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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的精神。
所以，很多人升官之际，也是人生境界的一次飞跃。同时，当官使你必然离开对以前所处群体和领导的某种依赖，而成为企业整个指挥网络里的一个终端，要独立地处理很多复杂的事务。
体验到拥有权力的充实感后，你也会有独行夜路的恐惧感，就象一次精神上的断奶。总之，当官的经历对一个人来说，应当成为一种人品升华的莫大推动。除非你对自己和他人都毫无责任感。
中国的企业，对很多具体事情的处理，常常不以是非为取舍，特别是平级之间，正确的做法不一定得到他人的支持。你能不能得到他人的支持，有时，取决于你和他人之间是否建立互相支持的关系，取决于你以前怎么对待他人。
任何领导为你撑腰，只能管一时一事。所以，你办事要像火一样炽热猛烈，处人就象水一样柔软透明。
圆通不是圆滑，圆通是守原则而讲技巧，用一些方法，润滑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不把局面搞僵。润滑则是丧失原则，心术不正，玩弄权术技巧，欺骗他人，保护自己，推卸责任。所以，润滑和圆通完全是两个境界。
跟高层叫板的多的是，要想没人和你叫板，你的非行政权威必须要高，就是你的能力、知识、品德、人格的精神力量要大，他才肯跟着你干。下级通常会把自己对未来的期待，放在上级身上。上级下达的命令多数没有错，执行的质量，常常要看下级对上级信服的程度。所以，有人挑战你的权威，还不如检查一下你自己。
老板不喜欢两种人，一种是太有理想，一种是太没有理想的。志向太远大不适宜做具体微观的工作，太没有理想的人，你给多少钱，他干多少事，企业很难带领他们长久前进。
26。10 十
官场三论：升官、发财、死老婆
时下官场有一种现象，其甚嚣尘上流行的口号是“升官、发财、死老婆”。只要稍微做一简要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升官、发财、死老婆的愿望背后正好是对权力、金钱和性欲的期待与召唤。在他们看来，这三者的完美组合，恰可谓美满幸（性）福之人生也！
一、从政者希望自己能够升到一个更高位置，不断追求更高的权力。这一点，实属正常。能够晋升，这是组织对个人能力和发展前景的肯定、鼓励与支持。再说，谋求权力的链条总是在一步一步往前推移：“无政治阶层→政治阶层→谋求权力者→有权者→高位者”。这是政治人对权力追逐的本能反映。
如果不能青云直上，这一过程也就免不了艰辛，在一定程度上亦少不了卑污。培根在《论高位》一文对之有非常精到的论述。“居高位的人是三重的仆役：君主或国家的仆役；名声的仆役；事业的仆役。所以他们是没有自由的，既没有个人的自由，也没有行动的自由，也没有时间的自由。要寻求权力而失掉自由，或寻求凌驾他人的权力而失却统治自己的权力，这一种欲望是一种可异的欲望。要升到高位上，其经过是很艰难的，但是人们却要吃许多苦以取得更大的痛苦；要升到高位上，其经过有时是卑污的；然而人们却借着卑污的手段达到尊严的地位。”
“一切上跻高位的行动都是象登一条迂曲的楼梯一样。”人们之所以愿意如此搏命，正如古希腊谚语云：“地位显出为人”。诚然，用培根的话说，“地位显出有些人的长处，也显出有些人的短处”。因为，他们会想当然地以为，“一个人因有权位而人格增进”，甚而是“人格高尚而宽宏大量的确证”。
二、升官就要发财，甚至发财是升官的必然逻辑。在一个以经济作为评价个人成就主要尺度的价值观念指导之下，发财与当官不可分割地绑缚在一起。有人甚至会说，当官不发财，何来当官？而且升官发财，这也是贯彻邓小平同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嘛！照这样推理，升官了就是应该发财！小官发小财，大官发大财。发财的大小以官职的高低而论。
问题在于，有多少官员走上不归路不是因为权力与经济过度亲密的关系所致？权力与经济联姻，这时就不仅仅是经济决定权力，而且有时也可以是权力决定经济。在一定的情形之下，甚至后者的作用更大、更明显。有多少权力，就有多少经济；有什么样的权力，就有什么样的经济。二者之间是成正相关的关系。
1984年12月27日，任重夷在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市地委书记会议上指出，要特别对钱的问题保持清醒，避免犯错误。“生财、聚财，要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去办。违法政策的不义之财，决不能取。要教育干部和群众，对非法谋财的危险和严重后果，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搞不好要吃苦头。”悲剧在于，任仲夷的警诫与贪官们的行为，这二者之间总是一个难以破解的悖论和解不开的死结。
三、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如果说升官发财是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观念，那么，官做到一定的时候希望死老婆的想法则可以说是近些年的事。死老婆，作为时下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和处事观念而存在，这一点，只要看看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或许即可明晓。
马克思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有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再次强调，“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一点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深奥思想才能了解吗？”
