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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国殃民的恶迹。他们只是官僚系统中的普通人——有较多私心和较少牺牲精神的普通人，这样的人在任何地方都是多数。本来，世界上就难说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任何人身上都有“好的成分”和“坏的成分”，大英雄和大奸臣都是少数，中间的大多数是一个系统的稳定成分。
在政治生态系统中，这部分人群的数量也是最多的，所以，虽然他们不是耀眼的明星，但往往是政治力量的基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中的恩怨情仇、门户帮派也是一种圈子。圈子会形成一张潜在的大网，把你裹在其中，把你的命运同很多人联系在一起。古代的政治江湖更是如此，对于众多的官员来说，他们要解决好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重要问题是跟对人。首先是政治势力的大小，是权倾朝野如日中天，还是风头已过在走下坡路？有没有发展潜力？有没有牢固的根基？核心领袖人物的前途如何？有没有潜在的危机？这些都是不可不细细盘算的。其次是自己与理想中的圈子的渊源。能不能与其中的关键人物发生直接的关系？诸如同乡、同学等等。自己能否体面地加入？自己的身份在圈子中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有没有发展前途？自己能得到的眼前好处和长久利益是什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和机会成本？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要有人跟，也就是说你还需要经营好自己的小圈子。这个以你自己为核心的小圈子是你的重要政治资本之一，它也决定了你在上一个层面的圈子中的地位。一个政治官员，要善于“跟上”，上边要有人；也要善于“御下”，下边也要有人。要妥善分配好下层的利益关系，学会用各种手段团结人，用理想、用利益等等。
为官行政者，要组建自己的圈子，最忌讳的是贪恋和刻薄寡恩：好处和利益都归于自己，过失和责任推委给下属，而且对下属严苛，少有笼络。具体的行政事务千头万绪，再好的政策也必须要有得力的人手给你去实施，所以，没有一支精明能干忠心耿耿的队伍，自己在政治上也难有好的前途。
另外要注意的是，在历史上，有许多政治家自己并不贪婪，很精明，也有好的报负和追求，但往往功败垂成，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清廉：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结果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见容于上下以及同僚，搞得就剩下自己一个好人，即使有很好的政策，也让下边的歪嘴和尚给念坏了。
给下属利益和好处是最起码的条件：人家跟着你干有前途，那么干得才有劲。而且，必要的时候还要保护他们，甚至是“护短”。有个小毛病小问题，要能保护他们，因为他们是你的羽翼，羽翼被人家剪除了，你自己还怎么飞？
更多的时候，政治是一种妥协和平衡。局势如此，高层领导者也希望如此。细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我们会发现：如此广大的疆域，自然需要庞大的行政管理系统。庞大的系统运行的时间久了，自然会有它的惰性和惯性，这些惰性和惯性造成了行政效率的低下，而任何改革新政又需要大部分原来的人马去施行，道理很简单，你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换了，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干了。在现实面前，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妥协，新的政治力量与原来的势力交锋和均衡，至刚至猛的外功不一定就能敌得过看不见的网和阴柔的太极拳。所以说，古代政治系统中的这些无名之辈是很严密的关系网圈子网，是盘根错节的生态系统，是在舞台上表演不精彩、没有太多掌声的众多配角似的人物，但他们却是最基础的力量。任何一个优秀的政治家都不能轻视他们的力量。
在圈子中还有一个结党营私的小人集团。中国历朝历代都不泛这样的小人集团。君子与小人，忠臣与奸臣的交锋斗争是历史中最常见的内容。但在现实中，没有百分之百的君子，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小人，利和道也往往纠缠在一起，道和道也有水火不相容的时候。
就君子就有小人，这是社会的客观存在。政治家要想干成自己的事业，要“亲贤臣远小人”，但有时候也必须采用手段，利用好小人，或者最低限度要不让他坏娘子军的事业。
“治大国如烹小鲜”——政治是个文火慢炖的功夫活儿。
政治家最忌讳意气用事，政治家的境界是委曲求全，任劳任怨——这也是一种牺牲，没有这种牺牲精神，那么最多成为一个“清流”政治家罢了。政治家要能屈能伸，不仅仅是立言、立德，更重要的是立功。
有韧性还要有肚量，容得下自己的人，自己不喜欢的人，比自己低的人，在某些方面比自己高的人，对国家有用的人，对自己有用的人。
政治的升迁其实就是圈子的转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种流动是自然规律。一般来说，一个官员在一个职位上干上几年，兢兢业业，有些成绩，没有什么过错的话，总能得到升迁的机会。政治上每上一个台阶，周围圈子的构成自然就发生了变化。政治地位提升了，那么在圈子中的位置自然就不同了，对上他成为上一个圈子里的成员，对下他就是这个圈子的核心。
中国古代的政治舞台上，还有一些特殊的集团。严格意义上他们不能称为官员，但往往对官场有重大影响。一个是太监嫔妃集团；一个是以师爷为代表的幕僚以及胥吏集团。
官与吏原来没有严格界限和区分的。在两汉时代，每个机关的长官称为“官”，其他的下属就称为“吏”。唐朝的时候，官与吏之间的区别就很明显了，吏的地位逐渐下降。到明朝情况更加不同了，朝廷规定了胥吏不准当御史和考进士，这就基本上把胥吏的出身和前途给限制死了，吏成为没有品级的行政公务人员。
