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信念，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军人，为以后中共党和军队的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革命军之禁令》4．宣传革命英雄主义，倡导出师北伐。
会刊首先引导军人要划清两种英雄主义的界线。《敬告全中国兵友》（载第3期）一文，启发军人不要“一面受军阀的利用，牺牲我们的生命，一面还要讨人民的厌恨，牺牲我们的人格”，说明那种为军阀而战的英雄主义是要不得的。第5期发表了征求全国兵友答案的8个问题，诸如：我们为什么才来当兵？我们若为军阀私人的利益去拼命杀同胞，所得来的代价是什么？只有“认清了我们的仇敌是洋资本家和国内军阀”，去流血牺牲才值得，这种精神才是革命英雄主义。
在两次东征时期，该刊积极配合前线，主要刊登了东征战事。蒋先云《从前敌归来》（载第2期）文中写道：革命军的头衔，不是赠品，也不是专利品。革命军自有革命军的本色。他以亲身经历叙述了东征战况，讴歌了革命军的英雄业绩。第5期中的一首诗歌歌颂了在东江战斗中将士们的事迹，作者写道：“壮哉，头颅未掷，尚堪杀敌；伤腿何害，流血可惜！男儿之头颅，依然无恙；男儿之赤血，换得了民众的箪食壶浆。”第8期以大量的照片报道了惠州战役的真实场景，并以很大的篇幅刊载了《惠州战役日记》，从各个方面介绍了革命将士们的大无畏精神，事迹感人肺腑，激励后人奋进。
《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黄埔军校战士像革命英雄主义来自于为人民而战的理想和铁的纪律。蒋先云《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杀案报告》（载第6期）一文，歌颂了革命军在惨案中自觉保护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壮举，“决心在帝国主义未停止射击之先，我党军宁愿坐死阶下待命，不愿轻离沙基”。在作战中，营长曹石泉等革命同志壮烈牺牲，活着的革命军一直到人民群众全部撤离后，才返回驻地。“青军会”在惨案后立即做出《决议案》（载第6期）：要求政府限期收回沙面，撤退外舰。如果外人拒绝交回和不撤退，我革命军人愿以武力作为后盾，誓拼热血为外交后援。《革命军禁令》（载第2期）规定了严明的纪律，犯“强占民房，硬拉伕役”等12条款者监禁；犯“纵民殃民，强奸妇女，抢劫财物”3款者枪毙。这些纪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称赞和支持。革命军向儿童们宣传唱道：“去年的我们——也是老百姓，过几年的你们——也是革命军。”（载第3期）宣传了为人民而战和军民一致的思想。创刊号还登载了《国民革命歌》和《革命军行军歌》，黄埔军校中的绝大多数师生、学兵正是在这“打倒列强除军阀”和“愿为主义作牺牲”的豪迈歌声中，冲锋陷阵。
该刊有一幅特别引人注目的照片，这就是第2期扉页上刊印的一名国民革命军战士全副武装的肖像，充分显示了士兵在革命军中的崇高地位。因为在本刊所用的全部照片中，只有马克思和孙中山等领袖人物才享受到这一殊荣，连在当时名噪一时的蒋介石也被排斥在外。说明了会刊明显的革命倾向，体现了革命军中官兵一致、兵为军本的新思想，激励了士兵们的革命斗志。
广东统一后，“青军会”又倡导国民政府把革命运动引向全国，乘胜进军大江南北。《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的意义》（载第9期）文中提议：“我们应当特别奋斗，肃清党内不革命的分子，请求政府，出师北伐，统一中国，打倒帝国主义，那才是我们今天纪念总理的真正意义！”这一请求，代表了广大革命军人的心声。3个月后，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第4军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锋出征，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革命军夺关斩将，所向披靡。
独创性地阐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观点
《中国军人》杂志，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去观察分析社会，提出了许多对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军队建设具有重大理论贡献、开创性的思想观点。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较早地提出了争夺党的领导权问题，并付诸实践。
早年中共中央对于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认识是比较迟的。从1921年建党开始，一直到1925年初党的“四大”时才提出“领导权”问题，而对于更深一层的“争”得领导权问题，只有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血的教训面前，才有明确的认识，并付诸行动。即使在1927年6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还仍称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为“领导国民革命”的党。
作为共产党人个体来说，最早提出“领导权”和“争”的思想的是邓中夏，时间在1924年11月和1925年5月。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特别能战斗”的观点，已是1926年9月。在这一点上，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就很难能可贵，他们处于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前沿阵地，从建校初就展开了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青军会”作为党的一级外围组织，庄严地提出了争夺领导权问题。会刊创刊号公开以标语口号形式标出：“我们必须浸润无产阶级，让他们了解他们伟大的历史的使命。”说明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宣传组织无产阶级，用马列主义“浸润”他们。《国民革命与工农阶级》（载第7期）一文明确指出：“惟有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中华的国民革命惟有工农阶级是真正主力军……国民革命的成败，也就在我们能否引导工农？拆帝国主义的台？也就在我们怎样联络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决定成效！在军队中的同志们，我们是工农阶级的先锋，我们对于这一点绝对不能忽视！”从这一段文字看出，“引导”、“联络”、“绝对不能忽视”等词使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观点跃然纸上。此时是1925年11月。也就在同时的东征途中，蒋介石曾向周恩来提出把军中和军校中的共产党员以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他，遭到了周恩来的婉言拒绝。
