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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同盟的扩大化，不但使得官场执政生态恶化，而且容易形成一个新的腐败利益群体。这个群体通常是由上面的领导首先带头违纪，下面的纷纷效而仿之，最终实现权力交换利益的共同腐败。由于同处一条船上，同在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这种腐败也通常被称为是最安全的腐败。而且，由于相信“法不责众”的错误理念，使得腐败群体在权力交换过程中，虽然明知道存在违纪问题，但心理障碍却相对小得多。他们往往堂而皇之地进行权钱交易，却不用担心受罚，因为行贿与受贿者存在着利益共生关系，使得堡垒无法从内部攻破。
利益共沾的腐败群体，一旦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随心所欲地玩弄权力交换，或许也能形成小范围的特殊利益群体。而这个特殊利益群体存在的缘起，就在于腐败同盟的存在。当腐败趋于结盟，而且远没有其他利益群体的竞争时，这个所谓的特殊利益群体就更应该值得警惕了。
更为荒唐的是，腐败很多时候居然被认为是为部门谋取利益，为小群体谋取福利。在披上了一件部门利益的外衣后，腐败同盟存在似乎显得更冠冕堂皇了。
标本兼治：奏出反腐最强音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正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不然的话，任凭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不仅党的先进性无从谈起，而且党的执政地位就可能得而复失，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反腐倡廉工作确实是一刻也不能放松。”令人欣慰地是，党中央已经把反腐败摆上了重要的位置，高官的落马，再一次显示了党中央正在以巨大的肃贪力度，昭显整顿吏治的决心。
首先要深挖“腐败窝案”形成的深层原因，方可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少数党内的腐败分子之所以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勾结起来“集体腐败”，有狭隘的地方主义和个人利益驱动的原因，有治党治政不力的原因，也有现行管理体制、监督机制和法律法规不完备的原因。只有找出原因，才能健全机制，反腐的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其次，反腐败斗争要经常化、深入化，而不能搞运动式的一阵风。在案件查处时，从过去求稳定，只查首贪，不查协从的误区中走了出来，切实做到有贪必查，彻底根除，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的后台有多硬，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可姑息迁就。三是要加强权力运行机制的制约和监督。通过重点查处利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谋取非法利益的案件，查处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重点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真正做到像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所说的那样：“要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四是要建立健全反腐败斗争的群防群治机制。要深化改革，健全法律制度，注重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保障党员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坚持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大力发展基层民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努力形成有效防治腐败的新机制，不断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真正实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同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变化以及特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与对策，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全面胜利。
“群蛀”现象为何特严重
思想家韩非在《韩非子？五蠹》中曾有五蠹一说，蠹者，蛀虫也。在当今我们社会中的最大一蠹，就是人人喊打的腐败分子，这是我们社会的蛀虫。
据有关媒体称，2006年我国反腐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腐败现象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群蛀“现象比较严重。如，湖南郴州市贪腐案带出市委书记李大伦、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副市长雷渊利及其他政商界人士158人（雷渊利称自己的贪腐在整个郴州只能排在第12位）；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周金伙案引出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仓山区区委书记、土地局局长等；上海社保基金案更是波及市委书记、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电气集团副总裁和董事长、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等众多官员。