古代的官员大部分是科举出身，有了功名但不等于有了实际治理的才能，尤其是到一个地方上任以后，对地方行政系统的运作以及当地情况，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这时候，挑选一个好的师爷就至关重要了。在明清时代，师爷已经成为遍布全国行政系统的重要力量。
因为很多实际的政务都掌握在胥吏手里，他们的本事师徒相传，形成一个特殊的政治势力。好的胥吏和师爷与官员配合起来，则政治清明，否则，“任你官清似水，怎奈吏滑如油”，用人不当，治下无方，便会断送自己的政治前程。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往往是矛盾的结合体。他们读四书五经长大，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可以说是深入其骨髓，可政治舞台风云变幻，他们一不得不权谋机变，施展手段。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传统。但如果在动荡时期，读书人就没有多大的市场了，这种时候一般是英雄、枭雄、土匪、流氓、无赖等等的时代和乐园。因为乱世是没有秩序和游戏规则的时候，而读书人读的书越多，所受的约束就越多，他们的思想潜意识中，伦理道德都是规范自身行为的规则。
如果圈子中除了领袖，只有一个全面型的二把手作为次级核心的话，那领袖晚上就肯定睡不着觉；如果有两个次级核心的话，，这两个人很容易联合起来共同谋反，领袖很容易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而三个人联合的难度要大得多，而且如果没有得力的次级核心和干部也不行，事情干不成。所以，作为最高领导，随时要掌握全局，不可能让其中的一股势力发展壮大到威胁其他两人的地步，更不要说威胁自己了。
官场上有一个规则，就是“善归于上，恶归于己”。所有荣誉都应该归上司所有，下属如果分了上司的荣誉是会出问题的。“善归于上，恶归于己”是安身保命的良方。
政治家的根本是自己的队伍和势力，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必须在此方面花费心血，这样才能有实现自己理想的本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短期的崛起到长久的霸业，根基扎得越牢固，则枝叶就会繁茂，这是自古以来不变的道理。
在政治圈子的交锋中，要想打击对手，首先就是要铲除对方的羽翼，逐步削弱对方的势力。把政治舞台切割成几大圈子，把朝廷重臣卷入其中：你只要身在重要位置上，想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帝王管理学”的核心就是要在不同的政治势力和圈子之间搞平衡：要有塌实肯干为国为民的老黄牛，有对自己摇尾乞怜的狗，有收放自如可随时消灭异己的狼。
人际交往是一门大学问，其核心问题是：第一，交什么人？第二，怎么个交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要交大人物。可是，大人物很多，到底谁更有前途和希望，需要一个判断。而且，同时有多个大人物都有前途时，结交哪一个？这就要分析哪一个可能接纳自己，在哪一个圈子中混有自己更好的位置等因素，不可贸然行事。如果四处碰壁，那么名声就很糟糕了，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个问题也很有学问，交际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分寸尺度。钻营门路，结交高人，笼络人心，是政治人物的基本功课。中国古代有不少官员以“能”著称，所谓的能臣、能吏，除了精通具体业务外，就是人情世故上的精明练达。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尤其对那些热衷于功名的人来说，具体业务能力只是敲门砖，关系网经营得如何才是升官发财的关键。上边没有人赏识，下边没有人追捧是不行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贵人”一说。所谓的贵人，就是那些位高权重，在关键时候能够关照自己的人。而贵人不是毫无由来地就能关照自己的，要靠自己平时大量的“工作”：要让贵人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欣赏自己。这样，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才有可能轮到自己。机会青睐有准备的头脑，那么准备工作要做到什么地方呢？光埋头做业务是不行的，否则，当机会来临时，贵人头脑里的备用干部名单中根本没有你，怎么会推荐你呢？
说到底，封建社会的官场就是关系场，就是一个个圈子网。从低到高，一个个圈子混上去，靠的是自己的本事以及重要关头贵人的关照。
有天分的政客对人际关系是非常敏感的，他知道哪些人是将对自己的前途发生重大影响的贵人，他知道如何去靠近和赢得贵人的好感，他也知道如何在一个新的圈子中立足并逐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能量。
在政治格局中，要想不断地进步，除了上面要有通天的贵人以外，还要有效忠于自己的势力集团。这是一般情况下的通常道理。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作者）主义者关于什么是牢固的政治势力圈子，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评定：在这样一个圈子中间，只能有一个一号人物，众多的三号人物，不能存在二号人物。否则，权力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圈子的牢固性就不复存在。
对于小人来说，绝对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而小人能结成朋党和集团，其主要的动机就是利益两个字，其表现方式就是“趋利”和“避害”。
如今的官场体系，基本上还是官选官、官考官、官评官，这使得官员只在意官场评价，更多考虑下属官员和同僚的利益，只要把下属官员和同僚安抚、迁就好了，就升迁有望至少不会倒。而如何才能安抚好下属和同僚，当然是只有第二财政多收，丰厚小金库，明里暗里增加机关福利（甚至纵容下属腐败）。而要壮大第二财政和小金库，只有炒高房地产，城市规模大了，腐败的权利提成也多了。如今的大腐败已经转移到城建和房地产领域。有几个有猫腻的地产项目背后没有权力的插手？地方政府、开发商和腐败的权力利益与共。
