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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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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张敬怀大笑“我这个人,哎,还有人说我‘ 可爱’ !连我的老婆、孩子都没有说过。我不仅可爱,还‘ 满可爱’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假话,假话。”
  “你看看,人家给你讲真话,你又说是假话。不给你说了。”她耍起小孩子脾气。
  “好好好,真话,你说下去……”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嘛,对我……对别人我不知道,对我还算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哎,哎!我告诉你,我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的第一标准,是看他是不是平易近人,是真的没有架子,不是装模做样的对下级拍肩膀那种……”
  “说得好,说得好!”
  “做一个朋友嘛,也还真诚。就这些。你从来还没有说过对我的印像呢。你也讲一讲。”
  张敬怀也想了想:“你作为一个女孩子……”
  冯怡马上纠正张敬怀:“不许你叫我‘ 女孩子’ ,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好好好。不管你叫什么吧。你性格开朗,渴求知识,善于独立思考……”
  “我不要那些‘ 鉴定’ 语言,要讲直感。”
  “你也是满满可爱的咧。”
  “感谢你说我‘ 可爱’ ,可是在很多地方,让人讨厌……我不说了,你说吧,我有没有不可爱的地方?”
  “我已经猜到了:有人讨厌你。可能认为你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有时太露锋芒,对领导不会唯唯诺诺,也就是‘ 不听话’。如果真的有人为此说你讨厌。
  这正是你的优点。“
  “我没有缺点了?”
  “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吧。”
  次日,单主任带着车来接他。疗养院的医生、护士们都出来站在大门口给张敬怀送行,唯独不见了冯怡。她出了什么事呀?张敬怀叫护士去找,过了半天冯怡才从她住的房间出来。眼睛红红的,一面强装笑容,一面笑着说:“我害眼病了。”
  张敬怀不觉心中一阵颤抖:“这个女孩子呀!”
  第七章 官复原职
  张敬怀回到省城的第二天,就参加了省委常委会议。原来的省革委会,凡是解放军在“支左”中任职的领导人,现在一律调回了部队。参加会议的省委委员,基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成员。杨同理仍然担任省委书记,其他人为副书记和常委。张敬怀和他们从红卫兵冲散那次省委会议之后,十多年来没有见过面。杨同理可是老多了,满脸皱纹,像蛛网似的,面色油黑,但看来还算健康。其他委员们,十年浩劫中,也都没有见过面。这第一次省委会议,也算是个“见面会”,彼此握过手之后,从感情上讲,都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啊,你还活着呀!”但是谁也没有说话,劫难之后的沉痛,压倒了要说话的愿望。
  “现在开会!”杨同理宣布。他向长方形的大会议桌扫了一眼,好久没有说第二句话,好像要哭的样子。他压抑住自己的感情,说:“不是都回来了吗?什么也别说了。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了。……”
  杨同理又看了看会议桌周围的同志,发现只缺少一个人,那就是原纪律检查委员会方一宙书记。办公厅那个靠造反起家的“刘司令”,因为他的违纪行为,方一宙处分过他,方一宙在长期的批斗中,没有挺过酷刑这一关,去世了。杨同理说:“原来的常委,就缺方一宙同志了。为了他的不幸,我们默哀三分钟!请大家起立。”
  大家站起来,低头默哀。
  ……
  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关于谁抓政策的“拔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和清查“三种人”的问题,没有定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喊得最多的口号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实际上造反就是一切,邓小平在一九五七年,整顿了一段,大见成效。可是却来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乱了套。
  现在清理“三种人”的任务还很重,一部分造反派还在台上,“两个凡是”,还很流行。平反冤案的阻力也很大。
  最后,杨同理说:“我看由张敬怀同志抓这项工作吧。谁受过的磨难最多,感同身受,抓得会最紧。大家同意吧?”
  同志们都同意。杨同理问张敬怀:“敬怀同志,怎么样?”
