为买法卖狱。
一个社会，如果出现了上述两种贪污现象，这个社会就完了。大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种贪污伎俩层出不穷，更关键的是，似乎也用不着什么伎俩，只要当个官就行，直接往家拿就是了。
古代中国如何反贪
尧舜时期中国就开始反贪
尧舜时期的社会组织是一种松散的部落联盟，即我国原始社会中行将崩溃瓦解的父系社会晚期。其时的生产力相对提高，产品有了剩余，占有剩余价值的私有制已经逐步形成。为了维护这一制度，国家机器的胚胎开始形成，氏族中的贵族阶层联合起来，设立百官，统称为“百姓”，同时还制定了“五刑”；又在“五刑”中确立了“官刑”，说明当时对官员有了专门的约束。不服从“官刑”，就要受到处罚。
禹建夏，由法官皋陶作《禹刑》，也叫《夏刑》，里面仍然有惩贪条例。
殷商时不任用贪官
《尚书。盘庚》记载了盘庚的一段话：我不任用贪财之人，那些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能让人民安居乐业的人，我将按贡献的大小依次任用。
西周出现惩贪法
周穆王时期，吕侯制《吕刑》，内有“五刑”、“五过”、“五罚”、“五疵”。“五疵”里有两条有关贪污的，一是“唯货”，二是“唯赇”。“唯货”是贪，“唯赇”也是贪，因为“赇”字可以理解为“求贝”，当然，“赇”也可能是早期的贿赂，因为“赇”字也可以理解为“以贝相求”。
春秋时贪污泛滥
周王任用贪官，各诸侯国君也以身作贼，带头贪污，下面的小官小吏竟相效仿，贪风甚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