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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衣不是母亲缝的，而是有一年到合欢山滑雪前，学生特别为我从香港买回来，深紫色的厚呢子面，长领后面用拉链连着一顶帽子，由于专供滑雪之用，所以并不太长，也不很宽松。甚至可以说穿在身上有些被包着的感觉。
在合欢山上，我不觉得毛毛衣有什么好，却在日后的旅途中，一天加深一天地爱上它。尤其是风疾雪密的隆冬，研究所下课之后，常已经是深夜了，我必须沿着一条马路，走上20多分钟去搭巴士。
铲雪车总是一大早出动，所以风雪夜走出校门，已经分不出人行走道与大马路，一片白茫茫地，像是罩上了一大块白被单。
许多人形容雪景是粉饰银妆，我想那多半是在有暖气的室内或车子里，观外面的雪。也可能是在明朗的白日，有着明朗的心情，踏雪玩雪。至于一个初到异乡的学子，喷着白烟，在深沉的夜色、袭面的北风，与不断往鼻孔里钻的密雪中，踏上归途，又不是归途；走回家门，却又不是家门时，那白皑皑，则是一种苍白与无助。
偏偏深夜的巴士特别少，常常等上40分钟，车子才来，我裹在毛毛衣里，低着头，又拉紧帽子边缘的绳带，只露出两只眼睛，静静地站着，想像自己是齐瓦哥医生流放到乌拉山，沁心的寒冷从下面的雪靴和两层毛袜间透了上来，所幸这紧紧包着我的毛毛衣，带给我十足的温暖，仿佛有一双巨臂拥着，又觉得自己是藏在一床厚厚的棉被之中，身外的风雪反而与我无关了。有一次突然被驶近的巴士惊醒，发觉自己的双脚，已经陷在半尺的雪中。而走上车，竟引来满车的目光。直到司机惊奇地问：你难道等车的时候，一动也不动？才知道头顶上也积了五、六寸的雪花。
毛毛衣已经破了袖时，塑胶制的扣子，不知为什么在干洗时消失不见了。军毯在家人来美之后，早换成了柔细的灰色毛呢料子，宽大地铺在八尺的桌面上，不再怕扎了手，或因掉灰而引得我打喷嚏。小小的画匣子，由于学校有我专用的办公室及教室橱柜，又不再接受外面邀请挥毫而很少用得着。
但是匣子还是放在画室一角，上面的锁依然明鉴，里面也一样不少。军毯铺在画柜的底层，上面睡着我异国10年的心血。至于毛毛衣，仍然挂在衣橱里，每次飘雪的天气出门，我去拿厚呢大衣时，总会看到它静静地垂着，胸中便勾起许多往事，便也似乎从它身上，获得一种鼓舞与激励，仿佛共患难的老友重逢；有笑、有泪，有感慨，也有温馨！
老农玄想
“见缝扎针”，这是母亲常用来形容我经营园子的一句话。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出来的，确实贴切极了！
只因为院子并不算大，想种的东西却多，既有年年增添的树木花果，又有每岁必耕的菜园，自然好比收入有限，孩子却接连出世的父母，不得不精打细算。
譬如一套衣服几个孩子接着穿，我种菜也是如此，算好了小白菜不怕冻，早早地播种。收成之后，再接青江莱。至于初夏青江菜也收成了，则种最持久，而能不断摘食的甘蓝。尤有甚者，是在赶档期的情况下，不等成片的青江菜苗长高，先大把地拔了煮汤，再捡那特别肥壮而体貌不凡的，种在菜田边缘，使它们充分地发展，长成特大号。空出来的地方则可以适时种“下一作”。
当然种菜的“见缝扎针”，如果只有这么简单，也便算不得功夫了，其中最高明的，还是衡量日光的本领。因院子之后既有森林而蔽东方之初日，院子另一侧又有房子，挡住了下午的阳光，这中间不过16oo平方尺的地方，虽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所能享受日光的时间毕竟有限，自然也得像那分配食粮的荒岁，算着饭量地配食。
譬如不需什么阳光的小铃兰、风信子、绣球和野紫罗兰，全种在山茱荑的下面。早春茱荑未绽，阳光直下，正好让它们风风光光地开花，而后则荫蔽着直到暮秋。
