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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问题其实是人间的问题；永恒的问题其实是现实的问题。哲学家说，有了死亡，人们向往的一切东西，名声、金钱都成了渺小的事情。这实在是太不对了，正因为有了死亡，那一切才如此重要甚至神圣，否则人们可以无限等待。我们是时间之中的小人物，在这之前或者之后，就什么也不是了。
人一辈子踏中一步，满盘皆赢，否则满盘皆输。这输赢之间的差别，不是钱可以测量的。人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好处直往你身上钻，挡都挡不住。什么叫踏中一步？就是要跟上一个关键人物。一个小小的科长、处长，省委组织部门不会管吧，全凭掌门人的一个念头，他的一个念头，就是你的两重天，你说重要不重要？
几乎每一个有了进步机会的人都知道自己的机会是谁给的，自己的根本在哪里，是谁在对自己负责，而且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会。公事公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个人化的时代改变了权力存在的方式。于是人们知道自己应该感谢谁、报答谁。世界上的利益就是这样分配的。权力左右着资源分配，谁还敢于说自己无需在分配中得到照应？照应不照应的结果是天上人间。
人人都想抓别人的把柄，又都怕自己的把柄被别人抓去了。
谁到了那个份上都会得到一份相应的利益，这是游戏规则。有了这点东西也就上了轨道，入了局，就得按规则办事，否则就要出局。身份不同了，在结构中的利益关系也就不同了，想法自然也不同了。到了那个份上，谁也得变。这种立场决不是一种良心和公正的逻辑能够摧毁的。
反正要得罪一头，总不能得罪大头吧。如果有人能给你一切，又有人一切都不能给你，你说你凭着良心就站在后面这个人的立场上，这可能吗？
要让那些关键人物欠下自己的人情，欠得越多越好，要让他们感到歉疚，这样他们就被套住了，以后自然会有回报。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要什么有什么，另外一种人要什么没有什么。世界其实是设计者为自己设计的。要求设计者设计游戏规则时不考虑自己的需要，那符合人性吗？权力唯一难以达到的地方就是更高的权力。
大地方看得细，小地方看得粗，这才是战略家。解决一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切问题，所以政治家从来不为枝节问题而焦虑。
人是个可怕的东西，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甚至一点面子，就不怕要别人作出重大牺牲。希望世界凭良心来运作那就太可怕了。凭良心？说凭良心这个话本身就是没有良心。良心只在少数人的少数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凡事说凭良心那不但是幼稚，简直就是欺骗。人在不凭良心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良心还是一个问题，个人的欲念和情感趋向已经把良心重重叠叠地遮蔽起来。
掌了权就有了特殊权威的要求，自尊心极度敏感，除了上级，其他人谁碰一下都是不行的。同时也有了特殊利益的要求，最中抓着资源，谁不想多分点给自己？有特殊权威、特殊利益就有了特殊标准，自己就是标准，就是价值尺度。为了维护这个标准，就千方百计把别人的嘴巴封起来。
一个有远见的领导，不能太相信自己，自己是人，是人就有弱点有偏见，有特殊利益的冲动。
世界上的事情，有几件是从道理出发的？上面的人只知道讲政策，可这些政策在下面操作起来难度有多大，他们就不管了。
有了更高位置的人就该有更多的利益，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不论用什么方式，这一点一定要体现出来。这也是游戏规则。路径可能有千千万，目的只能是一个。你要堵别人的路，就违背规则了。说到底，道理是道理，事情是事情，碰上了事情，道理说上千千万又万万千也没有用，最后还是要回到那个唯一的结果上来。
一切好处都以职位为标准，向权力集中，这就是官本位的逻辑。领导和群众都心照不宣，配合默契，这也成了一条游戏规则。
