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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事休息，就按照服务员的指点，碰运气去了。
张敬怀先是打电话问他事先开列的名单上的老战友、老领导、老部下。使他失望的是，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仙逝”了，有的调动了工作，有的搬家了，有的下乡还没有回来。他按照原来的一个旧地址去找抗战时一个老同志。公共汽车路过新华门前，他知道这是国务院的所在地。汽车被堵了一个多小时，原来是有一百多河南省的“上访”者，要求平反他们的冤案，交通警察费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他们疏散。好容易找到那位老同志的住址，那位同志却调到云南去了。但他夫人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这位夫人，为他打了十来个电话，才打听到侯卓夫的地址和电话。
得到了侯卓夫的新住址，他又重新回到“太阳升”旅社。他打电话到侯卓夫家里。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他不好意思问是侯卓夫的夫人、女儿还是保姆。张敬怀便自报“家门”，说自己是侯首长的老战友，那女人才告诉他：首长到大西北公出了。她说，你要是有事，可以找找侯贵卿，他目前在国务院工作，“负很大责任”的。还告诉了侯贵卿办公室的电话。
张敬怀觉得：这不是“小圣子”吗？找到他，也许会有些用处的。这个侯贵卿小名叫“大圣”。
侯贵卿，好像有当官的遗传基因。从小学到高中，每一个年级，都当班长。
文化大革命后期，也响应号召，下乡插队，接受了贫下中农一段“再教育”，从乡下参军，然后提干，接着是科长、处长、到局长，芝麻开花节节高，如今已经成为副部级的什么主任了。
这天晚上，张敬怀居然打通了侯贵卿家里的电话。
“你是谁呀？”张敬怀问。
“我是侯贵卿。”
“你爸爸在吗？”
“不在。你是谁？”
“我是张敬怀，你爸爸的老战友。你是‘ 小圣子’ 吧？”
“什么‘ 小圣子’ ？我是侯贵卿。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 太阳升’ 旅社。”
“哦，‘ 太阳升’ 旅社……”对方稍加停顿，“你有事吗？”
“我没有什么事。”张敬怀略作思索，说“也算有事，我的问题，我想，你可能知道一些情况。你爸爸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到大西北视察……。”
“什么时候回来？”
“这是我爸的事，我不知道。”
“那么……我和你谈谈也可。明天晚上，到你家里好吗？”张敬怀对自己的低三下四有些脸红，我怎么向一个小孩子求情似的讲话呢？但是，找他谈一次也许能听到点什么有关落实干部政策方面的情况。
对方又略作停顿：“有事……咱们明天──明天不行，明天我有外事活动。
后天吧，到我的办公室谈。“
张敬怀觉得，按他目前的情况，在家里像聊天似的谈话比较轻松，便说：“在家里谈话好。”
“还是在办公室谈吧。我办公室的地址是……”他讲了地址，就把电话放下了。
张敬怀觉得十分不快，在办公室谈话，有“公事公办”的意思。如果他住在京西宾馆，这位“小圣子”一定主动去看他，可是他住在一个小旅社，对方就猜到他目前的处境了……世态炎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既然已经来了，人家又答应见面，那就见见吧。即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问问当前的情况和形势也好嘛。
第三天，张敬怀就如约到了侯贵卿所在的单位。