还有只要一半阳光的牡丹，则种在院子近林的蔷薇花侧，盛夏时蔷薇的枝条四蔓，正好筛下一半的阳光。
至于最需日光的黄瓜架，则高高立在院角，虽不能得到上午的十足日照，却能承受自午至晚的阳光。瓜田之前种四季豆，最高不过一尺半，不足遮掩瓜架的日光；再前方，隔着田埂种上三排青椒，再接十棵大男孩（BurpeeBig Boy Tomato）番茄，都是属于三尺左右的大个儿，凑在一起，既无鹤立鸡群，也不至于有矮子吃亏的不公平。
此外，今年我更发奇想，其实也是穷则变、变则通的困而生智，创造了可以挪动的游牧民族——草莓。把它们一棵棵移种到盆里，再衡情度势地，找那园中最有日照的地方安置，于是田埂上、水泥地上，乃至前院的车库边缘，就都能见到那鲜嫩的果实了。
这妙点子，一方面使草莓获得了足够的阳光，利用了不能种的地方，也避免了草莓贴在地上易腐和招虫子的弊端，高高地悬在花盆边，既是果实，又为点缀。岂不一举而数得？
所以每当我在园中小坐，便觉得自己十分伟大起来，想想一个只有菲薄固定收入的家长，却能把这一“大家子”照顾得个个健康，且得展所长，获得十足的造就，岂不是一种成就吗？
在这耕种的过程中，也确实可以享受做为生命主宰的感觉，那些无知的种子，若不是我撒下去，它们有几棵能萌发成长？至于我种在什么地方，它既没有发言选择的权利，更无未来自行移动的能力，从我种的那一刻，便决定了它的一生。
如果下面有块大石头，而我未察；如果那是最贫的黄土地，或没有阳光的死角，就算这种于是最好的，又如何呢？当别人在阳光中茁壮，展开如盖的青绿、开花、结果的时候，它却可能永远像侏儒一样瑟缩在角落，而后或是在怨骂声中，被拔除。或在一个寒流的夜晚，悄悄地死亡。
这样想来，我就觉得自己更伟大了，因为在桃花开的时候，我会特别去摸摸每一朵花蕊，帮助它们受孕；在紫藤攀爬时，我会帮着它们找正确的途径，将那贴在地面的升高，转进铁丝栏的拉出来，使它们不致在往后的日子，因为环境的阻碍而影响了发展。
至于百合、郁金香，这些球根的花，我更在暮秋时，为它们分家，免得在地下不断繁殖，因为挤在一起，而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
当然施肥更是不可少的，想想这样“见缝扎针”，一作接着一作，一棵连着一棵，如果没有足够的养分供应，怎么可能长得好呢？我的肥料来源从来不虞缺乏，因为一面除草，也就一面积了肥。我在院角总是挖有一个大坑，将那清除的杂草、朽叶全往里倾，倒满了，则盖上土，经常喷水，使草叶快速地分解，如此一坑一坑地替换，自然总有黑褐色的腐殖肥料供应。有时甚至直接将花果种在这些坑上，长得更是茂盛。
每当我把那些肥料洒在田间时，总是嘀嘀咕咕他说：“来！用你兄弟们的尸骨滋养你吧！”
至于将花果种在肥料坑上时，则讲：“在千人家上建立你的凯旋门吧！”
这时，似乎又觉得自己由这园中伟大的家长，一下子变成了有虐待狂的刽子手，青面撩牙地发出阴阴的冷笑。看世间的繁荣与萧条、生育与杀戮、伟大与卑微，全成为自己导演的一出戏，且沾沾自喜……。
母亲的耳机
母亲配了助听器，家里顿时安静了下来。过去总是听见她在厨房用力地关柜门，将锅盆撞击得锵锵震耳；餐桌上每当她放下碗时，大家更极力地忍耐那碗底与玻璃桌面的强力撞击。尤其使人受不了的是她推电锅，如同粉笔滑过滞塞黑板时令人汗毛耸立的锐利音响。
可是，一下子全不见了！甚至她忙碌地在厨房工作，都令人难以觉察，反倒是，当她刚配上助听器，走出医院时，第一句话就是：这里的车子怎么那样吵？
回到家，更是麻烦了！老人家开始抱怨每个人说话的声音太大，又说鹦鹉鬼叫得令她想过去把它掐死，甚至电话铃响和别人打喷嚏，都能把她吓一大跳。
于是过去唯恐铃声不够大，甚至得将无线电话放在她枕边的事情，全做了180度大转变，亲友未进门，更得早早叮嘱：别再对着老人家的耳朵猛喊。
