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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为什么能起到资本的作用？
公有制是私有制的对立物。私有制，个人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公有制，与个人对立的共同体拥有生产资料，个人是在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的意义上的所有者。共同体是对个体成员的否定，共同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对共同体成员个体的所有权的否定；于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产生了分离。
资产阶级的代议民主制结束了过去由独裁者一人凭借自己意志滥施权力的金字塔结构，为权力的合理化开辟了（比较过去而言）广阔的前景。这一阶段英、法、美等国的权力分配主要是个人瞻徇制，政府的官职成为个人瞻恩徇私、私相授受的赠品。权力成为私人的赠品，那就别指望杜绝权力的滥用。今日美国总统将驻外大使作为礼物回报给在总统大选中出力甚大的人，我们从中还能见到个人瞻徇制的某种“合法”残余。
个人瞻徇制改革的结果是出现了“政党分脏制”。“政党分脏制”就是随着执政党的更迭，政府官员也随着沉浮，每次在野党登位之际，就把官职作为战利品在同党中公开进行“肥缺分脏”。《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分脏制常可以用来指广泛的不同手段，既可以用于把金钱或多或少间接地从国库转移到党派的金库里，也可以用于其他滥用政府职权为本党谋利。这种滥用职权包括对公共经费的管理不善，对特许权及其特权的不正当授予，以及其他为了党派利益而滥用行政权力的腐败行为。”
权力是“分脏所得”，且又不知哪天会随着执政党的下台而失去，这种状况当然无助于官员的廉洁。如果说个人瞻徇制的恶果是官员“全体都十分腐败”，那么，“政党分脏制”不仅使结党营私、集体舞弊的故态依旧，还造成了周期性的政治大地震，使政府的功能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失调一次。
西方公务员制度是征服权力制度上的一大基本，也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但如果单纯地从防止滥用权力、杜绝腐败的角度看，也不能估计过高。
公务员制度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官僚体制（官僚体制不等于官僚主义）。社会学家指出：只要官僚体制存在，非公共地运用公共权力的可能性就存在。只要政府借用官僚形式，政府官员就自然强烈地意识到他们手中的职权赋予了自己个人特权，具体而言就是，他们必然拼命运用职权以营私。这种情况存在 原因在于官僚体制本身的性质，特别是它的等级观念：上级拥有特权，下级没有特权。
公务员制度不足以完全竭制官员贪污受贿的另一原因，是官员个人利益与政府利益的不一致。
金钱与权力存在着某种天然的或叫必然的联系。财富壮大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提出政治要求。竞选中的腐败，不同于向已经权力在握的人行贿的“后发性腐败”，它是属于“先期性腐败”，其实质近似于投资：投入财物帮助某人登上权力的宝座，以期此人日后运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报答（获得利润）。
产生利用公共权力攫取个人利益之腐败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根植于钱的部分特性之中，根植于权力的部分特性之中，也根植于人与社会的部分特性之中。
罗素将权力比作物理学意义上的能量，认为权力欲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
权力有可用于谋公利，也可以用于谋私利的两重性。
法律一般说来是弱于情欲，只能约束人而不能改变人；所以，任何一个政府，假如它不腐化、不败坏，总是严格遵守着它所负的使命前进，那么，这个政府就没有设立的必要。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任何人都不规避法律，任何官员都不滥用职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既不需要官员也不需要法律。
公共权力是在人们争夺财富几达同归于尽边缘时产生的，这种高距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掌握在一些与常人一样心中有无限攫取欲和权力欲的人手里，结果必然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失去监督和制约，就会导致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权力的公共运用是为了社会利益，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是为了个人利益，这话就说明了腐败之所以产生的另一个社会性因素：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不一致。
社会权力结构成金字塔形，越往上竞争越激烈，淘汰的人越多，古今中外，历史上记载着大量为争夺权力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例子。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留下的恶习之一就是官场上特别讲资历讲资格。
政敌分两种，一种是公开的，双方都清楚；另一种是隐蔽的，潜在的。
官场是由一级级台阶组成的金字塔，越往上走淘汰率越高。即便是幸运者，等到大权在握，也是华发丛生，年老体衰，已经不能享受人生了。要在仕途求发展，必须走捷径。
职务带来的权力和社会的尊敬，将因职务的消失而消失，在自然规律面前，谁也无法抗拒。