在白色地带和黑色地带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这是权力者的利益空间，又是他们的运作空间。这个空间经过他们长期的安排，已经形成默契，众志成城，铜墙铁壁，想打破是不可能的，利益就是利益，就是生存空间。争取空间的冲动是人生的大根本，不是几条道德可以压制、几点理性可以约束、几个榜样可以说服的。在重大的利益面前，大道理说得再多也没有用。这不是谁道德不道德的问题，更不是懂不懂道理的问题。利益关系不同，说法就不同，归根结底，说法还是要按着游戏规则来说。不要说凡人，就是上帝，只要损害了人们的利益，他们也会有勇气站到上帝对面去。
机关是干什么的？是全体公众委托他们为公众服务、管理社会秩序的，包括管理企业。他们是花钱的部门，但钱只能源于国家税收；而以挣钱为目的的机构只能是企业。如果机关一边行政一边挣钱，必定会受到金钱以及金钱带来的好处的优惠，必定会以钱为中心，让一切权力为利润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定会放弃一些法定的行政职能，降低管理和服务效率，滋生腐败，同时与公众和企业争利，自己捞了好处，却影响整体经济发展，削弱国家税收。从动机上看，某些机关与企业没有多大差别，除了“管理就是收费，执法就是罚款”外，他们热中于各种经济活动，表面上看，是为了改善小单位的办公条件，弥补经费不足，制造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唯一和真正的企业不同的是，这些“企业式”的机关独立于市场竞争之外，利用手中的行政权、执法权、财政权、收费权强买强卖，获得比行政垄断的国营企业更大的利润。所以有人说，看看谁的生意做得最好？是机关。只赚不赔，利润走大。这就是行政机关企业化的苗头。
一个人一旦进入机关，那么他的人生就与机关联系在一起了。人生总是有奋斗目标的。在机关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几乎人人都在等待着升职，升职在机关是最大的荣誉。如果你在机关干了好多年，结果没有弄到一官半职，那么，不仅社会不承认你，就连你的配偶和亲友都会说你不行。虽然中国的官职多如牛毛，其含金量值得怀疑，但是，在机关，人们仍然把他当成一个人成败的尺子。
在机关，升职是大喜，而被撤职则是大悲。一旦进入机关，很多人的终身目标就是升职，此外别无他求。可结果呢，大多数以悲剧而告终。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在机关，官职是有限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职数限制。在机关，不能大家都当局长，也不能让大家都当科长，官总得有一定的比例。如果大家都是优秀的，也不能都当官。在机关，你一生当不上官，就可能在失落中度过一生。就是你奋斗了一生当上了科长、主任之类的官，或者是再大一点的官，想想看，一生就是为了这点东西，是不是有点太可怜了？
在机关，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往往不是能力和品德，而是性格。一个人，如果性格内向、老实又耿直，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他都注定是个失败者。当然也有例外，当极少。在机关，总是说工作最重要，干好工作是最大的本领；按说，谁干得好，谁有能力提拔谁才对。可是在机关，领导就是伯乐，伯乐说谁是千里马谁就是千里马，千里马跑得快慢在其次，关键是能否被领导相中。在机关，有了职位就是人才，没有职位就是庸才。一个人长久得不到提拔，不论是什么原因，大家就会认为你不行。大家在乎的是事实，而对游戏规则之类的关键因素，却常常被忽视，或者说一些人已经对机关不公平的规则认同了。
一个人在机关工作，光靠个人奋斗往往行不通。机关看似风平浪静，其实它联系到社会各个方面。在文学上，讲功夫在诗外，在机关，功夫也往往在机关之外。机关看似独立，其实它正处于社会关系网的核心。一个单位要提拔一个干部，决策者说不定会接到上百个电话和条子。一个人因为一个电话或者条子被提拔，这并不是天方夜谈。在机关，提拔干部总是要暴冷门，大家异口同声认为应该提拔的，常常提拔不了；大家想不到的人，人家会突然杀出，令人刮目相看。所以在机关，如果你除了自己有双手外，没有其他任何可以依靠的，那么就要现实一点。所以，面对不平，最好的方法就是装糊涂，千万别装明白。你要知道，沉默是金，言多必失。除非你不想在机关干了，如果你还想在机关干，最为聪明的做法就是闭嘴。
