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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都要看反腐败斗争是否维护了广大民众的正当权益、基本人权，而不能简单地以抓了几个贪官，查处了几个案件为依据。只有当广大民众的权益得到了切实的维护，人权得到了切实保障，反腐败斗争才能称得上取得了真正的成功。
从根本上讲，反腐败斗争是一场人民战争，不仅依靠民众，而且归根到底也是为了民众。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如果局限在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恐怕并不能取得反腐败的最终胜利。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首先澄清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衡量检验反腐败的标准的什么？反腐败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都必须围绕着公民权利来思考。我们固然需要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等等，但更需要以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价值的民主反腐。
反腐败不能仅仅“为了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能模糊、误解反腐败的根本目的。反腐败必须紧紧围绕其根本目的才不致迷失方向，否则，反腐败就可能沦为作秀，就可能流于形式，就可能让民众依然失望。
有人说，现在的官，不论是谁，只要被人盯上，非毁不可。这话让人感到冒汗，觉得非常可怕。据说，一位书记为官为人犯了官场大忌：不团结，视下级为政敌；结果被这位政敌盯上而下马。这让人想到的不是反腐败，而是官场的险恶，透露的是官场恩怨。以官场恩怨来暴露反腐败，何等的可怕。这实际上是权力之争，与反腐败没有关系。
腐败是专制社会的产物，专制社会如果没有腐败反而让人觉得奇怪。专制社会的反腐败是边反边腐败，是腐败分子反腐败，是官越大越容易腐败，是权力不受约束、只对上不对下负责的结果，因而不可能成功。专制社会的各种反腐败措施到头来只能是枉费心机。消除腐败只能寄希望于“主权在民”的民主与法治社会。
现在反腐败反到谁的头上，多数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正在春风得意之时，即使有再大的问题也没有人去查，照样以清正廉洁的形象出现；一旦这个人败了运，一切意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一切人都会落井下石。
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说：理论和实践都可以证明，只有当反腐败的成本低于腐败成本时，这一工作才能真正有效率的推进。反腐败的成本越是低，就越证明反腐败的机制和环境得到了改善。反之，反腐败的成本越高，反腐败就越艰难。制度性腐败是最可怕的腐败，用制度反腐败是最有效的办法。没有有效制度的监督，只能使腐败官员的“三太现象”（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越来越突出。
12。21 关于反腐败中的自律
自律是中国现在反腐败措施中的一条。
反腐败需要的是对官员的严密监督，而不能完全依靠他们的自觉自律。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没有严厉的惩罚措施，幻想依靠反省、自律来建立良好的干部队伍，这种思维方式设计出来的廉政制度，注定是非常低效的。
权力滥用固然与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有关，但更多时候，却与权力主体的自身道德修养，以及整个行政生态环境和权力结构联系在一起。政界“生态危机”的背后，也是官员权力伦理的缺席。
伦理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行为合法性的基本要求。无视政治权力行使中的道德诉求，谈不上是成熟的政治思维。单纯从伦理的角度，如何才能做到伦理运作矫治腐败呢？应该从权力运行的内在约束——即道德自律，以及从权力运行的外在约束——即道德制度化、法制化和社会化约束等方面来重塑官员的权力伦理。
