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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宪法规定：“在没有合理的赔偿下，政府无权征收个人的地产和财产。”宪法还要求征地必须符合四项标准：必须为了公共利益；必须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公共利益；对个人给予公正、合理、充分的赔偿；适当合理的操作过程。
一是国家的权力是由个人组成的、公众共同赋予的，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政府，没有让任何一个公众为其他人而吃亏的权力，只有尽可能充分尊重个人权力的国家权力才是真正合理的国家权力。二是打上国家工程标签的各种国家具体权力并非都是高于一切的，这种权力有大有小，有轻重缓急之分，更重要的是国家权力也存在着可以协商的巨大空间。
曾经当过周恩来的外交助理、新华社副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小平的国际问题顾问的李慎之认为：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专制主义。后集权主义就是集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按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者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一点法制（注意：绝对不是法治），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护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与谎言。
20世纪的世界政治现象中，出现了一个权力私授制，即非君主制度的国家却完全由老掌权者指定权力继承人的制度。
专制与腐败不是孪生关系，而是亲子关系，即专制必然产生最大、最彻底的腐败。
生活在中国现实土地上的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办什么事情，无论遇见上司或者碰到领导，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束缚，一种制约，一种无形的压力。它是什么？是权力。权力象颈背上的盘石，沉沉的，深深的，框固着你的生活范式，钳制着你的文化行为。它的支配欲好象巨魔手中的权杖，舞到哪里，哪里就只有肃静和屏息。中国政治史上的权力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以来历史文化中的最看得清，但最说不清的问题。看得清是指：古代中国社会演变史其实是一个专制权力发展史；说不清是讲：由于长期回避权力的本质的揭示，因此要在短期内探讨这种权力的的演化过程，恐怕并非力所能及的，何况向来有只可滥用权力，不能窥视个中奥秘的“集体无意识”。
纵观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君主集权是一座金字塔中的顶端部分——至高无上、主宰一切。在这种形态下，每个人的谋生途径、每种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享受，封建政府都要加以干预。还有道德规范、社会舆论、法律制裁和人生自由，全部掌握在最高统治者君主手中，决定着对于人们是非功罪的评判和祸福荣辱的予夺。你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所处的是一个何种级别的地位，以及你对权力运用的熟练程度如何，会议你是否具有足够冷竣而坚硬的心肠。也就是说，你是否擅长将自己手中的权力，运用到可以使它最大限度地发挥威力震慑他人，而替自己捞得好处，专制权力不仅仅是一种封建体制的保护网，并且也是强制人的文化心理活力和人的创造精神的麻醉剂。
如此霸道的政治权力，它能够把古代中国人制约得那样昏睡，那样麻木，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罕见的。中国诸多的政治文化的活力，最终都被这种专制权力所扼杀。它就象一把巨型的利刃，不断阉割着中国社会本体的生殖机能，使中国摆脱不了奄奄一息的政治文化心律，而这种心律正是中国古代走向衰败、消亡的道路。
由于政治权力直接干预文化成了中国的传统，因而政治对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学而优则仕”决定了“学”既是学官又可成为大地主的前提条件，所以中国文人成了儒生、官僚、封建地主这个生态循环圈中的一个环节。有人研究，在中国整个传统文化中，政治伦理学极为发达，它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
正是如此，知识分子的心态受到政治权力干预的强扭而变成畸形。象“焚书坑儒”不仅从政治实践上开了行政干预学术、权力裁决认识的先例，更重要的是灭杀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古代中国除了这段学术辉煌期外，从未出现过另外一种类似的文化局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文化律令，它比“焚书坑儒”高明了许多，也比其他强制手段更有效应。由于“学而优则仕”，封建官僚的绝大部分是读书人，官僚队伍的文化构成在当时整个社会中是最高的。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富于理性。
专制权力象庞大和黑暗的魔影，笼罩着古代中国的整体结构，笼罩着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从历史反思、文化反思和自我反思，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三点：
一是，中国没有制约机构。皇权思想从一开始就处于颠峰状态，它主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并统摄着中国民权思想的各个形态。这样，制约力量始终没有形成，就是异己力量也是很微弱的。制约的消失，就意味着专制的强盛。中国从没有强大的制约机构，当然专制权力就处于膨胀乃至恶性的发展中。
二是，中国的进谏没有巨大的民主精神。由于中国民主思想只是进谏那种意识，而这些还局限于上层社会以及皇帝周围。因此不能形成民主思潮，更不会造成民主运动。
三是中国至今还没有权力文明这种新观念。权力之所以被君主所摄取，关键一点，就是没有权力文明意识，权力已经作为君主的私有财产，一方面是世袭的，另一方面是天赋，其他人没有享有的资格。更不会让它放在文明的尺度上，这样，权力文明在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文明文化的产物，而中国始终把它视为少有的镇摄的象征。
