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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怀不语，似乎有所思索。
郑政委进一步开导他：“现在的问题是，大家要挽救你。我们都是老同志，老战友了。难道我们想把你定个‘ 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 把你打倒吗？你要相信，起码我个人的品质，会有这么一种意图吗？”
“我不相信。”
“既然如此，对于你在反右倾以来的态度，你总得让我对大家有个说法呀，你是属于推一推就‘ 过去’ ，拉一拉就‘ 过来’ 的同志。可是，即使我们拉你，你也得跟着往前走，总不能老是往后坠呀！”
对于张敬怀的问题，这是上面定的调子。但，由于党的纪律，郑政委不能向他讲明。
“你说，我该怎么办？”他的思想似乎已经开窃了。
郑政委说：“你跟彭总那么久，总得有个揭发他的发言呀！然后进行一次自我批判。要表示沉痛，要从思想感情上和彭一刀两断。”
他沉默不语，似乎在挖空心思地想。
“你好生想，前前后后想想几十年的事。你在会上，只讲两三件也好。你连一件事也不讲，我都没法再替你‘ 说话’ 了……”郑政委这时点燃一支香烟，默默不语，是在耐心地等待。
过了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二十分钟，一个老战友等待另一个老战友的觉悟。
“在长征到达陕北，也许是在吴起镇前后吧，”张敬怀说得很迟疑，语气缓慢又捉摸不定。“这时，是我给彭总当警卫员的第二年，他动员我下连队当战士。
他说，你不能老跟我当警卫员，应该下连队锻炼。咱们的连队是汪洋大海，是鱼是龙，到大海里游游。你愿意下连队吗？“
我说：“我愿意，我服从首长命令。”
“那好。”彭总说“你明天就到连队去，好好干。”彭总停了一刻又问我“你想不想当将军、当元帅？”
我觉得他的所问是没边没沿的事，便说：“不想。”
“为什么不想？应该想。你不想当将军，当元帅，也就当不好战士，明白吗？”
我说：“不明白。”
彭总说：“你现在不明白，不要紧。以后你就明白了。”
我说：“我一定当好战士。”
郑政委听了，恍然说：“好呀。这算一件事。”
郑政委细细思量了一下，接着说：“你想想，再讲一件事。”
张敬怀又想了一刻，说：“去年秋天，彭总到8348部队视察。我正好在那里蹲点，搞比武。当时全国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你知道，这几年我们形成一种习惯，就是爱‘ 刮风’。这股大炼钢铁之风一刮，该师有一个连队，组织战士从三十公里外，背来几顿矿石。搞了一座小高炉。炼了一些铁。该连向团和师司令部报喜。团里和师里意见不一致。有人认为，这是部队的新生事物，全国人民都搞‘ 钢铁元帅升帐’ ，我们部队也不能例外。当时我也吃不准，这是该支持的新生事物呢？还是该制止的偏差呢？正在这时，彭总来部队视察。我向他请示。他一听就火了：‘ 你们搞什么什么名堂！纯粹是形式主义。现在干什么都搞’ 一窝蜂‘’大唿咙‘。靠这种作风又吹出来的什么公共食堂等等，长不了！全民大办这个，大办那个，什么都’ 全民‘ ，’ 全民‘ 什么也就干不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辩证法！一个连队一百多人，花几天时间背那么点矿石，算成本了吗？现在对于部队是练兵，而不是炼铁！天天讲实事求是，天天违反实事求是。此风不改，怎么得了呀！’ 我那次受批评，就是因为没有及时制止连队大炼钢铁！”
郑政委说：“好了，明天发言，你就揭发这两件事。”
“这两件事，算是什么‘ 反党’ 问题？”张敬怀疑惑着。
“算什么问题，你不必想了。你讲事实就行。”
郑政委又想了一刻，嘱咐他：“以后在会上讲话，可不能再称‘ 彭总’ 了呀！”
“习惯了，不称‘ 彭总’ ，叫什么？反正我不能叫‘ 野心家’ 之类……”
“叫，叫……‘ 老彭’ 吧。”郑政委替他想好了主意。
第二天，接着开会的时候，郑政委说：“现在由张敬怀同志发言。”
这位一心想挽救老战友的政委，想得很细，如果说让他‘ 揭发’ 二字，怕他再往回退，故意用了“发言”一词。同时，现在由他主持会议，用了“发言”和“同志”两词，既表明了他的态度，也是给与会人员看的。
