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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就是不忠，就是变节，而不忠和变节，是最可耻的。这是控制文人的一道精神枷锁，更是维系一种制度、一种主张、一个政权和一个掌权者地位的思想柱石。
中国文人对政治的参与意识太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对参与其中的政治事务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将太多的政治责任，揽到自己的肩上。中国文人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对君、国、民以及自身，都有一个理想的模式。在他们看来，君应当是明君圣主；国应当是政治清明，实行仁政。
“忠”这是判断一个政治人物性格高尚与低劣的核心要素，“忠臣”是对政治人物的最高褒奖，有了这一称号，就可以垂范千古。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忠”的表现应当是“从君之命”，这种“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绝对服从，二是从一而终。既然是绝对服从，就不许有非议；既然是从一而终，就不许有改变，终身不逾，否则便是大节不忠。
但是想让人绝对服从和从一而终，得有一个前提，即被忠的对象是始终正确的，是完美无缺的，但这种对象永远都不存在。当我们看看中国历史上那长长的“忠臣”名单时，我们发现，在他们的对面，总有一个形象暗淡甚至狰狞的最高掌权者的身影。
一般说来，忠臣的出现与否，总是与权力行使的正确与否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国君的权力能够正常执行、人人都按部就班地正常工作时，只有能与不能的问题，无所谓忠与不忠的问题。只有国君权力的行使出现偏差，国家机器的运转有失去控制或者失灵的危险时，“忠”的重要性才被突显出现。说明“忠”只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或者说是政治危机的产物。
有三种情况是产生忠臣的历史契机：
一是权力的失误，即最高掌权者的决策出现失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害，而大多数官员或者曲意奉承，助纣为虐；或者明哲保身沉默不语。有那么一种人，不计利害，不顾后果愤然抗争，于是忠臣产生了。
二是权力的失控。专制制度下，权力的一大特色就是权力的独裁、独断、独尊、独享。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是不允许分割的，但是能否保证权力的独有，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如果最高掌权者幼弱、昏庸、无能，如果某种势力集团过分强大，便会导致权力的分散、削弱、失控，国家也会陷入混乱和黑暗，这时就需要忠臣，同时这也是产生忠臣的时代。
三是权力的失败。大凡一个权力集团、一个王朝、一个国家行将灭亡之际，也是最为需要和最会出现忠臣的时候。
忠臣的事迹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却总是感动不了他们所效忠的对象，甚至引起这些对象的反感、厌恶、愤怒，遭到打击和迫害；忠臣的英名，永垂青史，可他们却无力改变现实。
人们总以为，所谓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国忧民。其实，对个人不幸的顾影自怜，也是忧患意识的重要方面。古代中国文人之所以好顾影自怜，并不完全是由于多愁善感，实在是因为社会提供给他们的道路，只有窄窄的一条，即仕途，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所谓怀才不遇，说白了就是被权力所拒绝。有些人的被拒绝，往往是由于偶然的因素。文人相轻，同僚相忌相害，是中国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情。
