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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十五个。他嘴里呻吟着，颤抖着脚跨上车，一躬身正要往车里钻，就在这时，不知从何方传来一声枪响，他随即发出一声惨叫，人便往车里倒去。几乎就在同时，后门处也响起了几枪。
一会儿，便从后门处拖来一个已昏死过去的顾而扬。他本是聪明的，打算在警方的注意力集中在大门时从后门溜出去，但聪明反被聪明误，姜雄的布置是仍留五名警探监视后门，各三名警探监视两个窗户。他一溜出去，便即中数弹，连还击的机会也没有，现在已是气息奄奄。
把这伙乌合之众全部关在警车里，姜雄带着十名手下冲进屋里搜查，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搜出长枪五支、短枪三支、子弹两箱、银元二千余、古玩珍宝字画一批，连同扔在门外窗外的枪支，全部一齐带回警局。
回到警局，顾而扬因失血过多已一命呜呼。赵刚章也已进入半昏迷状态。纪春文收过人家的钱，起了隐恻之心，下令即把他连同其他负了伤的都送去医院抢救。就在大家一片忙乱的时候，姜雄提了那个装着银元、古玩珍主的皮箱走进柴副局长的办公室，说这些赃物得由局座大人亲自处理。据说崔浩雄后来到公安局指证宫彩娜并认领自己失窃的古玩珍宝字画时，只是领回了最不值钱的那几件，得到的解释是，贼人已把其中的大部分变卖，而贼头又已身死，因此无法追回。
在姜雄一脚踹开紫东园的大门的时候，李昌海奉姜雄之命，带着十名穿警服的侦探正好来到百子里的猛虎堂。
当时堂里的所有“精英”都随赵刚章去了紫东园，只留下四个小喽罗看守堂口。这几个赌徒把大门一关，便在二楼搓麻将，正吆三喝四的兴高采烈，突然听到楼下“砰砰砰”，有人打门。
一个小喽罗低声骂一句：“哪个鬼叫，打破爷们的兴致！”边骂边把头探出窗外，向下一看，立即目瞪口呆；另一个见状，惊问：“什么事？”
“警……警察……”
大家一听，即时愣祝这时，门打得更急了。
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权，明文禁赌。公安局的警察则是扯起大元帅的这面旗子来当捞钱的手段。马路上，横街里，番摊馆、麻将馆多的是，不过你没给钱，警察也会来个“公事公办”，严格执法。于是其中一个小喽罗便低叫一声：“把牌收起来！”一边就向楼下叫：“谁？”
“查户口的！快开门！”李海昌分明已有点不耐烦了。
当年警察夜晚来查户口不是什么稀奇事。不过小喽罗还是嘴中唠叨了一句：“这是祠堂产业，有什么好查？”边说边下楼开门。
门一开，“长官”两个字还未叫出，一支枪管就已抵住他的胸口：“不准出声！”几个警员立即提着枪往楼上冲。小喽罗们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回事，自然也没有抵抗，便乖乖被擒。
接着就是翻天覆地的搜查，最后搜出长短枪各十支、子弹三箱，可惜再无别的值钱的东西，这令李海昌等人心中暗暗失望，禁不住就把气发在这四个小喽罗身上，叫他们十分冤枉地多挨了几脚。
神探姜雄这次侦破旧案，并把匪帮一网打尽，再次名动省城。但这次姜雄没有像上次“侦破金铺劫案”那样公开接受记者的采访，因而让老记们发挥出了更丰富的想象力，把他吹得更为神乎其神。姜雄任由人家说，也不出来更正。柴副局长在庆功会上赞扬他“屡破奇案，有功不居”，是“罪犯克星，警界楷模”，并破例颁发了三百个大洋的奖金。柴大人为何对自己如此褒奖并如此慷慨，只有姜雄自己心知肚明。当然他只在心中微笑，并不哼声。
这件“结党立帮，偷呃骗抢，私藏军械，开枪拒捕，扰乱治安，阴谋作乱”并死了人的大案审理了一个月，终于结案。顾而扬的门徒见师父已死，便把所有罪行都裁到顾而扬身上，最后分别被判有期徒刑五至七年。钟宁与安春收因检举同案犯，有“立功表现”，判入狱一年。张平忆等几个门徒在枪战中受了伤，狱里生活环境恶劣，医疗条件甚差，有两个最后虽逃出生天，但落得了终身残废，而张与另一个则病死狱中。
