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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本身并不直接滋生腐败。如果仅仅着眼于儒家学说本身，我们很难把儒家文化与腐败现象挂起钩来。
但是，这并不表明儒家文化和腐败没有关联，更不意味着依靠与儒家文化血脉相连的中国封建政治统治者可以有效地消除腐败。儒家文化虽然提倡重义轻利，但秉承儒家文化传统的士大夫们却从来是利义兼得的。其一，儒家学说从根本上说是入世的，它从来不是纯粹的道德教条，而是实践性、经验性都很强的治国方略，一切以维护社会政治秩序为最终目的，儒家学说的运用就是围绕这个最终目的的实践。其二，受儒家文化影响，政治世俗化、生活政治化的趋向愈甚，政治权力对社会各个层面的笼罩和控制愈加严密，拥有政治权力的官僚实际上拥有贪污、受贿的一切机会和条件，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富”与“贵”能够合一的根本原因。其三，中国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切知识和修养只有经过官场的历炼才被视为正途。因此，儒家文化和官僚政治结合的过程，实际则是儒家文化世俗化的过程。所谓“学而优则仕”，则是这种世俗化理想的通俗说法。
在中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中，我们注意到这样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由于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商品经济的极度落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商业腐败，所有的腐败都是官吏腐败，即“贪官污吏”。在重要农轻商和催化政治腐败方面，儒家文化扮演了“帮凶”的角色。每个朝代，即使是有钱的商人的子弟，唯一的奢望就是进入官僚行列。
第二，与此相联系，中国历史上的官吏腐败具有整体性——腐败是普遍的，更重要的是整体的，它表现为官僚集团一致对外的压榨，通过对百姓的征收赋税、敲诈勒索；同时，通过官僚集团内部的一种再分配（腐败已经成为官僚集团内部的再分配机制），追求“租金”的合理化。
第三，中国历史上的腐败具有公开性、猖獗性和贿价不断上升的规律性。
国家腐败。官吏贪污，一遇自然灾害，有揭竿而起者，则群起而应之。这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历代农民起义和王朝颠覆的唯一根源。
对中国历史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儒家文化不但是催化剂——通过不断地对官僚政治体制、社会价值标准和人们的观念施加影响，演化出越来越精巧的腐败行为。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儒家文化传统的社会就不会滋生腐败，但不管怎么说，西方历史上的腐败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财富的日益充足和伴之而来的政府职能权力的扩大而日益严重的。而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抑制了商品经济和现代化的进程，却并未相应地阻止腐败现象的蔓延，其原因就在于这种腐败是儒家文化和官僚政治的共生物。
警惕“腐败文化”蔓延
当前，我国的集团性腐败、体制内腐败以及社会上的羡腐心态等等，都成为“腐败文化”滋长蔓延的可怕信号。
集团性腐败。所谓集团性腐败即集体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特定群体在共同私利的驱动下，形成了利益联盟，使得本应服务和服从于公众利益的公共权力异化，不再服务或服从于公众，而是蜕变成了谋取集团利益的工具，使权力逐步私有化、商品化。在集团性腐败行为中，客观上由于责任主体分散，所有行为个体都不同程度地负有责任，形成了利益风险共同体，相对于个体腐败行为，其压力和风险被减小了。在集体腐败者看来，法不责众，你腐败，我也腐败，大家都腐败，也就无所谓腐败了。在这样一种惯性支配下，集团内部轻则形成心照不宣、各行其是的松散关系，重则形成互相掩护、分享腐败所得的生存机制，从分散的腐败分子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犯罪集团。集团性腐败对和谐社会建设比个体腐败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因为它具有示范效应，使得上行下效，好比森林火灾，成片蔓延。
体制内腐败。现在，人们对腐败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贪污贿赂等明显的体制外的腐败上面，而较少关注体制内的腐败。所谓体制内腐败就是一些基层执政者打着改革的旗号，披着合法的外衣，以文件等形式公开从事的腐败行为。体制内腐败对和谐社会建设比体制外的腐败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也有更大的破坏性。但是，由于这种行为本身有政府部门的强制力保证实施，具有普遍性和公开性，往往不被视为腐败行为，其危险性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警醒，甚至有时还把它当作所谓的改革经验加以推广。
羡腐心态。这样的现象，可以说已经是见怪不怪：领导干部真心拒贿，却被有些人讥为“呆”、“假”、“傻”；而不法商人通过找关系行贿赂去包工程揽项目，则又会被人称为“有能力”、“有门路”、“有眼光”。一些贪官和不法商人一旦马失前蹄，落入法网，一些人背后的议论无非是“后台不硬”、“赶上他倒霉”之类。总之，“笑贫不笑贪”。
现实中，为什么不贪不占、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的官员反受孤立？为什么一些“反腐斗士”会被周围人所不容？原因很简单，就是触犯了某些“利益集团”，与已经形成的“腐败氛围”格格不入，破坏了某种“游戏规则”，断送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财路。于是，腐败者就会“集体无意识”地联合起来，制造各种各样的压力，给一身正气的官员小鞋穿，让清正廉洁者感到不自在，感到孤立。更为可怕的是，在这种腐败氛围中，原本清正廉洁者不仅受到孤立、排斥和打击，而且有可能被毒化，想做到出污泥而不染都很难。
