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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平衡警察权力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不平衡的后果是双方同样受到伤害。而达到此种平衡需要的是两者都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平衡的缺失就在于前者充分表达了观点，而后者的观点被严重忽视。警察权力与公民自由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应当是互惠互利的双生子。向一方利益倾斜，不经过全民讨论就匆忙出台的法律，事后不知道还要做多少修补的工作。这也不是部门立法者想要的结果。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永恒的定律。
公安机关不同于一般行政机关，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既拥有刑事司法权，又拥有行政执法权，而且权力的行使比较分散，如果缺乏及时、有效的监督，便容易被滥用，导致腐败。因此，拥有不同于一般行政机关的权力，必然要求有不同于一般行政机关的监督。
7。13 关于特权问题
吴起在楚国变法的主要内容是“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所谓“明法审令”就是实行法治。虽然在他们的所谓“法治”中，未必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但，“法治”必然是与特权相对立的。
所以，在中国，真正实现法治必然为特权阶层所不容；而特权阶层，正是构成宗法社会权力核心的实力派。所谓“刑不上大夫”，他们从来就是不受任何约束的。而以吴起以及所有的改革家，想将这些人纳入法治的范畴，这使得他们从一开始便与权力上层的实力派处于对立的地位。所谓“捐不急之官”，就是要裁汰冗员，将那些只拿俸禄而不干事情的人踢出官场；而能够只拿钱而不干事情的人，必然是有着某种特权的人。所谓“废公族疏远者”，就不仅仅是将那些长期享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一味吃老本，而对国家早已没有任何贡献的人赶出官场，还要将“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即要将这些老贵族下放，迫使他们迁往地广人稀的荒凉地区，开荒种地，自食其力。
任何特权都是以牺牲规则为代价的，而且任何特权都会服从于更高的特权。
特权是专制的孪生兄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显示给世人的一个常识。但是由于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文化的诸多方面的原因，特权还会在中国长期存在。
不少贪污官员说：官当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人能监督了。权力的监督形同虚设，小事说了算，大事不研究，混淆权力和能力的界限，有人遇到难题，用权力为其沟通联络；有人犯了错误，用权力为其开脱。
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腐败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作，是利用公共权力达到私人目的。什么是公共权力？就是人们常常说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但是在官员们看来，权力是上级领导给的。
“特权只属于少数人”这句话包含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特权，这会让既得利益者有极大的优越感、成就感、满足感；另一方面，既然特权只属于少数人，那么享受把到特权的就是大多数。如果这少数人是以合法途径得到特权，另外的大多数人多少会服气；如果是用非法途径得到的特权，那么社会上就会弥漫仇富仇官的空气，这个社会就不会和谐。
从特权意识到心理脆弱
人大代表也好，官员、干部也好，事实上都是享有一些特殊权力即“特权”的，此处之“特权”原本没有任何贬义。但是，享有特权者如果不能谨慎地理解和对待权力，如果不是把权力用在正确的地方，而是企图凭借手中的特权欺压他人，为害社会，逃避法律的约束，那么，他就培养起了浓厚的“特权意识”，在“特权意识”的腐蚀下，他就可能从一个好干部、好公民，“瞬间突变”成一个坏人、罪人。
堂堂“官人”因琐屑小事或些微挫折就心理失控而激情犯罪，省人大代表侯建军远非第一人。在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精神病患者的情况下，我只能认为他们是因为极端的心理脆弱导致了极端的行为疯狂。而他们的极端心理脆弱，又与他们的社会存在环境大有关联—————心理学研究表明，极度自尊导致极度自卑，而心理脆弱正是自尊与自卑的极端表现形式。
中国一向有“能上不能下”的传统，某人好不容易爬到了一定的位置，突然有一天情况不妙，感到权力受到削弱，心理平衡就可能被打破。另一种情形是，认为自己好歹也是“官人”，却不能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便痛感万般之憋屈与窝囊，比如司法局长感觉自己“有职无权”，省人大代表看到“一个破老头儿也敢和我较劲”，那心理一开始肯定就是严重失衡的。心理脆弱发展到极致，便是觉得自己一旦为“官”，就理所应当天文地理经史子集无所不知，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无所不能，工作学习生活娱乐一帆风顺，即便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环节，也容不得有一丁点儿不顺（由自尊而自卑，觉得自己官场失意，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不行”（由自卑而自尊，觉得被老头儿挑衅，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冒犯，是可忍孰不可忍），否则就要冲冠一怒了。
以前有句名言叫“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看来，这句话得改为“严重的问题的教育官人”才对。要让“官人”充分认识到，自己尽管是官员，是干部，是人大代表，但首先“也是人”，既然是人，便难免有悲欢离合，难免有所能也有所不能。因此要有一颗平常心，不好高骛远，不贪得无厌，不要指望特权可以“摆平”一切问题，可以“摧毁”一切障碍，不要总是奢望着比《鹿鼎记》中那个到处广种博收的坏小子兼幸运儿韦小宝还要“生活甜蜜”，也不要整天摆出一副比“百兽之王”老虎的屁股还要凛然不可侵犯的牛×样儿……要不然，有朝一日心理脆弱导致行为失范，恐怕连个普通人的待遇也要被剥夺了，岂不悲哉？
