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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公平、自由）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实现。如果一个有知识的人，全部的兴趣始终局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以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关怀精神，关怀国家、关怀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
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其实就两个意思：一是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否则说话没有权威。二是拥有公共关怀。知识分子由于自己的专业，更由于自己的智慧与理智，在其他领域有前瞻性的认识，他的认识超脱其狭隘的专业，超脱社会，指向未来，甚至跨越国界。
中西方的知识界大都承认“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知识分子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根的阶层，对这个阶层来说，任何阶级或等级地位都不能明白无误地横加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
在现代社会中，知识也是一种资本，不过这种资本与货币资本不同，它不是实体的而是符号的；但它与货币资本一样，也可以用来支配人们的收入、地位和权力。
知识分子具有启蒙性和批判性。
大一统既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也是中国的传统地理思想，地理上的大一统也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大一统，为了这个大一统的稳定，又会出现一个思想上的大一统。
秦始皇焚书坑儒使知识分子集体爬下了。李斯出了个馊主意：以吏为师。当官的或许懂得法规，但是未必懂得思想；更可怕的是，当官的可能连法规都不懂，但他们有权阉割、扭曲思想，甚至有权支配思想者的小命。事情就从这里发生了质的变化。先秦知识分子可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他们可以“处士横议”，所谓的“处士横议”，就是言论自由。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教育与选官制度相结合，儒学成为士人进身入仕的通途。儒学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家传统。自汉以后，士几乎就是儒家之士，而士则是道之所系，上则从事政治，下则从事教化，目的是治国平天下。
知识分子儒家化，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御用化，因为儒学本身逐渐被统治者利用和改造。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干脆把维护统治的儒家思想作为入仕的标准。这样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取得荣华富贵。两千年利害的逼迫与引诱，使中国文人成了权力的驯服工具。他们在政治领域忠于君主，在私人生活层面尊从父兄，在道德领域则顺从圣人。儒家文化的学术性完全匍匐到了政治性之下。他们从不讨论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只是证明现存制度的合理性。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外在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科举小桥的单一性选择机制的确立，读书做官逐渐内化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自觉，这种心理自觉，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招安情结。
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在经济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而正统的儒家思想和观念又是唯系他们的纽带。
知识分子与搞政治的人，为人处世的出发点与态度往往截然不同。知识分子的出发点是人类的良知、公平与正义；搞政治的人更注重党派和政治利益。知识分子认死理，搞政治的人讲策略，或者权谋。搞政治的有时坚硬如铁，有时又软如胶泥。随时可以变形，可以妥协，可以握手言和，也可以兵戎相见，角色转化比较自然。
知识分子往往宁折不弯，是非曲直分明。知识分子与人相处，只看人品不讲地位。知识分子往往看不起一些搞政治的人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言不由衷。搞政治的人也看不起知识分子的不识时务，不讲策略。
搞政治的可以含辱忍垢，委曲求全，保全了地位，解决了实际问题。而知识分子不屈不挠，宁折不弯，虽然有时于事无补，却给后人留下作人的风范，给人以人格的召感。
搞政治的人多看重的是地位，你只要在他之上，他就想方设法结交你；如果是一把手，就更加卖力；可你一旦下野或者落配，他可能就避之不及。搞政治的人在决定帮不帮你的时候，往往要在心里盘算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知识分子的理想靠搞政治的得以实现；搞政治的靠知识分子装点门面或者调整政策；知识分子可能去搞政治，但搞政治的人往往很难回头去搞业务与研究。
知识分子才面临从势还是从道的选择，从势力风光而实惠，从道贫穷而冷清；但从势往往心灵空虚，从道则内心充实，这让人颇费踌躇。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知识分子在从政后，官没当明白，专业又荒废了。
统治者总是担心权力受到威胁，以为知识分子的意见会动摇他们的权力，这实在有些过虑。知识分子的意见如被采纳，只会对统治者有利，而不会丧失权力。相反，拒绝批评，对批评者狠下毒手，才会失去人心；人心失去了，权力也会失去。如果一个政权连几句批评都承受不了，那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中国人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开阔视野，战胜无知，启唤悲剧和危机意识。西方人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是有敏锐批判力和丰富创造力的社会思想家。这与中国的文化源头有关。