南方某市的一个区的诸多局长的老婆大多是第二任及以上。传统的“升官发财”再也无法满足某些官员的欲望，养小秘、包二奶又有违党纪国法。如果离婚，免不了引起诸如财产分割、难扯纠纷等复杂问题。而这一切都是已经有可资借鉴之经验。因为这样的故事、类似的教训，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说不少，只是故事的主人公不同而已。
一种不会引起太多麻烦的做法就是希冀原配夫人肉体的毁灭（比如身患不治之症而不能久留人世啊、突然发生意外事故啊），或者是解除与其法律上的关系（离婚），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再娶一个十几、二十几、三十几岁不等、反正比自己小几圈的年轻老婆。
为什么希望死老婆？就是因为有替代者存在。而且在男人看来，这一替代者是较原配更值得早日替代、也是更合适的人选。而这一替代者自身亦有这样的想法：相比之下，嫁一个有钱有权有势者敢情是理想选择、也是无可非议的事。
这一思想认同并且愿意从属于这样一种男权制社会：女性处于一种被照顾、被保护、被宠爱的地位。女性一旦作出这样的替代者选择，并且付诸现实，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况。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女人的自愿与心甘。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样一种“内部殖民”，一旦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和最根本的权力观念，势必不利于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男人按天生的权力统治女人、二者之间维持支配与被支配这一关系格局。
从长远来看，这明显不利于维持两性的均衡、和谐发展。恩格斯在1880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指出，傅立叶“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从纯粹的性别来说，男人希望死老婆，从而娶一个年轻的，这也是其内在的情欲在起作用。而且一旦这种情欲得到了实现和满足，又进一步加剧其发酵、成长、壮大……而其邪恶帮凶恰恰就是这些替代者。因此，女人帮助男人满足其情欲，却在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的附庸地位。
质言之，不管是就传统遗传下来的升官发财，还是就近年热浪勃兴的官做到一定时候希望死老婆来说，都说明了我们官场不仅具有传统的特色，而且具备现代的样式。在某种意义上，其传统特色更加突出。自古以来，性与政治、情色与权力，总是难舍难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区别只是在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个人，这二者之间的亲疏而已。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官员所身处的关系无非在于：官员与权力的关系，官员与钱财的关系，官员与情色的关系。我们没有看到的是，社会期待官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关系：官员与普罗大众的关系，官员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官员与法治建设的关系，官员与文明进步的关系……
26。11 十一
我的求官生涯
我大学毕业后就进了局机关。我很年轻，是机关的小字辈。大家见面时常美言我几句，说我有知识有才干，前途无量。一听这话，我心里十分高兴，有一种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感觉。我似乎感到，一个叫前途的东西在我面前正闪着炫目的光。什么叫有前途？搞科研的有了发明创造，当作家的写下了传世之作，当运动员的拿到了奥运冠军。那就是有前途。而在机关工作的人，谋个一官半职就是有前途。在我们局机关，官的起点是副科长，不跨上副科长这个台阶，那就意味着一辈子当小卒，与官职无缘了，也就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所以，一个年轻人一到机关，奋斗的第一步就是弄个一官半职当当。我也不例外。
经多人指点，我明白了，在机关工作要想弄个一官半职，工作干好了那是必不可少的。但关键环节不在这里，很关键的是要拥有一个好人缘，特别是同领导处好关系。好人缘是如何得来的呢，那得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我们老科长常常对我说，一个好汉十人帮，没有大家的支持，你永远不会成功。我觉得老科长说得很有道理。
于是，我开始改变自己不愿主动接近人的书呆子习气。平时不再读书，经常串门到各科室套近乎。小张也是大学毕业，我主动和他唠嗑，发现他和我是一所大学毕业的，我们是校友呀，于是，我们俩就亲近了三分，一论年龄，他是师兄，我是师弟，以后就称兄道弟了。老李是机关的老科员了，虽然没有职务，但是资历很老，我主动与他拉家常，得知他的孙女和我和女儿在一个幼儿园学习，于是，我们作为一个幼儿园儿童的家属，自然有了共同语言，经常谈论一些有关幼儿园的话题，于是两人很快成了知己。
业务科王科长很难接近，架子很大。几次我想同他套近乎，他都表现出很冷淡的样子。我心里盘算，人家是科长一定是瞧不起俺。但我还是不死心。一次，我偶然听说王科长的老婆是北庄西南村长大的，而我的老婆也是在北庄西南村长大的，于是，我回家仔细询问我老婆关于北庄西南村的事情，原来我老婆和王科长的老婆是表亲关系呢，只是长时间不来往了，便生疏了。有道是，亲属不在于远近，关键在于能否走动。于是，我找到王科长，一五一十地把这层关系搬了出来。王科长听了之后，态度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此后我和王科长的关系就渐渐地铁了起来。
