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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协定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签字了。也就是这天的凌晨，我军进行了马踏里东南山的进攻战，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斗。
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签字的是彭德怀元帅，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残酷战斗，敌人终于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我们是胜利者；代表“联合国军”签字的是美国的上将克拉克。这位将军后来说过：朝鲜半岛战争是美国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一个错误的地点，和一个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他并且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使张敬怀没有想到的是，在停战协定签字的第二天，彭总到他们守备的大德山前线视察了。他作为前沿师一个师政委，有幸和军首长一起陪同彭总进行了这次有特殊意义的阵地视察。
他记得，彭总攀登到大德山主峰，我军防御的前沿阵地，看得清清楚楚。军首长向彭总汇报了我军执行志愿军司令部作战方针的情况，中午时分下了山。没有走多远，彭总见一个担架队，抬着几位烈士也正在下山。彭总走过去，让担架停下来，他要看看这几位烈士的面容。刚才军首长已经向彭总汇报了抗美援朝最后一次马踏里东南山之战的情况：从七月二十四日黄昏，一直打到七月二十七日黎明。战斗是在他们接到停火命令时，才停止的。这几名烈士就是在清理战场时在阵地上发现后，抬运下来的。彭总嘱咐负责抬运烈士的负责人，一定要妥善掩埋，记下他们的姓名，及早通知他们的亲属。
这时彭总把脸转向青山，沉默地望着，以掩饰他的悲痛。过了一刻，彭总转过身来，说：“我要到这个前沿阵地看一看。”
军首长和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同意。因为停战协定昨天才签字，在这里，两军阵地相距不过三百米，万一发生意外，敌人向我方挑衅，大家都担心彭总的安全，几经劝阻，彭总发火了：“我们的战士在这片阵地上拚命流血，我连上去看一看的胆量都没有吗？”
大家见劝阻不成，只好同意他上去。大家前后一起登上这块前沿阵地，阵地上的同志指着地上的几片血渍，说：“这就是刚才烈士牺牲的地方。”
彭总默默站了一刻。这位元帅，在几十年为革命的征战中，也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血和火的惨烈战斗。可是这时，他非常沉痛地说：“昨天早晨他们还在这里英勇战斗，是他们付出了年轻的生命！现在停战了，他们却没有看到和平……”他的声音哽咽了，随后拿起望远镜向远处观察。
当盖老板向张敬怀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的思绪却回到了停战协定签字的那两天。盖老板的话，他好像听到了，又好像没有听到，他没有心绪再谈下去了，等盖老板的话语一停顿，张敬怀说：“就谈到这里吧！”
回头对厉秘书说：“送客！”
在盖老板叙述自己的故事时，厉秘书一直在旁边坐着，并做了详细纪录。厉秘书喜欢文艺创作，已经发表过多篇文艺作品，此时他觉得盖老板的经历，是一篇很好的报告文学素材。他送盖老板出了大门，返回来请示张敬怀说：“我想把盖老板的事迹，写一篇文章。”
张敬怀说：“你写文艺作品，我不管。”想了想又补充一句，“他的事，你要调查清楚。不要把我写进去哟！”
“是！”厉秘书答。
当天晚上在黄金时间，省电视台在时政频道作为重要新闻，播发了“张敬怀书记接见爱国华侨盖洪江”的消息。
次日，厉顺为打电话给盖老板，约定时间，让他再谈谈昨天讲的故事，如果可能，想写篇文章。这对于盖老板，当然是宣传自己的万金难买的机会，满口答应。他还求之不得呢。