于是，张敬怀站起来，有人要他上主席台，他说：“我就在这里讲吧。”
接着把昨天他向郑政委说的两件事讲了。一面讲，一面想，我这是在干什么？我还是我吗？
他刚刚把两件事情说完，就号啕大哭，一下跌倒在地，昏过去了。过了一刻，苏醒过来，身边一个同志把他搀扶在椅子上。
会议继续进行着。
有一位师政委说：“我发言！”接着就刚才张敬怀讲的两个事例“上纲”道：“刚才张敬怀讲，他在下连队当兵的时候，彭德怀要他想当将军、当元帅，这句话就说明了彭德怀野心家的本质。彭德怀下连队，讲‘ 大炼钢铁’ 是什么‘ 形式主义’ ，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大办钢铁。彭德怀讲，大办钢铁‘ 得不偿失论’ ，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从他这次谈话中，不是可以找到根据吗？”
接着与会人员纷纷发言，就这两个例子，“上纲”、“上线”地进行大批判。
张敬怀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讲这两件事，经这么“上纲”后，成为彭总的大罪名。他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觉得一阵呕心，随着“哇”地一声呕吐，大声痛哭起来。会议全场为之震动，他又昏了过去。
一个身经百战身上留下十几块伤疤的英雄，一个指挥过上万人马，看见过多少自己的战士血流成河尸体如山，他没有流过眼泪，可是如今为了自己的几句话，他痛哭失声了。不是暗暗地哭，而是在这样的大会上，面对着过去尊敬地称他为“首长”的部下大哭。他不是为自己犯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罪过而哭，他是感到因违心，因昧着良心而哭。一个受了党二十多年党性教育的将领，难道还有比说假话，说违心话更令他痛苦的事吗？
郑政委觉得应该缓和一下，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张敬怀同志因为过于激动而失声痛哭，为了挽救他，暂时休会，我们要‘ 一看二帮’ ，允许同志的转变，要有个过程呀！……散会！”
郑政委要警卫员把他背出会场，送回家里。
等他出了会场之后，政委对大会讲了如下一段话：
“同志们！张敬怀同志在大家批判帮助下，对自己的错误已经有了一些认识，同时，对彭德怀也有了揭发。从他的哭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痛心疾首！毛主席不是说过嘛，对犯错误的同志要‘ 一看二帮’ 嘛。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出对张敬怀同志要定‘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和‘ 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我看，现在为时过早。同志们哪，在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要转变思想很不容易呀！是要经过艰苦的思想革命的呀！”
…………
这次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之后，经过反反复复的批判、检讨，军区党委讨论、向上级请示报告，张敬怀的问题，实际上到了1960年5 月，上级才批示下来。也是郑政委有意挽救他，多次向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汇报，口径如一：都说张敬怀对于自己的错误已经有了认识，并且有了揭发彭德怀的实际行动。上级同意对他从宽处理，不定什么“分子”，也不给任何处分，不降级。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中毒”较深的高级干部，已经不再适合在部队工作了，决定让他调转到地方。
在这等待处理这个期间，照样发给他中央文件，秘书和警卫人员也没有撤。
