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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权势者一方面从家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利用这种方便条件，极力为子孙后代开辟青云直上之路，力图使家族处于尊荣显赫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也会从现实派别斗争的需要出发，通过安插亲属，把持要害部门，分掌各方面的大权，组建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的权力集团，从而增强派别斗争中的实力资本。家族的共同利益和家族成员之间的血亲观念，无疑可以起到一种内部凝聚的作用。种种阴庇得官的制度和非制度方面的便利之处，也在客观上使得那些以家族为中心的权力集团相对容易形成和得到发展。
二是利用地域乡亲的关系。
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同乡观念，源远流长而根深蒂固。自从国家诞生之后，为了加强对全体国民的统治，国家必须要对国土进行行政区划，并按共同居住地区来划分人民。长期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居民，在共同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风俗习惯和方言乡音的作用下，很容易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认同感和亲近感。籍贯相同而造成的同乡观念，在古代政治生活中颇有一定的活动市场。
在古代政治斗争中，同乡关系常常被拉帮组派所利用。所谓“朋党”之“党”字的本意，最早就是一级地方组织的概念。“五族为党、党，五百家。”，所以也称为“乡党”。“党”字由地方组织的概念引申转化为政治组织的概念，从一个侧面间接反映了地域关系在朋党宗派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三是利用联姻裙带的关系。
在古代中国，统治集团成员的婚姻也成为一种政治行为。对于那些阿附结党之徒来说，常常以男婚女嫁的手段，实行政治联姻，达到攀附、勾结、笼络的目的。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的外戚官僚集团，就是凭借后族的身份，才有可能形成和发展自己小集团的势力。与权贵联姻无疑为野心家提供了平步青云的捷径。
通过政治联姻，使得那些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家族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从而容易形成由姻亲关系而联结在一起的政治派别集团。古代的婚姻具有“门当户对”的传统，相同门第的官僚权贵家族之间多是互为婚嫁，如此便形成一种多重的姻亲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一门亲事往往可以造就一个由直接和间接的姻亲关系所构成的联系网。政治联姻作为一种方便而有效的结党关系，当然会受到结党营私者们的青睐。
四是利用门生故吏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政治斗争实践中，官职从属关系和师承授受关系也常常被阿附结党者所利用。所谓“门生”关系，也是派别集团形成的重要门径之一，在中国古代，直接受业者称为弟子，转相传授学业者称为门生。官场上的“宗师”需要“门生”捧场，“门生”则需要“宗师”的提携。师生之情在权力的腐蚀下，演化成相互利用、拉帮结派的一种纽带。
利用门生故吏的关系来结党营私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是普遍存在的，在官场从属和师承授受过程中，当事各方免不了会在彼此之间产生一种亲近感和信任感。对于结党营私者来说，这正是他们所需要加以利用的构成派别集团的内部凝聚力量。以往曾经有过的上司、下属、同僚、师生、同窗等关系，都有可能成为某一特定小集团的形成因缘。
阿附结党行为，使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相互对峙的宗派山头，从而难以形成统一协调的力量，大大削弱了实际的执政能力。
派别斗争必然党同伐异，造成“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贤”的后果，从而影响官吏队伍的整体素质。朋党宗派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本能地排斥小集团之外的其他人员。
派别斗争常常导致政局的极度动荡不安，使统治秩序难以稳定。
派别斗争还加剧政治道德的进一步沦丧，帮派小集团争权夺利，论人议事一切均以帮派划线，根本不顾什么是非标准和原则界限。
2。7 关于贿赂之术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观念对政治权术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利”对“义”的冲击。中国古代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倡导礼、信、仁、义。这对以追逐政治利益为目的的权术和以追逐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商品经济来说，无疑形成了一种观念形态上的枷锁，在反对这种枷锁方面，商品经济与政治权术结成了同盟军。
早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金钱就已经在社会政治领域崭露头角，初露锋芒，充分显示了它无坚不摧的威力。当金钱将其魔爪伸向政治领域，政界便俯伏在金钱的淫威之下，于是，在政治权术的家族中，又增加了一名新成员——贿赂之术。
金钱作为政治权术斗争中的重要物质武器，长期地、广泛地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这种状况，加速了金钱对政治的侵蚀和腐蚀，对封建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金钱和政治的结合，封建法制遭到破坏，封建统治秩序受到冲击，封建政治道德进一步沦丧，封建吏治开始形成一些根深蒂固的恶疾。封建统治集团尤其是参与政治活动、处理政治关系的官僚阶层中的某些成员，为了贪图个人私利，不顾本集团的根本利益，贪赃枉法、损公肥私、逢迎巴结、营私舞弊、贿赂公行、政治黑暗，加剧了各类社会矛盾，形成了人类政治活动历史中的一种极为腐朽的现象。