这伙青帮徒众在省城就这样“全军覆没”，一股极可能会形成的恶势力也因此而烟消云散。这些人在刑满释放后大部逃回上海老家。据说只有华平平出狱后跟在狱中时倾慕她的一个狱卒结了婚，并留在省城，日后回首往事，唏嘘不已。后来还有一伙青帮人马想在香港开山立堂。那是在五十年代初，长江下游及上海周围的资本家、官僚、地主、恶霸、流氓地痞等各式人物，除部分撤到台湾外，大都蜂拥去港，其中就有不少青帮人物。当时的香港充满殖民地色彩，跟旧上海差不多，这类人便又以为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当年有个叫李裁法的人物据说是与杜月笙是同辈份的，在香港北角开了个娱乐场，还搞过香港战后的第一届“选美”，并把由鸦片提炼成吗啡砖的技术带到香港，明里经营娱乐事业，暗里进行制毒贩毒，金钱充足，就想在港重建青帮，纠合了十多个旧上海“白相人”，妄图“开坛传道”。
当时杜月笙也在香港，蛰居在九龙尖沙咀，但他树大招风，被香港政府严密注视，且加年事已高，已没有了在上海时的所谓雄心壮志，便由这个尚在壮年的李法裁兴风作浪。
1951年初，李准备在跑马地某大宅举行“开坛盛典”，且从台湾请回两位“大”字辈的“师叔”，作为开坛时的贵宾，还在当时香港中环最大的一家酒楼订下了百桌华筵，准备大肆庆祝。岂料就在开坛前的几个小时，突然接到香港警方通知：取消一切活动。这伙人百思无策，只得服从，这“大开香堂”也就胎死腹中。事后，这伙人改变手法，在港九两地四出“传道”，但广东人对“青帮”既陌生也不感兴趣，没有什么发展。不久，这伙人在李郑村木屋区跟当地洪门堂口发生了一场流血大战，被打得一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当然，这些已是后话，不是本小说所讲的故事了。
言归正传。当年省城青帮覆灭，死的死，伤的伤，入狱的入狱；而那帮流氓地痞和猛虎堂的人，有案底的，被判了二至五年徒刑不等，没有案底的，多被判三几个月的劳教，随后释放。这伙无业流民回到社会，更没有人愿意请他们做工，生活无着，于是除外逃他乡的外，大都加入了当时已在原来猛虎堂的地盘上确立了势力的广龙堂，依仗比以前猛虎堂更为强大的恶势力，继续在社会上为非作歹。
全案审结后的一个礼拜，赵刚章在病床上挣扎了一个多月后，终于死在河南监狱医院。
案发当天晚饭后，金城就带着周青韦、何曙来到紫东园左边不远处的一间小屋里——这是他事先侦察好的，屋主是一对老年夫妇，猛地看见几个拿着枪的青年人冲进来，立即吓得目瞪口呆。
“不哼声就没你们的事。”金城把手中的枪抖了抖，说得很平静。
两位老人家已被吓得几乎昏倒，哪还敢哼声——事后也不敢对外人说，直到姜雄带着几个探员到紫东园四周民居来“了解案情——那一枪是谁打的”时，两位老人才哆嗦着嘴唇说出来，当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以后此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金城三人就靠小屋北面的窗户监视着整个紫东园，看着几十名警探如何包围，听到姜雄的高声大叫，警笛刺耳的鸣响。一直到九点，终于借助警车灯光，金城在望远镜里看到赵刚章就要跨上囚车。有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金城欲报此仇已有五六年的时间了，只因过去自己是林风平的手下，后来又是江全的手下，不便擅自妄为——但他相信定有报仇的一天；到自己当了堂主后，烦事不少，地位未稳，也不敢太过竖敌，一时间也未能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想不到现在却能抓住了一个暗杀仇人的良机。
金城立即端起了手中的长枪，瞄准，在赵刚章整个人上了车的一瞬间扣动了板机。他自信已击中目标，随即下令撤出小屋。
金城射出的这颗子弹在赵刚章的左肺叶边穿过，若当时立即加以抢救，赵本是死不了的，但姜雄搜查紫东园花去了近一个小时，而当时的医疗水平又比现在差多了，更加上赵是在监狱医院，所以他就非死不可。
赵刚章死后的当晚，《共和晚报》登出了消息：省城黑帮头子赵刚章死了。金城看完全文，把报纸轻轻放下，长舒出一口气，站起身，在房中踱了一圈。看窗外，东方夜空挂着一轮冷月，万籁俱寂。金城似有些发愣——他想起了往事。
