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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坚决打击腐败的同时，应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防止腐败、转向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建设抑制各类腐败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趋势；中国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腐败规模越来越大，如同传染病一样越来越流行，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已经属于制度性腐败。
并非中共高层没有“共鸣”，而是牵涉到党内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敏感方面，依据中国目前的状况，大动作改革现行体制的条件还不成熟。
中国惩治腐败的办法很多。其中，“双规”作为纪检监察机关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组织措施和调查手段，已经成为突破要案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重要方式。但实际上，“双规”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有很大的局限性。难免与现行法律法规发生冲突。
很多腐败行为实际上都超越了国界。反腐败工作国际化，是西方国家早已经遵循的模式。中国近年来也认可了反腐败需要全球治理的理论。一般来说，在西方绝大多数国家不存在制度性的系统腐败。
被誉为“第四权”的新闻自由，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作用非同小可，使得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处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
在人类社会史上，唯一大面积成功抑制了政治腐败的“灵丹妙药”是民主制。然而，当许多后发展国家推行民主制度以后，非但没有有效抑制腐败，腐败现象反而变本加厉，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抑制社会腐败有赖于先进的制度，但制度并不能根治所有的腐败难题。
在公路收费站常常见到这样一幅标语：：“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官场是“贷款买官，当官还贷”。
有些事情是不能认真的，该大度就得大度，该装傻就得装傻。
有人计算过两个概率：一个是贪污出事的概率，比飞机出事的概率还小；一个是贪污被查出来的概率比中500万大奖的概率还小。
现在的反腐败有点象隔墙扔砖头，砸着谁是谁。就象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被抓出来的贪官说的：查到我是我运气不好。这也是许多贪官在法庭上不服的原因，他们认为在我之前有那么多人做了为什么没有事情，惟独我有事，惟独拿我开刀。
有人把反腐败比喻为“隔墙扔砖”，砸着谁是谁；还有人比喻为“墙上掉砖”， 砸着谁谁倒霉。这些观点的存在，说明反腐败缺乏“公平”，有更多的腐败分子漏网了。
对活着的老虎，明明知道它是吃人的老虎，也无人敢喊打。程维高就是一只虎，郭光允一个人打了八年，为什么没有众人来打？等他成了“死老虎”，大家都来打。这说明我们的社会现实还很复杂，以正压邪常常还有难度，以少数贪官的“倒霉”来解恨，体现不出反腐败的成就，而更多的是遗憾和忧患。
12。20 关于反腐败的心态问题
论资排辈就是干部制度上压制人才的一大弊端，随着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官场职务的含金量也越发加重，一种更丑恶更可怕的官场病已经代替了论资排辈。不要说跑官要官，连买官卖官也不鲜见。
实职是金，虚职是铜。铜的体积再大，也不如金的价值高。这就是腐败越反越多的根本原因。
官员乌纱帽的含金量的问题是腐败严重的根源。凡是腐败严重的国家，官员乌纱帽的含金量都很高。这种含金量不是指他们的正常收入，而是指职务的权力。权力过大，权力介入经济活动，不产生腐败 才是怪事。过去腐败还只集中在经济部门，但现在，只要是有权的部门，各行各业都在千方百计地搞腐败。
只要是人所组成的社会，不管多么完善的体制，都永远无法彻底根除腐败，只能减少到最低程度。人是社会动物，整个社会都在向钱看时，很难独善其身。
反贪工作必须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和处理问题，必须掌握好许多不能摆在桌面上的十分微妙的平衡策略和作出许多有悖法理有违心愿的妥协，否则很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 反贪工作还没有什么成效，自己就在各种势力的攻击下先倒台。
政府官员腐败绝对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丧失理想信念，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现象在官员身上的一种反映。
腐败最原始的根源是人欲望的一种表现。当人类组成了社会，产生了权力，腐败也就产生了。腐败与权力是共生物。但腐败是任何社会都反对的，最起码是从形式上反对的，所以设置权力的同时，都会构建如何防止腐败的机构。上形态越先进，防止腐败的效率越高。但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说自己已经根除了腐败。
欲望有正常的欲望和反常的欲望，在上规范下得到平衡的欲望和超出社会规范的欲望。欲望的产生应该说是种自然属性，满足欲望的手段则是社会属性。
为官者身居潮头谁能一尘不染。不能因为有贪官就说官官都贪；不能因为有墨吏就说吏吏皆墨。腐败不仅仅是政府的事，社会上就没有腐败了？记者搞有偿新闻、医生收红包、教师收礼金、裁判吹黑哨，不是官照样有腐败。社会转型时期有些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也是资源配置、利益分配重新组合的过程，不可能不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
当干部做到大公无私不容易，做到先公后私还是可以的。