次日，盖老板如约在宾馆等着。当厉秘书进入他的房间时，盖老板早已在茶桌上摆好了多种时鲜水果。并且热情地问：“厉先生是喝茶还是喝咔啡？”
“随便。”厉顺为从容不迫的说。
于是盖老板一面为厉秘书沏茶，一面解释说：“这是我在国内买的福建产的‘大红袍’。这类极品，在国外花多少美金也买不到。”
厉顺为说：“昨天我听了盖先生的经历，十分感动。我想写篇文章，为此，得再和盖先生细谈一次。这就要耽误你的时间了。”
盖老板当然知道，厉秘书在张敬怀面前说话的分量是一语千斤的。忙说：“哪里，哪里！我们在国内求发展，得仰仗先生的帮助呀。我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感谢，先生才能接受呀。”
“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说不上感谢。”厉秘书说。
盖老板沏好茶，恭恭敬敬地双手捧到厉秘书面前。厉顺为品了一小口，果然异香满口。说：“咱们就谈吧。我想请盖先生谈详细一些，越细越好。特别是有关细节、情节和你当时的心情，要更细致地谈。”
“好的，好的！”盖老板满口答应。“从哪里谈起呢？”
“就从您的家庭和少年生活谈起吧。”
盖老板便从从容容地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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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厉顺为对盖老板的采访，整整进行了一个上午。谈话中间，盖老板把服务员叫进来，到房间外面吩咐了一些什么话。厉顺为知道是盖老板安排午饭。在谈得已经差不多时，盖老板说：“咱们吃饭去吧。有什么谈得不够或不详细的地方，请厉先生尽管问。咱们一面吃一面谈。谈一天都可以。”
“好的。”厉顺为知道，此时是盖老板对他表示谢意，用不着客气的。于是二人在服务员的引导下，一起走进一个装饰精雅的小餐厅。当服务员为他们斟上酒后，盖老板挥手示意服务员：“你出去吧。我们自己为自己服务。”
服务员退了出去。
席间，厉秘书说了些盖老板如何爱国，希望对祖国的建设事业多做贡献等等，盖老板对厉秘书则千恩万谢。饭后盖老板建议，再回房间稍坐，喝杯茶。厉秘书同意。二人又进了房间。
一杯茶过后，盖老板从提包中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有一尺见方大小的一个盒子，说：“厉先生，得到您这么大的帮助，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感谢为好。这个小玩意儿，一定请先生收下。不然，就是看不起你这个老哥了。以后仰仗您的地方，还多着呢。”
厉顺为说：“不可，不可！”把盒子推给盖老板。盖老板按着盒子说：“咱们中国人的习惯，不当着客人的面打开礼品。请您回家再打开。不过我可以告诉您，不是什么贵重东西，是只值几美元的一件小工艺品。”
那盒子就放在茶桌中间，厉秘书不再往回推，盖老板理所当然的认为厉秘书把礼物收下了。停了一刻，盖老板又问：“厉先生夫人在哪里工作？孩子都长大成人了？”
厉顺为说：“我爱人原来在纺织局，是一个普通干部。这几年因为身体不好，停薪留职，长年在家养病。只有一个女儿，读大学三年级，很是聪明好学的……”
盖老板忙说：“应该让她出国深造呀！”
厉顺为说：“想是这么想过，可是要办成这事，困难太大……”
盖老板哈哈一笑：“这有什么难的！让我说，事情容易得是‘ 举手之劳’。可是像小姐要出国留学这样的事，对于我来说经济担保，连手都不用举，只用一句话。你就说小姐想什么时候出去吧？学习费用等，你什么也不用问了，你告诉我一声就得！”
厉顺为想了想：“等我回去和家人商量一下。”
盖老板又回里间，拿出一个稍微大一些的同样装饰精美的盒子，试探地问：“可不可以请厉先生将这个纪念品，转赠给张书记？”
这次厉顺为反应很快，说：“不可，绝对不可！”
盖老板问：“为什么？他是我的老首长，在战场上同生共死，又多年未见，我作为他的老部下，送给他一个纪念品有什么不可的？”
厉秘书说：“他不会收的。谁要找他办什么事，凡是该办的，他一定会办，你一送什么东西给他，反而办不成了。作为他的秘书，这事我遇到过多次……”