  张敬怀说:“我接受任务。”
  张敬怀在翠谷山庄的那些日子里,两个造反派抢占的房子被退了出来,小院中间砌的那堵不三不四的墙壁,拆掉了。经过简单的修缮、整理、粉刷、打扫,楼院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被没收的几千册书籍,也搬回来了。这是张敬怀最高兴的一件事。办公厅单主任,又给拉来几件家具,已经像个家了。
  “家”是恢复了。可是张敬怀和夫人艾荣、女儿胜美的感情,还是难于“修复”。矛盾还是发生在艾荣工作的安排上。
  第一件事,还是艾荣的工作安排和级别待遇问题,夫妇还是没有解开疙瘩。
  第二件事,是关于女儿的入学问题。胜美已经上初中二年级了。在县里那个中学,教育水平很低,这次回城,艾荣想让女儿进“育才中学”。一般高干子弟,都进这个学校。艾荣让他打电话给教育局,把孩子送进去。张敬怀就是不肯。
  艾荣几乎是吼叫着向他说:“跟你这个首长,好事没有份儿,你被打倒,我们可都占光了!你对老婆孩子亏不亏呀!”
  张敬怀坚持说:“在我这个岗位,就得讲党性,就得按原则办!”
  艾荣说:“去你的原则党性吧。你为什么脱军装?你为什么坐十年监狱?不都是什么党性原则的结果吗?”
  此话捅到了张敬怀的痛处。张敬怀也吼起来:“不许你胡说!”
  ……
  张敬怀暗自伤怀:“家”是有了,可是它还是破碎的呀!
  张敬怀只休息两天,就上班了。按照分工,他除了管原来文教那一摊,又兼管了政法这条战线。为清查“三种人”和落实干部政策,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原来专案组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现在还有许多案件等待处理。办公厅送来的文件,有一两尺高,来找他请示、报告工作,或者有急件等待他批示的人,络绎不绝。白天时间不够用,人们便在晚上找到他家里。有的人谈完了工作还不走,总是对他问寒问暖的。这些人大多也走了“五七道路”,最近先后从乡下调回来的,他都认识。在同这些人的接触中,他感到有点奇怪: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斗他斗得最狠的,甚至对他拳打脚踢过的,因为上不了“三种人”这条线,不在清查之列,现在对他却格外亲热。而那些没有带头造他反的“逍遥派”,或者在大批判中比较实事求是的,他恢复工作后,反而对他没有那么多“热情”。仔细一想,这也不奇怪。于是他在自己心中定了一根弦:凡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在位时,对他吹吹捧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他“划清界限”最积极,斗他斗得也最狠。而现在对他却一反常态,表示格外“亲近”的,对这类人他都格外小心,对他们讲的什么话,要保持警惕,且不可完全信任;而在“文化大革命”前,他觉得对他不那么顺从,还常常向他提点不同意见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中,却比较实事求是的。现在他官复原职了,和他还保持着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对这些同志,说话办事他就比较放心。
  他上班的第二天,单主任就向他请示:你的秘书问题怎么办?
  张敬怀正要问卜奎的情况,单主任汇报说:“卜奎同志还在乡下──回了他的原藉三平地区。据说在”文革“中他因为是个死硬的‘ 保皇派’ ,三平地区给了他开除公职的处分,连他姐姐的工作也丢了。”
  张敬怀说:“这样的同志不该落实政策吗?”
  单主任说:“还没有来得及吧,只要张书记有话……”
  张敬怀说:“马上把他调回来,我不要别的秘书。”
  单主任说:“我就去找组织部,让他们急事快办。”
  五天之后,卜奎就回来向张敬怀报到了。见了张敬怀,二话没说,因为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大哭了一场,劫后余生呀!
  张敬怀也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过了片刻,两人让心态平静了一下才开始说话。
  张敬怀首先说:“关于我的事,什么也不要说了。”他打量着十年没见的卜奎,除了脸色变得黝黑,有点消瘦外,看不出有多大变化,问:“你在乡下这几年,我一直蹲班房,不知道你在哪里。”
  卜奎说:“在乡下当农民呗。我本来是农民,又让当农民,反朴归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应的。”
  “那好,那好,就应当这么想。吃饭吧,吃了饭我们好好谈一谈。”
  “我也有好多话要给张书记讲呢。”卜奎说“你的身体还好吗?”
