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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大特点也表现在他对待《物种起源》这本书上。赖尔首先感到由衷高兴的是，他和虎克曾竭力说服达尔文不必再等一些时候才出版这本书；因为纵使达尔文能活到一百岁，但是要等到他把自己的那许多伟大总结所依据的一切事实都准备好了之后再来出版，那么这种时机大概是永远不会到来的。接着赖尔称赞了这本书的形式。他说：“在许多页中都光辉地表现出严密的推理和一连串的论证；内容高度的集中，对于尚未入门的人来说，也许集中得有点儿过分了……”。
因此赖尔认为，需要很快出版一个新的版本，为阅读方便起见，他认为最好能再增加一些例子来说明那些抽象的原理。但这只是为了便于阅读，因为就证据所具有的力量而言，这些例子并不能补充多少新的东西，因为，赖尔认为，即使是现在，达尔文的证据也已经是足够有力的了，因此，如果承认达尔文的基本思想，如果“对他作一点让步的话，那么就应当接受他的一切……”。
但是赖尔并不只是真心诚意地赞扬这本书，他还向达尔文提出了一系列的异议、意见和困惑莫解的问题。
例如，他认为达尔文把眼睛这样完善的器官用来举例是不妥当的。这个例子或者应该加以发展，提出一些更详细的证据说明眼睛是逐渐进化的，或者把这个例子完全删去。接着他认为达尔文对自己的前辈——拉马克和若夫鲁亚，圣伊勒尔——太不重视了。他指出：“最卓越的博物学家们都不同意关于形态的可变性”的观点。他问达尔文，为了说明低等动物和高等完善动物同等并存，是否可以从他的理论中得出应该存在“单细胞生物”的自然发生这一结论呢？最后，成为赖尔接受达尔文理论的主要障碍是他对人的动物起源表示怀疑，他接受不了人和猿有种属关系的思想。赖尔力求从达尔文那里知道，他是否会让步，是否会假设在人的起源方面一定有创造力量的特别干预。达尔文回答他说：“要是有人使我相信我必须对自然选择的理论作这样一些补充，那我就会象抛弃无用的垃圾那样把这个理论抛弃。”
达尔文向赖尔解释说，他认为，智力和身体上的能力一样，都是通过选择逐步发展和进化的，或者可能是通过锻炼和改善，靠遗传而逐步固定下来。达尔文再次重复说：“如果自然选择的理论要求在进化的任何一个阶段上加入一个‘神圣的东西’的话，那我认为这个理论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的确，这里不可能有妥协：要么承认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按“自然法则”进行的，要么承认一切都是受“最高的智能”、“创造者”等影响而起作用的。因此达尔文写信给赖尔说：“我想您将被迫拒绝一切，要不就承认一切”，但是达尔文清楚地知道，承认一切对赖尔来说是异常困难的，因此他预料赖尔更倾向于采取前一种态度。
关于“单细胞生物”的创造问题，达尔文的答复是，对于自然选择的理论来说，这是个多余的和毫无根据的假说，因为这个理论不包括生物进步的必然趋势的思想。
赫胥黎的预感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所有拥护物种不变论的人都开始激动起来。那些盲目相信莫伊谢也夫的世界创造说的人都不满起来，那些向人们宣扬关于在生物身上体现着一种抽象思想的自然哲学家们也不满起来，所有承认超感觉的形而上学的原理（这种原理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创造了生物）并宣扬所谓的“终极原因”（即创造这些生物的目的）的人都不满意。但是使人们感到更为不满的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仅仅用一句话所涉及倒的问题的一个方面。这句话是：“大量光明将投射在人类的起源和他们的历史上”。在哥白尼时代，要人们放弃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一观点是不可能的，同样，现在要人们放弃人在生物中处于完全“特殊的”地位这一习惯的看法也是不可思议的。乌莫夫教授在他发表于《纪念达尔文文集》中的一篇文章中说：“无论是在我们这里还是在西方，在那些非专家的人中间，都有一些反对达尔文学说的人，在这些人的感情中甚至现在也还是屈辱感占着上风，他们感到屈辱的是人不是通过奇迹从地球上产生的，而是来自猿或来自和猿同一个祖先。”