时下，特别值得警惕的，还有那些为腐败鸣锣开道的“舆论氛围”，什么“水至清则无鱼”、“小节无害”、“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腐败难免”等等。这种容忍腐败、同情腐败乃至羡慕腐败、攀比腐败的氛围，归根结底是“腐败文化”作祟。
“先进文化可以养廉”。反腐败，不仅要将一些腐败分子挖出来示众，而且要下大力气去纠正那种“笑贫不笑贪”的扭曲现象，去根除那种“廉洁不香，腐败不臭”的“腐败文化”，在社会中营造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文化氛围。因此，反腐败不仅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文化斗争。努力构建与培育和谐文化和政治文明，是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反腐败的重要内容。
目前，随着经济结构、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文化观乃至价值观，都在重新建构之中。为警惕西方颓废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腐蚀与影响，为防止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侵蚀到党内来，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必须充分重视文化意识领域，特别要引导党员干部培养高尚情趣，形成科学文明的文化生活方式；加强文化修养，升华自己的人格，培养秉公执纪的党性原则、严于律己的慎独精神；要在全社会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应该说，目前反腐败斗争中所涉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大都与文化相关联。毋庸置疑，没有一定的文化含量，没有科学的文化观念作指导，反腐败斗争是难以形成先进而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因此，必须重视增加文化含量，树立反腐败斗争和文化建设“两手抓”、互相促进的观念。增加反腐败斗争的文化含量，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不懈地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文化教育培养，筑牢思想道德防线，防止在思想文化的多样性面前失去自觉性、自主性。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引发人们文化理念和文化消费方式的深刻变化，人们对是非曲直、利弊得失、尊卑荣辱等的价值判断标准也在发生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对不同的社会事物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势必导致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文化心理上的失衡和迷离。在反腐败斗争中，要通过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通过把握正确的文化舆论导向，积极倡导多重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中有进步意义的部分，大力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党员干部追求积极健康的文化时尚，以促成全社会先进文化氛围的形成。
在反腐败斗争中，仅仅依靠思想道德教育，仅仅依靠人的自觉性，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制度基础，最重要的是建立文化规范和政治规范，形成一整套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们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提出的各种“不准”和“规定”，既是政治规范、制度规范，也是文化规范。只有文化规范和政治规范双管齐下，才能养成人们廉洁自律的习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健全和完善这样一种机制，充分运用政治监督的力量和文化监督的力量，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制度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培育提高领导者的政治文化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文化的建设与政治制度的建设是分不开的。
24。3 关于清官文化问题
清官，古代称为清吏、廉吏，汉代也叫清白吏。“清”，意味着操守上的清白。 “廉”，首先是“品行方正”的意思；还有廉洁不贪的意思。不管是清官、廉官或者清吏、廉吏，，其意味是相同的，首先是操守上的清白，然后附会出品行方正、大公无私、清苦朴素、不贪污、不图享受等诸多美德在内的意蕴，正如古代所谓“能吏”强调的是为官者的能力一样，所谓的“清吏”强调的是为官者的品德。
“清官”二字何时出现
一是《南史》中的“子季连，字惠续，早历清官。”
二是金代元好问的“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
三是明代李贽的《焚书》“彼为巨盗，我为清官。”
四是段宝林在其《关于公包的人类学思考》中说：“从清官的产生和流传的时间来看，清官一词与公包关系甚大，似乎可以说是在公包清官故事流传之后而盛行的。”
古代治吏以廉为本
廉政问题关系到朝代的兴亡盛衰，关系到政权巩固和社会安定。所以，中国各朝代有政治远见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官吏的廉洁问题，把廉洁作为官吏必须遵守的重要道德规范，在吏治中遵循“以廉为本”的思想。