“当官”也是一门职业，既然是职业，当然就有其职业伦理。虽然权力伦理还缺乏基本的框架，也没有比较重要的典范存在，但这并不说明权力伦理中没有共同的价值准则。对生命的尊重、诚实、公正、廉洁、负责等，这些都是权力伦理中的黄金法则。对于权力伦理的表述，许多人认为是一个空中楼阁，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对于权力腐败，原则上虽然要依靠以权制权、加强监督，而从长远来看，重视对权力的伦理矫正，重塑国人的权力伦理意识，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之路。
当官越来越象是一种高危行业。在一切法纪面前，你必须自我约束，必须完完全全地排除一切侥幸心理，连擦边球也别指望。否则，任何程度的疏忽都有可能导致灭顶之灾。那些在权力面前恭谦献媚的人，那些千方百计来讨好、来贿赂的人，不论他们处于什么目的。你在理论上都完全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对你的谋害，看作是要你命的杀手。他们需要的只是你的权力可能给他们带去的好处，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地图”里藏着的就只有“匕首”；他们对你的死活根本不感兴趣。许多人就是因为最初的侥幸，最初极小的疏忽，把自己弄到了另一个极端。
从历史上看，清官终极上干不过贪官，清官虽然誓死与皇帝一心，可到临界点上皇帝与清官却不一条心。人的欲望永远大于实际上能把它填满的填充物，这意味着在自然状态下（即在没有有效监督机制下），清官不可能比贪官多，清流的力量不可能比浊流的力量大。中国那么多代王朝，贪官下马虽多，但是最后都是浊流毁灭了这个王朝，而不是清流拯救了这个王朝。所以清官与贪官的关系根本上讲是独虎对群狼的局面，势单力薄，处于随时可能被毁灭的情势里。清官的最大力量源泉是朝廷，可是十个贪官好歹能让一个朝廷成其为朝廷，一个清官却绝对支撑不了一个朝廷。这就意味着皇帝不可能完全违背十个贪官的意志而为一个清官撑腰。
从理论上讲，皇帝也是人，他对享受的要求更高更多，贪欲更大，因而皇帝的气味与贪官更接近。这意味着，清官的矛头最 后必然刺向皇帝，也就是说，如果任由清官作为，最后必定伤及皇帝。如果皇帝完全由着清官，皇帝则损失多多，从本质上讲，清官与皇帝不是同路人，不是利益共同体；中庸点讲，清官是朝廷平衡权力的一条腿，极端的讲，清官是皇帝之敌。
如果我的节制不能导致别人的节制，那么我的节制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个体狼的利益与狼群的利益未必一致。
有报道说，四川犍为县县长杨国友第一次收受王德军送的现金后，十分害怕，于是到时任县委书记的田玉飞办公室汇报，问怎样处理。田玉飞说既然送了就收下，不用怕。这时他才明白田玉飞也不干净，于是变本加厉地受贿。其实杨国友扮演的并非惧怕和啥也不懂的官场配角，恰恰相反，他的所作所为从侧面验证了其“油滑”与“官痞”本性流露的行为特征。他的“汇报请示”，不如说是一次借机“摸底”、行为“探路”；试想，如果被请示的书记是正气凛然、清正廉洁、严于律己者，他的这一请示不仅可就坡下驴、既表明自己的“廉洁”本性，又适时展示了自己的官场“纪律性”和对书记的尊重，端的是一举数得。而如果书记是官德不修，他的这脚球踢得更见“水平”了，他由此探得了一把手的真正底细，并在表达对其尊重的同时，按“指示”收下了贿赂，如此，杨的官场“沦落”不仅有了“意外”说辞，甚至更有了几分被“误导”和“拉下水”的无辜味道；这真是难得一见的官场隐秘生态背景。
到监狱去上党课是新时期的新创举。因为从人性本恶的观点出发，对权力拥有者多一些戒备与防范，正告他们做官为私、中饱私囊必受牢狱之苦，这似乎并无值得非议的地方。但这种教育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整个社会要有一个完备的监督制度。如果廉政措施及其承诺都是一些漂亮话，既没有违约责任，又没有能够追究违约责任的监督者和仲裁人，更为完整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那么这种“到监狱去上党课”的教育除了给人一种作绣的感受，还能剩下什么呢？原因很简单，现在的腐败分子经验越来越丰富，不但善于利用各种制度的缺陷，而且从根本上说还生活在一个大有腐败机会的环境里，因而也绝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会住到监狱里去，否则你就无法解释现在的“前腐后继”。
中国人为了口腹之欲，尚且有人以命相抵，更何况不受监督的权力所带来的巨大财富。监狱有何可惧，有人不是为了给子女存下巨款而愿意把牢底坐穿吗？
关键是制度利器的有无，没有健全的监督制约和有力制度，任何教育总不免流于做给人看的形式，而且这种形式越多则越滥。
