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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在军校中所采取的革命斗争策略，是根据军校共产党组织处在秘密状态，各项革命活动尚未能畅通无阻的环境下制定的。军校建立以后，由于右派势力作祟，因而国共合作与反共分裂的矛盾现象自始至终交织出现在一起。只是早期以国共合作为主流，后期以反共分裂为主流。为此，军校内中共党组织在一开始就采取了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革命两手策略，以两种活动，两重身份，两个组织的灵活运用，领导共产党员在革命征途中向前挺进，既抵制了反动派对共产党活动的阻挠与破坏，也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势力的迅速发展，壮大了党的威势，极大的发挥了共产党人的作用。如聂荣臻所说：“共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上和政治工作上发挥了先锋作用”，“在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都担负了繁重的任务。”这都是共产党人的策略运用成功的结果。
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本期
刊登东征战役第一，两种活动。共产党人在军校中采用秘密与公开两种活动方式，是根据不同工作性质决定的。秘密方式是粤区委通过军委进行具体领导所采用的。周恩来曾亲自选定意义深远的“明星”二字作为粤区委军委的代号，用以向党员传达号令，布置任务，听取汇报。军校党的核心成员每当听到“明星”的呼唤，便知道是粤区委、军委的指示来了。同样，共产党员也用“君伟”代指“军委”，向党送发书面报告。在秘密书函的字里行间，还使用“本校”代指“共产党”，“少校”代指“共青团”，“民校”、“KMT”代指“国民党”，有效地避开了党外人士的耳目，准确地传达了党的信息。至于党员听报告、开大会等活动，则往往要在星期天从黄埔岛回市区才能举行。一般是干事会的核心成员回粤区军委汇报、开会，普通党员到其他地点活动、开会。由于党的活动地点常有变动，所以党内又有“革命俱乐部ABC”的命名：A是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B是指省港罢工委员会，C是指国光书店。以此作为党员确定到广州集合地的代号。至于校中突发事件的紧急通知，则只能在夜深人静或晨光曦微之时刻，零星分散的耳语相传，来去无踪。这样做，使党的活动保持秘密状态，保证了党的活动的安全发展。
公开的方式，是指著名的共产党人公开为党办事，为党宣传。如周恩来、蒋先云等，曾充当校内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共产党与蒋介石之间的沟通桥梁。他们可以随时挺身而出，商讨两党合作，解决纠纷。在第二次东征末期，蒋介石曾向周恩来提出“要将军校和军中的共产党人的名字告诉他”，周恩来则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央才能决定”为理由，婉言拒绝。军校出师北伐之后，国共两党裂痕日益扩大，蒋先云也奉命从南昌前线专程回校，以求妥善处理国共两党和黄埔同学会的纠纷。他对军校师生发表苦口婆心的演说，要求黄埔同学“无条件地团结起来”。还有一批党的积极分子，一般都既积极宣传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也积极宣传共产主义。他们公开散发党机关刊物《向导》、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等宣传品，促进党的思想的传播，反共势力对此也无可奈何。
这种公开与秘密两种活动的成功运用，曾有效地使中共党员的正常政治活动畅通无阻，指导党员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了作用，推动了军校的革命活动蓬勃发展。
第二，两重身份。军校早在筹办时期就有“全校员工师生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如黄埔一期生徐向前所说：“第一期开学第一课就填表参加国民党。”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对各级组织也曾发出“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的指示。这两者都为共产党员在军校参加国民
1925年1月，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合影，前左五是周逸群。
党铺平道路，顺利地成为国民党党员，在军校里称为“跨党党员”。他们身负两重任务：既要履行国民党员的义务，也要履行共产党员的义务。在这种特殊而又复杂的环境中，坚定的共产党员就利用双重党籍的有利条件，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加速党的势力的发展。他们根据革命需要，往往一方面以国民党员身份为国民党工作，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以共产党员身份为共产党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又采取以国民党名义为共产党工作，或以共产党名义为国民党工作，更好地扩大革命势力，加快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影响。
除具有双重党籍身份的共产党员为党工作外，还有隐藏身份的秘密共产党员，确保党的工作的正常开展。这些秘密党员一般是进入黄埔军校之前入党的，进校后，又以秘密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也有国民党党员因向往共产主义在军校中秘密地参加了共产党，成为秘密共产党员。这两种党员，都始终保持秘密党员的身份，而只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公开活动，成了“名为国民党员，实为共产党员”的特别党员。他们秘密地为党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出席联合会代表名录，黄埔军校代表有李之龙、蒋先云、贺衷寒、曾扩情。有了公开与秘密的两类党员分别为党工作，就可以在左、中、右3类师生或工作部门中取得生存和活动的空间。他们分散在军校各处，成了党的耳目和手足。为党通风报信、出谋献策，帮助党做出革命部署，进行知己知彼的战斗。可见跨党党员和秘密党员两重身份的成功运用，都积极辅助了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第三，两种组织。在军校里，国共两党的直属组织或师生群众组织曾遍布于校内各个部门进行活动，他们分别代表了左、中、右3种思想和势力，其中主要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势力，使军校逐步形成两种思想、两种势力、两个组织的对立斗争。火星社、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等敌对组织的存在和斗争，正是这个史实的反映。