平均主义消灭不了特权，要消灭特权，只有加强民主，让“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尽早变成现实。
特权既是利益，也是面子；有时候面子更能衬托出权力的优越感。
没什么实权的部门，格外讲究门面，职工福利可以不给，办公场所却总弄得富丽堂皇；倒是大权在握的单位，注意力不在门面上，办公条件能凑合就行。
市委要钱一句话，政府要钱自己拿，人大要钱就立法，政协要钱跑烂胯。
7。14 关于纪委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种秘密状态下成立的，起初党员之间基本上是单线联系。在这种状态下，党内监督不可能形成一种制度；后来党内监督逐渐制度化了，但因为缺乏透明度，所以常常流于形式。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党内腐败 越来越严重的现象，党中央已经认识到如果不有效竭制党内的腐败现象，社会其他领域的腐败也不会好转。
在这种形式下，加强党内监督和增强纪委的作用，扩大纪委的权力，就成为必然。纪委的改革是在其他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的情况下进行的，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改革，增强纪委的反腐败功能是一个比较易行的路径。中央集权有很多种形式，监督的集权是其中的一种。
改革期间腐败行为增长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有大量的权力从中央下放到了地方，然而在分权的同时，又未能针对这些下放的权力建立起有效的监督体制。这使很多官员不但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权力，而且在行使这些权力的时候也有了相当大的自由度；两者的结合，就使其能够相对方便地以权谋私；把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中央在前期的反腐败实践中发现，纪检监察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监督潜力，纪委的权力不是太大而是太小，所以有必要通过调整工作体制来提高其权威性。
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所以应该强调权力制衡，专制是对政党制度的一种异化。宪法规定：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宪法又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且党与政府在体制上没有分开，使得党的各级机关实际上在社会的很多公共领域行使权力，党的机关进行重大决策，参与公共管理，有些机关还直接履行管理职责。这些情况的结果是给人以“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因此，“共产党高于法律，党不受法律的约束”的认识。
按照宪法的规定，“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既然如此，对中国共产党言，是否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只是共产党怎样承担法律责任？或者是共产党承担法律责任的实现形式，或者是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实现形式。但实际情况是：谁也不能向法律起诉共产党，要起诉也只能起诉某一级政府。而且任何一部法律中都没有关于共产党犯错误的条款。既然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款，共产党承担法律责任岂不是一句空话。
按照法律规定，纪委等党的机构并无行政执法权，因此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主体。但实际上，类似纪检委这样的党的机构，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他们不承担任何法律上的责任。纪检委这样的党的机构没有法律上的人格，他们就会游离于法律之外；而脱离法律规范的监督，就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要素就是公共权力受到法律的制约。要做到依法治国，就不能有“法外特权”和“法外机关”的存在。但现实是党的机构游离于法律之外，尤其是地方性的党的机构脱离法律行使公共权力，导致滥用权力并造成腐败，使党的执政根基受到威胁，而百姓还不能告他。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党的机构犯了错误，难道连法律都没有能力来解决？如果党的纪检监察机关腐败了，谁来监督它们？在现行监督体制中，对纪检委等机构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一般由本级党委和上级纪检委监督管理，特殊情况可以越级到中央纪检委监督管理。邓小平说：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监督监督者最终要靠法制。纪检委等党的机构，行使权力时承担法律责任是对它的最好监督。洛阳教师状告纪检委这一小小个案触动了中国的“最大问题”。使得“党的机构”与“法制”之间关系的社会性沉默被打破。
“双规”成为法律和党内规章授权纪检和监察机关在查处违反党纪、政纪案件时可以使用的一项组织措施。应用这一措施，纪检和监察部门查处了一大批案件，令腐败分子闻风丧胆。而“双规”的威慑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其超常规性。“双规”的调查不同于检察机关的询问和调查，更不同于法院的公开审理。比如在“双规”期间，被调查对象不得于外界联系，也不能聘请律师，不能查阅案卷。因此他不了解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中哪些已经被调查者掌握了解，自己的哪些同伙已经反戈一击。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被调查对象处于一种劣势地位，而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人员就会利用这种优势，从证据上、政治上、心理上精心设计，从中查找其弱点和破绽，予以突破。