对于每一个同事，我都十分恭敬。我知道，这关系到我的命运。在平时，我见到一个同事，就主动说话，笑容绝对灿烂，说话保证好听。特别是春节假期过后第一天上班，我总是早早地来到机关，逐科室向大家问好，有时，问了第一遍不解渴，就再来一遍。时间长了，机关大多数人说我和气，懂礼貌，是一个有教养、有礼貌的好同志。为此，我感到很快乐。
尽管这样，我隐隐地发现，我的为人处世的能力仍有很大的差距。前几年提拔人重视的是资历，我资历浅，自然欠火候。这几年又重视了学历，我参加工作时有大学文凭，就算很突出的了，可这几年，研究生毕业的人多了起来。没有研究生学历就没有竞争力。于是，我便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研究生课程。学习十分辛苦，但一想到自己的前途，就感到这虽苦犹甜。我不断地自我鼓劲，学完研究生，副科的位置就很近了，一想到这，便有了精神。几易寒暑，我终于完成研究生学业。拿到了研究生毕业证。我心里美极了。
经过我的仔细观察和思考，我终于清楚了：要想得到提拔，最为关键的是让领导对自己满意。是呀，你有满腹经纶，是不是中用呀。我这个人爱好写作，于是我主动请缨，当上了局长的秘书。大家都知道秘书是个苦差，人们常说秘书是〃一支钢笔，两袖清风，三更不眠，四季挨累。〃我当然知道秘书工作累，但为了实现我心中的理想，为了自己的前途，我就豁出去了。我总是千遍万遍在心中默念：不吃苦中苦，难得人上人。利有和领导接触多的机会，我经常不遗时机地向局长表明心迹，表明我是局长人，如果需要，局长让我上刀山下火海也行，为了局长，我可以肝脑涂地。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我总是急局长所急，想局长所想，学得懂事。一晃十年过去了，我当了十年的夜猫子，眼睛近视达到了600度，身体变成了一只大虾。不过，我觉得为了自己的前途，有所付出是应该的，这样干是值得的。
苦心人，天不负。就在前不久，我们局长终于答应提拔我当副科长，我高兴极了。我的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兴奋起来了，我幸福得快要发疯了。我想，现在我当上了副科长，以后就可以当科长、局长，总之，我的前程一片光明。想到这，我就心花怒放，兴奋无比。
中国男人为何爱当官
走上仕途是古往今来多少男人的梦想光明正大的口号：我要当官有一个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事实——中国男人的“官瘾”之大，无人能敌。但奇怪的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羞于说出这个历史悠久的“情结”，好像大家可以千军万马头破血流地去争去夺，但嘴巴里却不能说出来，否则就犯了大忌讳。犹如性，明摆着谁都喜欢，却偏偏要装腔作势一番。因为这一点，中国男人显得有些不可爱、不坦荡与不率真。
多少年来，想当官和想得道的人就像现在的歌迷和感冒患者一样，遍地都是。远点的有姜子牙，修道没修出名，便想做官，一直想到七十多岁，头发胡子都想白了，还是嘴硬不承认；再比如后来的陶渊明，官运不通，就美其名曰“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家种菊花发牢骚……说不想当官有些矫情，甚至可以说有些虚伪，有吃不上葡萄的狐狸之嫌。而中国的旧男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最忌讳被人说成想当官，他们太虚伪了！所以我喜欢著名作家二月河的话：“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最早我想当官，当不成官，又没有其他事做，就走到这条路上了。”这样的话，谁听了都舒服，因为真实！
现在，我们已经大踏步地进入了“公民社会”，当官更是一种职业的选择而已，有什么不能开诚布公的？
可喜的是，中国男人也开始阳光工程建设了，可以光明正大地说出自己压抑了上千年的心声：我要当官！有一项“中国？日本？韩国？美国中学生关于21世纪之梦”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不想当官，因为当官就意味着责任重大”和“不想当官，因为当官就得牺牲自我”等观点，美国、韩国和日本七成以上的中学生均表示支持，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中学生都不想以失去自我为代价去谋求高地位。而我国中学生的观点却截然不同，占到四分之三还多的中国学生，对由于当官带来的责任重大、牺牲自我等丝毫不反感，反而把它作为人生的重大目标。这也许可以说明“官本位”思想在我国年轻一代身上依然有影响，但也同样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得出结论：中国年轻一代继承了传统的敢为天下先、当仁不让的“良性当官意识”！这是很正面的信息，我们应该为其骄傲。
另外，在广州，一项针对18至35岁青年人的调查显示，青年男性心目中最理想的职业，已从9年前的“自己创业”，变成了党政机关干部，选择人数高达46。3％。这个曾在上世纪80年代出过“不好好学习，长大只能当干部”之类民谣的地区，现今又重新捡回了“学而优则仕”的“官念”，不知是生活压力的缘故，还是社会意识的映射。我们当然可以期望，将来有更多优秀的公务员，加入到为人民服务的行列。
不要把“官”妖魔化
某小学一个班上共有43名学生，班干部就有40人！报纸曝光后，一度引起大讨论，有人担心，官迷太多，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无庸讳言，“人人有官当”有“官本位”意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