由上即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以周恩来为首的军校共产党人在关于党的领导权问题上，的确比当时其他党的大部分领导人早行一步，高出一筹。
2．反蒋思想的先声。
从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到“中山舰事件”的发生，这两年时间可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但是，升平中潜伏着危机。国共两党通力合作虽击败“西山会议派”，而国民党新右派也正在崛起。蒋介石在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后，他结党营私，培植党羽，排除异己，曾一度在黄埔要塞炮台前竖起一面旗子，上书一个斗大的“蒋”字，满脑子是封建思想和法西斯主义的大杂烩。他视共产党人为隐患，叫嚣“怎能让老鼠咬了我的被窝”。
《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孙中山像然而，国共合作是历史所趋，蒋介石在羽毛未丰时，还得依靠共产党的力量建设军校，营筑他发家的资本。尽管有时他掩饰不住内心的仇恨，对军校共产党人刻薄对待，但他在这时还不敢对共产党翻脸。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欺骗了很多人，包括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在建校初也未识破蒋的伎俩，甚至把他看做是最革命的左派。大多数共产党人是在“中山舰事件”后，才有所醒悟，提出了一些反蒋思想。而引人注目称奇的是，在“中山舰事件”发生的一年前，即在孙中山先生刚刚逝世，这时的蒋介石可谓大权在手，正踌躇满志，《中国军人》杂志就载文大胆而又明确地提出了反蒋思想，这在当时可说是前所未有的事。无疑是一声惊雷在蒋介石正走红运的时刻炸响，对思想理论界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并为以后的反蒋斗争树立了榜样，打下了思想基础。
众所周知，蒋介石是奉曾国藩为圣贤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作为教材下发军校学生，人手一册。他还多次故弄玄虚，在请学生到他家中做客时，说他家中有“宝”，让学生们自己找出。结果找出的竟是《曾胡治兵语录》和《曾文正公家书》。可见蒋介石是如何用这些“经典”来训导青年军人的，以图把黄埔学生训练成他私人的御用工具。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更是肆无忌惮地大搞排共活动，组织起以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孙文主义学会”。军校共产党人对此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处于国共合作前沿阵地的军校共产党人，早对蒋介石的野心有所察觉，他们团结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军校政治部周围，对日渐露出杀机的国民党新右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5年4月初，第4期《中国军人》杂志发行，所载《中山去世后的青年军人》一文的署名作者赤心，就敏感地预示到：“我们青年军人，应该知道帝国主义者对于先生去世以后的进攻方略，必日益紧迫，他们原来把赤化、共产、过激这些名词，架诬我们青年军人身上。并命令其走狗军阀，实行向我们群众进攻，将来还要利用党贼，反对本党的救国主义，实行叛党，使国民党内部，顿成分裂现象。”文章最后说，其实共产、赤化这些名词，只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买办阶级，听了才害怕，我们民众听了，实在没有必要害怕。
4月底，第5期《中国军人》杂志出版发行，其中《廓清部落思想》一文，公开点名斥责曾国藩，矛头直指蒋介石，说中国军阀之盛行，在于封建落后的部落思想，而“推原部落思想之漫于一般武人之心灵中，当自亡清走狗汉奸曾国藩时开始……今日之所谓某军某军当即奉行走狗曾氏之故事，此种有害无利之思想，决不可不摧毁之！”本文是作者共产党员吴明在3月14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追悼孙中山大会上的一个讲演稿，说明在孙中山逝世之前，军校共产党人已具有反蒋思想，对蒋氏保持了一定的警惕性。
8月中旬，第6期《中国军人》杂志刊载《反共产与反革命》一文，以犀利的语言，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分子造谣中伤中国共产党的反动言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什么参加国民党组织的原因。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是自愿替国民党宣传主义，宣传政纲与党章，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并且，共产主义者也声言像现在的中国，只有帝国主义和军阀才是革命的对象。所以，也只有实行国民革命，才可挽救中国的危亡，而绝对否认现在就实行共产主义的可能。因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的革命工作与革命对象，彼此是完全相同的，因而两党的合作是完全必要的。反之，如果排斥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就不可能完成，也就违背了孙中山之遗嘱，也就便是反对孙中山，是国民党中的反革命分子。