贿赂之术在中国古代政治领域的盛行，应该说是从封建时代开始的。这不仅是因为奴隶制时代货币本身尚未发展到成熟的程度，而且就政治结构而言，金钱政治与封建专制主义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制度下，权力高度集中，这种不受制约和无所不包的权力，必然本能地、最大限度地向着可能达到的范围和程度延伸和膨胀。掌权者总是企图通过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为自己夺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贪污受贿是封建时代官僚队伍中无法根除的普遍现象。庞大的官僚集团作为封建时代专制主义的必然产物，为贿赂之术的盛行提供了广泛的市场。当官僚和贪污受贿行为严重损害了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时，最高统治者也会对此进行一些整顿和惩罚。
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金钱政治”积弊甚深、流毒甚广。“金钱政治”的恶劣影响仍将长期存在。
关于政治理论对政治权术的作用
政治权术反映了一种狡黠的政治智慧。政治智慧，则与人类理论思维的发展水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作为一种狡黠而堕落的智慧，政治权术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理论思维的制约。政治权术不仅仅是政治斗争经验的简单总结，人类理论思维的许多方面都对政治权术的出现和丰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作用。
利己主义的人生观。所谓利己主义，指的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的生活态度。利己主义的人生观是造成政治权术盛行的思想本源。政治手段的堕落总是同政治目的的堕落联系在一起的。非道德化的目的，需要通过非道德化的手段才能实现。统治者自私自利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这也就造成了古代政治对于权术的不可或缺的长久需要。
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所谓功利主义道德观，是指抹杀客观的善恶是非标准，纯粹以功利和效用为准绳进行道德评价。高度强调权术在政治斗争中的实际功用，极力论证权术对于君主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片面强调政治权术的目的和效果，以目的和效果的“善”，来掩饰冲淡手段的“恶”，极力说明权术是为了达到一定政治目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这些观点都是功利主义的道德观的表现。
专制主义的政治观。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专制主义的政治观无疑占据着统治的地位。关于政治权术的理论，实际上本身也就是专制主义政治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权术争斗中的人物心态
权术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权术争斗说到底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既然是争斗，免不了就有胜负得失之分，古往今来，有多少野心家、阴谋家凭借着权术得志而弹冠相庆，又有多少仁人志士伤于权术而身败名裂。
中国古代的权术斗争，不仅造成了一个个具体的历史人物的人生悲剧或者喜剧，而且对于当时的整个社会政治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政治权力，对权力的崇拜和追逐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有了贪图权力的欲望，必定就会产生追逐权力的手段。于是，政治野心和政治权术之间便结下了天然的不解之缘。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斗争中，野心和阴谋总是形影不离。不怀有个人野心的权术手段和不采用权术手段的个人野心，几乎都是不存在的。一般来说，权术为野心家保持已有的权力和攫取新的权力提供了有效的工具，而野心家则往往是各种权术争斗的策划者、实施者和受蕙者。
权术争斗的主要角色，一般都具有强烈的个人功名利禄欲望。所谓“野心”，无非是指对名利权位的强烈欲望。权术争斗中的野心，一般具有三个特征：
一是目的上的极度自私，野心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私利。野心对权力的追逐，首先是为了满足个人在物质方面的欲望。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官愈尊，则禄必愈厚，同时，权力不仅可以带来与其权位相适应的合法俸禄，而且可以转化为更多的额外财富。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领域，当然无法逃脱政治权力的干预。政治权力虽然本身不能创造任何物质财富，但却能够决定物质财富如何进行分配。在现有的有限物质财富的分配过程中，个人权力的大小往往能够决定其财富的多与寡。因此，追逐政治权力事实上便成为谋求经济利益的一条捷径。野心家强烈的权力欲望，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他们贪婪的物质欲望。为了“发财”而去谋求“升官”；为了“夺利”而去努力“争权”。
野心家对权力的追逐，又是为了满足个人在精神方面的某些欲望，“权”不仅仅可以产生“利”，而且可以带来“名”和“尊”。人们畏惧权力，又崇拜权力；一定的政治权力，既代表着一定的经济利益，同时又意味着一定的名誉地位，象征着的的人生价值。
二是程度上的贪得无厌，具有不可满足的特性。政治野心是一种自我膨胀的权力欲望。一个欲望得到满足，新的欲望又会产生。
所谓权欲的层次性是指欲望的内容是因人而异的，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野心的内容显然是不同的。
所谓权欲的渐进性是指权欲往往具有一个发展增长的过程，欲望的目标是因时而异的。对于野心家来说，低层次欲望的满足，也就意味着高层次野心的出现；这一层次欲望的目标和终点，又成为更高一级层次野心的基础和起点。
所谓权欲的持续性，是指器乐一旦产生，便会长久持续地存在，难以割舍。权力本身往往具有强烈的诱惑和腐蚀作用。未入“仕途”之前，野心表现为一种急切而强烈的争权夺利的欲望；进入仕途之后，野心又会表现出一种顽固的贪婪权力的欲望。一旦品尝到权力的滋味，便会在不知不觉中上瘾成癖，使人产生刻骨铭心的迷恋，从此难以摆脱权力魅力的诱惑，绝不肯主动将权力轻易放手。久执权柄往往无法忍受权力失去后的空虚和寂寞，因而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巩固和维持自己的权位。