第三十三章 闯荡广州城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中旬，广东各地连降暴雨，东江、西江、北江江水同时暴涨，终于冲决堤围，造成数十年未遇的大水灾。据史载，南海、三水、清远、高要、鹤山、四会等地共决堤八十余处，损失惨重的灾民痛失家园，死伤无算，存者纷纷外逃，很大一部分人便拥向省城。在从北面南来的这些难民潮中，走着一个毫不引人注意，身材中等，衣衫褴褛，脸有菜色的小青年，他就是金城。他倒不是因为天灾，而是由于人祸，失去了所有亲人，独自流浪，希望能到广州找条生路。
从湖南的株州步行到广东省城，路遥一千五百里。金城背着他那床烂被席，手肘里挽着个小包袱，里面放两件替换的衣服，沿途行乞，打散工，一路爬山涉水，经历了难言的苦楚，在六月下旬的某个夜晚，他与其他一些灾民一道，来到了省城北郊的黑山、响坟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广州火车站西北面一带。当时他还未足十六岁。
今天的广州火车站一带异常繁华，当年却是一片荒郊野岭。明清两代广州城的大北门在今天的解放北路与盘福路相交处，现在遗址处建有花圃，俗称“大北花圈”。当年出了大北门，便是出了广州城。城外荒郊，乃野兽出没之地。
这一夜很闷热，天上没有月色，没有星光，只有厚厚的雨云在翻滚。夜色沉沉，城门已关闭。金城与几家扶老携幼的难民一道，就在山坳处露宿。蚊虫难得在这等地方找到如此“美味”，于是成群而来，拼命地吸他们的血。正当他们蒙蒙胧胧的刚要入睡时，突然，夜空中划出几道闪电，紧接着就响起炸雷，一场瓢泼大雨骤然而至。雨水瞬间便汇成溪流，从山上奔涌而下。金城与其他难民纷纷爬起身，无处可躲，不一会儿就全被淋得湿透。
山坡上、地面上已找不到一处干爽的地方。空间响着雨水声夹杂着人们的咀咒声、孩子的啼哭声。有些已患伤病而又多天没食物进肚的灾民就在那里长眠，他们心中的怨恨跟雨水一道流入大地，尽归于土。
金城没有加入人们的呼天抢地，他默默地卷起自己所有的家当——把那双已穿了三四个洞的黑布鞋也卷进去，光着脚，迎着当面扫来的暴雨，向山上爬。乌天黑地，山路泥泞，走没几步就跌倒了。他爬起来，用手擦擦脸，继续向山上走。有一次他几乎从山上直滚下来，幸好打了两个滚后一把抓住了身旁的一棵小树……黎明前，金城终于站在山顶上。他睁大眼睛，眺望四周，除了无尽的雨幕、漆黑的天地、附近几棵稀疏的树木外，他什么也没有看见；除听到刷刷、哗哗的雨水声外，什么也没有听见。一个未足十六岁的少年孤独地站有山顶上，他心中只觉一片茫然。豆大的雨粒打在脸上，叫人觉疼，但他却没有感觉。他似乎在感受着天地间瞬息的震怒。他就这样站了几乎一个小时，雨终于停了，东方现出第一丝曙光，天地间的一切似乎正从黑暗中走出来，曙色开始变得灿烂，变得辉煌。被暴雨冲洗过后，一切都似乎显得清新。突然，金城心中似乎涌出了一种强烈的预感：广东省城，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发迹的地方！
不觉天渐大亮，金城背着自己的行装，走下山，独自从大北门进入广州城。开始的岁月，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安身立命，他感到的是相当失望，而且非常窝囊。
当时的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各地的会党、绿林、游勇等等民间反清力量正在一次又一次地显示自己推翻这个腐朽王朝的勇气和劲头；而广州城正是当年他们举事的基地和策源地之一——整个广州城在动荡中。
1894年2月，兴中会（同盟会前身）在檀香山成立，公开号召推翻满清，“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并着手训练军事人员，准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