在反腐工作日渐深入的今天，“群蛀”现象为何这么严重？分析一下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一把手”腐败的连带影响。由于事实上“一把手”的绝对权力，对单位主要领导的监督和制约，事实上处于一个相对空白的状态。近年来，“一把手”岗位已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当然了，“一把手”想腐败，不可能是孤家寡人，还必须依靠手下一些人的追随和支持，有一批人为其摇旗呐喊。这样，“一把手”腐败被查处后，就会拔出萝卜带出泥，一群蛀虫就会浮出水面。
二是干部“带病上岗”与“岗上得病”相互交织。一些干部上岗前就已患重病，有的还是绝症，但由于考察不严或其他原因，照样得到了提拔重用。还有的上岗前虽没什么反映，但岗位转换后却患上了新病。更有甚者，是两样俱全，前病加后病。这样的患病者往往会有原单位、现单位及相关单位一些与其有紧密联系人相关联。常言说，一粒老鼠屎会坏一锅汤，随着不同岗位的转换，一个腐败分子就会坏上好几锅汤。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任职才一年零五天就受贿30万，就是此类的突出代表。
三是腐败分子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为了自己的升迁或谋求利益的最大化，与以住的个体腐败不同，“群蛀”们往往是以利益群体化的面目出现。他们信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搞腐败的过程中集体上阵，你唱我和，互相支持，利益均沾，一荣俱荣。表面看来，几个人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但私下里却是钻营弄权的死党和哥们。有了这样的圈子，平时就能够呼风唤雨，一手遮天，捞取私利。但一旦一个人的罪行暴露，就会一捞一串，打尽一网。
“群蛀”现象相对于个体腐败而言，更具危害性。对这种已经出现的苗头，我们要认真研究，制定对策，决不能任其蔓延发展。
在审计中发现，一些替老百姓管理钱财的中央部门明明知道自己的角色仅仅是个管家，而不是财产的主人，却把管理权、审批权等诸多公共权力当作私有权力肆意滥用，把所分配财政资金当作自家的后花园任意染指。
从现行体制看，管理钱袋子的中央机关权力过大，资金的分配和转移支付往往自话自说自己做主。一方面财政权越集中，制度环节越多，官僚体制的食物链越长，公共投入的制度性损耗也就越大；另一方面，权力掌握着对公共投入的分配，在缺乏严格约束的制度背景下，必然会对公共投入进行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分配。这种制度性损耗与权力部门的职业道德缺损狼狈为奸。我们的一些管钱袋子的权力部门缺乏起码的行政道德，见钱眼开，利令智昏，结果只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虚报冒领，移花接木、无中生有。
2006年的国家审计报告一改往年点名的做法，对存在问题的单位不再指名道姓批评。
今年将审计的重心由“违规审计”转变为“效益审计”，重点不再是监督权力部门的违规支出，而是分析其支出效益——在违法违规已经成为一些权力部门的运作常态，审计部门称没有发现不存在违规问题的单位的情况下，效益审计能起到制止违规的作用吗？
人们无从猜测这种“温柔变脸”下的深刻背景或者难言之隐，但人们不能不担心这种“变脸”的可能后果：当“审计风暴”的警示冲击力被削弱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违法违规者扑倒在法律制裁这一最后提坝前；当为数不多的鼓舞、激励人心的手段也被放弃后，民众只能走向失望和木然。
审计是市场经济下制衡政府部门权力和部门利益膨胀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强化审计也是推进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必经一环。在违法违规屡禁不止的背景下，停止震撼性的“审计风暴”，实际上是取消了审计对权力部门的制衡功能。在体外监督不足的同时，进一步削弱体制内的制衡力量，将使许多部门权力更加不受制约，体制更加失衡，体制缺陷更加突出，这不是增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而是削弱执政能力。
平级审计各市直机关，都会有所顾忌。审计有一定的技巧性，都在一个地区混，不能审一个单位就树一个对立面。审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和反贪局就要捏一把汗，他们收拾你太容易了；审劳动局、人事局要谨慎，因为他们比审计局还厉害，又懂政策；人大和政协根本没法审；只有电信、电力和烟草是冤大头，又富又没权。
审计报告不点名，相当于洗澡不脱衣服，能洗干净吗？能达到公众知晓、实现社会监督的目的吗？
中央都不敢点名了，以后地方怎么办？
这是李金华的无奈之举，也反映出现行体制下审计监督的尴尬处境。
一些单位对点名置若罔闻，充分说明没有必要计较“点不点名”，而应该关注审计出的问题是否得到纠正。
没有看到往年被点名的部委受到处理，今年连名都不点了，这是一种倒退，可见反腐败任重道远。
12。17 关于舆论监督问题
“舆论监督”被世界各国普遍栽入宪法。公众舆论对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是社会保持良性运转的清洁剂。但是，舆论监督的实践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即使在相对较好的西方发达国家，舆论监督也存在不少漏洞和死角。究其原因，是因为舆论监督受到权力与利益两种力量的牵引。在权威政体下，它更多受到权力的限制；在民主社会，它更多受到利益的牵引。
在当前语境下，中国的舆论监督主要受限于政治环境，这使得新闻法的出台尤为迫切。另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利益对舆论监督的牵引力也越来越明显、强大和普遍。在市场社会，舆论监督的载体——媒体，同样是商业机构，同样追逐自身利益。它虽然承载着舆论监督的功能，但并非专职监督工具，这使舆论监督难免受到利益的牵引与扭曲。当商业利益与社会功能发生冲突时，从企业本位出发，大多数媒体在大多数时候弃后者而取前者。