尤其妙的是，她自己的嗓门也突然降下了一大半，过去如洪钟的声音，顿时变成了低语，好像说的都是秘密，她说不敢大声，因为怕炸了自己的耳朵。
跟着老人家便有些得意了起来，笑着警告家里每一员，以后别想再背地里说她坏话，因为连我们关着门讲话，她都可能听得见。指着自己的耳机，老人家说：“我的耳朵比你们强，可大，可小，碰到你们讲悄悄话，只要我把耳机调大声一些，就成了顺风耳！”
老人家果然厉害得有些可怕，走在街上，邻居老太太正跟媳妇聊天，我们年轻人尚且没有听见说什么，老人家却老远地搭上了话，敢情她全听到了，原来是因为过去耳朵不好时，她是半听半猜，日久几乎能从对方嘴唇的移动，来猜想内容，如今听力增进几倍；加上“看”的功夫，自然有了过人之能。
老人更发奇想了，居然要去烫发店，改那20多年未曾变过的发型，原本的巴巴头，换成垂向四周的卷发。原因是助听器虽然是植入耳壳的“隐藏式”，旁人注意，还是看得出来，老人家神气他说：
“要是用头发遮上，回大陆探亲，人家只当我是老少年，听力不让年轻人，多有面子！”
我说：“老小孩！老小孩！人年岁大了，就像小孩儿！您就算梳个马尾巴，我也不管！”
当然助听器也有缺点，就是只戴在右耳，声音即或发生在左边，她也觉得从右边传来，过去大声讲话，她的裸耳还能听见，现在右耳变得敏锐，左耳就完全没有用了。在花园里，只见她一面种菜，一边不断地转头四顾，寻找碉瞅的小鸟和鸣蝉；行在街上，后面有车驶近，老人家总是做成要躲避的样子，正如她所说：前10年，不知是怎么过的，倒没让车撞上，只是也没觉得世界这么吵。
于是我想：这世界真有这么吵吗？对于不觉得吵的人，会不会正像是母亲未戴助听器前，自己反而是噪音的最大制造者？
同样的，作画时用强烈色彩的艺术家，吃饭时要大咸大辣的老餐，只怕实际上，对色彩和味道的感觉，反而比一般人来得迟钝。至于那些一天到晚觉得生活太单调的人，恐怕不是真单调，而该怨自己体味生活情趣的能力太差。
只是身处在这个形形色色的社会中，正像耳科医生所说，是有许多困扰的，有时候前一个病人是听力障碍者，才大声他说了再见；接着进来的，却是个戴了耳机的，忘记收束自己声音，才开口，便见病人一惊，怨医生说话的声音炸耳，造成医生看病人，未开口，第一件事就是观察对方有没有戴耳机。
这样地推想，才发觉原来世人是那么不相同，我们就得以这不相同的了解，给予不相同的对待，当自己觉得别人的声音太小，而还报以较大的嗓门时，一心只以为是善待了对方，岂知却缘于自己的听力已经衰退。
写到这儿，突见老人家蹑人书房，比了个吃饭的手势，过去她总是站在楼梯口大喊一声，怎么而今有了恁大的改变。
敢情听力太好的人，只怕自己大声说话会伤了自己耳朵，竟要变成哑巴了吗？
风筝之歌
每一次看到孩子放风筝，就使我想起大学刚毕业，在成功高中教书的日子。放学之后，我沿着林森南路，穿过交通频繁的忠孝东路，再向北行，走过火车道上的高架桥，回我位于长安东路的家。
或许因为当时还没有铁路电气化，华山车站前的空地又大，每次行过高架桥，总看到许多孩子站在上面放风筝，有时候火车正轰轰地驶过，孩子反而大胆地开始松线，让小小的纸鸯，乘着那一阵火车带来的风，倏地飞上天际。
连我，也常跟着一块儿叫好，日久了，与孩子都熟念起来。
那些孩子，多半都住在铁道边的违章建筑里，贫寒的环境，使他们买不起风筝，只好自己糊，有些孩子手艺好，风筝一脱手，就能直上云霄；手艺差的，则任他牵着线，沿铁道边的小路跑上百公尺，风筝还是又扭又转地；最后栽下来。
跟他们相处近一年的日子里，最令我难忘的，倒不是放风筝这件事，而是孩子们天真的对话。记得某日傍晚，虽然天色已经沉下来，有个孩子仍然兀自站在桥头，舍不得收线，因为他的心已经随着风筝飞上了天际，他放出了有生以来，最远的一只风筝，我则是唯一陪着他的人，分享他的骄傲。
突然从巷子里闪出一个人影，尖着嗓子喊：
“这么晚了，野到哪里去了？还不回家，小心挨揍！”