在我们中国，〃圈子〃是个意味深长的词汇，贪官的〃圈子〃，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官场现象，它无处不在却又无从查找，人人皆知却又讳莫如深。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的运行和走向，贪官们的一举一动，也无不牵动着这根敏感的神经！
贪官为什么需要有个圈子呢？道理很简单：团结就是力量！有了它，就有了依靠和保障，就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和资源，人们常说的谁是谁谁的人，所以就上了；谁是谁谁的哥们，所以就发了；谁有谁谁担着，天大的事情也能够摆得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圈子的组织十分严密，虽然没有名称、章程和组织机构（他们才不会干这种小儿科的傻事），但绝对等级森严、分工明确、运作有序，一切都在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之中。圈子对成员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想进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往往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考察〃。圈子里则完全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对成员的要求第一是忠诚，第二是忠诚，第三还是忠诚。圈子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如果圈内有人不按游戏规则办或圈外有人无意中冒犯了他们，那肯定会听到这样的提醒：〃你还懂不懂规矩？〃接下来的事情你可就要小心了！
圈子的成分非常复杂，不但有官员、警员、商人、艺人和文人，还有流氓地痞，甚至还有军人和学生。是共同的信条、欲望和心态使他门走到了一起。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往往以〃某某长〃或〃某某总〃相称，极为文雅而卑谦；可当哥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爷们、哥们、老大、老板〃便成为了他们的名字，如果还喝上几杯，那就更加热闹了，什么刺激来什么，可一出房门，道貌岸然又重新回到了每个人的脸上。
圈子里的话题极为广泛，上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最新动态，下至昨晚那个小妞好不好玩，应有尽有！但说得最多的还是权力和金钱，比如人事问题，就是圈子里一个永恒的主题（这也是贪官的圈子与黑社会组织的不同之处）。人们通常以为，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家企业、一个部门的领导班子成员谁上谁下谁进谁出这样严肃的问题，应该是在会议室里决定的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往往是会前就已经在酒桌或牌桌上敲定了，会议只是个形式而已，这是稍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的一条〃潜规则〃。操作和支撑这一规则的，乃圈中人也！
如此复杂的圈子靠什么来维系？当然不是革命理想，也不是三个代表，而是共同的利益关系和利害关系。利益关系就是相互利用、相互勾结获得的财富和权力，将他们紧紧地捆在了一起，谁也离不开谁；利害关系就是在一起干了太多的坏事，人人兜里都有一本流水帐，谁也惹不起谁。他让你拿了钱，入了股、上了床，甚至还有那么几条命案，捅出去可不是闹着玩的，你除了乖乖地听命于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一些本来不是贪官的官，就是这样被他们搞定的。一首颇为流行的顺口溜讽刺道：〃官场哥们有五铁：一铁一起同过窗，二铁一起下过乡，三铁一起扛过枪，四铁一起分过赃，最铁一起嫖过娼。〃就是这种状况的生动写照！
看到这里，你也许心里在嘀咕：这不整个就是个黑社会组织吗？确实是这样，从本质上说，贪官的圈子与黑社会组织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他们直接掌握着国家的权力，具有更大的危险。
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分出圈子。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这个意思。有可能是迷恋一种生活品位，或者是一种特殊的休闲爱好，都能让人走到一起，形成圈子。圈子其实小可以是二三知己，大可以是众多的爱好者，有可能是关系密切，朝夕相处；也有可能是在网络的虚拟现实中存在。圈子的特点一是松散，不是严格管理的组织，所以没有多少限制，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二是基于兴趣。
这里有个悖论：我们今天已经越来越变成了“大众”，什么都能放开，沟通非常便捷，话题已经公共化，生活也越来越同化；但圈子却越来越多，划定的界限也越来越多，一方面我们几乎透明地暴露在众人面前，另一方面我们又迫切地将自己隐藏在圈子里。
世间最深的伤害，常常来自最要好的朋友，人们可以容忍敌人的拳脚，而不能容忍朋友的伤害。
朋友翻脸后更容易把对方置于死地，因为朋友才知道对方的薄弱之处，也才会为了保护自己而先发制人。
人有多少关系，就有多少感情的债务。中国人把更多的时间不是放在自身的修养和深造上，而是放在了和同事、朋友、亲戚、同学及各种关系上，最典型的就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实际情况是，路越多，红绿灯也越多。中国人恰恰就在凡事无章可循中，活得很累很累，在很累的同时，又浪费了许许多多的时间。
任何反目成仇的和解，都是为了某种现实的需要。世界上任何东西，一经破坏，便不会恢复如初，破镜重圆实在是一句很虚伪的话。
一个单位是个圈子，圈子里围绕着核心人物又有个小圈子，里面的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