所谓“俯仰权势”，是指对权势的两种不同态度。中国的文人们，在权势面前的常态是热衷、是趋附、是依附；但有时，也会表现出某种傲视、漠视、藐视、甚至敌视。有人认为，中国文人身上天生有一种傲骨，即对权力的傲视，这实在有点抬高了中国文人。如果我们承认“学而优则仕”几乎是中国古代文人唯一的人生道路的话，如果我们承认所谓的“仕”，即取得权力，以便为更高一层次的权力效力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想象，一个追逐权力的人，会对他所要追逐的猎物表示轻视，表示傲视呢？一个商人绝对不会傲视利润；同样，一个文人，尤其是仕途上的文人，也是绝对不可能傲视权力的。中国仕途上的文人，面对权力，经常表现出来的，倒有一种或轻或重的奴性和软骨病症状。
在后世，凡是几个文人，一旦交往过多，被冠上什么称号，便会被当权者所忌讳，被视为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与当局相对抗的政治性小团体，其下场往往都很不妙。
在中国的政治哲学中，“中庸之道”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这种哲学认为，“过”与“不及”都不好。所谓“过”，就是“操之过急”；所谓“不及”，就是“无所作为”。它主张从这两端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即所谓“中”，要有所作为，但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要徐徐渐进，但不能原地踏步。
中国人的主人心理和奴才心理常常在日常生活中作怪。主人没有想到的，奴才替主人想好了；主人没有叫奴才作的事情，奴才自己做主做了；主人一个眼色，奴才跑得非快；即使奴才做了坏事，主人也不好意思斩草除根，因为奴才毕竟是自己的奴才。如果当官的对下属没有主人思想，下面的官对上面的官没有奴才思想，中国的许多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美国国际公众广播电台记者方家麟女士说：我对中国人的正义观不理解，中国的正义跟权力有关系。许多人不是希望得到一个双赢的结果，而是我如果赢，另一方必须输。这是一种欺负人的文化所产生的结果。
24。9官场哲学——厚黑学
哲学是观念的精华，指挥、制约着各项活动，高居于尊贵的地位。官场上盛行的哲学叫厚黑学。
厚黑学的总纲是：脸厚、心黑。心不黑，脸不厚，在官场上就寸步难行；心不黑脸皮厚也难以立足，心黑脸皮薄也做官不会长久，必须脸厚、心黑才能无往而不胜。
厚黑哲学的范畴是“求官六字真言”和“做官六字真言”。
“求官六字真言”是：
空——空闲。求官者必须放下一切事情不做，用一切时间契而不舍的去求官。
钻——钻营奔走。无孔不钻，有孔必钻，无孔也要钻出孔来。
吹——吹牛。口讲、笔写，一切场合都吹。
捧——捧场。
恐——恐吓。抓住上司的弱点，借机点到，加上捧字，互相为用。
送——送礼。
六字结合，上司或被一字击中，或连中三箭，官职即可到手。
“做官六字真言”是：
空——空洞。文字、办事都要空洞，留有余地，进退自如。
恭——卑躬屈膝。对上司及其亲朋都要献媚微笑。
绷——绷劲。对下属和百姓从仪表和言谈上都要显出满腹经纶。
凶——凶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凶狠又要披上仁义道德的外衣。
聋——耳聋。笑骂任其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弄——弄钱。
前面求官、做官的十一个字都是为了这一个字。
厚黑哲学的的发明者李宗吾，生于1879年，到清朝灭亡，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民国元年，作者在成都《公论日报》上逐日登载，总结、概括、提炼、升华清末官场的事实。素材和资料都来源于晚清，当然是晚清官场哲学。厚黑学发表只好，人们视为奇书，一是言其概括之精辟；一是立论之奇异。
需要再提炼的是，可以变作“厚黑长哲学”：脸厚、心黑、手长；“巴拉压主义”：对上巴结、平级拉拢、对下压制。就更精炼完整。
官场哲学高度概括了清末官场吏治。
进入社会难，看透世事、适应社会更难。进入社会，你必须成为社会人；进入政界，你必须成为政治人。学好《厚黑学》就能应付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情。脸皮厚和心肠黑是获得成功的两大秘诀。
中庸是折中、平常的意思，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的情绪时，心中是淡然平静的，叫做中；表现出来以后经过粉饰，符合常理叫做庸。达到中庸的境地，天地正常运行。为官者必须学会中庸。
官场“庸道”之上、中、下乘
看了关于治庸官的议论，我觉得还应该对庸官现象的本质作进一步分析。须知当今之官场，“庸”不仅是一种为官状态，更是一种为官之道，姑且称之为“庸道”。而且此道甚为练达，得道者非同小可，其弊病相当深广。如果只看到庸官，不识破“庸道”，那我们就也有点“庸”了。