这个单位大门很宽，有四根对称的柱子。两面的墙壁上，刷了八个大字：一面是“团结紧张”，一面是“严肃活泼”，进门不远，有一座大影壁，刷了五个大字，是毛体的“为人民服务”。门口站着两个神色严肃塑像一般的卫兵。他走近一个卫兵，说：“我找你们侯主任。”
卫兵看了看他，并往四面瞥了一眼，见没有汽车停着，是个普通百姓，问：“你找侯主任有什么事？”
张敬怀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说：“没有什么事。”
“没有事，你来干什么？”
张敬怀说：“我是他父亲的老战友……想看看他……”
卫兵说：“你到收发室问问吧。”
收发员又盘问了他一番，张敬怀有些不快，似乎是命令着说：“你把电话接到侯主任办公室，我和他直接通电话。”
收发员见来者不善，便把电话接到侯主任的办公室。电话中说：“你让他进来吧。”
张敬怀这才进了大门，在办公大楼三层，走进侯贵卿的办公室。
张敬怀一见侯贵卿，这哪里是什么当年的“小圣子”呀！一个标准的将领风度的军官。侯贵卿见了当年的“张叔叔”，以不热不冷的态度，轻轻地摸了摸他的手：“请坐吧。”
这时和他年龄相仿的一个军人，端上一杯茶，可能是他的秘书吧。
张敬怀落座。
“你找我……爸，有事吗？”侯贵卿主动问。这一下切入“主题”的问话，使张敬怀语塞了。半天才说：“关于我的问题，你可能也知道，我想……”
侯贵卿仍然不冷不热地说：“你的……问题，我早就知道一些。现在中央拨乱反正的任务都很重，要落实政策的人很多。我们落实干部政策小组，是按地区分工的。河山省不归我管，不了解情况，我没有发言权。但是，解决什么问题不得有个过程啊。”
“是要有一个过程，可是十多年了……”
侯贵卿又打断了他：“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这是两条基本原理。”
“基本原理……政策界限是什么……”张敬怀的语气有些难耐。
侯贵卿又打断了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你总该相信党的政策吧？”
张敬怀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心想，讲这些绝对正确空话、套话、官话，绝对不会犯什么错误的话，难道我来见你，是要听你这些空话、套话的教训吗？稍作沉默，即说：“那好了。”站起来告辞。
“司秘书，送一送……”
“不用了。”张敬怀以命令的口吻说。
张敬怀扬长而去。面对这种官腔、官气、冷漠，他感到受了羞辱。比他挨一次批斗都难受。
“一阔脸就变！纯粹是个少年得志的新贵！这是文化大革命培育出来的品种。”张敬怀想。
张敬怀来到大街上，觉得肚子有点饿了。便走进一家叫“南来顺”的小饭馆。
一个身穿白大衫的服务员，上下打量了他好半天，然后惊叫道：“唉呀！这不是老首长吗！你怎么在这里？”
张敬怀也打量了对方半天：“你是……？”
“我是你的警卫员小周呀……可不是嘛，都十多年了……首长可瘦多了。这么多年，首长受了不少苦吧？”一派河南乡音，又是热情地握手。
“就那么回事吧。”张敬怀含乎地说。
小周说：“我复员以后，一直想念首长，可是，总也打听不到你的下落。你还好吗？”
“也算好吧。”张敬怀说。
“你怎么在这里？”小周问。
“为个人私事。”
“是落实政策的事吧？”一想，这里不是谈这类事的地方，随即问：“首长吃点什么？涮羊肉，芝麻烧饼，不错的。”
“随便吃点什么都行。”张敬怀说，又问：“你怎么在这里？”
小周答：“我有一个叔叔，在北京工作。借他的光，在这里开个小饭馆。又当服务员，又当掌柜的，还得当采买……有一个本家叔叔当厨师。”
“生意不错吧？”
“过得去。能混碗饭吃就行。你稍等。”说着到厨房去了。不多时，端上来五六个菜，有荤有素，还拿上来一瓶“杜康酒”和两个杯子。倒满了，一杯递给张敬怀，一杯放在自己面前：“喝吧，见了首长，怪高兴的，干杯！”
张敬怀随即端起酒杯，两人一起干了杯。小周说：“这里也不是说长话的地方。我给你个地址，找个时间，我有好多话要和您说呢。”随即在饭桌上写了地址。
“我觉得对不起你……”张敬怀动情的说。
“别说了。这个年月……难说谁对不起谁……有话留着，到我家里再说吧。”