至于有的机关把职位明码实价地出售，实行市场化，这个机关就肮脏不堪了。要当这样的官，有两条就行：第一条，就是不知廉耻，一切尊严、人格、良心都不要；第二条，要有钱，大概少了还不行。因为现在官这东西处于卖方市场，热带卖官的不愁官卖不出去，所以其中的规则应该是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如果你认为你的人格很重要，钱又不多，那么人家买官你就不必眼红。
你想举报领导以权谋私，一般成功率是很低的，这是公开的秘密，必须三思而后行。比尔。盖兹有一句名言：“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你要坦然面对它”。
人和人之间是需要一种东西来润滑的，否则就只有互相摩擦、互相伤害。清高傲慢是机关干部之大忌，不尊重领导更是要不得的。
你和领导不感冒的人来往，领导对你也不会感冒。
当领导的就是使用干部，你要有胆量使用有争议的干部、要有胆量使用有错误的干部。从理论上说，衡量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可这些概念靠什么来掌握？靠的是领导的感觉。而领导对下级感觉，最重要的是能不能驾驭，能驾驭的就是好干部。
人这一生，无非是名利二字，名与利比名更重要；利留不下来，名能留下。其实，经商也能留下名，最关键的是找对自己的位置，不是经商的材料，就不要经商，不适合从政的人勉强从政，不光留不下名，反而倒可能把名给毁了。
野心也是一种动力，没有野心不能干大事，没有野心也干不了大事；野心可以把人变得更狡猾，说假话、做假事，报喜不报忧，哪一样不是被野心教唆出来的？在这个世界上，在野心勃勃的人之间，利益才是根本的纽带。
人们向来都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是在官场，命运却掌握在领导手上。
机遇象个小偷，到来时无声无息，走时你却损失惨重。
仕途就象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但是每一个树枝却各不相同，有的粗壮，有的细小，有的笔直，有的弯曲。仕途一时荣誉啊。
一个没有口才的领导干部可能会因此失去“威信”，不能让人“敬畏”，甚至会让人看成不是当官的材料，这已经成为官场共识。观察很多领导讲话，不论是即兴发挥还是照本宣科，都是滔滔不绝，每次都有一种意犹未尽的味道。讲话成了许多领导干部的主要工作，许多领导都泡在讲话这个情结上了，讲话成为一种“官场风俗”。为了讲话，没必要开的会也要开，小会要开成大会，中层会要开成全体会。无非是为了增加听众，为他的讲话捧场，为他的口才捧场。这种开会风，讲话风也就是许多官员的工作作风，他们就是以讲话来体现工作，体现为官的“政治生命”，他们中的许多人，迷恋这个开会讲话情结，以此体现个人的政治舞台和官场活动基础。以口才体现官才，这不是一种务实的工作作风。
第十六章 官与法律
法律的本质是正义的守护神、公民的保护者。在中国，法律却一向被认为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这种阶级斗争的工具论，扭曲了数代人的法律价值观，直接影响了法律人士共同的法律实践。
从缺乏正义观念和公民观念的法律意识，再到无限膨胀的司法权力，中国的司法人员享有其他国家的司法结构没有的执法权力。不仅如此，在中国独特的政治背景下，中国的司法结构往往受制于党政部门，缺乏真正的独立精神，一旦有政治需要，在党政结构的压力下，极易将法律操作得变形走样。
华盛顿说过：“知识是公共幸福的最可靠的基石。”那么，作为“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应该是其“第一块基石”。
英国哲学家萧伯纳将法律比作“蜘蛛网”，“小虫给粘住，大虫却冲过去了。”这正是法律的不公正的最明显特征。
在社会事务中，法律永远是被动的、保守的，它规范着人们行为的法律底线，而不是抑制大家的创新热情，即“法无允许皆不行”。
法律的优点在于它的稳定性和明确性，它的优点也恰恰是它的缺点，它不能朝令夕改。在“法律至上”原则的约束下，法官也不能随机应变。所以 法律所追求的只是普遍性的正义，一旦遇到特殊的个别的案件，法律的正义就可能大打折扣。法律的特性就是持平如一，不因人而异、因事而异，这才是法治的本意。