植物学家华生称达尔文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科学革命家，他在给达尔文的一封信中也指出了这种感情。他说：“关于猩猩和人类之间的连锁中断，您给我的答复正是我所预料的。用自然现象所作的这种解释确实是我以前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和人差不多的最初的人种，同自己的堂兄弟（即近似人的人）发生了直接的、歼灭性的战争。这样就造成了连锁的中断，以后这种中断日益扩大，以至达到现在这样大的规模。这种意见，加上您的动物生命年表，将使许多人的思想大为震动！”
刊登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英国科学协会会报》中的一篇对达尔文这本书的书评则初露端倪。值得注意的是评论者认为书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人的起源问题。书评中说：“在迪斯累里写的一篇出色的中篇小说中，列季·康斯坦察·罗乌里认为可以相信人来源于猿猴。《创造的痕迹》一书中也暗示过的这种有趣的想法经达尔文先生深入研究之后，变成了某种确实可信的东西。从他的观点来看，人是昨天出现的，明天又将消逝。我们不是长生不灭的，我们只是一时的，或者说，是‘偶然的’。”
书评的作者在叙述自然选择理论时，把自己的批评归结如下：“由于通过对少数相当远的祖先进行自然选择而产生的变化所形成的起源理论有一定的朴素成分……白菜可能是最早的植物，而鱼则可能是最早的动物。最早的动物也可能是鲸鱼。那么我们在单独的创造行为中需要的是什么呢？……如果说猿猴变成了人，那么人又将变成什么呢？”评论者用他从达尔文那里找来的一些异议，如地质记录的不完全，缺乏中间环节，整批整批的物种在某些地质层中的突然出现等等来反对进化理论。的确，评论者认为，达尔文即使在阐明这些事实时也是在为自己辩护的。但是，评论者说，在这样对待事实的情况下，“理论可以承认您所希望承认的任何形式”。
书评最后抨击说：“达尔文先生对得到年高德邵的科学家的赞许并未抱多大希望，他主要寄希望于青年，正如他曾经说的，寄希望于摆脱了枷锁的人……对我们来说，只要补充说，无论是这本书，还是它的作者，或者是书中谈的事物，完全是普普通通的就足够了。这本书是值得注意的，而且我们也不怀疑，它应该受到注意。有学问的博物学家们将根据作者本身的情况来研究作者，而这里，我们想象，为使这一理论彻底存在下去，必将发生一场严酷的斗争。神学家们说（他们也有权洗耳恭听），创立复杂的、把神排除在重复的创造行为之外的理论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承认，新的物种是由上帝的创造力量创造的呢？为什么对不必要的非直接行为不进行直接的干预而要使用进化法则呢？我们在向读者介绍作者及其著作之后，应该把他交给圣学院、大学院、教室和博物院去摆布才是。”
关于这篇书评达尔文写信给虎克说：“他把不朽的问题也扯了进来，并用这种手法唆使那些僧侣们来攻击我，让他们来折磨我，这种手法是卑鄙的。诚然，他不是要烧死我，但是他却准备好了干柴，并告诉那些黑色的骗子们怎样可以捉到我。”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对唯物主义和“堕落了的智力”，即对达尔文的无神论的这类攻击，不是刊登在神学杂志上，而是刊登在自然科学杂志上。
地质学家塞治威克的批评，语气特别尖锐，令人不能容忍。他过去某个时候曾经是达尔文的老师，达尔文在作环球旅行之前曾和他一起进行过地质考察。
这篇文章的语气充满了愤恨、嫉妒和讽刺，因此达尔文在给爱沙·葛雷的信中提到“可怜的老塞治威克对《物种起源》发出的狂怒”时说：“我永远不能相信宗教裁判者会是一个好人；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一个人可以火烧另一个人，同时又可以有一颗象塞治威克那种又慈善又高贵的心。”