1895年，孙中山与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经数月筹备，购得六万支新式手枪，联络并组织广东各地防营、水师、会党、绿林、游勇等，先后建立秘密机关数十处，以陆皓东制定的青天白日旗为起义旗帜，准备10月25日晚在广州举事，结果未发动而被镇压，孙中山领导之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
1900年10月，史坚如谋炸广州巡抚衙门及巡抚德寿，被捕后死难。
1903年，洪全福、谢缵泰经三年多筹备，准备在农历新年天明前广东文武百官齐集广州万寿宫行礼时起义，攻夺省城，事泄被镇压。
1907年3月，孙中山在越南河内设立领导粤、桂、滇武装起义总机关，同时派邓子瑜到广东惠州组织起义；同年6月，同盟会员刘师复在广州制炸弹，事泄被捕。
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帝国列强加紧压榨，清王朝可谓外忧内患，再加天灾人祸，老百姓灾难深重。当年的广州城随处可见从四乡拥进城来的灾民，这使金城几乎陷于绝境。进城后，他一边行乞，一边想找工做，但是，哪怕跪地乞求，还是没有人愿意请他，首先是由于他年纪小，又长期营养不良，生得瘦弱；更要命的，是他不会讲广州话，更找不到“保人”——担保他是个信得过的好孩子。
广州小商人的排外意识历来是非常浓厚的，对不会讲广州话的人几乎一律视之为“北方佬”，没有谁愿意请一个外省来的不知根底的“北方仔”。同理，当年广州近代民族工业还在雏形，尽管已有了罐头厂、火柴厂、缫丝厂、棉织厂、造纸厂、印刷厂、船舶修理厂、邮局、铁路、航运业、电话局、自来水公司等等近现代工业，但要进去做工，金城也竞争不过源源不绝地拥进来的四乡人——他们会听广州话，尽管说起来带有乡下的口音。
金城努力了很多天，靠着有时乞到的一个铜元或几文钱来维持生命，若一文钱也没有乞到，他就走进饭店去吃人家吃剩的残渣剩饭，遇上老板与伙计都是有同情心的，也就由他吃；遇上凶神恶煞的，他就被人打出门去——二十多天下来，他几乎绝望了。他不知道自己还算是“幸运”的——行乞时竟没有遇上麻烦。
当时是乞丐头子陈起凤一统省城及四乡丐帮的时候，任何一个乞丐要在省城行乞部得向当地的丐帮小头目“纳税”。
金城不知道这样的“规矩”，他“幸运”地平安行乞了二十多天，直到7月17日，他终于被丐头碰上了。
这天是农历六月十九，是佛教里的一个大节——观音菩萨得道日，城西光孝寺一大清早便拥来了数不清的善男信女，一时间，寺内寺外人山人海。山门前，卖花卖香烛的小贩分列两排，在高声兜售生意。二三十个乞丐也聚在寺门前四周，右手拿打狗棍，左手持烂钵头，在点头哈腰地向人求乞。
上一夜金城刚好在离光孝寺不远的方便医院（今市一人民医院前身）旁边的小巷里露宿，一早醒来，他便漫无目的地往城里走，正好路过光孝寺，看到游人如鲫，摩肩接踵；摊贩遍地，在高声吆喝；乞丐杂厕其中，站着的，在向行人哈腰；跪着的；在不停地叩头。不时看到有人施舍。金城尽管不知道今天是什么观音菩萨得道日，也感觉在此必能乞到三几个铜元（1900年，广东钱局开铸铜元，每枚当制钱十文，每百枚换银币一元），心中不觉一阵兴奋，立即从小包袱中取出那个伴他走过万水千山的烂钵头，站到路边，向着行人也点头哈腰起来。
果然，不到一刻钟，一个官太打扮的贵妇给了他五文钱。金城忙不迭的叫“多谢”，哪知还未高兴完，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乞丐已提着打狗棍，一脸怒气地朝他走过来。
“你这小子是从哪里来的？！”中年乞丐来到金城的面前，他比金城几乎高一个头，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个大小孩，沉声喝问，“要在这里找食，就先交一个银元！”
金城在省城混了二十多天，再加他天资聪慧，已多少能够听懂广州话的日常用语，一听，不觉一怔：“我在这里行乞，为什么要给你钱？”
“原来你是个外省仔！”中年人一听他的口音，就知道他不是广州人，连附近四乡的也不是，“这是规矩！拿来！”
“我哪有钱！”
“没有？那就把你这几文钱放下，立即滚！”中年乞丐边说边伸手就要抓金城钵里的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