搞市场经济就是为了加速发展，为了发展得更快更有效率，甚至是暂时牺牲一部分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对社会的冲击和影响是深刻的、多方面的，整个社会的利益正在重新分配，思想观念和社会的各种关系正处在冲突和整合的过程中，腐败的问题也必然会在这个时候尖锐起来。腐败问题必须通过经济发展、市场的完善、法制的健全、民主政治的扩大、反腐败机制的建立健全、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升、整个民族精神文化和思想道德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正处于剧烈变化中的社会责任、权力、利益失去标准，到了政府执行者的手里竟然变成孙悟空手中可大可小的金箍棒。利益驱动，有利的，各部门都来管；没利的都不管。处于社会权力中心的为官者，要做到至清也是不可能的。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许多腐败是因为权力集中、权力过滥造成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将来还要还政于民，很多事情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市场说了算，最终要形成大社会小政府的政治格局。到那时候因权力过滥造成的腐败才能消除。经济转型的阶段，许多界限都变得模糊不清，政府不管不行，管多了不行，管少了也不行。转型阶段思想观念大碰撞，社会道德、社会风气都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中国官场自古以来感情因素太多，公私不分。要说这是腐败，那也是收入分配失衡和文化因素多种原因造成的。
腐败现象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文化问题。看看中国的历史，哪一个王朝不是因为腐败而亡。文化的继承性表明腐败也是有传统的。所谓劣根性，实际上是文化病。
现阶段的一些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存在是合理的，有腐败的土壤，有腐败生成的环境条件，还有病根，现在只能控制，防止泛滥。腐败这个病可不是一下就能治好的。
现在有一些能人腐败者，他们首先是能人，其次才是腐败者。他们往往很有能力，能干事，有权力，别人既仰慕他们的才能，也倾倒于他们的权力，于是就给他们送礼行贿。腐败分子倒台的时候，就是他们政治命运终结的时候。还有一些庸人领导，他们手中有权，身上有职务，但没有个人能力，既不能为国家办事，也不能为个人办事，下面的人看不起他们，这属于窝囊的领导窝囊的官。
有人看着权力给你送礼，至少能证明权力的价值；因仰慕你而送礼，说明人格的价值；是朋友而送礼，能说明友情的价值。如果谁都不送你一点什么礼，说明你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那就是官场废物，它比腐败本身更可悲可叹。
经济腐败是个人腐败，政治腐败是集团腐败，政府软弱无能是最大的腐败。
反腐败就象是文物发掘。因为文物发掘主动进行的少，只有在某地要搞工程建设了，先让文物部门进行抢救性发掘，结果挖到了成堆的文物。换句话说，哪个地方不建“工程”，哪个地方的腐败分子就不用担心被“发掘”。反之，哪个地方要建“工程”了，连看起来还“廉洁”的官员也被挖出了腐败的面目。
可怕的不在腐败，而在对于腐败的态度。在西方国家，很多官员都是搞法律出身，所以在他脑子里时刻绷着这个弦，很有法制观念。官员治理一个城市，不需要懂得工程技术，但一定要懂得法律、懂得规则。
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更应该检查放苹果的筐子。
朱元璋统治的洪武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杀贪官最多的时期，朱元璋说“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但是效果也是有限的。大批官员面对朝廷的严刑峻法，前赴后继，气得朱元璋说“我欲除贪官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大规模的杀人而仍不足以杜绝贪污腐败之风的蔓延和盛行，究其原因，仅靠个人的愿望和手段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各朝代、政权不断更迭，无论哪个朝代初期都是政治相对清明、欣欣向荣的，而末期的弊端和不可收拾又如出一辙。究其原因，这种普遍性，恐怕与君主对权力的控制程度不无关系。处于金字塔顶端皇帝，只要还有足够的清醒，总是要惩治时弊的。但是由于是一个人的天下，而腐败是朝廷众多官僚共同之腐败，用一双眼睛去监督成千上万双眼睛，即使鼓励告密、大开杀戒，也是劳而无功；以一人之力和威严监督天下，必然失败。
现在的腐败问题严重不严重，不说人们也知道；因为腐败不腐败，是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每个人都有感受；这种感受不是别人说出来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切切实实体会到的。
陈毅将军有句名言“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现在不要说“伸手必被捉”，实际上没有揪出来的腐败分子肯定比揪出来的腐败分子多得多，现行的反腐败机制远远没有达到“伸手必被捉”的境地。前腐后继只能说明我们的预防机制漏洞太多，腐败的破案率太低，惩罚的力度不够；“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成了腐败分子的救命稻草，只要装糊涂，最高刑期5年，可以规避杀头的风险。面对机制疲软、监督缺乏的困境，死刑是防止腐败的最后一道底线，放弃这道底线，则意味着再次向腐败分子退让；虽然死刑的存在并不能完全竭止目前的腐败，但如果废除了死刑，腐败分子无疑将变得更加猖狂。
尽管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为了打击贪官污吏用尽了心思，但是并未达到其根本目的的原因，正是在于其专制制度。这里的关键在于：由于对官吏的权力没有形成外部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官员漠视民间舆论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以任何手段防止贪污腐败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尤其是以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反动和倒退的手段来防止贪污腐败，更突出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专制统治本身的腐朽和没落。