地狱门口的官话，鬼都不会相信
中新社记者对前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前湖北省黄石市市委书记陈家杰、前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法院执行庭庭长王启善以及“直升机厅长”尚军在法庭上的忏悔进行了详细考察，发现这些贪官的忏悔几乎千篇一律，全都是诸如“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廉洁自律这根弦，放松了自我约束”之类的“鬼话”，于是得出结论：这种谎话连鬼都不会相信。
对于贪官在法庭上的空话套话，评论家吴兆民先生曾形象地称之为“地狱门口的官话”，并推断贪官这类话语“可能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水平’与众不同，像阿Q刻意要把圈画圆一样”。比喻固然精当，但关于贪官显示自己“政治水平”的推断，其实并不客观。被处以极刑的贪官，如果真要显示自己的“政治水平”，完全可以说几句掏心窝子的真话。但无论被判有期还是死刑的贪官，就没有说出一句有水平的真话，并非不愿意说，而是本身就没那境界。
贪官对自身堕落的真正原因自死不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在成长经历中，根本就没有感受到权力受约束的滋味，反倒不断品尝到特权的甜头，以至于胆子越来越大，最终使自己跌下万丈深渊。在他们的心里，一位官员选择作清官还是贪官，全在于思想境界的高下，至于党纪国法，不过是装饰而已。在这种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官员，一旦身陷囹圄，你要他说出一番关于权力制约的真话来，不是为难他们吗？
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曾经分析道：“中国的传统是相信官员的道德良知，注重对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而疏于对权力的监控制度的制定，因此权力被利益诱惑并收买的机会要比西方大得多。”延展开来就是，腐败之所以滋生，不仅是个政治觉悟问题，也是一个制度设计问题。鄢烈山先生说他真相信某些官吏是心理弱势群体。与此相类似，我真相信贪官们千篇一律的忏悔并不都是存心骗人。制度的缺失不仅会导致腐败，也会影响贪官的认识水平。这应该是一条真理。
腐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是人性方面的结果。有些人对金钱、美女、特权有特殊的偏好，有些人就没有；前者比较容易腐败，后者不容易腐败。当然，指望改造人性来抵制腐败无异于天方夜谈；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个人抵制腐败，但在存在制度空间的情况下，教育的作用相对较小。教育对于腐败偏好比较中性的人比较有用，可以激励他们自觉抵制腐败，而不是走向腐败。制度的缺失和不健全，将会使那些对金钱、美女、特权有特殊偏好的权力人士的“偏好”得以膨胀，导致腐败。
一位中共高层领导说，反腐败“就是要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在政治上身败名裂，在心理上后悔莫及。”通过不让腐败分子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得到任何好处，通过让贪官自己真正感受到搞腐败的高成本、高风险，通过制度上缩小腐败的空间，通过不断降低反腐败的成本，不断增加腐败的成本，以支持长期的反腐败斗争，逐步以制度反腐来竭制腐败。
中国的反腐败斗争，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从90年代开始，共产党就把反腐败当作“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情来抓，是“高度重视”的；思想教育、案件查处、党风建设、监督体制、规章制度等等，力度都在加强；但另一方面，腐败的势头却未竭止，腐败的“高发期”“上升期”仍在持续过程中。金融、土地、公共投资、国企改制、行政执法、司法等领域的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依旧猖獗，新的腐败形式还在创新和发展，除了传统的工程腐败、金融腐败、人事腐败、财税腐败、司法腐败以外，选举腐败、纪检腐败、教育腐败、医疗腐败等也加速蔓延，反腐败的形式非常严峻。