火星社，是共产党在校内所领导的一个秘密革命组织，原是要求“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来推行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并为吸收党员做准备工作”。也就是说火星社是党的助手。火星社约于1924年底在广州北校场内分校成立，以“SM”为代号，另有特定的手势作为联络信号。火星社的创立和活动不到1年，社员有100多人，先后分散到各个战斗岗位中去，其中不少人成了出色的共产党员。在它存在时期，对校内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原是以黄埔师生为骨干的，国共合作的社会革命军人组织。它由校内发展到校外，经历了校内的“青年军人社”、校外的“青年军人代表会”等阶段发展而成。“青军会”成立后，最先以共产党人蒋先云为中共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常委主任（主席），国民党人贺衷寒为秘书。立会宗旨以“联合革命军人，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以求救国、救民、救自己为目的。”他们英勇无畏地表示要当“人类的牺牲者”、“革命的先锋队”。因为共产党人在会里占据领导优势，于是国民党右派视之为“赤色机关”，他们公然实行退会，另立山头，自打旗帜。这样就使“青军会”成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组织，拥有两万多革命会员，以最富有战斗性、革命性而名声大振。以黄埔军校师生为骨干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开办了自己的会刊《中国军人》杂志，会刊主笔是共产党员王一飞，主要领导者是蒋先云等一批共产党人。该刊创办于1925年初，停刊于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共出版发行了9期。
孙文主义学会，简称“孙学会”，是一个打着孙中山的旗帜，专门与“青军会”对抗，矛头直指共产党的组织。他们要求从“统一战线中开除共产党”。原“青军会”秘书贺衷寒脱离“青军会”，当了“孙学会”会长，以“戴季陶主义”为精神支柱，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共分裂活动。他们虽自命为孙中山的信徒，实际上为反对国共合作、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破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效劳，成了全国有名的反共组织。
《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图片
“青军会”与“孙学会”都以黄埔军校为基地，以黄埔师生为争取联络的主要对象，争雄斗胜。为了争取会员，扩大势力，他们各自向全国开展活动，形成了人多势重，足以左右军校和广东革命形势发展的两种政治力量。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和5月“整理党务案”先后爆发，“青军会”被迫于4月底解散，党的势力受到了削弱，一批共产党员被迫将身份公开，活动受到了限制。但是，这一时期身经战火锻炼和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激烈斗争的黄埔共产党人及其组织系统已经茁壮成长，他们懂得了运用革命组织迎击反动组织的一切挑战，有领导、有组织、有群众、有策略地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他们顽强地坚持军校革命的政治方向，不断地为维持国共合作，巩固革命统一战线，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而作出贡献。所以，在反共分裂迫于眉睫的形势下，共产党人仍千方百计促进黄埔军校的两党合作，使之在统一广东的基础上又挥戈北伐，勇当先锋，并取得胜利。共产党人也因此受到军校师生的拥戴，在政治上始终居于领先地位，这完全是黄埔共产党人运用策略的成功，和政治方针路线的正确以及英勇战斗的结果。
黄埔军校出版的部分书刊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时事逆转，黄埔军校也无可挽救地惨遭摧残。在黄埔“4·18”反共事变中，大批共产党人被无辜逮捕、枪杀，党团书记熊雄遇害牺牲，军校的一系列革命制度被取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著述在黄埔军校内一律予以查禁焚毁。幸免的共产党人被迫离散，或转入地下工作，更隐蔽而艰苦的进行斗争。早期黄埔军校以国共合作开始，以国民党右派反共分裂而告终。但是，黄埔军校共产党人所创立的一整套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工作制度及方法，却大部分为两党军队所接受，并继承了下来，其不可磨灭的功勋，是永远值得后人纪念的。
成绩斐然，军校史鉴
军校生动活泼的政治思想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全体学生的政治觉悟，明确了革命军人肩负的历史使命，激发了他们学习军事政治的热情，因而，他们能够在“每1小时吞下6小时的功课”。当时《广东前敌通信》曾报道：军校教导团的士兵，开始连什么是主义都不懂，入伍仅几天工夫便晓得“革命是被压迫的民众对统治阶级的反抗”，“革命军必须代表被压迫的民众的利益”，“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等许多革命道理。
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硕果累累。具体反映在军事斗争中，是使军校学生精神振奋，英勇善战，战绩辉煌。在行军作战中，军校师生提出：“不怕死，不怕穷，不怕冻，不怕热，不怕痛，不怕饥，不怕疲，不怕远，不怕重，不怕险”等“十不怕”的战斗口号，充分显示了革命的英雄主义气概。在第一次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战役中，同学们身先士卒，扒城先登，不知道什么生死。这种精神，正是平日政治教育的结果。
