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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存在权力垄断，哪里就出现以权谋私的可能；哪里的权力垄断越严重，贪污受贿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是规律之一。
社会管理领域主要涉及普通公民的社会生活要求。更具体地说，便是行使部分行政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基层单位，即一般所说的执法部门。
基层公共权力运作失衡的问题，其实是中国几千年来的老问题。“天高皇帝远”再形象不过地表达了这种状况。也就是说，尽管中国自秦朝之后建立起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但实质上中央的调控能力越往下，越离开城市就越弱，到个别地区甚至完全消失。这也是造成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原因之一。这里面有一个怪圈：基层政权越无力，越是不易受到中央控制；中央越是无法控制，基层政权越是无力。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实质就在这里。在任何基层公共权力运作失衡的社会中，在上述的怪圈中，腐败现象都会蔓延，会成倍增长。
一位检查长说，目前已没有哪一个系统、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大一点的单位是一尘不染的，没有贪污受贿的人的。
贪污受贿之所以得逞，关键是贪污受贿者手中拥有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即政治。而政治，依孙中山先生的解释，即为“众人的事”。这就是说，贪污受贿归根结底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侵害，它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危害与损失，远比绝大部分其他犯罪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贪污受贿这种经济犯罪的意蕴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范畴，而是带着极为浓重的政治色彩。贪污受贿所招致的种种后果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政治方面的后果。
从理论上说，在一个政府内部，其权力运行机制将是一种有别于过去任何政权的新型机制。下级服从上级当然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政府，但这种服从，却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中间绝对不能参杂有任何小集团的甚至是个人的因素，尤其是绝对不能参杂有任何个人利益。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权力机关内部，在局部范围内，金钱开始渗透到权力机制的运行中，成为上下级关系里的“润滑剂”，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成为一句空话。而被称为“进贡”的这种腐败现象一旦侵入权力机关，别说为人民服务了，就连一般政府机构所应当有的政治机制都将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江泽民在1989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说：“腐败的核心问题是金钱和权力的交易。党政机关恰恰处于权力的位置上，如果都用权力为自己谋物质利益，经济怎么繁荣，老百姓岂不是变相地受剥削吗？”而有的学者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剥削是比资本剥削更恶劣、更野蛮、更原始的权力剥削。。这种权力剥削令老百姓特别痛恨和反感，还因为理论与实际的反差实在太大，几乎已经大到任何解释都显得软弱无力的地步。
国家的功能之一，是充当全社会利益的调节器。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里，国家调节的是各个阶级之间的利益分配；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调节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同时还通过制定各种政策，规定了每一个社会成员按尽量公平的原则（注意：是公平而不是平均。）从社会总体利益中取得某一份额。利益分配想做到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百分之百满意是不可能的。但只要大体平衡，也即分配不公的现象局限在大部分社会成员大体感到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社会的安定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堕落为贪污受贿分子的干部，依靠权力将社会财富中的相当一部分窃为己有，造成或者说加剧了社会利益分配上的不平衡状态。在当前的中国，对政体的不满就是对执政党的不满。社会是一个整体，各个系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又以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尤其是在党政合一、政经合一、政社合一的我国，对政治产生影响的，终会波及经济；凡是对经济发生作用的，终要在政治上表现出来。
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秩序中一旦有贪污受贿这一条在发生作用，社会生活最终也会变得有秩序，但这是一种畸形的有序——将形成贿赂型经济，形成“系统化”的贪污。而这一点，恰恰又是和金钱作为权力机制运行中的“润滑剂”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在这种畸形经济中，没有公开竞争可言；在“背景”、“靠山”等权力因素的把持下，社会的机会只是少数人的专利，不仅效率无法提高，而且扩大了社会中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可怕的并不是混乱，而是贪污受贿、贪赃枉法、贪官污吏——权力与金钱的交换。
贪污受贿的影响
任何影响都是双向的（虽然双方的强度不一定均等）。贪污受贿影响着道德风尚、行为规范、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等等，但这些因素也影响着贪污受贿。