中国从来就是个人治国家，法律从来都是政治的婢女。中国官场的高层人物几乎没有谁是纯粹从司法系统出身的。中国不象西方社会，从政官员中学法律的占有很大比重。如果从长远观点考虑，必须寻求一个机会转入党政系统，成为一方的行政长官或者党务首脑。
司法系统的局限性太大，党政系统在中国这个社会中才真正是海阔天空。
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要有地位权力；要保住或者拥有地位权力，就不能不对地位权力更高的人妥协。感情上的亲疏在用人问题上体现得最明显。
自己失去了直接拥有权力的条件，创造拥有权力的人就是最好的办法。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一把手都是关键人物。
一把手对副职的分工，一般都能反映出对副手的亲疏。
当干事的时候开始追逐权力，当科长的时候开始使用权力，当市长的时候开始享受权力。追逐权力的时候，是对权力的一种痴迷和热切的向往；使用权力的时候，是对权力的一种支配和适度依赖；享受权力的时候，权力便成为一种精神套餐。
作为一个男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不是金钱，不是女人，而是权力。喜欢权力是男人的天性。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权力？原因就是权力的本身就是用来享受的。如果权力不用来享受，那么权力还有什么用呢？还有谁会喜欢权力呢？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就能概括权力的特征吗？那为什么总有不少人在有了权力以后又不能为人民服务呢？在权力范围内的一切都是享受，独断专行是一种享受，发扬民主也是一种享受。
享受权力的方式是与个人嗜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工作中感受到的是威风与尊严，这种威风和尊严就是权力的滋味。这一切都是权力和地位所决定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不服气也不行，当了领导就服气了。所以有时候，一个人要真正理解领导的行为，只有自己当了领导之后才能全面理解领导。
除了职位本身赋予的权力之外，还能超越权限办事，这就是正常权力外的附加权力。
别看秘书无职无权，但连接着各级领导，与各部门也能顺利搞上关系。
在官场这个圈子里，凡是上去的人都兴高采烈，可下去的人却没有几个承认自己无能，承认自己平庸，绝大多数都自我感觉良好。
7。3 关于一把手的权力
在中国，各级“一把手”都拥有绝对的权力，特别是在任命干部和财务方面；特别是越高级的干部越拥有绝对的权力，形成“一言九鼎”的格局。权力制衡真空，贪官一手遮天，监督制约苍白。
贪官一言九鼎可怕，而一言九鼎“正当”更可怕。在给他人谋取政治利益的时候，都是在职权范围内进行，对干部的调整、使用都是按组织程序办理——而正是都在“职权范围”和“组织程序”内，贪官创造出一个“组织部提单子，书记定调子，考核组走场子，整个程序是花架子”的繁荣“官市”。
一言九鼎不仅“可行”，而且“正当”反映出的本质是社会政制体系存在缺陷，对公共权力运行轨迹的钳制有疏漏。“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这样论述权力的使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我们时下所见的疯狂追逐和无限滥用权力的“官市”情形，无疑不脱于此。他开出的处方是“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一种权力的边界，必须由其他权力设置，当任何权力运动都会碰上其他权力来有效过问，一切权力就都成了相对权力。如果在社会政制设计上，能形成这样的公共权力结构，便找不出什么权力是绝对的权力，就不可能出现一言九鼎，制度性防腐反贪的关键在这里。
如何推进“以权力约束权力”的社会政制格局，就是民主和法治两大杠杆。因为无论怎样的社会政制设计中，权力网络都必呈“金字塔”型，天然具有自上而下的专制倾向、各级各处“一把手”说了算的人治冲动。所以，社会政制改进完善的关键，是发展立足主权在民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力量，以及维护谁也不能凌驾践踏的法律尊严、司法权威。
中国属于腐败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调查显示，吏治腐败高居榜首，司法腐败紧跟第二，其余才是经济腐败及其他各类腐败。
在各种腐败形式中，“一把手”犯罪现象最为突出。“一把手”腐败频生当然不是偶然，地方“一把手”往往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从提拔任用干部到大额资金的使用，从动用公款游山玩水到报销各种本应该由私人付出的费用，无不是“一把手”说了算，上下级关系成为人身依附关系，地区的权力演变成某些个人的权力，这就导致了那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一把手”体现了权力高度集中而又缺乏监督的极权体制，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公仆”内心中的腐败之欲，使握有权柄的人几乎个个为所欲为。更可怕的是，这种环境不可能激发人们内心中的善，为善也极可能不为该体制所容。比如，你把红包交给组织，就违背了官场游戏规则。
同西方国家的贪官污吏相比，中国的贪官污吏不仅不会因为腐败而产生负罪感和忏悔意识，相反还会有一种心安理得的“成就感”。做官腐败，表面上在中国也受到舆论和道德的谴责，实际上却是许多中国人向往的生存模式。
河北成安县近年来推行的“通透式办公”使得成安县和成安县县委书记王晓桦成为全国知名的“民主大县”。
成安县县委书记王晓桦在2003年5月推出的县委今后决定干部任免时，将采用秘密写票、投票的票决制，不论职务高低，县委常委每人一票，选票面前人人平等。此举一出，全县哗然，须知，在多年形成的官场规则中，任免干部的人事权向来是不容他人染指的核心权力，问不得、碰不得、了不得。过去提拔干部，一般都是书记一个人定盘子，先在书记和副书记参加的碰头会上统一意见，再拿到常委会上口头或者举手表决。