在反腐败的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是个什么状况？中国有多少腐败分子？中国有多少地方、多少部门、多少领域存在多大程度上的腐败现象？这个问题带有政治敏感性，是既不容易定性的，又不容易定量的。但如果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制订的反腐败制度和政策就难免有轻率和盲目的嫌疑。官方的正式说法，永远都是把腐败分子认定为“极少数”，然而，在某些地方或者某些权力部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腐败同盟和腐败网络，在全国出现的腐败窝案就是明证。对于腐败的面积和程度，无疑是很难确定的，立案查办的数目或者受到处分的百分比及人数都没有多大的指标意义。
如果出现主要领导的腐败，一把手的腐败，警察和法官的腐败，纪检监察部门的腐败，即使腐败分子人数很少，但因为他们占据的特殊公权岗位，便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一个关键岗位上的腐败分子有能力搞跨一大群坚定的反腐败勇士。
某些地方大面积腐败往往会成为腐败“变相合法化”的途径，因为一旦不同职能的官员之间形成利益同盟，就会使“法不责众”，“官官相护”的传统变得牢不可破，反腐败的规章制度必然沦为纸上谈兵，甚至沦为腐败者的腐败招牌和遮羞布。更值得注意的是：当腐败行为变为官场常态，尤其是成为获取权力、运用权力和提升权力的必要手段的时候，腐败本身也便成为一种“政治稳定因素”——成为官场团结、有效行政、利益融和、秩序稳定的辅助工具，而反腐败势力如果打破了权力体系的既有平衡，造成官场震荡并激发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反而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这就使得反腐败面临政治上的困境。比如：据媒体报道，绥化市马德案二百多名涉案人员大多受到从轻处理，其理由是，“如果全部追究，相关部门的工作运行将受到影响，甚至整个干部队伍就要垮了。”于是，宣布5万元以下的不予追究；10万元以下的免予刑事处罚；结果受到处分的只有4人。这种政策无论是宣布的主体的合法性还是犯罪可以免除处罚性与我国法律都是冲突的。特殊政策的实施侧重于保护，没有体现宽与严、保护与惩罚的平衡。这也是以党代法的表现。
很多腐败行为还具有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变相正当性”，如：振兴地方经济的口号使得走私、造假等行为变得“正当”，（参与者会认为他们是在造福地方，为当地人民服务）；又如：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使得各种名目的非法创收、小金库等行为获得“正当性”。当某种腐败行为与地方利益、政府利益、部门利益、公务员全体利益密切相关的时候，也使得都腐败的打击面临政治上的困境。
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腐败带来的必然是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个损失至少比腐败者的直接所得要大两倍以上。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从世界范围看，官员腐败使相应的政府公共服务的交易成本提高10％，使政府垄断的商品价格涨价20％，使政府税收损失50％。但是，对于腐败分子或者腐败集团而言，腐败行为仍然是低投入高产出的行为。这有两个前提：一是搞腐败并不难，二是反腐败并不易。
第一，在现形体制下，政府介入经济事务，介入私人领域的机会非常充分，掌握大权和实权的官员不仅可以利用正当的受权从事腐败活动，也有足够的制度空间为自己创造腐败渠道，这些渠道不仅畅通，而且多样，而中国公众对轻微的腐败认同度也很高，遇事找关系，办事送红包是中国传统的大众文化，腐败分子收受贿赂并不需要费多少周折，主动地、默契地向官员投怀送抱者极其常见。
第二，发现腐败其实并不难，腐败官员的上司、同事、下手、朋友和广大群众，全都能够轻而易举的发现腐败分子的无数破绽，对某一地区的大面积腐败，当地群众、上级党委和政府决不应该毫无察觉，然而，检举、取证、查办却相当困难，要想扳倒有实权的腐败官员是困难的和有巨大风险的。群众的反腐败热情不仅受到腐败分子的无情打击，也常常得不到正式反腐机构的足够信任和支持，反腐败的大队伍得不到有效配合，如此，在“关系型官场社会”中，反腐败的难度必定大大高于腐败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