“双十节”时，《中国军人》杂志第7期刊行，发表了一组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文章。《反共产？》一文着重阐述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对蒋介石已露端倪的反共排俄行为进行抵制，撕破他假孙文主义之名，实际反对孙中山的外衣。《革命军人与地方主义》一文直接揭露说，自民国以来，即有许多封建余孽，如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之流，利《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李之龙的文章用南北皖直奉直湘鄂川滇粤贵等军阀部落和地方观念，驱民相杀，争相雄长。而“在广东革命政府之下，也不幸有此败类，挂起部落招牌，充满部落思想”。“如果一个革命军人，还带有地方主义和部落思想的色彩，那么就谈不上是个革命军人，只可说是个封建社会里的酋长”。这些激烈的言词，显然给在黄埔岛上挂着“蒋”字帅旗招摇过市，妄图做“酋长”的蒋介石当头一棒。也就在本文发表的月底，蒋介石恼羞成怒，逼迫周恩来交出军中和校中的共产党员以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又极力主张撤换改组在军校的苏联参谋团顾问人员，阴谋未得逞后。不久，就公然逮捕共产党员，发生了“中山舰事件”。
一年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明目张胆地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国共两党合作局面破裂。中共中央在集体领导下，从血泊中彻底醒悟过来，“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至此，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统治，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
《中国军人》杂志以反蒋思想的先声，载誉史册。
3．首倡女同志军，开一代革命新风。
当大革命的洪流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之时，女子从军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在庆祝国际妇女节15周年之际，《军人与妇女》（载第3期）一文，号召中国妇女“速武装完成国民革命，以追取应得之平等自由，以洗女界之旧污，发扬女权，以追求人类最高之幸福。”文章论述了妇女在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高歌了古今中外巾帼英雄的从戎伟绩，动员中国女子在男子们已冲锋肉搏于血泊之时，赶快拿起武器，“须知权力归于最大努力者”。
该刊首倡女同志军思想，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女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广州，坚决要求参加革命军。金慧淑女士即是其中一个。她先后上书蒋介石、廖仲恺和军校政治部，并亲自到黄埔军校要求参军。她在信中写道：“若贵校不能收为正学生，情愿为旁听生，吃食服装自备，多一人听讲恐不碍事耳，一腔热血统希鉴原。”（载第6期）女同志军问题招来很多非议，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进行大肆诋毁，大叫“以满足男子性的需要，这是万万不可能的。”（1925年7月13日广州《民国日报》）李之龙《陆军军官学校招收女生问题》（载第6期）一文立即反驳道：“用侮辱男性或侮辱女性的言辞来反对军校招收女生，是为我们所不齿的。若是在女子体格上说，或是在管理不便上说，那就很值得我们来讨论。”文章用充分的说理论证了招收女生的可行性，回击了那些流言蜚语的攻击。原来并不赞成女同志军的廖仲恺在争论最后也明确表示：“只要那位女子身体强壮，真能吃得下苦，我也是同意的。”
黄埔军校政治部对女子从军问题极表同情，在校内壁报上发表了关于招收女生的提议，星期特刊发表“女同志军”专号以为宣传。《中国军人》杂志就此作了大量的介绍，极力促进女子们冲破封建纲常的束缚。
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女同志军的提议在当时并未能成为现实。但《中国军人》杂志倡导的女同志军思想，一经植根于民众，就变成了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住的社会力量。一年之后，武汉分校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向全国公开招收女生，数百名女兵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从此起，中国女兵披荆斩棘，开辟了在军事领域男女平等的崭新天地。
此外，《中国军人》杂志也存在有不足之处，如：对蒋介石勒令解散“青军会”，显得措手不及，反击无力；对廖仲恺被刺案，几乎没有什么悼念文章，等等。但该刊所做出的贡献远远大于这些缺陷，特别是对黄埔军校建设和国共两党建军在理论、思想、组织等方面所起的奠基作用已经被历史所证明。
第十二章 考辨毕业证书
黄埔军校第1期共有学生600余人，在学习期满时领取了毕业证书。但由于战火纷乱、年代久远等原因，保存下来的毕业证书现见到的仅有数张。然而，这几张同属黄埔军校第1期步兵科学生的毕业证书，却有3种完全不同的样式，不能不让人质疑。难道说这几张毕业证书有真伪之分？为此，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用３年多时间到广东、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四川、山东、北京等地，走访各地黄埔同学会及纪念馆，对当时健在的多位黄埔第1期老人和黄埔军校史研究专家进行访问，得知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结缘黄埔，由考辨毕业证书开始
1986年11月初，笔者由南京到广州，开始大学毕业实习，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我们这批同学一行18人此行的主题是采访和研究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历史。11月6日，我们踏上了位于广州市东郊黄埔区的长洲岛，参观黄埔军校旧址。那时，军校遗址纪念地还在筹备修建中，所展示的内容很简单，但展品多是原件，尤为珍贵。就是在这天的参观中，笔者看到展柜中同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的文凭却是两种样式，很是诧异。由于我们这些军校学子即将大学毕业，或许是对毕业证书有着特殊的敏感性，更由于学习的专业正是中国现代史，所以笔者对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的这两种文凭产生了疑惑。询问中，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和广州市的文史专家都未能清楚地解释其原因。
本书作者1986年11月访问黄埔军校旧址留影出于好奇和专业学习研究的需要，此后接连几天，笔者从市区又多次独自去了黄埔岛，仔细考察纪念馆中所展示和收藏的各种毕业证书。纪念馆领导和工作人员给予笔者特别的关照，将这些文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