众所周知，中国的思想文化源头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几家。可别小看这几家，从春秋战国到清末，两千多年的光景，中国的思想就围绕着这几家打转。
这几家中，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就是说，或者当官，或者当个好老百姓，少管其他闲事。法家专门研究统治术，热衷法术势，但不会给当官的挑毛病。道家主张自然无为似乎不愿意与当官的沾边。墨家讲兼爱、非攻，有点哥们儿义气的风格，但和批评当权者不搭界。不象老外，他们的文化传统中就有那种批评政府的东西。
在政治权威的巨大压力下，多数知识分子都象是得了软骨病，心里总是战战兢兢，总是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对自己已经没有了信心。于是我们看到的文人，便几乎没有正常形态，不是歌功颂德，就是溜须拍马，再不就是钻到故纸堆里。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狭义的知识分子则特指代表社会良心与良知的人。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学历和职称再高，也只能看作“脑力劳动者”。
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不等于知识分子，因为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标准是不一样的。广义的知识分子的界定标准是谋生手段，即只要是以知识和智力谋生，就算广义的知识分子；读书人的界定标准则是生存状态，即只有以读书为生存方式的人才是读书人。也就是说，是否以知识和智力为谋生手段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而且读闲书的不算。
既然传统读书人的阅读领域把锁定在社会政治伦理的范围内，政治伦理的知识和理想毕竟只能实现于政治伦理领域，这就要做官。传统社会的读书人要想参与过问政治，唯一的方式和途径就是做官。
士大夫和读书人并不是一个概念。士大夫本是指官僚阶层。读书而不做官，只是士；做官而不读书，只是大夫，只有既做官又读书的人才是士大夫。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官为本位的，叫做“官本位”。一个人一旦做了官，就有地位、有名声；官位高则地位高，官职大则名气大。所以，士大夫一词，有时也指那些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而这样的读书人，又几乎都与官和官场有联系、有瓜葛。
在上古时期，士与官，还是互不相干的。士们虽然也参与、介入、过问社会公共事务，但并不只有做官这唯一途径。那时的士，是贵族，介入政治的途径也多，做不做官无所谓。后来，官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实行世袭制时，做官和读书没有太大的关系，至少学习成绩与官位大小不成比例。
王小波说：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就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
在权力争斗夹缝中的中国文人很艰难。后世有一位最高掌权者说，知识分子如同毛，必须有所依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个文人如果不甘于平庸，想要有所作为，就不得不依附权力（即所谓的“皮”），那么，究竟是依附于虎皮之上，还是依附于豹皮之上呢？在权力斗争中，是非与成败，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如果你所依附的那张皮，在虎豹相争中成为胜利者，那这块皮毛也就光鲜，如果失败了，你这块毛则要与皮同腐。在残酷的权力斗争在，文人是无独立性可言的。
中国的文人在政治上多是缺钙的，这主要是指处于权力结构下层中的那些人。他们的缺钙，主要表现在对上层权力的屈服、迎合、献媚。但是，也有象南唐后主李煜和宋朝皇帝赵佶这种处于权力顶峰的人，也会软弱无能。看来缺钙不在结构的上下，而在于权力的强弱，在结构上处于上层的人，在强弱方面也可能处于劣势。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便有了面对强邻和权臣而不得不当儿皇帝的人。
文人要有变化莫测的想象力，起伏不定的情绪，爱憎分明的感情，敏感纤细的神经；而政治家则应该脚踏实地、沉着冷静，喜怒不行于色，爱憎不显于言，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尸骨积于野而无动于衷。
充满理想的知识分子，有热情、有干劲、有专业知识、有开拓能力，偏偏就缺少政治斗争经验。在中国这样政治高于一切的国家，他们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完全放弃自己的理想色彩，把自己首先变成一个没有立场的市侩，或者一个厚颜无耻 的政客。否则，做不成上司赏识的玩物，就只能被放进陈列柜里。
研究学术与从政为官二者不能兼得。治学与为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处理方法各异。治学要冷、从政要热，忽冷忽热，难以适应。从政为官者，其职能是夺取政权后千方百计地巩固政权，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政界习惯于紧跟照办，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运动一来各级领导必须表态，弱化全身心地投入运动，不得有半点犹豫。这是对各级官员的起码要求，必须做到的第一步。
历代的统治者（掌权者、治国者、政治家或者政客）是打心里看不起文化人的。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士）信奉的是“良禽择木而栖，士为知己者死”，他们的最高理想是“为王者师”。毛泽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处于从属地位，是附皮之毛。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掌权者才能建功立业，这就决定了他们发言的方式，总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说话。
在当代，政治是众人之事；有助于社会沟通，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话语，不一定要说给掌权者听，更不一定要站在治国者的立场说话。一个普通公民的言论，应该负法律责任，也许应该负道义责任，但不一定要负行政责任。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集权的社会，统治者当然希望老百姓象羊一样温顺，不希望老百姓象狼一样，在这样的宣传教化加武力淘汰下，中国的民族性里面确实有不少羊性。