有人说，中国的反腐败进程是：80年代枪毙腐败的县级干部，90年代枪毙腐败的厅局级干部，再到枪毙省级干部如胡长清，最后枪毙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却始终没有见到50年代枪毙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敲山震虎的效果。
高官腐败案件的潜伏期越来越长，既说明高官腐败的手法越来越隐蔽，斗争越来越激烈；也说明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斗争的力度在不断加大。
中国反腐败有这样三句话：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干得好的上不去，上得去的干不好。
有人搞过一次调查：“假如你发现有人在搞腐败，而他的行为又不会伤害你的利益，你怎么做？”结果是超过八成的人选择了沉默。这“八成人的沉默”心态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沉默心态”，而是相当复杂的沉默心态，其中既有无奈，又有不满；既有对现实调侃式的宣泄，又有玩世不恭的反讥。
人们对腐败虽然有恨，但更多的是恨自己没本事搞腐败；更有甚者，直接拉拢领导腐蚀领导。在痛恨腐败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沉侵其中，一次次地投腐败分子所好，利用腐败的方式谋求自己的利益。
一边是贪官们大肆卖官敛财、劣迹斑斑；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虽然早已察觉却保持沉默；一边是贪官们一手遮天、飞扬跋扈，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丧失批评之声。正是这种“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贪官们腐败行为越演越烈的“黑色土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一边痛恨腐败，一边同流合污。他卖官收钱、我送钱升官，双方的心愿都达成了，参与了，不得不沉默；因为放血图的是升迁，告发了他，钱就打水漂了。二是他腐败他的，我过我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三是领导权力太大，怕以卵击石，遭受报复。四是眼下官场的大风气坏了，大家都装糊涂，我何必做“出头鸟”。五是大家都送钱了，我也送了；他们都沉默，我也沉默。六是曾经暗示过，试探性批评过，但不起作用，干脆就沉默了。干部对贪官的沉默，跟相当数量的干部或深或浅地卷入了“潜规则”有关。
羡腐心态比腐败更可怕
提起腐败，谁都恨它，谁都说它祸国殃民，不过，若是问一句：“假如你有权，你会不会腐败？”答案多是这样的：“我可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到那时，说不准我也成为腐败分子”，“大腐败不会搞，小腐败保不准，吃点、玩点、喝点、捞点算得了什么？”“周围的人都腐败，你能洁身自好？你还得随乡入俗”，“我自己主动索要也许不会，但人家送上门的我怎好拒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见，腐败已成为许多人口头诛之，而内心求之的一种现象。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羡腐心态”，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腐败的认同、嫉妒、羡慕和期盼。
腐败已是令人深恶痛绝的社会现象，执政的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自身的腐败，而羡腐的心态比腐败本身更令每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忧虑、恐惧。何哉？一是有其普遍性。社会上持有这一心态的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为数不少的人，很有群众“基础”。本来是一种邪恶，却成了一块“臭豆腐干”，闻起来臭，吃起来香，都想趋之、为之，无形之中为腐败提供了一种宽容、纵容的土壤。二是有其渗透性。权力的渗透力是无限的，腐败的渗透力也是无限的。即使那些社会地位卑微的从业人员，手中只要拥有哪怕微不足道的权力，一旦有机会、有可能，也会淋漓尽致地发挥羡腐“文化”的“功能”，使得腐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三是有其渐进性。“大腐败”是怎么发展而来的？诚如民俗云：“做贼就打偷菜起”，贪官往往是从“吃点、拿点、玩点”这类小腐败开始的，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尝到了“甜头”，又不会受惩罚，于是欲望和胆子便越来越大，只要有条件就会不择手段，一发不可收，终至不能自拔。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患”上了这种可怕的“羡腐心态”？
腐败官风熏染。一定意义上说，官德引导民风，甚至决定民风。官员的言行举止、思想境界、道德情操，直接影响一个地方、一个单位风气的形成，是社会行为规范的风向标。如果官员台上讲一套，台下做一套；嘴上反腐，行为搞腐，那么他的治下官风必然不正，民风必然受到污染。
嫉妒心理使然。嫉妒心理人皆有之，周围的人包括同学、同乡、亲戚、好友，凡有点权当个官的，有的莫名其妙地“发”了起来，吃香的喝辣的，甚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整日地鞍前马后有人抬着、捧着；毛病有人掩着、护着；错误也有人担着、保着……人与人的差距就在于做官与不做官之间。于是，大众的嫉妒心理便渐渐萌生。
补偿心理作祟。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收入有限，要办成一件事颇不容易，自己的利益时不时受到损害，在无奈、气愤的同时，谋求“报复”和“补偿”。
法不责众所致。时下腐败分子丛生，不再是鼠辈独行，而是一茬茬“前腐后继”，“出生率”高，而“死亡率”即被查处法办率却很低。各种腐败活动因“低风险、高收益”而日益猖獗。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引得许多人对贪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不少人恨腐败，实际上是恨自己没有资格搞腐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