孩子一下慌了，手忙脚乱地收线，却愈是心慌，手愈不听使唤，几次把线绞成一团，又几次让已收好的线溜了出去。孩子急了，虽然在阴暗的暮色中，仍然可以看到他急得泛红的双颊，他气急败坏喃喃地说：
“回家！回家！当然可以回家，可是我要回家，它（凤筝）不要回家，我怎么回得了家？是它野！不是我野，口家打它！”
孩子天真的话语，却让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人生境界。以后的日子，我先把这个故事写成了诗，又引申为哲理，放在“萤窗小语”之中，而一直到今天，每次在异国的郊野，看到孩子们放风筝，更总是把我带回那一刻：“我要回家，它不要回家，我怎么回得了家？”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只有两样玩具，一直不曾褪色。一个是我收藏成堆的香烟罐，一个是我的老鹰风筝。
香烟罐并不能算是我最喜爱的，之所以能记忆这么清楚，大概是因为搬家时全忘在旧房子里，由于心疼、吵闹而变得深刻。老鹰风筝则是我真正喜爱的东西，因为它是父亲买的，再加以组合，帮我放上天去，且将线的一头交入我的手中。
那是一个午后，想必正逢假日，父亲带我到家附近的龙安国小玩，才走出巷口，就看到天上有一只老鹰在盘旋，可以很清楚地认出头和身体，还有那抖动的翅膀。
“老鹰！老鹰！”5岁的我，大声叫着。
父亲抬头看了一阵，说：“大概不是真的，是个风筝！”
那时候似乎放风筝的人不多，最少这是我所听到的一个新名词——风筝。
我们走入龙安国小，果然操场中央，正有位老先生在放风筝，几个孩子指手画脚地围在四周。
许多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也忘了那位老先生是不是专卖风筝的，只晓得那风筝后来到了父亲手中。
对于凤筝的印象却是极深刻的，那是以细竹条编成骨架，再缝上灰色的绸子制成；绸子上还画着眼睛和羽毛的图纹。但如果仅仅是这样，还不能给人那么逼真的感觉，它妙在不但有老鹰长长的身体，而且还有个弯弯的弧度，看来就像是立体的身躯，头上更带着尖尖的啄，加上圆睁的双目，真是威风凛凛；至于翅膀，一半有着竹架的支撑，一半则任那轻绸虚挂着，放上天去，风一振，翅膀就扑扑抖动，活像是展翅翱翔的座隼。尤其神妙的是，那双翅膀居然可以装卸，不用时将翅膀抽下，只占小小的空间；要玩时，则只需将翅膀近身一侧的两支长竹片，插入身体上的插座中，就顿时成为了足有三尺宽的风筝。
往后好长一段日子，每当父亲有空，又天气晴和，我们都是伴着风筝度过的。父亲先将风筝装好，放上天空，再把线圈交到我手上。
“小心拿着，这风筝老鹰一飞上天，就成真的了！真老鹰力量可大极了！抓不紧，它就会飞不见的。”
听了这话，我的小手是抓得更紧了，只觉得长线的那一头，有着不断的震动传过来，那是一种挣扎！它想飞跑。因为凤筝老鹰的家是在天上，所以一上天，它就活了！只是为什么一落地，它的翅膀又跟身体分开，一动也不动地躺在抽屉里呢？
第一个自己做的凤筝，根本没能上得了天，才起飞，就栽到地上，岂像我那坏了的老鹰风筝，只要一只手，迎着风，轻轻地松线，自己就能展翅而去。
但我还是捡回了那只不会飞的风筝，重新绑，重新糊纸，又重新在苍茫的暮色里，冲出门去，加入那群犹未散去的小朋友中，请一个孩子抓住风筝的下端，在高喊松手时，抓着线圈猛跑。
只是依然掉了下来。
渐渐地，我做的风筝有了进步，虽然还飞不高，且猛打转，但总是飞了起来。
我把风筝拆开，将小竹条削得更平均，又拿另一支竹子撑着，量度出重心，画上记号，再把垂的那根绑上去，且斜着加上两支小竹片。由于左右力量非常平均，相信绝不会再打转了。
只是放上天，它虽不转，却仍左右摇摆个不停，我又丢了脸，直到有一天，为它装上了好几条长长的尾巴，那风筝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