没有定他什么“分子”，也没有给他任何处分，级别待遇不变，比起因涉嫌彭德怀问题受株连的许多将领，对他是“从轻发落”了。上级决定把他调转河山省委任副书记。此时，恰恰河山省正在开省党代会，在选举之前，中央下令，增加一名副书记候选人名额。按照一般选举情况，只要上了候选人名单，选举为省委副书记，自然是不会有问题的。
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在调动工作时，一般说，是可以带自己用习惯了的秘书的。可是，根据上级指示的精神，他这次调动，一个“自己的人”也不准带。
他想，也好，自己一个人不带，到一个人生地疏的新地方、新单位，免得将来担什么“宗派”“山头”“圈圈”的嫌疑。
第二章 将军挂甲
张敬怀在政治上跌了大跤，家庭生活也不幸福。
夫人名叫艾荣，比他小八岁。在抗美援朝战争前线，他负了重伤。那时，艾荣在后勤部的战场救护队。是她以瘦弱的身驱，从战场上把张敬怀背下来，走了十多里路，累得吐血。为此，她立了一等功。张敬怀伤愈回部队时，经同志们说合，两人便匆匆结婚了。张敬怀一直怀着感激之情，把她当做救命恩人。结婚之初，也有一段短暂的算是幸福的生活。在战争年代，只有在两次战争的空隙中，有时是军官们回到后方，大多是家属们到前方，使得夫妇团圆。时间很短暂，没有真正互相理解的时间。可是，结婚不久，朝鲜停战协订签字，张敬怀就发现这位女同志个性太强，和同志们相处，事事爱拔尖，虚荣，计较地位，和谁也搞不好团结。当初，她见别的女同志嫁给首长，很快得到了提拔。可是，她参加革命七八年了，还是一个普通卫生员。为此，她常常埋怨张敬怀：“就是你不给我说话！”组织部们，也觉得艾荣应该提拔一下，可是，张敬怀还是不同意，说：“她不能团结人，如果她当了领导，会和单位所有的人都弄崩的！”
这话自然会传到夫人的耳朵里，为此，夫妇关系一直不好。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志愿军回国后的第二年，政治部没有通过张敬怀，把艾荣提了个某军队医院门诊部的支部副书记。她嫌官小，上班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因为她是张敬怀夫人，大家也就睁一眼，闭一眼，没有计较她。张敬怀常常让他注意劳动纪律和群众影响，可是她自有说法：“你为了避嫌，就是压着我。和我同样资历的，当了营、团级干部的有多少？怎么和你这个首长结婚，就该倒霉！”
他也不和妻子解释，两人没有共同语言，说得越多，吵得越凶。
前年她生产女儿胜美的时候，难产，又大出血。几乎要了命。现在她面色惨白，弱不禁风。从胜美下生，夫妇就分居，再没有同过房。本来艾荣还想要一个男孩子的，可是她说：“我命中无儿呀！”
在军区党委开扩大会议的时候，会议内容对外是严格保密的。可是，从张敬怀每天回家时的表情，加上社会上已经开始“反右倾”运动，凭丈夫常常赞扬“彭总”，张敬怀挨批判的事，她也猜了个八八九九。
一次张敬怀回家，夫人看着他，带着嘲笑的口气说：“在你的眼里，好像就是你革命！你的党性比谁都强。总是乱说。看看！你吃到什么好果子了？”
他在反彭德怀反党集团运动中挨批判，以及现在调离部队，自然无法瞒过夫人。但是，党内高层的事，他不能向妻子透露半句。本来他已经够难受的了。别人对他有什么误会，他都可以谅解，连夫人也奚落他，他不能忍受了，吼道：“我乱说什么了？我什么时候，乱说过什么话？”
“你不乱说，怎么会有今天？你在那个会上，没有发言？没有检讨？没有揭发？别以为人人都是傻子。我消息灵通着呢。”
这又是在揭他的伤疤了。
张敬怀又继续吼着：“我还得说，我得说！”
“你说呀，你说呀！你能把自己说得连军区副政委都丢了！我算服儿你了！”
“总有一天我要说的！”他不想和夫人再吵下去。转身回到卧室，躺在床上生闷气。
对于一个南征北战数十载的将军来说，脱去军装，是改变个人历史的重大事件，也是一件叫人痛苦的事件。可是张敬怀不能不脱去军装了。
一直拖到这年年底，张敬怀才到省委去报到。既然他已经离开了部队，就不能再穿军装了。哪有穿军装的省委领导呀！这天，他把早先压在箱底的一套中山服找出来，放在床上，身子斜歪在那里，盯着那套便衣，久久不动。他想，难道自己就要离开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了吗？