“庸”之为道，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堪称中国官场文化一绝。经初步探讨，它内含中庸、貌似无为，秉承传统官场为官之道并掺以现代灰色人生哲学搅拌而成，寄生于现存的干部体制弊端以行其道，其修炼功夫颇为精深，本文只能举其大端。
“庸道”之上乘，乃曰以“庸”取胜。许多人可能对庸官有一种误解，以为他们都是滥竽充数的昏庸之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庸官干事平庸无为，但做官却相当精明。有些官员只所以要“庸”一点，非但智商不低，相反是智商特高的表现。一般人只知道以“干”取胜，他们却知道“庸”也可以取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更容易轻巧取胜，可以说是深得此道应用之妙。在官场上，不仅没本事的人喜欢用，就是有本事的人有时也要故作“庸”态，其言合乎中庸、其行貌似无为，这样就显得“忠厚老实”、听话好用，不但可以以“庸”藏拙、以“庸”遮过、以“庸”保险、以“庸”避风，而且还能以“庸”保官、以“庸”得宠，乃至一“庸”而上。这些人虽然在社会上颇遭“庸”议，但在官场上却“庸”得可以，大多四平八稳，有的比只靠“干”的人还爬得快些。如今官场上一些“成功人士”，不就是这种“大智若愚”的人吗？
“庸道”之中乘，乃曰以碌代为。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间或上网聊聊天，固然庸态可掬，但这样完全以逸待劳的庸官毕竟是少数，而且不可能长久。如今官场存活率较高的是以“碌”代为的庸官，为官者忙文山会海、忙上传下达、忙迎送应酬，忙得不亦乐乎；办事的围着长官风车般地转、抱着公文电话轱辘似的绕，整天忙得跟“打仗”一样。至于是真忙还是假忙，是运转还是空耗，那就只有天晓得了。可以说，在领导机关办事效率缺乏客观尺度的情况下，官员们“碌”而庸在所难免、也身不由己，这样就使庸碌为官之道合法化、正常化了。得道者只要跟着碌、照着碌、顺着碌，就可以以碌掩庸、以碌代为，博得勤政的声名。于是越庸越碌、越碌越庸，庸碌终身无所作为，却可以大言不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谁也拿他没治。况且有的“碌”得稳中有升、有的“十年媳妇庸成婆”，碌而庸、庸而福者不在少数，更见此道之通达也。
“庸道”之 下乘 ，乃曰以庸保身。在某些官场生态环境里，机关干部中除了“南郭先生”之外，想不随声附和还真不容易。其中有本事派不上用场或者派上用场却得不到好下场的大有人在，有的干部长期窝在机关里郁郁不得志，有的暂露头角即遭风吹雨打，几经挫折，他们在压抑之下渐渐心灰意冷，也渐渐学乖了，于是遁入”庸“门，采取“三不主义”：不出头、不显眼、不提意见。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中规中纪，唯唯诺诺，“庸”中求存，明哲保身。所幸者逐渐就会转变同事的看法，博得上司好评，说他们终于“成熟了”。这些在宦海中埋没和自残的庸官们难免活得有些窝囊，却也“庸”得安逸、“庸”得滋润，最后还能“庸”成正果，终身待遇远非庶民可及，封妻荫子不在话下。多少知识化专业化化上去的干部后来也明白了，“庸”中也有黄金屋、“庸”中也有颜如玉。
如此“庸道”得以奉行官场，固然有其体制性弊端的依存，但更重要的是它已经作为一种官场文化现象存在，既涉及官员的价值取向，又涉及对官员的评价标准，是“官念”上的畸形、是信念的退化、是官德的缺失，其危害就远远大于那些浮在表层的庸官。它不仅使庸才得以保全、使人才变成庸才、使庸官得以升迁，更造成干部任用和组织人事管理上机制性障碍，损坏其选贤任能的功能、削弱领导机关的生气和创造力，乃至形成庸政。这种观念形态的病变比体制性的缺损更难根治，光革职几个庸官绝对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体制改革和思想“保先”双管齐下方能凑效。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信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社会的现实是：人们总是惩罚那些对他好的人。被肇事车撞伤的人，居然反咬那些救他送他到医院的人；公交车上抓小偷的见义勇为者，到了警察那里，被偷的事主却往往不愿意作证；希望工程一对一的捐助者，常常被没完没了、甚至没有道理的索要缠个半死；在家里，一家有几个儿女的，长大以后，真正对老人好的却往往落不下个好，“养命儿子不孝顺”是句古语，也是真理，老人埋怨最多的恰是那个给老人养老送终的儿子或者女儿。