现在很多事情，多半是长官意志，有时候必须用民意去做幌子，往往民意的幌子恰恰又是强奸民意。学问就在这里面。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却不是人民写成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有时并不是历史本身。
真正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是读书人，但是很多读书人却往往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有学问算个什么？官大莫过于皇帝，而当皇帝也一直被那些吃政治饭的人看成是事业的顶峰。但是，你看一看那些当皇帝的有多少是有学问的？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这些人学问齐天，可是他们不是生活上穷困潦倒，就是政治上厄运重重；“文革”中的牛鬼蛇神，那一个不是有学问的人。
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那么多大师，而近五十年来的和平环境却很难造就出新的学术巨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学者们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政治学术环境。学术必须远离政治，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与政治有太多的牵连，从吴晗到梁效，史学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就无异于宣告了它的死亡。这就要求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环境，允许不同流派的存在。
文人的骨气，说到底是一个胆与识的问题，是舍身为国和顾虑为己的问题，又跟政治开明与否息息相关。文人失去骨气是文人的悲哀，有骨气的文人为社会所不容则是社会的悲哀。只有政府官员时刻受到社会的监督，政府官员不能用权力来决定文人的命运，文人自会抛弃卑下的一面，去追求崇高的一面，文人就不必依靠他人而靠自己努力来自立于社会。反过来，还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来监督政府和官员，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治学与为官各有各的一套路数，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相去甚远。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处理方法各异，治学要冷、从政要热。所以，研究学术与从政为官二者不可兼得。如果非要兼得，郭沫若和吴晗的悲剧就是榜样。
知识分子应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萨依德认为：“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问，而不是顾问的角色。”质问与顾问，一字之差反映了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角色定位；由于这种定位的差别，导致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差异，以及他们思想、人格的落差。
质问，即知识分子始终以独立的人格、思想捍卫正义和公平，成为社会的良心。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社会利益集团，不附和任何现成的教条。他们对社会中存在的一切，总以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和怀疑态度去探求问题，发出呼唤，进而矫正社会弊端，促使社会进步。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追求的是正义和公平、真相和真理。
顾问常常会导致知识分子弱化或者失去独立人格和思想，他们要兼顾某些社会集团或利益，依附性较大，常常充当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种社会角色可能使之渐渐失去应有的批判、怀疑精神，与社会公正、公平，与真相、真理产生距离和隔膜。
自古以来，当权者往往喜欢知识分子做顾问，为己所用。顾问者，看权势的脸色行事；而质问者却对社会持批判态度，常常惹得当权者不舒服。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质问的知识分子，它将陷于呆板、僵化和停滞。
学者与官员是两种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社会分工，因此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和工作行为方式。
官员着重讲政治利害，学者着重讲学术是非。
官员着重求同，学者着重求异。
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的是按多数人的意见行事，尤其是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更强调个人要服从领导。另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公务员法律都规定了公务员不得公开批评政府的决定，必须执行上级领导的命令。而学者则与此不同，学者和艺术家着重追求标新立异，多变、差异、选择、独立是这一职业群体的鲜明特点。在学术研究和艺术创造方面不能实行民主集中制，只能实行体现个性的相对自由原则。
官员着重讲实际，学者着重讲理想。
官员是受人民之托当家理财的人，处理具体事务是无法摆脱的，因此官员不能不着重于务实的思维方式，遇事不能敷衍、搪塞，要有可以操作并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案。官员务实的思维方式与对官员的绩效考核方式密切相关，量化指标和物化指标是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它们大多数是实实在在的。而学者与此不同，学者不参与具体的社会事务的管理，掌握较多的人间间接经验和书本知识是他们的职业特长，追求完美和批评现实是他们的职业特点。他们可以开出一系列医治社会问题的药方，但不必直接承担药方实效的责任；他们可以描绘理想方案，但不必一定给出具体的操作方案。
“院士”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当选“院士”意味着功成名就，是某一领域的权威，意味着巨大的利益。首先是副部级待遇，不用象在官场仕途上一步一步往上爬；其次是钱，除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