1925年2月，黄埔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淡水战役时，校军协同粤军以2000人，就把固守淡水城4000余人的敌军打败，俘敌1000余人，第一次出征就取得了以少胜多的大捷。3月27日的《商报》记载说：“初出茅庐之黄埔学生军教导团，尤出类拔萃，每攻必克，每攻必取。”“俄国加伦将军在前敌目睹学生军之奋不顾身，冲锋陷阵，视死如归之革命精神，谓比欧战时德国少年军尤超出几倍。”10月，校军参加第二次东征，在惠州战役中，打得更是勇猛顽强。惠州地势险要，设防坚固，而黄埔校军发扬孙中山提出的“以一当百”的精神，依照“不怕死”、“不怕苦”的信条，和其他各军的冲锋队一起，不到3天就拿下了惠州城。当时的外国报纸称：像这样的战役“以协约国之兵力攻之，需两星期。”恽代英曾评论说：“广州之青年革命军，令一切革命的青年诚心尊敬佩服，这为中国的前途开一新纪元。”
军校政治教育的结果，使军校大部分学生都能明白中国如何受帝国主
义列强及其工具即中国军阀的压迫，农工群众如何痛苦，以及解除压迫和痛苦的途径，并在思想上确立了国家民族为重的正确意识与本身的重大责任。军校有着爱民的严明军纪，校军“行军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
1939年国民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李默庵（前左五）、叶剑英（前左四）任正副教育长。
妇孺，喜而挤欢。鸡犬不惊，商市安定，入夜不入私家空房，则扎蓬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可谓民国以来，仅此听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在行军途中，校军对人民的爱护，更是倍加感人。如第一次东征时，“我军中有一女挑夫，因病不能前进，司财务者在前方，又无法遣回，某同志遂另雇挑夫一名，再将病者负于背上，俨于孝子负慈母。”正因为如此，革命军深受民众热爱，深得民众支持。如战争中革命军有关“输送、补给、通信、侦察等，亦获助实多，甚至农工人揭竿相助。”1926年，革命军北伐时，得到群众拥护与帮助更大。如在湖南前线，农民革命武装直接帮助革命军杀敌，工人帮助革命军运输，邮差做革命军的向导，使革命军在后方有民众实力的帮助，在前方而无后顾之忧，增加百倍地杀敌勇气，并于最短期间，消灭了反动军阀势力吴佩孚、孙传芳，取得了北伐的胜利，实现了孙中山多年未能实现的遗愿。
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大批将才，为以后人民军队的创建打下了干部基础，为人民军队一些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军校斐然的成绩在国内及世界军事史上，都是令人惊叹的。那么，在政治教育方面，它的主要办学经验是什么呢？又给今天的军校以怎样的借鉴呢？本书综合归纳为以下几点：
1．军校成功的政治教育，是军校学生快速成才，并为日后进军高级领导层打下了牢固思想基础的关键，也是军校学生最终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
有识之士皆可看出，军校政治教育是国共两党争夺未来军官、未来军队的“定音之锤”。在黄埔军校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对军校政治教育的重要性都有深刻认识，用什么思想去教育学生，关系到未来的军官成为为谁打仗、为谁流血的指挥员的大事。蒋介石一方面借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一方面又对学生强调盲目服从，宣传“忠孝仁爱”，印发《曾胡治兵语录》，供师生当教材学习。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承认孙中山根据三大政策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是与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的政治原则基本相同的，团结国民党左派，通过教授“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去阐述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启发学生的政治觉悟，使之成为坚强的革命军人。对学生们来说，接受了哪一种政治教育，对其以后成长至关重要。历史事实说明，这些学生中有的成了人民爱戴的将帅，有的成了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
2．学生组织是争夺未来军官的重要阵地。
如“火星社”的建立，目的在于扩大革命影响。“青军会”富有生气的活动，大大扩展了中国共产党在军校、军队中的影响。国民党右派也认识到了学生组织的重大作用，成立了“孙学会”。两种组织代表了两种思想、两种势力，由此决定了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当时投入了哪个阵营，这就决定和影响了他们个人一生的发展道路。
3．邀请社会名流作政治演讲，对学生成才至关重要。
红军大学教育长罗瑞卿军校所邀之人，都是社会上一些在政治、理论等方面学有见树的名流，学生通过他们这些站在时代最前沿的人，了解到了社会最新思潮的信息和动态，也就无疑使学生们站在了这些“巨人”的肩头，比社会上一般人的眼光要远一些，思想起点也就立于时代的巅峰，为毕业之后的实际工作拓宽了道路，奠定了代表时代最高水平的思想基础，这无论是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讲“戴季陶主义”或是讲孙文主义，都代表了各自阶级的最高水平。这些名流们的讲演，又促使了学生对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的认识，增强了时代责任感和自信心，对确立远大志向和世界观的形成都有着重要作用。学生对社会名流的仰慕，也调动了学生对政治教育学习的兴趣，名流的学识、气质、品格等，对军校学生以后成才率之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仅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5年授衔中，10位元帅中，陈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