“双规”制度的超常规性，也体现在期限方面。相关规章规定，“案件调查的时限为三个月，必要时可延长一个月。案情重大或复杂的案件，在延长期内仍不能查结的，可报经立案机关批准后延长调查时间。”这意味着在实际操作中，“双规”的期限是由相关调查组和其主管机关自行掌握的，而没有硬性规定。也因此，“双规”成为党组织内部涉及党员人身自由的最为严厉的强制手段。
这些超常规性，是“双规”的特殊力量所在，但是，近年来，执政党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社会的发展目标，而“双规”的超常规性，与法治是有一定的不协调之处的。比如，按照法治原则，除了司法机构之外，任何人、任何机构都不得剥夺个人的人身自由，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要限制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必须履行相关程序。“双规”同样是限制了个人的人身自由，但其限制性权力却不是来自司法机关的授权。
作为一种有效的反腐败工具，“双规”制度可能无法全盘废止，但有关部门需要按照法治原则对其进行改进，使其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严格；同时，按照法治原则，“双规”的适用范围、对象也应该越来越小，适用频率越来越低。在一个法治社会，腐败行为及官员的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应该由普通司法机关、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调查和惩处。
“双规”是党组织内部的一种“家法”，“双规”不是一种在法律中规定的司法程序，它存在的依据是党的条例。就党内规定而言，没有任何级别的党员也可以被 “双规”；在实践中，有一定级别的党内高官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通常都先由纪委出面调查，并使用“双规”这种调查手段。
“双规”一般是以纪委的名义，它是一种党内调查手段 ，适用对象是党员；“两指”是以监察机关的名义，是一种行政调查手段，适用于所有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不论党员还是非党员），不过在实践中，一般只对非党员进行“两指”，党员一般都适用“双规”。“双规”手续简便，又不象拘留等强制措施有法定的时间限制。因此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调查手段。纪检委通过 “双规”等手段把问题调查清楚了，再进入司法程序。
“双规”很厉害，嫌疑人逮捕以后还可以会见律师，但被“双规”者没有这个权利；如果被判有罪，“双规”和不计入刑期。法学界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双规”就是变相拘禁。“双规”缺少法律依据，但在特别情况下有其必要性。
从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要来看，“双规”措施确有一定的必要性。官员是特殊的职业，他们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要自动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和自由。如果确有证据表明公职人员有以权谋私的行为，那么通过采取“双规”尽快查请问题，能够防止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不是大胆而坚决地行使“双规”等措施，一些严重腐败案件很难突破，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也很难增强。
纪委有这样几种种权力：一是有发现问题提出警告的权力；二是有立案查处问题的权力，对涉及同级党委委员的问题有“初核权”，并报上级党委。但有关专家称，这一权力由于现实中的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而几乎无法实施；三是对下级干部问题的“初核权”、立案权及严重警告以下的处分权；四是对单位问题有建议权；五是在一些专项治理中的权力。
纪委的立案权和处分权如同脏躁症部门的提名权一样，是最大的权力，也是地方大小干部最为小心的权力。各地纪委建立了一套形式完整的纪检网络，负责收集大小官员不良不法行为的相关信息，官员有无猫腻，并掌握着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的升降予夺大权。
一个关系到现行体制成败的关键问题：现在对党政权力的监督主要依靠体制内的监督机构，如果监督机构本身也腐败了，把监督权力当作以权谋私的资本怎么办？
审计、公安、检察部门都无法监督纪委——当监督机构本身腐化时，权力监督就出现真空。这种体制下游的真空很快会蔓延到上游，使对权力上游的监督形同虚设，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结成利益共同体。如果再设置新的监督机构对原来的监督机构进行监督，新机构也可能腐化，又需要增加新的监督机构。如此延伸下去，需要增设的机构将无穷尽。这种链条每延伸一环，监督效力就减弱一分，成本却增大一分，最后将演变成监督效力衰减到徒有其形，权力腐败横行无忌，监督成本却扩大到全社会难以负荷，引发各种危机。
因此，要解决对监督机构的监督问题，不能遵循在体制内增设机构的思路。当下，中央的办法是让纪委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与制衡，所以虽然中央在加强对纪委的垂直领导，却始终未同意对纪委实行垂直管理——如果纪委摆脱了同级党委，只服从上级纪委的领导，由于山高皇帝远，拥有超越现行法律程序的“双规”之权的纪委很可能成为最不受 限制的特权部门。
但这种“党委管纪委”的体制虽然避免了纪委成为绝对强势，却也导致了纪委监督能力的弱化——如果腐败与党委领导成员有关，作为下级机构，纪委很难起到监督作用；进行利益交换才是符合切身利益的选择。体制内权力的互相制衡，其结果往往不是如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走向相互监督，而是演变成利益的相互交换。
要走出“体制内权力制衡变利益勾结”的怪圈，只能从体制外寻求突破。国内一些城市有效的交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