  “还好!能活过来,是最主要的。”
  “经过这场大风暴,能挺过来实在不容易。”
  “你不是也受了许多苦吗?”
  “苦过一段,比起张书记不算什么。”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它公正而无情!”
  沉思了片刻,卜奎说:“张书记,我一直觉得内心有愧,对不起您。”
  张敬怀说:“不对,是我连累了你。可以设想,你要是不给我当秘书,哪里会挨这顿整。”
  卜奎说:“使我一直不安的是,我不该把关于‘ 毛主席万岁’ 和对‘ 毛泽东思想’ 一分为二的事,抖落出来。”
  “你不要为这事有负担。在当时,你就是不说,他们也会从别的地方搞到材料。况且,就是没有此事,我也够他们打倒一百次。你有什么办法呢?”
  “可是”卜奎仍然闷闷地说“那时候,反对‘ 毛主席万岁’ ,对‘ 毛泽东思想’ 要一分为二,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呀!那次他们斗了我三天三夜,我糊里糊涂地讲了这件事,我觉得问题太严重了。我痛苦万分,用烟头烧自己的手都没有感觉。你看……”卜奎伸出左手,手背上还有一块疤痕。
  张敬怀抚摸着卜奎的手,心痛地说:“别说了,一切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现在我不知道怎样进入工作。经过文化大革命,好多是非问题,还是闹不清楚。”
  “你先看些文件吧!现在冤假错案一大堆,许多政策搞乱了套,极需拔乱反正,中国耽误了十年,我们得往前赶呀!”
  ……
  停了片刻,张敬怀又问:“你和青莲的关系,经过这场劫难,应该有好转吧?你回家了?”
  卜奎叹了一阵气,半天才说:“青莲住在她娘家,来咱家之前,我先去看了看。我作为她的丈夫,没有尽到责任,我挨了斗,她也和我划清过界限,提出了离婚,可是并没有办理手续。作为女婿,我那位老泰山,一直讨厌我。在‘ 文化大革命’ 中,他老人家去一个大厂‘ 支左’ 了。‘ 文革’ 后,按军委命令,他退出这个厂子时,不知道因为什么问题说不清楚,该厂群众不谅解,很久不让他离开。这次见了我,老泰山先问:‘ 你在乡下这几年,思想改造得怎么样?是不是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青莲呢?只问了一句话‘ 回来啦’ ,就到她自己屋里去了。看样子,没有和好的可能。”
  “你们的婚姻,是个历史性的错误。”
  卜奎点了点头。
  两人说到这里,张敬怀大声喊:“你们看看是谁来了?”
  尽管他们家庭不和,可是夫人艾荣和女儿胜美,都欢迎卜奎则是共同的。夫人一见卜奎,比见到张敬怀都高兴,说:“卜秘书,你好呀!”又向里屋招呼“胜美,快来,你卜奎叔叔回来了!”
  胜美马上跑出来,一见卜奎就投入他的怀抱:“卜叔!”
  卜奎抚摸着她的头发:“啊,都长这么高了。过来,和叔叔比比,长了多高?”
  卜奎用手一量:“快赶上叔叔了。”……
  艾荣说:“都是初二的学生了。”
  四人略略谈了一会儿,艾荣把卜奎叫出来,说:“你来,咱们得说说私房话呢。”
  说着艾荣领卜奎到了自己的房间,说:“胜美从乡下回来,入学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在乡下上那个破中学,纯粹误人子弟。我让老头子说句话,胜美进育才中学,老头子就是不肯说话。你看看怎么办好?”
  “你交给我吧。”卜奎说。
  卜奎知道夫人是个急性子,要办事一定得办成,而且要快。他想了想,原来某书记的秘书,目前当着教育局局长,他们原来就很熟悉。卜奎立即给教育局长打了一个电话。二人在电话中先交谈些闲话,教育局长先祝贺他,又回到省委工作,“官复原职”。又问卜奎,有什么要他办的事。卜奎说,有一个同志的孩子,想进“育才中学”,你这个局长得讲句话。局长问:“谁的孩子?”