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对其他社会群体起着或强或弱的示范作用。官员，因其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关键地位，其示范作用在各个社会群体中最大最烈。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干部队伍中出了一定数量的贪污受贿分子，对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冲击力自然也就特别强烈。他们对社会最强有力的示范作用集中在两点上：一是表明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不劳而获的余地；二是表明公共权力是可以用来谋取私利的。这两者通常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权谋私是不劳而获的最佳途径，也就是前面说的“权力剥削”。
贪污受贿，关键是个“权”字，有权才能换钱。我国本来就是一个权力崇拜程度很深的国家，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经贪污受贿分子的现实行为一促进，民众对权力的崇拜程度就更深。于是，一方面出现了不择手段谋官做的情形，一方面又将自己手中哪怕小小的权力发挥到极限，形成“人人受别人所卡，而人人又都去卡别人”的怪圈，社会风气每况愈下。
贪污受贿的另一方面又是以钱买权，也就是说，没有权，有钱也百事不愁。这又促进了“一切向钱看”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拜金主义思潮日见泛滥。拜金主义思潮达到一定强度，就将由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渗透到政治领域（权力运行机制中的“润滑剂”），渗透到经济领域（贿赂型经济的倾向），渗透到社会文化领域，金钱成为一切人际关系的维系。权、钱、人际关系在一般人眼里成为：权是爷、钱是爸、人情是孙子。人心中的权力崇拜、拜金主义，自私冷漠的一面，由于贪污受贿的示范作用而暴露无疑。
贪污受贿能得逞，关键的关键是掌握权力，而且权力越大越好，也就是说，要做官和升官。在我国现有条件下，想当干部或者想升迁，绝大部分取决于上级的评价和提拔。这一方面加深了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又使同一单位内部的权力斗争加剧。这两方面归根结底使我们社会的人际关系更不正常和更紧张。
贪污受贿，以其利用权势不劳而获而对整个社会进行着强有力的示范，影响广泛而深刻。我国发生的“道德危机”，其贪污受贿得对此负很大的责任。
与政治方面的损害和经济方面的损失相比，社会文化心理方面的影响更难消除。这是因为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机制非常复杂，是许多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一般地说，按原样倒着变化回去是不可能的；有的东西丢失了可以找回来，但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回归的——特别是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年代。
贪污受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性。达尔文说：“任何生物的生存都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外部环境。”这句话应用于人，就有两层意思：当自己不适应外部环境的时候，就改变自己；但外部环境不适应自己时，尽自己力量改造外部环境。而这句话用在贪污受贿上，就可以说它要制造出一个适合它存在的藏垢纳污的社会环境；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也是为了生存下去的需要，更是逃避谴责和制裁的需要。其理想是在不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情形下壮大到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合法存在。
干部的一举一动不仅是在向民众进行示范，同时也是在向其他干部进行示范。尤其是当贪污受贿者没有受到有力的惩罚的时候，即便是其他干部能运用意志力约束自己不竞相效仿，但他们内心的骚动却不是那么容易平息的。作为精神支柱的共产主义理想突然变得模糊而遥远，理想与信仰一旦泯灭，随之而来的自然是革命意志衰退。
贪污受贿的扩散功能分为垂直扩散和水平扩散两种方式。
垂直扩散也可称为线性扩散，因为它是沿着权力网络向上或者向下进行的扩散。扩散的常见形式，有下级向上级行贿、下级使上级贪污、上级向下级索贿、上级纵容下级贪污受贿、上级命令下级行贿受贿、上级命令下级贪污等。
水平扩散是指在同一层次人员中的扩散。水平扩散也可称为散点扩散，因为它不象垂直扩散那样有一个网络可以追循。
我国的社会体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围绕着私有制展开，经济领域、社会管理领域与政治领域的调控关系不那么紧密，政府不是直接管理这些领域，而是间接管理，因此留下了腐败行为产生的空隙，主要表现为资本与政治的利益结合，表现为资本对政治的干预上。我国的社会体制围绕公有制展开，特征是公共权力介入社会各个领域，党政合一、政经合一、政社合一。这样的一个治理体系，在招募人员上具有严格的制度，一般人不可能通过非正常渠道进入这个组织严密的治理体系。这体系若是运转正常的话，就不存在着金钱对政治的干预问题，不存在新财富得主凭借其财富进入这个政治系统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的冲击力和腐蚀力，这个“天衣无缝”的体系已经出现了缝隙，以钱为媒介进入我国干部队伍的口子已经被打破。
用钱买权是为了以权捞钱，以权捞钱的同时，又实现了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上的用钱买权，到头来，捞到的钱是付出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官阶也越来越高，这就是说——名利双收。人们会发现，官场比商界“利润率”更高。
贪污受贿还有排异功能和复制功能。
贪污受贿是权力的滥用，因此，真正能抑制和消灭它的也只有权力。在民众与贪污分子的直接冲突中，表面上看手中无权的民众处于劣势，但是民众手中掌握着另一种权力，牙质远比任何具体的权力更强大的权力，那就是人心的向背。
有政权活动，就有可能产生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
“三反”实际上主要是反贪污受贿。
“文革”末期，钱权交易已大量存在，某些领域还有蔓延趋势。这趋势在“文革”结束后没有立即得到强有力的制止，错过了将钱权交易消灭在初级阶段的有利时机。人们将那时已经颇为常见的钱权交易冠上了一个既无法定性也无法定量的名词：不正之风。掩盖了问题的严重性。