小周陪张敬怀吃过了饭，告辞时，张敬怀掏出二十块钱给他。小周推推搡搡地说：“多年不见，你这是为啥？你要是给我钱，就是看不起我。”
张敬怀看小周是真诚的，只好把钱收回来。
张敬怀一面往回走，一面想：天底下坏人不少，归根到底还是好人多。
张敬怀从北京回来，仍然觉得心中空空空荡荡的。可是令他高兴的一件事是，他被没收的几千册书籍，原来放在省委的仓库里，现在全都发还给他了。他想，过去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认真读这些书。何不借此机会读些书呢？他想，“文化大革命”把人的一切“恶”的本质，都挠混出来了。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他想研究一下这个争论了两千多年的问题。于是，他把有关这方面问题的书籍都找出来，细细地阅读品尝起来。
这一段时间，关于张敬怀的问题，上边一直没有来什么文件。但是，办公厅单主任对张敬怀作为老领导，仍然十分关心、尊重。经常来看望他，问他有什么困难，他将尽力帮助。这使他得到了某些安慰。可是，他在家里好像是二等公民，夫人还是经常埋怨他：说都是因为他，闹得几乎家破人亡。张敬怀用什么道理也给她解释不清楚，女儿和妈妈一致，也不理他。这又使他经常处于焦躁，烦闷之中。他想出去走走。
这时单主任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原来省委在顺阳市郊水库，建有一所干部休养的疗养院，叫“翠谷山庄”。单主任建议他到那里疗养一段时间。这十年中，他受到那么多的肉体折磨，也该对身体全面检查一下，看看落没落下后遗症。
张敬怀觉得这真一个好主意。在那里一面疗养，一面读书，比在家里舒畅。他同意了，选了好多书带着。单主任便派车把他送到翠谷山庄。
这翠谷山庄建在水库边上，除了医疗机构是一座三层大楼，疗养室都是一座座独立的小楼。小楼建在山坳林荫碧草之中，面对碧绿的万顷波光，苍松翠柏遮天蔽日，环境甚是幽静。此时还不到疗养季节，况且各机关团体学校，正忙完成清查任务。刚被“解放”重新上台的干部没有时间，那些被清查的“三种人”，自身难保，对翠谷山庄，他们自然也不能像以前一样，说来就来，把这个“安乐窝”当成自己的来家住。因此，现在来翠谷山庄疗养的干部很少。
张敬怀在翠谷山庄住下后，先是全面检查了身体。也许他的身体是战争的血和火铸造的，五脏六腑居然没有落下什么残疾，一切正常。这使张敬怀十分高兴：人的生命力真是顽强，受了那么多的酷刑，他居然还是一个全面健康的人，这也不失为一个奇迹！
张敬怀住在这里，只是护士每天给他吃些营养调理药物，再就是每天爬爬山，游游水明如镜的水库了。他这大半生，从来没有这么悠闲自在过。
翠谷山庄的医护人员们，自然知道张敬怀以前的身份和地位。因此，对他格外照顾。他们建议张敬怀：爬山、游泳是锻炼身体，钓鱼是修炼心灵，建议他钓钓鱼，并且给他准备好了钓杆。
这天，张敬怀由他们陪着，便到一个僻静的水湾垂钓。
张敬怀正注视着鱼漂，从远处游过来一个人。这人游得很快，身后分开一道八字波浪。奋起的两只臂膀和两腿，发出噗通噗通的响声。游到张敬怀钓鱼的地方，就在周围噗通起来。
陪同张敬怀钓鱼的医护人员们喊：“喂！同志！你游远些，别干扰首长钓鱼！”
那人童声童气，一面踩水，大声说：“喂！你们走开，别干扰我游泳！”
一个护士说：“是我们先在这里钓鱼的，先来后到，你得走！”
那人答：“是我先在这里游泳，先来后到，你们得走！”
“你怎么不讲理呀？”
“你们才不讲理呢！你们钓钩，挂住我要负责任的！”
这时一个医生说：“是小冯，一个调皮的姑娘。”
张敬怀觉得有趣，招呼游泳人：“你上来，你上来。”
一个身段匀称有着曲线美的姑娘，游向岸边。姑娘一面搂头发上的水，一面格格笑着说：“是你们不讲理，还是我不讲理？我早晨八点就在这里游泳了。”
张敬怀说：“咱们谈谈好不好？”
“随便，有什么不好的。”姑娘说话很痛快。
张敬怀又打量她，姑娘身裁匀称，面容红中透白，两眉正中有一颗小米粒大小的黑痣，很像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丽达。