可以说，一把手一人说了算的“惯例”，是滋生人事腐败的根源所在。多年以来，干部任免在许多地方成为密不透风的高度机密，决策过程也往往成为幕后的暗箱操作。在王晓桦看来，权力的公开透明不能光靠政府。党委更应该带头，而党内民主的核心就是干部选拔问题。
县委书记王晓桦认为：“党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而不是个人权力。权力垄断和暗箱操作是腐败的根源，必将导致权力资本化的产生。”
“政府的权力透明和党委的权力透明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党委权力不透明，那么行政权力透明只能是一种形式。如果只推行行政权力公开透明，党委权力却暗箱操作，那么行政权力的公开化、透明化只会是昙花一现。”
“选拔、任免干部是党委最重要、最核心 的一种权力。近年来，媒体暴光的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的腐败案例很多，为什么会有买官卖官现象？我认为，当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里时，权钱交易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过去的情形是，党内集中变成了一把手对集体意见的综合，这使得集体意见常常带有一把手个人的主观色彩。所以党内迫切需要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变成可操作的具体机制，而现行的干部任免条例却缺乏可操作性。”
“阳光是腐败的克星。将一把手的权力仅仅限于一票之内，从而消除了一把手将个人意图转化为集体意见的可能性，具有了从根本上预防人事腐败的功能。如果有人非要买官跑官，就必须打点所有的常委和委员，权钱交易的难度和成本就大大增加了，自然就降低了腐败的可能。”
“一把手必须登高望远，必须出于公心。自我限权削弱的只是狭隘意义上的个人权力。如果将一把手的权力看作公共权力的话，那么自我限权反而会起到强化的效果，使这一权力更加有效，更加有威信。”
提拔干部权属于权力中的权力，在买官鬻爵已经成为国之大患、严重威胁到党的生死存亡的今天，成安所创造的党内民主机制意义十分重大。干部的选拔、任用应当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不允许个人或少数人专断；但在实践中却往往走了样，党委集体管干部成了党委书记管干部，民主推荐变成了一把手独占干部提名权，民主集中制变成了“一言堂”。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形成了不可小视的帮派力量。而普通干部看到一把手说一不二的权威，自然从中发现了快速升迁的捷径，这是买官卖官难以避免的根本症结所在。
当官帽只能凭自己的本事去争的时候，此举对官场上那些潜规则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阳光政治所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是最宝贵的社会资源。
但是，成安“新政”推行三年来，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地方得到成功复制。原因在于：成安“新政”的实质是扩大党内民主，尤其是一把手的“自我限权”。成安“新政”触及的又是最为敏感、最有油水的干部任免问题。对一些买官卖官已经见怪不怪的地方来说，如何能接受这种自解权力、自断财路的做法？中国特色的干部任用制度，权力可以带来无法估量的实惠——金钱、美色、权欲、成就感等等。主要领导人无人事决策权，谁还要争权力？很多地方不愿意效法，因为成安“新政”首先限制的是一把手的权力，这恐怕是最根本的原因。在同一个执政党体系内，实行的是同样的干部选拔机制，为何会出现不同的选拔理念和选拔手法？为何你搞你的阳光推荐，集体票决，我搞我的领导提名，暗箱操作？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构建起更为民主、科学的干部选拔机制，进而奠定全面割除买官卖官等官场积弊的制度基础，这样，成安“新政”才不会沦为昙花一现。
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令当官成为一种责任，而腐败则充满风险。有了这样的健康的官场机制，公共权力的廉洁和高效才有希望。
在成安“新政”的改革路线图中，改革的核心是人事，作为一把手的县委书记则是改革的逻辑起点与原动力。在这一态势下，人们仍然要追问：县委书记何来人事改革的权力？县委书记究竟有哪些权力？基层执政党权力体系如何实现合理的分工和制衡？下任县委书记有没有进行“反改革”的权力？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无论是改革者还是反改革者，实际上都没有有效地影响现行法律制度。而改革在缺乏法制化的状态下，只能是一种试验，其合法性、权威性、持久性仍然令人担忧。
毫无疑问，阳光政治也是一种生产力，阳光政治所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及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认同感是最宝贵的社会资源。权力在透明运作的同时，也要求权力本身的透明，权力在依法运作的同时，还需要权力自身的“法定”。
官与官不一样，尤其是一把手与副手不一样，一把手是天，一把手是“法”。
凡是尝到“绝对权力”滋味的人，终身都会想念它；轻易也是不会自动放弃它的。
一把手在中国是绝对权力的象征。许多一把手大权在握，小权也在握。一个地区或单位，人事怎样任免，财务怎样支配，全都要一把手定夺。一把手往往身系一地之兴衰，一个单位之命运，干系不小。所以，一个地方繁荣，一个单位兴盛，自然是一把手的功劳。
由于一把手处于这么一种特殊位置，就使得许多人唯一把手是从，养成只看一把手眼色行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