1979年《刑法》将贪污罪与贿赂罪分开，说明已经从立法上对“文革”末期逐渐发展的钱权交易开始重视；但对贿赂罪的惩罚轻于贪污罪，对行贿罪的惩罚轻于受贿罪，又说明钱权交易的危险倾向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1980年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一系列文件，虽然对腐败现象起到了抑制和防范作用，但也体现了“只有正向规范，却无逆向处罚”的倾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以教育、挽救为主的一贯方针，但也包含了心慈手软的意味。当时“万元户”这个词在人们心目中曾经引起多大的震荡，数千元、上万元在当时是极大的数目。而那时的文件却把“行贿受贿、损公肥私的行为”所得的钱额极大的不义之财定为“利益”而不定为“非法所得”，实在令人遗憾。
1989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会议提出的四项大事中，有一件就是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被人称为“廉政风暴”。但是，风暴就意味着是突发的、又意味着是不能持久的、也意味着带有浓重的“运动方式”。，而中国人吃尽了搞运动的苦头，搞运动给中国共产党也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政治运动往往是等到腐败现象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开始来一次大涤荡，其时腐败的危害性已经变为现实，损失已经铸就。反腐败的关键应当是建立起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发生功效的防范和清除腐败的机制，不使腐败现象轻易得以发生，或不使腐败现象轻易得以大面积发生。
任何政治意义上的“风暴”，总带有人为强行推动的意味。一种政权的衰亡，最根本的原因存在于此政权的内部，外部力量只不过是在最适当的时刻，给了它最适当的一击而已。
历史证明，中国有时会钻进一个怪圈：各种腐败现象，如行贿索贿、官倒私倒、公款吃喝、挥霍浪费等等，在每次受到打击的时候会有所减少或者减弱，然而，过一段时间之后，又会以数倍的疯狂卷土重来，在更大规模上重复劣迹。面对今日之种种迹象，我们有理由对这怪圈是否可能再次出现，保持警惕的眼睛。
为什么会一次次陷入这怪圈？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打击不力，但这一指责是没有全面考虑问题而得出的表面结论。实际上，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既有某一国家内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因素，也有人类本性、公共权力之本质和金钱之工具性等超国度因素。这些原因和因素不除，无论打击有多严厉，无论防范有多严密，全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与任何犯罪一样，贪污受贿这一行为得以实现，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说得直白些，就是不仅想捞，而且还得有机会捞、还要捞得着才行。
以贪污受贿为突出表现的腐败现象，从单个行为看，可以举出形形色色的动机，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集团介入腐败活动时，都有各自的心理动力，但其中仍能找到一些共同的东西。同样，从单个行为看，腐败行为是在各式各样特定的条件下得逞的，每一次行为都有它特有的环境；不过，若是这类行为已经有所蔓延，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时，我们就能通过林林总总的特定因素，找到一个症结：社会宏观条件所提供的成因。
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的区分，只是就理论上而言。在具体案件中是很难进行明晰的甄别的。
社会宏观条件所提供的成因之一，是价值的广泛缺乏。
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自然资源、金钱、机会等各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人文的价值。横向比较之下，中国的短缺尤甚。有人说，中国除了人口和劳动力外，其他什么都短缺；这话反过来说：因为人口实在太多，所以短缺特别昭著，更何况我国经济是一种结构失衡导致瓶颈制约的经济。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哪里有短缺，哪里就很可能有贪污受贿分子在暗中窥视。
仅仅短缺还不一定就导致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有一些腐败现象的产生，其中也不存在短缺这一因素。
使短缺成为贪污受贿的可乘之机，又使不存在短枪的地方也产生贪污受贿的，是社会宏观条件提供的另一种成因：社会调控系统在调控过程中的某些不足。社会调控系统指的是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进行管制的各种体系。
当代中国的社会调控系统，是经由武装革命实现新旧制度的更替后建立的。夺取政权以后，首要的任务是巩固政权和维护政权，同时也维护社会正常秩序；这些任务的紧迫性、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领导方式、对公有制认识论的规定、以及对苏联高度集中模式的模仿等等，几种因素汇合成一种全面性和主体性，使社会调控系统几乎包罗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公共权力无所不在而且职能广大无边；党政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社一体化，政治权力承担着社会方方面面的管理和协调功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军事等均在国家的管制之下，国家不仅无所不包地管理各个方面，而且管理手段上也采用直接、微观的方式。
几乎一切重要的价值都在社会调控系统的控制之下，一切全赖该系统的分配。这样的好处是——整个社会的一切都被执政党安排得得心应手，不受任何干扰；但是，从探究贪污受贿的产生方面看，这一系统存在着麻烦：这么一个权力在逻辑上不受限制的社会调控系统，其内部成员若是想非公共地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那就不只易如反掌，而且该系统的全面性和总体性也会使这类行为发生弥漫性扩散，由局部范围迅速波及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所以才有一位检查长说，目前已没有哪一个系统、哪一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