三是行动上的投机钻营，必然导致不择手段的特征。
野心与阴谋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野心只有依靠阴谋才能得以实现。所谓“野心”是指那种不合常规礼法、超越个人应得范围的非份之想。在正统观念看来，野心是违背正常统治秩序的欲望，因而是不符合正统政治道德规范的。野心在正常秩序和正统观念的双重压抑下，除了依赖阴谋诡计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不道德的欲望，只有依靠不道德的手段才能得以实现。
道德阻碍了野心的实现，野心从根本上蔑视道德。在无休止的权力追逐过程中，野心的目光紧紧盯在名利权位之上，只要能够猎取实际利益，一切的伦理道德统统可以置之不理。野心唯“权”是图，为达到目的，必然不惜采用一切卑劣无耻、阴险诡诈的手段。
野心家一般具有竞争心理、投机心理、嫉妒心理、发愤心理、冒险心理。历史上的野心家，在政治权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野心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必然要使用各种阴险诡诈的权术手段。野心是权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因。夺取君权的需要产生了政变之术；政治攻击的需要产生了诬陷之术；掩饰野心的需要产生了韬晦之术；总而言之，没有争权夺利的欲望，便不可能产生争权夺利的手段。
2。8 君主专制与政治权术的关系
政治权术之所以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更容易得到滋生蔓延和充分发展，是同这种制度下的政治权力的结构特征分不开的。所谓“君主制”，一般是指以君主为国家元首的政权组织形式，在这种制度下，政治权力结构最基本的特征是权力的高度集中。
翻开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画卷，人们可以看到，君主是整个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国家的各种大权集于君主一身，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君主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整个国家都是君主的私有财产，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都是君主维持独裁统治的工具。专制君主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立法权。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国家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权力当然归于君主所有。君主出言为法，君主的意志就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就是判断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和行为准则，历代封建王朝所制定的成文法典，无一不是专制君主意志的体现。君主可以按照个人的意志随时修改或者废止既定的法律，制定新的法律。
二是最高司法权。在专制制度下，君主不仅拥有立法权，而且对于一切重大案件的判决具有最高决断权。专制君主的判决，根本无须法律的依据，或者反过来说，君主的判决本身就成为最高效力的法律依据。
三是国家政务的最高决定权。专制君主对于国家的一切政务都拥有最高的决定权。当然，天下繁多的具体事务不可能全部由君主一人独自处理，君主通过亲自掌握重要官职的任免权，为自己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封建国家的官僚集团尽管十分庞大，实际上只是俯伏在专制君主脚下的臣仆。各级官吏虽然也分掌着一定的处理政务的权力，但是他们的权力来自君主，随时都有可能被君主剥夺；他们所作出的一切重要政务决定，都须听命于君主，都须取旨方能行事。无论臣属官职再高、权力再大，也不过是君主的办事工具而已，只有君主才是凌架于一切臣民之上的独裁者、才是国家行政权的真正掌握者。
四是最高名分的独占权。专制君主不仅掌握着绝对的实际权力，而且还拥有对最高名分的独占权。
国家各个方面的权力，牢牢系于君主一身，这种高度集中的君权，势必会产生对政治权术的一种客观需求。这种状况并非是由君主个人的道德素质所决定的，从本质上说，君主专制制度下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客观上要求政治权术作为专制君主的必然伴生物。脱离了诡诈的政治权术，高度集中的君权便不可能得到正常的行使，专制制度便无法得以生存和维持。专制君主与政治权术的这种拌生关系，无非是由于专制君主在国家政权中的特殊作用、君位转移过程中的激烈竞争性、君主专制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矛盾等几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
专制君主对于封建政权的兴衰存亡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无疑是决定君主必然依赖权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封建王朝的治乱兴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独裁专断的君主本人的各方面素质。君主个人的意志和才能，往往成为决定政治斗争胜负的一个关键因素。专制君主的所谓“治政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谋取、维持和运用权力的方法手段，其中当然包括政治权术。
历代封建统治集团，为了实现既定政权的长治久安和维护本集团的共同利益，客观上也会需要有一位能够驾驭政权的强有力的专制君主。在政界的生存竞争中，那些善于玩弄阴谋诡计的君主们，更容易取得和维持政权，更容易驾驭和控制广大臣民，因而更适合于统治集团的需要。
君主专制体制下集权和分权的矛盾，也是导致君主必然依赖权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专制君主总是力图实行高度的集权；另一方面，为了实行集权，君主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分权。这种集权和分权的矛盾，换句话说也就是君臣之间的矛盾，贯穿于整个封建时代的始终，构成了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专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