“你叫什么名字？”张敬怀问。
姑娘答：“我叫冯怡。”
“在这里疗养？”
“是的。”接着自我介绍说“我是个‘ 知青’ ，在农村修理了几年地球，在‘ 大返城’ 高潮时，从乡下回来。没有分配工作，在新华书店当一名临时工。事情不多，读书很方便。”
“你的父母呢？”
冯怡低头沉默了一刻：“我不希望谈让我伤心的事。”
“你是来游玩，还是来疗养？”
“这是高干的疗养院。按正常情况，我是进不来的。可是，我在‘ 文化大革命’ 中学到的本领，各人有各人的办法。来住几天，玩玩。”说着诡秘地一笑。
“你猜猜我是干什么的？”张敬怀饶有兴趣地问。
“我会看手相，”冯怡故作姿态地说：“让我看看你的手。男左女右……伸出来。”
张敬怀笑着说：“经过文化大革命，你还搞迷信活动。”但还是把左手伸给了她：“我不信，你看不准，可得受处分！”
冯怡拉过他的手，装模做样的看了一会掌上的纹路，边看边说：“你嘛……是个当官的。哎呀，你的官还不小呢。你看，你这‘ 事业线’ ，又粗又长……”她继续看下去，接着说：“可是，四十岁以后，‘ 事业线’ 突然断了，你就事事不顺，在‘ 文化大革命’ 中，挨整了，整得还不轻。以后嘛……你的‘ 事业线’ ，又延长下去了，兴旺发达……对不对？”
张敬怀说：“也算对吧。你不怕当官的？”
冯怡说：“我不怕当官的。当官的，不也是人吗？”
“对，当官的也是人。你这个观点很对。你这个小鬼真有意思。”
冯怡哈哈大笑：“你不能叫我‘ 小鬼’ ，那是你们红军对小孩子的称呼。我已经二十岁了。”
张敬怀笑了：“我检讨，不叫你‘ 小鬼’ ，叫小冯吧。……你说，你不怕当官的，这很好。可是当官的很厉害呀，他掌握着生杀与夺的大权……”张敬怀又笑了笑。
“可是，有时候老百姓也很厉害。像你挨斗的时候，老百姓就很厉害。”冯怡说。
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没有人敢反驳过他，张敬怀觉得更有意思，说：“是的，当官的首先是人。他也吃喝拉撒睡，他也有七情六欲。他有权的时候，一说话就是‘ 指示’ ，就是命令。一讲话，不管讲什么，都很‘ 重要’ ，没有人敢和他开玩笑，没有人找他谈天说地。”
“可是，他不当官的时候呢？”冯怡问“还有人把他当成人？……”冯怡说着打住了。再说下去，就要揭张敬怀的疮疤了。
张敬怀说：“你既然不怕当官的，我们交个朋友如何？”
“我？”姑娘看了看他，自己摇着头“我不够资格。”
张敬怀说：“你可知道，交朋友没有高低贵贱差别，没有贫穷富裕的差别，甚至没有年龄的差别的。只要谈得来，就可以成为朋友。如果讲这些差别，就是酒肉朋友了！一起打过仗的叫战友；一起打过牌的，叫牌友；一起养病的叫病友。
病友，即养病中的朋友。咱们在疗养院一起养病，岂不是朋友？“张敬怀畅快的大笑了。此时，张敬怀自己也不明白，他和这个女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多话。
停了一刻，冯怡说：“我告诉你吧，我认识你。”
“哦？你认识我？”张敬怀好奇地问。
“我起码见过你两次。”
“在什么地方？”
“第一次，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请你做过‘ 红军长征’ 的报告。”
“这事很多，我早就忘了。”张敬怀说。“第二次呢？”
“第二次又更稀巧了：是在你挨批斗的大会上。”
“哦？”
“我这个人，小人书看多了，我崇拜英雄。那天在广场开批斗大会。我混进去看热闹。一看被批斗的是你”
“怎么样？”
“他们那么样的打你，踢你，揪着头发折磨你，你居然不低头，不认罪。我觉得你很了不起。那时我才十来岁，并不懂得什么‘ 路线’。当时，我想表示一下对你尊敬的态度，可是一时又找不出好办法。我摘下来头上的红线帽子，冲上台，便把帽子戴在你头上，就跑出了会场──你还记得那个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