中国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倡廉。西周时代，周王把廉洁作为考察奖惩官吏的重要项目；春秋战国时期廉政建设有了进一步发展，儒家从政治上强调廉洁，但真正把廉政从政治高度加以认识并视为关系兴衰存亡者，乃是法家的管子，即管仲。他把“廉”看做关系国家兴亡的四根柱子之一，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制定了对官吏职守的一系列考核标准，其中特别突出廉政建设：“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谨慎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勿苛，审当赏罚。”明代朱元璋更是重刑反贪；清朝也煞费苦心地给官员们树立清官榜样。但是纵观整个历史， 我们看到的现象则是——统治者越反贪污，贪污越是层出不穷；统治者越提倡清廉，可清廉者却那么稀少。
做清官的难度
皇帝并不真正喜欢清官
中国帝王表面上遵从儒术，内在的实质却在使用法家之术。常言说，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英明的帝王不约而同地“乱世用人才，治世选庸才，太平盛世出奴才；政治标准第一，道德部长第二，知识技能其三。”
法家说：君主本人要独断专行，众人称赞的人不必喜欢；众人反对攻击的人，君主不必憎恨。皇帝只是在贪风甚炽，影响政权的稳定性与合法性的时候，才反贪的。
就是在现代社会，我们也经常发现，所谓的清官，经常遭遇到明升暗降的所谓提拔重用。
当清官的经济难度
从经济角度看，当清官就有难度。明朝朱由检发出“文官不爱钱”的号召后，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上疏发起了牢骚：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花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现在都责备郡守县令不廉，但怎么能够廉？有数的薪水，上级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都要花费大量的银子，想廉行吗？韩一良说的是大实话。
当清官的道德难度
官员想要模范一把，清官一把，从道德方面说，也是有很大难度的。要做到六亲不认。只顾自己做清官，老衬托别人都是贪官一样，所以其他官员看不惯，暗地里使绊子自然不在话下。海瑞和于成龙就是例子。最后，自己陷入不洁官吏的包围之中。于成龙就发现了那个真理：做官难，做清官更难。
当清官的体制难度
清贫的决心和道德的操守并不是做清官的充分条件，充其量只能构成做清官的充分条件。集权体制下，做清官还有很大的组织难度。
常言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从表面看，看到的是清官的决心，但从背后看，看到的则是做清官的无奈。清官为民做主，谁又为清官做主呢？清官本身就没有任何有保障的安全。
海瑞是执拗的，但一个官员的执拗，抵抗不过整个官僚组织与集权体制的执拗。
清廉不是对抗体制的有效药剂，相反，一个官员的清廉程度与官僚组织的执拗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越清廉，来自组织内部的阻力越大。
如何评价清官文化与清官情结
清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由于贪污形势严峻，导致下层人民对清官的呼唤，表现在文化上，就是清官文化。
把“宝”押在一个官员的廉洁上，是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清官政治”的典型体现。
清官文化的民本政治内涵
清官文化里有一定的民本政治内涵——以民为本，爱民如子。但是这种内涵是无奈的选择。这关系到王权的来源。王权来源于暴力。既然王权来源于暴力，那么王者必须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而且这种证明，会随着人类社会集体智力的增长而作适当的调节。
爱民、亲民、抚民，永远都不是民主，它只是圣明的统治者对愚昧无知的草民的赐福与驯化；从某个角度上讲，它本身就是一种愚民政策。古代的君民关系恰如现在的人类与自己的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对环境的糟蹋，相当于古代君主对子民的蹂躏；人类对环境的爱护，还是出自于对环境对人类报复力量的恐惧。古代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是君主对人民所拥有的颠覆性力量的清醒认识。
也有把君主比做牧者，而把人民比做家禽的。哪有牧者不爱自己家禽的，可是，又哪有牧者不吃自己家禽的道理？这就是民本政治的真实内涵。这个内涵决定了，清官的内涵与民主法治相去甚远，一句话，民本不是民主，顶多是个“为民做主”。
百姓的清官情结
有人说，跪着的人民，才期待清官。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百姓是跪着的，不会为自己作主，所以才会成全清官。
有人说：吏治败坏的时候，清官出现。清官的所作所为实在出人意外，中国人的清官情绪，是对意外的憧憬。
人民对清官的感情越深厚，讴歌越热烈，法律的悲剧性也越沉重。
一句话，有没有清官情结是奴隶与现代公民的根本区别。
《老残游记》第十六回有段评说：
脏官可恨，人人皆知，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脏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复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清官身上有一层保护膜性质的道德光环，这光环导致人们不能对清官做辨证的事实评价。清官“一清遮百丑”，即使客观上有什么不是的地方，也说不得的。
宋明以后，清官文化大发展。不要自作多情地以为，清官文化大发展是社会的进步，相反，清官文化越发展，越说明君权制度的腐朽与官民的水火不相容关系加深。统治者越是在无法继续维持统治的时候，越强调清官文化，他们希望通过清官爱民清政来修补制度之弊病，创造出一种官爱民，民拥官的假和谐来。
愚民们的无奈，只好呼唤清官，御用文人们投其所好，拿清官大做文章。其实，清官文化是统治者凶恶面目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清官本人是祭台上的牺牲。这种牺牲，对无能的上帝、弱智的百姓提供了感情上的安慰，意志上的迷惑，进而也构成了本质上的愚弄。中国现代史专家李新说：清官乃不详之物。
清官意识实际上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让老百姓沉浸在一种幻想当中，因此是绝对权力的道德护身符。
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