盖老板迟疑了一下又问：“张书记的夫人和儿女都在身边吗？”
厉秘书答：“他女儿可不是寻常人。风华正茂，自己开了一个大公司。我想你可能知道‘ 盘古集团公司’ 吧，她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敬怀夫人停薪留职，帮助女儿办公司，生意做得红火着呢！”
盖老板又试探地问：“可不可以请厉先生转送给张小姐？”
“不便，不便。”厉顺为说。
“明白了。”盖老板说。想了想，又问：“可不可以把张小姐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告诉我？”
厉秘书说：“小姐因为业务繁忙，她另有一套房子，不常回家。她的地址和电话，我给你，你可以随时直接和她联系的。”随即在茶桌上写了个纸条，交给盖老板。
盖老板收好。
厉秘书说：“咱们就谈到这里吧。”站起来告辞。
盖老板又拿出来一个大硬纸提包，趁厉顺为没注意，将两个盒子一起装好，一直将厉秘书送到大门外，等到厉秘书上了汽车，才摆手说“再见！”
厉顺为回到家里，打开那只“只值几美元的小工艺品”，一看，吓了一跳。
过了几天，作者署名厉顺为的一篇通讯《爱国的“叛国者”》“在省报上发表了。盖老板一时名声大震。关于这位”爱国华侨“的题材，吸引了许多记者采访，在那段时间，大报，晚报，几乎每天都有关于盖老板的报道。他要投资的项目，无论到了哪个部门，都是一路绿灯。
厉秘书像卜奎和吉海岩一样，每天都送一摞文件给张敬怀阅批。有中央文件，省委文件，涉及各种问题的请示报告，人民来信。张敬怀俯案正要阅读、批示，他的女儿进来了。
她们母女搬出家里已经三四个月了，不要说来看他，连个电话也不打。好像没有她们这个家，没有他这个父亲。胜美进来后，张敬怀本来想问问，她们在外面怎么样？一想，不用问，她们住在大公司里，一百多米的房子，肯定错不了；即使问，她也没有好声气回答。又想问她的企业办得如何？他主要想嘱咐她，可不敢违法经营等等。又一想，女儿回答的肯定是：“过去你从来没有管过我的事，现在也别干涉我！”问她什么事，除了惹气，不会有别的结果。
女儿一进屋，什么也不说，就在翻箱倒柜。张敬怀以为该换季了，她可能找些什么衣物，地上也确实放着一些她翻出来的一些这类东西。可是当她搬着个凳子，爬到一个书架顶上，拿下来两个画轴时，张敬怀不得不问了：“你拿它干什么？”
“我妈要！”女儿简单地回答他三个字。
这两个轴，一轴是一幅字，一轴是一幅画。“八一五”日本投降之后，我军进军东北。当时苏联军队尚未撤出。辛亥革命之后，清朝遗老罗振玉，是一个考古学家，对于金、石，书画，不仅有著作，所藏古文物书画也很多。他先是逃到日本；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伪满州国建立，罗振玉回到了东北，在伪满州国，任了伪职，人们称他为“文化汉奸”。罗振玉在旅顺有一所院子，十几间房子藏的全是价值连城的文物。苏联红军进驻旅顺后，罗振玉这所院子住进了一队骑兵。那年冬天奇冷，战争刚刚结束，不要说没有煤炭，连劈柴都买不到。这些苏联大兵哪里懂个这些中国古文物的价值，竟一捆一捆地填在炉子里当柴烧取暖。附近的居民，用树枝子，劈柴瓣子，换出来不少。张敬怀的一位老战友，从民间买了多幅字画。这位老战友知道他喜欢字画，便送给他两幅。后来博物馆一位馆长，来向张敬怀汇报建设新馆问题。张敬怀便想起他这两幅字画，拿出来让这位专家看。这位馆长一看大吃一惊：“唉呀，这个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呀！”经他一解释，张敬怀才知道：原来一幅是北宋米芾的字，一幅是清初大画家石涛的一幅山水。张敬怀当时就说，这样的宝贝留在我家何用，不如送给博物馆算了。这位馆长说：“不敢，不敢，国家现在还没有政策，收你的东西，该怎么报酬呀！”
因为送张敬怀这两幅字画的战友，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战友送他的纪念品，他也不想再提出上交的事，一直放在那里。这时他见女儿要拿走，说：“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拿，惟独这两样你不能拿。”
女儿说：“我妈说，这是她的，怎么不能拿？”一面说，一面连其他东西一起，抱起来就走。
“奇怪！怎么这两幅字画成了她的！”