这时他又想起了彭总。从中央文件中，他知道彭德怀老总被撤销国防部部长职务后，已经被下放到京西一个叫做“挂甲屯”的村子住闲。历史的偶然性也真会巧合：怎么彭总偏偏被下放到叫“挂甲屯”的村子呢？连身经千战的“彭大将军”都“挂甲”了，何况自己呢？
如果是正常转业，脱军装，换便衣，原是很自然的事。可是现在他是犯了错误被迫转业到地方的。男儿有泪不轻弹，他流泪了。
他懒洋洋地，把那套中山装穿在身上，走到大穿衣镜前审视着自己。他感到吃惊：镜子里的这个人是谁呢？那是我吗？平常他是很少照镜子的。现在他看着镜子里的那个人，怎么那么老呢？他又走近些才发现，两鬓头发好像突然斑白了许多。他不愿再看，急忙走到客厅。
夫人去年生女儿时，因难产，大出血。因为那时，郑政委为了排解他的烦闷，让他到某师临时搞调研，虽然接到了电话，可是并没有回家。一提这事，夫人就埋怨他：“战场上我救了你的命，可是我给你生孩子，要死要活的，你连回家看看我都不肯。就你的工作忙，就你的责任心强呀！”
平常他也很少过问一下她们母女的情况。夫人常常说他：“你除了工作，还关心过谁？我生产时，都快死了，你连个面也不见，作为一个丈夫、父亲，你及格吗？”
一提到这些事，张敬怀也常常感到自己不对，可是改不了。这时他总是抱歉着说：“现在你要我干什么吧？”
夫人说：“我的奶水不够，你能不能想法给孩子搞一点奶粉或炼乳”。
“你不会到‘ 军人服务社’ 去买吗？”
夫人说：“你也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了。军区的‘ 特供点’ ，过去买肉是不限量的，现在已经改成每月四斤了。而且只有你一个人的份儿。四斤肉，全家吃，够塞牙缝的吗？……至于买牛奶炼乳什么的，你异想天开吧。”
“那就买代乳粉嘛。”
“买代乳粉也要粮票的。你只会当首长，连目前生活的普通常识都没有！”说着气哼哼地出去了。
从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之后，国民经济的频于崩溃，已经看出一些苗头了。可是不管多么困难，党的高级干部都有特殊供应点。军队则有“军人服务社”，买食油、肉类，香烟等一般不受数量限制。可是随着主副食品越来越匮乏，“特供”也不能不受影响。
张敬怀半天没有言语。他是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之后，从一个老战友那里借到彭德怀“上书”的全文的。在借这份“上书”时，老战友一再嘱咐他：我是违反纪律的，你千万可不能给别人看呀！他答应了。
他细细阅读着彭总的“上书”，越看越感到彭德怀老总的正确和勇敢，同时也越觉得自己的软弱和卑微。那时，彭德怀老总就预见到，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食堂化等，会给国家、人民、党，带来严重后果。现在的事实应验了。另外，从“大参考”上反映出来的情况看，饿死人的事件已经发生，看来，它还要发展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呀！
这时，警卫员小周低着头，脚步迟慢地进来了。
“首长，我，我犯了错误……”
对这个警卫员小周，张敬怀有着极其特殊的感情。那是一九五三年春天，抗美援朝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为了战俘遣反问题，停战协定迟迟不能达成协议。在板门店一次会议上，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的代表说：“既然在会议桌上，我们达不成协议，那么就让大炮发言吧！”
中朝首席谈判代表说：“好，就让大炮发言吧！”
那时，张敬怀还在某师当政委，他们这个部队的守备阵地是西线的大德山一带。美军进攻时，炮火之密集，后来人们用“炮弹一响，土松三尺”来形容。山上的树木被轰没了，草被烧成灰烬。每抓起一把土，就会同时抓起几块弹皮。连指南针放在地上都会失灵。在这样密集的炮火中，不要说人的血肉之躯，就是一只蚂蚁，都难于存活下去。
那天，张敬怀到前沿阵地拿着望远镜正向敌方阵地观察，忽然一声刺耳的“啾……”传来，有战斗经验的人，从声音可以判断，这个炮弹的落点就在身边。
守护在张敬怀身旁的一个战士，没容分说，就猛然把张敬怀推倒，并且俯在他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