说起来，人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好，希望自己碰到的都是善者，净是帮助。但是说起来也怪，在现实中，我们自己的行为意向却并不鼓励那些对自己好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对你好，一次两次可能还会道声谢谢，时间长了，就不知不觉认为那是应该的；如果有一天人家对你不那么好了，你甚至可能为此勃然大怒，好象别人欠你似的。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对于恶神，比如动不动就放火的火神往往尊敬有加，供着敬着；对于那些老实巴交的神，如灶王爷，则能欺负就欺负。其实我们对人也是这样，对恶人怕且敬，对善人欺且噱。这种不鼓励好人好事的行为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这个民族太理性、太精于计算。昧心咬救人者的被撞者，怕的是肇事者万一找不到，医药费没有着落；被偷的人不肯举证，事实担心小偷报复；被捐助者死缠捐助人，是因为他们可能只有这一根稻草可抓；至于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善待好人，是因为我们从心底里认为，这些人不对他们好，他们也会这么好，而自己的“感情投资”应该放到更值得的地方去。
中国的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在人们中是最受欢迎的，恰恰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谋略。同样，《孙子兵法》这样的书，真正用在战争上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但是大家却不约而同地把它用在官场角斗、商场厮杀以及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孙子兵法》还不够，大家更喜欢的是阴谋大全《三十六计》，欣赏笑里藏刀、借刀杀人，甚至美人计的境界。不知感恩，却谙熟阴谋，将别人的善意和帮助，也放在智慧和愚蠢的二元格局里评判，在暗中嘲笑别人的同时，炫耀自己的精明，殊不知我们的精明往往只体现在自己鼻子底下几寸的地方，不知道自己的精明计算，实际上在长远来看其实是损害了自己，而且损害得非常彻底。
24。10 关于中国官僚文化问题
在古代西方，国王与平民之间，夹着一层以血缘为纽带的贵族阶层。而在古代中国，皇帝与平民之间，夹着一层以文化为纽带的官僚阶层。这个官僚阶层起始于秦汉，成熟于唐宋，瓦解于当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大地母亲》一书论述中国古代文明的时候，曾指出过中国官僚阶层为自己谋利益的特殊性。建国以来，中国的历史研究过分强调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忽视了中国官僚这一阶层的特殊作用。其实，认识中国官僚阶层与官僚文化，是认识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中国的官僚阶层是中国国土幅员辽阔加上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产物。之所以走向大一统，有地理上的原因，也有官僚文化的反作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维持运作，上至帝国宰相，下至官道驿站长，臃臃肿肿，形成了一个温饱有保障的社会阶层。这是这个阶层的特权化的一面。
自秦汉以来，历代最高统治者为了防止官僚阶层演变为贵族阶层，创造了科举制和诏安制两大政治发明，向民间敞开了做官的大门，把民间文武两界精英分子，笼络进这个队伍。于是致使中国的官僚阶层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部长的儿子未必是部长，军长的儿子未必是军长。穷人的孩子读书报考，或者造反诏安，都有可能一步登天，变寒门为官宦。反过来，官宦人家也能迅速变为寒门。官僚阶层与平民之间的相互流动性，让平民变官宦，官宦变平民的观念深入民心，做官不仅是中国人的理想，而且也能变为现实。做官是人生最高境界，用儒家文雅的话来说，就是治国平天下。直到今天，做官当领导依旧是多数中国人的共识，即使很多人打着民主的旗号，心里想的无非还是做官。这就是中国独特的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