利益对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的牵引、扭曲，是通过内外两层机制实现的。外部主要通过收买、威慑两种手段。收买的实质是利益交换，它的实现源于双方各自拥有可交换的利益。这其中也可能有权力的介入，但此时权力并非行使强制、限制的功能，而是依据手中掌握的利益资源及伤害能力与舆论监督的伤害能力作交换，这仍然属于收买的一种。
以“利益伤害”威慑媒体，这在中国还是新兴事物。主要手法是诉诸法律状告媒体报道失实，要求高额赔偿。在西方国家，这类官司屡见不鲜，已被许多人运用娴熟，是强势利益集团制衡媒体的重要手段。媒体愿意冒风险揭露某个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对此设置了正向反馈机制：不畏强暴、揭批权力，将为媒体及新闻人赢得声誉，扩大影响，并带来难以估量的现实收益。
国内状告媒体的诉讼越来越多，且以媒体败诉为多。这就极大地威慑了媒体，使后者在行使舆论监督的时候如履薄冰。国内有效性与国外不同，国外有效性靠的是拼消耗，前提是你必须有无尽的资源注入，行为可以不计成本；国内的有效性靠的是地方利益集团内部的相互支持。众所周知，国内很多掌握各种利益资源及伤害能力的人，已经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或者关系网，这是腐败弥漫的最普遍形式。如果被舆论批评的人无权无势，那么他只有自认倒霉；但如果被批评的对象掌握了一定的利益资源，他很可能已经介入了某一利益共同体或者关系网中；此共同体很可能覆盖了司法权力，即使现在还没有，关系网也可凭借其利益交换能力很快建立这种联系，将触角伸展到此一领域。于是，当关系网中的权力干预及利益交换等手段均告无效时，被舆论批评的利益主体就可以依托司法权力与舆论监督抗衡，起诉媒体，要求媒体认错并支付高额赔偿。这就是此类司法判决大多数不利于媒体的原因。
有人主张以“司法独立”来破解此一弊端，这只是流于表面、想当然的书生之见，“司法独立”不过使司法成为一种相对于党政更独立的权力而已，作为权力资源的一种，它同样会成为利益共同体寻求建立联系的对象，同样会被纳入关系网中。当前的司法腐败，固然不乏党政权力介入其中，但也有很多是司法人员独自直接腐败。“司法独立”除了改变利益共同体和关系网内部的分肥机制，让司法人员分到更大的份额外，很难再起到其他作用。
利益能够牵引与扭曲舆论的内部机制，是因为媒体是一种商业机构，它承载着投资方和企业员工的切身利益。当行使舆论监督功能可能伤害媒体本身的利益时，尽管可能还有人会坚持舆论监督原则，但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服从现实利益杠杆的牵引。坚持理想原则的人最终会被清除出局，不然媒体本身可能把市场淘汰。
市场社会是一个利益博弈场，参与博弈的各方总要达成某种均衡，社会才能稳定有序。媒体在博弈中胜出的关键在于要尽可能多的掌握一些可以增加自己胜利的筹码。在利益博弈中，任何一方的特殊力量都不能任其不受限制过度增长。真正的进步之路是全体成员力量的共同增长，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力量较快增长，缩小强弱之间的悬殊差距。当民众维护自己基本权利的能力大幅增强时，舆论监督的力度自然大幅增强。由于无须依赖特殊的群体和个人，这种增进没有负面性。
舆论监督的目的之一是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但它本身又需要民众维权能力的维护。在民众自我维权能力明显提高以前，舆论监督、社会公正仍然只能靠少数人的正义良心。当下还有不少媒体人深怀正义，但在现实利益的染缸中，这种人正越来越少。部分媒体人的理想主义与媒体本身的现实主义之间的拉锯，仍将继续，但前者注定不敌后者。媒体的市场化注定了它的世俗化，舆论监督在权力限制外，很快又被套上利益的枷锁。
江苏省在《江苏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中，做出了规定：妨碍新闻媒体舆论监督者将“承担法律责任”。这只是一种心情，而非一种态度，表明大陆寻求预防犯罪，惩治腐败的手段由中共党内向党外，由检察系统向社会系统移动加速；同时也说明大陆的腐败的严重程度，已非“内部”和“双规”能够根治、威慑和解决了，希望在新闻的舆论监督方面得到突破。
新闻监督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取决于新闻监督生存空间的大小。在预防工作中，检察机关和其他机关离不开媒体的支持，舆论的力量在一定意义上比司法的力量还大。
舆论监督的本意就是社会大众利用新闻媒体等舆论工具，对社会事物和国家事物进行监督，尤其是对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和个人进行监督的行为和过程，这个行为和过程应该是自由的、科学的和合乎法律、法规的。
一个文明、民主、发达国家的标志，除了制度本身的监督外，无不具有完备健全的舆论监督机制。强大的舆论监督和相互制衡的行政体制，就是法治天空的“双翼”。而我们在总结体制弊端时提的最多的就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什么“监督真空”、“监督无力”，都说明我们监督体制建设的薄弱和滞后。尤其是新闻舆论监督功能，在目前反特权和反腐败中还没有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
在我国社会转轨时期，权力和权益的再分配、再调整，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和社会丑恶现象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国家正期待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监督机制。
一些部门滥用职权的行为、一些丑恶和不公正的现象，由于媒体的介入被及时揭露和纠正。在现行体制下，各种非法牟利行为往往会依托，甚至“借用”一定的公共权力。由于可以调动多种社会资源的公共权力，与分散的利益受害者个人力量对比悬殊，使得各种违法、侵权、非法牟利行为常常畅通无阻。但是媒体的介入改变了这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