为什么在投机政治反倒比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能更快地发财致富呢？我们认为是由政治权力在古代中国社会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权力”，在社会学及政治学中最普遍的定义，是指一个人根据其意愿而对他人的行为加以控制或者决定的能力。在中国古代，正是这种权力，常常是无所不在的。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官僚们还有什么事情不归他管呢？
权力这个东西很奇怪，它虽然不能直接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但在君主集权制的条件下，却可以支配人们生理需求的物质资料。在这里，权力实际上可以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挂起钩来。只要有了权，土地、财富、一切东西都可以源源而来。古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就是：政治权力在当时是比任何有形的东西更值得追求的无价宝。如果一个人能够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成了皇帝君主，便可以把全国的行政、立法、司法、赏罚以至生杀各种大权集于一身。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而正是由于政治权力所占据的这种突出位置，以至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土地运动、社会分配、阶级构成、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兴衰等等，实际上都与权力发生了密切地关系。所以考察中国古代历史，不可不留意于政治权力在古代社会中的这种特殊位置和作用。
秦始皇取得胜利以后，把中央集权制度推向全国，使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第一次被置于一个政权（实际上准确地说是一个人的）统治之下。中国古代这种权力至上的专制制度就是于此时趋向定型的。虽然残暴的秦朝只存在了十年，但以后的王朝在政体上仍然继承了秦的制度，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传统。
我国阶级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血缘宗族是父权家长制的。在这种父权宗族内，父祖是统治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手中，在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所谓“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在家中拥有地位的家长制，是家中的主宰，家族中的所有人口，都处于他的绝对权力之下。就家族内部的一般成员而言，他们没有任何个人的权利，其个性完全被淹没于血缘宗族之中，个人只是个小细胞，对其外部权利要由家长来代表。因而在春秋中期以前的中国社会中，没有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的人。
中国古代的家庭关系从来就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中国古代家庭关系的核心原则所强调的是“孝悌”。它不是维护家内每一成员的民主权力和人人平等，而是强调父家长对家内其他成员的绝对权力，以及他们对家长的绝对服从。中国古代国家所以走上君主专制的道路，恰恰与上古国家残存的父家长制血缘宗族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单如此，秦汉以后中国政治社会出现的“家天下”，即封建皇帝把自己当作封建国家的大家长，国家成了皇帝及其一家一姓的私有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根源于这种父权与君权的结合。
军事争夺是古代中国君主专制制度产生过程中的又一重要因素，军事一直是古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家的形成，王朝的建立，往往都伴随着不同部族间的战争、掠夺以及征服的过程。
当时财富主要是靠军事行动获取，而对于已经处于统治之下的人民的剥削与掠夺，也需要靠军队来保证。所以，军事首长的权力特别容易转化为君主专制下的王权，而由军事争夺中产生的国家也就特别容易成为君主专制的国家。
纵观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一直充满着军事争夺、武力兼并的事实。不仅仅是在国家的形成的初期，以后的每一个封建专制王朝，几乎都是靠刀剑砍杀出来的。不容否认，政权由军权派生这一事实，对强化君主专制起了重大促进作用。
君主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及绝对的权力，这可以算是这种国家结构的一个特点。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古代中国这样，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政治权力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支配一切，主宰一切的巨大威力。每一个人的谋生手段、人生道路，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享受等等，封建政府都极力施加干预。道德原则、社会舆论、最后裁判权，掌握在最高统治者君主手中，决定着对于人们是非功过的评判和祸福荣辱的予夺。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就说，人生有三大不朽：立功、立德、立言，但实际上，最根本的还是掌握权力。
由于在政治支配形态下，政治途径比经济途径更能使人获得大的利益，于是人们扩充财富也就主要不是进行经济投资，而是进行政治投资。一是政治冒险，政治投机，这是非常情况下政治投资的常见形式。各种政局和政治转折关头的见风使舵，常常使一些人飞黄腾达。二是读书——入仕，这是通常情况下政治投资的最佳方式。读书做官，一本万利，这是封建时代人们通过大量观察，对政治支配形态下权力是最大的牟利手段，权可通神的这一社会现实的总结。三是如果没有本领取得功名，只要家中有钱，可以买官，这是封建国家专门为这类人开辟的一条政治投资之路。四是攀附权势，连接官府。