英国所有的报章杂志都开始谈论达尔文的这本书，持敌对态度的文章越来越多。
然而在很有影响的《泰晤士报》上却刊载了一篇未署名的非常精彩的文章，对《物种起源》这本书作了高度的评价。达尔文根据这篇文章独特的风格，立即猜到了它是赫胥黎写的，虽然他也知道，赫胥黎并不是这家报纸的撰稿人。这篇文章的作者建议人们不要只停留在那些正统的观点上，因为根据这种观点来看，有机界是“创造者的命令的直接产物，因此它应该完全被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
相反，他坚定地认为，对于物种起源的理论应当由那些经常研究涉及这一理论的事实的人来评判，因此，内行的人应该对这些事实作出自己的评价。关于达尔文的理论，这位评论者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极其巧妙的假说，它使我们能够对生物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方面所存在的许多非常明显的奇怪现象作出解释；我们认为，可以肯定无疑的是，这一假说同生命和机体的主要现象并不矛盾。”接着，文章的作者建议（人们从这个建议中立即就能认出赫胥黎来）《物种起源》一书的读者们要采取歌德的“积极怀疑”的态度。“这种怀疑态度是高度热爱真理的表现，它既不停留在怀疑上，也不屈从于不合理的信仰”。
最后，作者针对塞治威克的看法以及他那“肥皂泡”①的说法，以肯定的口气说道：“达尔文厌恶抽象的推论，正如自然厌恶真空一样。他对现例和前例的热烈追求正如一个依据宪法行事的律师一样，并且他所提出的一切原理都是可以用观察和实验来证实的。他让我们跟着他走的那条路并不是一条用空想的蜘蛛网构成的虚路，而是由事实筑成的一座坚固而宽广的桥。在任何情况下，这座桥都将使我们安全地越过我们在知识上遇到的许多鸿沟，并将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领域中去：那里没有虽然迷人但却不能生育的处女们（即终极原因）所设置的罗网，而对于那些终极原因，一些大权威曾经认真地告诫我们，要我们加以防范。”
①塞治威克把自然选择理论说成是“肥皂泡”。
达尔文极为满意地读完了这篇文章，然后写信给赫胥黎说：“亲爱的赫胥黎！昨天晚上，当我看完前天的《泰晤士报》时，我十分惊奇地发现了一篇关于我那本书的卓越论文和评论。作者能是谁呢？我对此十分关心。文中对我的赞扬使我十分赞动，不过我还没有自负到认为我完全可以当之无愧的程度。作者是一位在文学上很有修养的人，对英语也很精通。他非常仔细地读了我的那本书；但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看来他也是一位严肃的博物学家。他知道我那本关于蔓足目的书，并且给予了过高的评价。最后，他的文笔和思想都是非常有力而清晰的，更难得的是，在他的文章中洋溢着最使人感到愉快的才智。其中有些地方使我们从内心里感到好笑……作者能是谁呢？我敢十分肯定地讲，在英国只有一个人能写这篇文章，这个人就是您。不过我又揣想我弄错了，也许还有某个大天才没有被发现哩。您怎么能够说服‘奥林普山的丘比德’（即《泰晤士报》），使他拿出三栏半的版面来刊载纯科学性的文章呢？那些老古董们会以为世界被翻转过来了……他（评论的作者）摆脱了普通的宗教偏见，并把这样的观点介绍到《泰晤士报》上去，我认为能作到这些是了不起的，这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即使是完全离开简单的物种问题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您认识这位作者，请千万告诉我他是谁。”
这篇评论是这样产生的：《泰晤士报》的记者鲁克斯收到一本《物种起源》，请他加以评论。鲁克斯是一位优秀的新闻记者，但是，据赫胥黎说，在自然科学方面他却象婴儿一样的纯朴无知，因此他很为难。有人建议他去找赫胥黎帮忙，于是他们商定，由赫胥黎写一篇书评，而鲁克斯则加几句开场白。结果这样做了，双方都很满意。毫无疑问，书评刊登在信中称之为“奥林普山的丘比德”的报纸上，这对于提高这本书的声望起了巨大的作用。