作为爸爸，这时怎么也不能和女儿夺来夺去。只好听着外面汽车‘ 嘟嘟’ 开走了。
张敬怀没有任何办法对付这位骄傲的公主，只有生闷气的份儿。要这么一个女儿何用？
张敬怀有气无处发，只有自己解脱：天底下什么样的人没有呢？不过是让我摊上她们母女两人就是了。好歹张敬怀是身经百战又是在“文革”中坐过牢的人：用不着为她生气！她气你，你生气了，她是胜利者；她气你，你不生气，她就失败了。
第十七章 考核
顺阳煤矿发生了一个冒顶事故，有二百多个矿工被困在巷道里等待抢救。当厉顺为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张敬怀的时候，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也觉得腿脚一软，几乎跌倒。现在是和平年代，人命关天，出了这么大的事故，说明我们生产的安全工作是有问题的。
为了抢救困在巷道里的工人，查明事故原因，省委和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全部出动了。作为省委一把手的张敬怀，决定立即亲自到现场，协助指挥和处理善后。此时，侯贵卿也接到了顺阳市里和煤炭局的报告。两人立即在办公室见面，商量谁到事故现场为宜。
原来省委正在开各市、地宣传部长会议。会议由侯贵卿主持。张敬怀说：“咱们两个去一人就行，你在主持会议，还是我去吧，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反正我这个一把手也得去。”
面对这么大的事故，在抢救中的决策，是要担风险的。侯贵卿故作姿态争着说：“还是我去吧，我又是分工管工业的书记，怎么可以不去呢？将来要受处分，我也应该是第一个。”
张敬怀说：“你主持你的会，我不到现场去，心里不踏实。”
这样定了之后，司马仁悄悄对侯贵卿说：“要他去好，你不去就对了。有个新情况，你要做些准备。”
“什么新情况？”侯贵卿问。
司马仁不愧有人称他为“小诸葛”和“大灵通”，他的朋友多，消息来源也多。从北京到本省，发生或者即将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他总是“先知道”，即使是预测，也准得很。
原来，头一天司马仁接到北京一个好朋友的电话。电话告诉司马仁：我提醒你注意：最近有一位‘大员’要到你们省里去。你们要好好接待，会有意思的。
“ ‘大员’ 是谁？”
“谁？是敬达公，即敬部长。”
司马仁一听就明白了。这位敬部长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常常作为中央派出的干部，解决地方上出现的重要问题。
“他来有什么要务？”侯贵卿问。
司马仁答：“对方说，很快要召开下一届全国党的代表大会，整个省的领导班子要相应调整。敬部长要去考核你们的头头脑脑的情况。敬部长到了你们省，由谁接待，谁就能有所表现，起码能说上话。”
“是……很重要。”侯贵卿说。
司马仁又说：“对方接着交待：敬部长要带一个考核小组，敬部长的作风你会知道，很传统。他到达之时，不住宾馆，住在省委或省政府招待所就行。为工作方便，给敬部长安排一个套间，随行的四个人，两人合住一间，伙食安排标准每天每人十元，不可超标搞什么大小宴会什么的。那样会适得其反。考核小组可能住十天或一个星期。小组的工作内容，他会当面和你们谈的。对于考核小组的到来，来干什么，你们当然不能张扬，也不能问，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时侯，贵卿和司马仁就是以朋友的态度倾心而谈了。
侯贵卿问：“你知道这位敬部长吗？”
“谁不知道这位鼎鼎大名的敬部长呀！”司马仁说“这位敬部长可是老资格，一九二六年的党员，多届的中央委员。最近因为身体不好，主动要求退居二线。
可是，上面往往作为中央大员，派出来执行特别重要的任务。“
侯贵卿说：“那，我们得好好接待？”
“是呀，所以我说这次你不去顺阳就对了。接待好敬部长很重要。问题是怎么个招待法。这次接待任务我们得费点心思。”司马仁说。
侯贵卿问：“什么时候到？”
司马仁说：“我在电话中问过了，他们是从临海省来的，到我们省又要路过滨湖省，我估计，总得一个星期之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