在中国古代，“官”不仅仅只是一种职业，而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标志政治身份地位的等级系统了。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政治在社会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的运动不全是以阶级的形式出现，而常常是以等级的形式运动着。这正是政治权力在古代中国社会分层中的影响所在。
在古代中国社会，有一个历史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权”与“利”两者相比，“权”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权力比财富更受人们的青睐。就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而言，那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并不象后代的资产阶级那样，因为有了“钱”，进而有了“权”；相反，当时倒往往是先有了权，进而凭借政治权力获得大量财富。在这里，财富的多寡是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的，谁的权越大，谁能得到的利就越多。“升官发财”、“争权夺利”这类口头禅反而能比许多理论的概括更准确、更直接地揭示权与利以及富与贵在古代社会中的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权力掌握在全国最高的封建统治者——皇帝以及听命于他的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手中。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除了掌握全国最高权力的皇帝之外，一切大小官吏几乎都可以凭借权力和政治地位而得利。在古代中国，只要当了官，有了权，财富可以不期而至，仕途是获取资财的最主要途径。
官僚与世袭的皇帝有所不同，他们具有流动性的特点。一个官僚即可以平步青云，也可能一落千丈，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保证自己掌握的权力永远不丢掉。这种流动性又同时为那些原来既非官僚，也不是地主的人步入官僚队伍，进而致富成为大地主提供了可能性。
国家应与人民同义——一切公共权力来自国民意志；国民意志是一切合法性的根源。
如果制度不能够约束权力，教育不能够抚育良知，法律不能够保障自由，文化不能够培植创造力，那么，就意味着一个社会从它的未来中抹去了两个字：希望。
国家机器的运行与企业的运行完全是两回事，政治经济学与市场经济学在很多状态下是矛盾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处理问题的一种精神，就是一旦下了决心就别犹豫。人不是机器，人是需要有许多空间的，也需要有许多规矩，讲究平衡与人情才是有特色的真正文明。
国家权力之“手”应该如何干预市场
宪政包含了两个很重要的理念：一方面要确认和保障公民权利；另一方面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按照这一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国家权力必须回答下列问题——国家权力干预市场的边界在哪里？
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在经济生活中，国家权力这只“手”和市场这只“手”应该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各自具有何种地位和作用？国家权力干预市场应当遵循四项宪政原则。
第一，政府不能实施行政控制、行政垄断。国家权力应该退出企业经营，即政企分开。现在需要政府权力与国有资本的代表者分离，也就是政资分开。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合理介定政府职责范围。
第二，国家权力不能随意限制私有财产。除了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以外，不能用公权力来限制和剥夺私人财产权。
第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经营行为，市场经济主体都可以从事。
第四，进一步放松经济管制。除了法律明确规定，或者需要经过特别审批程序的，国家权力不能任意限制营业自由。
强国使命与权力的责任：
当代出现的GDP崇拜不仅仅是管用的政绩观出了问题，更是人们浮躁地追求强国使然。我们国家近代以来所遭受的种种外来的屈辱，使强国理想迅速成为一个民族的宗教，而实现强国理想的使命就落到了权力的身上。由政府掌握国家经济的控制权，成为清末以后中国经济活动最显著的特点。政府以领导强国事业为己任，革命者为建设强大中国而夺取。但是，正是权力与强国使命的结合，使中国的强国道路变得格外曲折。
用权力追求强国的目标自洋务运动开始。对权力的垄断使王朝和官僚始终对任何新崛起的资产者、商人和新贵都保持警惕。他们担心，一个富有的阶层在官僚圈子以外突起，将对既存秩序构成威胁。权力负担起强国使命后，全盘掌控经济似乎就是官员义不容辞的职责了。计划经济把政府控制发展到极至。官员们相信，只要自己始终坚持抓经济，国家的强大就有了可靠保证。
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权力观念：既责任是它的第一重要的品质，权力是有责任的权力。这里说的责任不是强国富民的责任，而首先是权力对自己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承担后果。强国富民的责任太大，只有通过每个个人的努力，增加自己的财富，才能最终使社会财富获得增加，因此任何个人或者小部分人无力承担它。
当有人把一项属于全民的和历史的责任包揽无余的时候，他的责任实际上也就是空洞的责任。但是他必须为自己所作的一切承担责任。这源于一条最古老的法则：凡是有行为能力的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官员不能履行最基本的公民责任，其他的责任就是无稽之谈。我们常常看到重大决策的出台，但常常看不到有人为此承担了重大责任。冲动、不负责任的权力在我们社会已是太多。
靠权力来推动改革，首先要推进对权力的改革，使它肩负起它本应负起的责任，放下它不应负起也负不起的责任。一切事情都强调“关键在领导”，它不是加强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