不过这篇充满好意的书评只是一个侥幸的例外。而当时出现的对这本书充满敌意的文章则是大量的。
对于那些直截了当的恶毒攻击和侮辱性的表示，达尔文能够泰然处之，宽大为怀。但是一些评论者和批评者随心所欲地歪曲达尔文的思想和学说（如赫胥黎所时常预言的那样），这却使他大为恼火。很少有一种学说能比得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过去和现在所受到的那样的歪曲。
批评者们对达尔文的著作抱着这样一种“卑鄙态度”，他们根本不想知道达尔文要说的话，他们对达尔文的思想进行种种歪曲，这一切使达尔文越来越苦恼。他于一八六○年六月给赖尔的信中说，他担心所有这种反复不断的攻击会使那些纷纷前来“向他请教的人”从此止步，其中许多人也可能向后转。这个期间他在给虎克的信中忧郁地表示怀疑，他能否把自己的思想解释清楚，因为他这本书的评论者们根本不懂得他的论断过程。他说：“我开始认为我自己是完全错了，我成了一个最愚蠢的人，但是我还不能使自己相信，难道赖尔、您、赫胥黎、卡本德、爱沙·葛雷和华生等人也都是蠢才吗……不管怎样，时间会说明一切，而且只有时间”。
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至于有关这一问题的意见的进展，我清楚地看到它是极端缓慢的，差不多同物种变化一样的慢。那些暴风雨般的敌对意见正使我变得衰弱起来，我未必还能再有所作为了”。
就在达尔文情绪最低落的时刻，赫胥黎又给了他以意想不到的帮助，达尔文开玩笑地称赫胥黎是“我的总代理人”。
赫胥黎没有白白地磨利自己的“爪和牙”。
一八六○年六月“英国科学协会”在牛津召开会议。大家都在谈论《物种起源》。六月二十一日牛津的道宾尼博士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论植物性别的终极原因兼论达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主席请赫胥黎发表意见，但赫胥黎拒绝了，理由是“大部分听众过于感情用事，这会影响他们进行有理智的判断，所以不可能在他们面前展开科学讨论。”奥温表示愿意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考察这个问题。他相信有些事实能够使公众断定达尔文的学说正确到什么程度。他认为，大腥腥的脑结构就属于这类事实。他认为，大腥腥的脑同人脑的差异当然比大腥腥的脑同最低等的猕猴的脑的差异要大。
曾经研究过类人猿的脑结构并得出了完全不同结论的赫胥黎，对此发表了如下的意见：“我要直接而明确地反驳奥温先生的这种论断。我的行动方式虽然不同寻常，但看来是必要的。我将在别的某个场合来证实这一点”。后来赫胥黎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赫胥黎认为，当在场的广大公众对科学问题都是些门外汉时，这种场合就不是进行科学争论的场所。因此，无论是他还是虎克，当他们听说在“英国科学协会”的会议上英国的芝威柏特将作一个报告，题目是《论欧洲的智力发展兼论达尔文先生的观点》，以及牛津的主教韦勃甫司准备“摧毁”达尔文的无神论学说时，他们都不打算出席这次会议，但是赫胥黎偶然遇到了《创造的痕迹》一书的作者詹博思，他请求赫胥黎一定要去参加会议，“不要抛弃我们”，虽然这个“我们”有点取悦于赫胥黎，但赫胥黎却答应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虎克。
韦勃甫司是牛津的主教，数学家，他对自然史了解甚少，但是，正如达尔文的朋友们所听到的那样，他却被奥温“塞满”了许多反对达尔文的东西。作为宗教界的发言人，他还是很有威望的。因此，当他准备“消灭”达尔文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都来参加会议，其中有许多宗教界的人士和女士。
共有七千多人。
这里我不来详细描述这次著名的会议，我请求读者去看一下前面指出的我的那本书。韦勃甫司的演说很吸引人，演说中充满了对达尔文的冷嘲热讽，博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