  卜奎知道,他不能打张敬怀的旗号,说:“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局长说:“你的朋友,那好办。我马上给学校打电话,你直接找他们的武校长吧。”
  胜美的进育才中学的问题,就这么容易的解决了。
  卜奎马上对夫人汇报,夫人高兴地说:“还是卜秘书,比老爷子强!”
  张敬怀一投入工作,就像打仗一样,恢复了那种拚命精神。他脱离这个社会太久了,好像什么事情对他都是生疏的。卜奎每天都给他送来一大批中央文件、省委文件,各种来信。像过去一样,经过卜奎的整理、分类,写了内容提要,为他批阅提供了方便。因为他分工落实干部政策,他得首先掌握中央精神,凡是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文件,他总是一字一句地阅读,重要的地方,他都用红圆珠笔把要点画出来。有关这方面的干部和群众来信也最多。他们字字泪滴滴血的申诉,他都感同身受,提前写出平反指示。他们被冤枉十年了,由于各种历史和社会因素,这些冤假错案久拖不决。再就是清查“三种人”,虽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有些造反派还在台上作威作福。这类告状信,也很多。他几乎每天都被文件埋住了,再就是会议多,凡是礼仪性的活动,他一律不参加。他很久没有到基层了,对“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社会情况太生疏了。他想抽出点时间,到群众中搞些调查研究,以便有更多的发言权,自己提出的意见也会切合实际。也正在此时,在卜奎送给他的文件中,他发现了三平地区的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说写道:
  “省委领导:
  谨抄寄三平地区民谣一首,它反映了我们这个地区目前的形势,希望领导亲身来调查一番,以便真正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
  下面是那首民谣:
  一贯正确造反派,
  两手紧紧捂着盖。
  三餐顿顿有鱼虾,
  四面楚歌不下台。
  “五谷丰登”没粮吃,
  “六畜兴旺”没得宰。
  七窍难通民心意,
  八方民怨上不来。
  九九归一群众苦,
  十盼上级派人来。
  卜奎在这封匿名信前的“提要”笺上写了这么几句话:匿名写信,可见群众还心有余悸。党的政策的阳光,还没有照到这个角落。请张书记批示。
  和这份民谣相对应的,是三平地区革委会最近报给省委的“工作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抓清查,促生产》。报告中详细报道了三平地区怎么通过抓清查“三种人”落实党的政策,形成了生产的大好形势,创造了各条战线的好成绩。
  从报告看,现在的三平地区,真是政通人和,工业生产飞速发展,农业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均年收入达到了四百多元等等。
  显然这两份材料是完全矛盾的。张敬怀立刻把卜奎叫来,问:“你对这两份材料如何评价?你下放回乡这么好几年,应该是最了解真相的。”
  卜奎说:“关于三平地区的情况,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张书记汇报。事情是这样:在”文革“中间,三平和全国各省一样,成立了誓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叫‘ 井冈山’ 造反兵团,一派叫‘ 长征造反兵团’。两派反复夺权。因为长征造反兵团人数最多,号称十万之众。其头头名叫闻大名,在武斗中异常凶狠。他们的观点又是站在‘ 支左’ 的解放军这面的,所谓‘ 站队’ 站对了。所以在‘ 建革’ 时,这个闻大名便结合‘ 进革’ 了。先是革委会副主任,正主任是军分区的司令员。
  文革后,解放军代表一撤,原来的地委书记现在的祈主任扶正,当了正主任。可是闻大名一直认为他们是‘ 正确路线’ 的代表,他的哥儿兄弟们也在各个部门掌握着实权,捂着盖子。祈主任虽然是地区的一把手,可能是被斗怕了,心有余悸,不敢大胆抓工作。所以,中央的许多政策得不到落实。这首民谣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
  张敬怀说:“你再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看。”
  卜奎说:“有一个公社干部,在一九六六年,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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