16。1 关于法治和人治
制定更多的法律和条例并不表明更多的法治，人治比法治甚至需要更多的规则。这是因为法治是由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规则发挥作用，而人治则要根据权力种种变化的需要，经常制定新法，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发布命令。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权力可以不执行它不想执行的法律，致使原有的条例和法律经常失效，甚至从来就不曾生效过，只好把停地签发新法令。
法治和人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体系，它们治理的原则大不相同，实现的目的迥然相异，赖以生长的社会基础完全两样，因此法治不是在人治的树上嫁接，而是要在新的土壤中长出新苗。法治需要的新土壤就是多元化社会。
法治发展的必要条件，是这个社会存在最低限度的利益竞争。它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利益集团，任何一方的势力都不能强大到绝对压倒其他各方。法治之下，每个人、每个利益集团都放弃了给自己当法官的权利，最高统治者也必须放弃这一权力。法治之下每个公民都可以自信地坚持，除了屈服于法律而不屈服于任何人。
法治出现并不具有必然性。利益集团的竞争出现在所有社会。在中国，军事集团为争夺统治权而投入血与火的大海，却没有使它们之间出现以法律形式规定的利益共存和竞争的局面。
排斥利益竞争最有效的手段是排斥权力竞争。当获得利益不是依靠，而是依靠攫取时，带有武装性质的权力就是能带来最大利益的资源。军事——权力集团的统治机器通过一个有无数细小分支的总软管连接社会的方方面面，依靠它输出权力，同时又汲进利益，这使统治集团能自成体系，既居于社会之上，又对社会封闭。体系内部的权力变动就象军队的换防，虽然频繁挪动位置，集中和分散，但始终不与社会发生联系，而只是它的内部事务。
人治并不排斥法律，而是指它把暴力作为解决利益冲突的手段，使事情总会有利于掌握了暴力的人，它具有控制最后结果的能力。不利用任何法律、完全依靠暴力的统治几乎是不存在的。不论是民主统治还是专制统治，都有处治谋杀、强奸、抢劫的法律。 但达到特定目的的人治之法与普遍适用的法治之法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法官独立的应用法律，保证法律公正实施；而前者是行政权自己当自己的法官，表面上的司法判决实质上仍然不过是权力判决。
在单极社会，权力精英不但难以具备法治观念，更不具备自觉遵守法律的动机。中国王朝的人治制度实际上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形式。历代王朝一次又一次地应对危机，克服危机，然后积累经验修补制度缺陷。当最高权力为一个家族所垄断并世代承袭时，它从生产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中获得长期绝对利益，因此最高统治者有强烈的动机看好国家，改良其统治。
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依赖，就象狼对于羊群的依赖，它也需要军事和管理上的同盟者，既要依靠农民发展生产，又这样将军保卫政权、官僚从事管理。在绝对利益链条上，人民创造利润，提供统治者分享。但是，绝对利益总是招致造反、革命和动荡。绝对利益所形成的强烈刺激，一方面激怒被压迫的农民起来造反，一方面又挑逗那些野心家对统治地位的垂涎三尺。王朝要不断改革，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将军的野心和官员的腐败。
不管多么完善的人治，也有它不可克服的危机，它的危机来源于少数人的绝对利益与大众利益之间不可克服的紧张关系。再完善的人治，与法治也没有共同之处，不论它怎样改进，它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
由人治到法治是一次根本性的改变。对于权力的限制，法治社会表现出三个层次的约束。一是用权力抵制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