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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书-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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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其实都是一堆愚钝平庸之士,因为他们根本不读普鲁斯特,不晓得阿尔贝蒂娜,也不知道老记者读过普鲁斯特,更没想过他本人既是普鲁斯特又是阿尔贝蒂娜。
故事最令人惊异的地方,不在于老记者以为自己是一本小说的主人翁或是它的作者,因为毕竟,任何一个土耳其人,只要迷上了哪一本国内同胞还没读过的西方经典,不用多久后,都会全心全意地开始相信自己不仅爱看这本书,甚至根本一手写成了这本书。到头来他对周围的人越来越不屑,不单是因为他们没读过那本书,更由于他们写不出和他一样有水平的书。所以,最让人惊讶的并不是老记者长久以来自以为是普鲁斯特或阿尔贝蒂娜,而是没想到有一天,他竟把多年来深藏于心的秘密透露给了一位年轻专栏作家。
或许是因为老记者对年轻专栏作家有一份特殊的情愫,所以才会向他吐露心事。这位年轻人拥有一种神似普鲁斯特和阿尔贝蒂娜的美:他的上唇冒出新生的短髭,体格健壮优美,臀部结实、睫毛密而长,此外,如同普鲁斯特和阿尔贝蒂娜,他的肤色黝黑,身材略矮,丝般柔滑的皮肤泛着巴基斯坦人的古铜光泽。不过,相似点仅止于此。这位年轻俊美的专栏作家对于欧洲文学的品味,只限于法国小说家保罗·科克和意大利作家比提葛利,第一次听见老记者的暗恋故事时,他的反应是哈哈大笑,接着他宣布要把这则趣闻写进自己的一篇专栏里。
老记者这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他恳求年轻俊美的同事忘记这一切,可是对方充耳不闻,只是继续笑个不停。老记者回到家后,马上明白自己的整个世界已然瓦解:置身于空荡寂寥的房间里,他再也想像不出普鲁斯特的妒意、他与阿尔贝蒂娜相聚的时光,甚至是阿尔贝蒂娜后来的去向。全伊斯坦布尔只有他呼吸到并赖以维生的神奇爱情,他惟一能够感到骄傲、无人能玷污的圣洁爱情,很快地,将会在成千上万个愚蠢的读者中,被人粗鄙地传诵,这就好像强暴了他多年来奉为神祇的阿尔贝蒂娜。老记者好想去死。想到阿尔贝蒂娜的名字——那美丽的名字,那亲爱的阿尔贝蒂娜,他的深情挚爱,她的移情别恋可以让他嫉妒而死,她的离去使他憔悴绝望,而第一次见到她骑着脚踏车驶在巴尔贝克的景象,则叫他一辈子无法忘怀——将会被印在一张张报纸上,流落到一群愚蠢的读者手中。这些人除了前总理的盗窃案件和最新广播节目的错误声明之外,从来没读过任何东西,他们将把报纸拿来铺在垃圾筒下面,或是拿来垫尚未清肠去鳞的鱼。


15雪夜里的爱情故事(7)
就因为想到这一点,他才鼓起勇气,下定决心打电话给那位有着丝缎皮肤和新生短髭的专栏作家,向他解释,惟有他一个人能够体会如此特别而无可救药的爱情,如此的人性情感,他那卑微而没有止境的妒意。他乞求专栏作家,永远别在他的任何一篇专栏中提及普鲁斯特或阿尔贝蒂娜。“更何况,”他又加强补充道,“你甚至没读过马塞尔·普鲁斯特的经典!”“谁的什么经典?”年轻人问,他早已把这件事以及老记者的迷恋忘得一干二净。于是老人又重述了一遍他的故事,而这位漫不经心的年轻专栏作家再一次爆出大笑,兴高采烈地说对啊,对啊,他非得把这则故事写出来不可。或许他甚至觉得老头儿实际上的确想要张扬这个题材。他便提笔写下这则故事。在这篇有点像短篇小说的专栏里,对于老记者的描述就像是你们之前听到的:一个可怜、孤单的伊斯坦布尔老人,爱上了一本西方的奇异小说,幻想自己既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其中的主人翁。故事中的老记者也和现实中的老记者一样,养了一只虎斑猫。故事中的老记者也同样因为看到自己在一篇报纸专栏中受尽嘲讽,而震惊不已。在这则故事中的故事里,老记者也是在看到阿尔贝蒂娜和普鲁斯特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之后,而想要去死。在老记者最后几个忧郁夜晚的噩梦中,那出现于一层又一层故事中的孤独记者、阿尔贝蒂娜和普鲁斯特,不断重复跌入那无止境、一个又一个的无底深井。每每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时,老记者再也无法感受到那份无人知晓的爱情喜悦。残酷的专栏刊出后过了三天,人们破门进入他的房间,发现老记者已经在睡梦中平静地死去,是那座不肯散发出半点热气的炉子所漏出的煤烟,使他窒息而亡。虎斑猫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但终究鼓不起勇气去啃食它的主人。
尽管内容悲伤,但这故事牢牢吸引了听众,使得大家情绪高昂了起来。有几个人,包括几位外国记者,从椅子上起身,随着不知哪里传来的收音机音乐,和女孩们跳起舞来,就这样又笑又闹,直到酒吧打烊。


16我必须做自己(1)
如果你想要开心,或忧愁,或悔恨,或沉思,或谦恭有礼,你只需表演出这些情绪的姿势就够了。——派翠西亚·海史密斯《天才雷普利》
曾经有一度,我想起二十六年前某个冬夜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一段灵魂出窍的经验,并在几篇专栏中略有提及。那大概是十或十二年前的事,确切的时间不记得了(这阵子我的记忆耗损得严重,而我手边的“秘密数据库”不幸又无法提供查阅),总之,写了这个题材之后,我收到一大堆读者来信。大部分的读者都很不高兴我写的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专栏(为什么我不讨论国家议题,为什么我不描述雨中的伊斯坦布尔街道的哀愁),但其中有一位读者在信中说,他“直觉感到”我和他对一个“极重要的主题”有着相同的看法。他说他将很快来拜访我,询问我一些“独特”而“深沉”的议题,他相信,对于这些疑问我们意见相符。
一天下午正当我准备回信打发掉这位读者时,他却真的出现了——是一位理发师,这点已经够怪了。由于我没有时间跟他聊,而且我心想这位理发师一定会滔滔不绝地讲他个人的苦恼,缠着我不放,抱怨我在专栏里没有多提到他无穷无尽的烦忧。为了甩掉他,我叫他改天再来。他提醒我,他在信中早已预告过会来,更何况他也没有时间“改天再来”。他只有两个问题,都是我可以当场回答的。理发师如此开门见山地切入主题,正合我意,于是我便请他有话直说。
“你会不会觉得做自己很难?”
几个人围到了我桌边看热闹,期待有什么笑话可看——仿佛在等着一场好戏上演,可以作为日后茶余饭后的笑料。其中包括一些由我领入行的年轻后辈,还有肥胖聒噪的足球新闻特约记者。因此,面对这个冲着我来的问题,我依照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众人期待我会有的反应,露了一手我的“机智妙语”作为回答。然而理发师却把我的讥讽当成是我真正的答案,听完之后,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一个人有办法只做自己吗?”
这一回,他问话的口气好像是在替别人发问,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显然他早已把问题准备好,背了下来。这时,我第一个笑话的效果仍弥漫在空中,其他人听到了欢乐的气氛,也围了上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比准确地丢出第二个笑话还要自然不过的呢?难道要针对人类存在的本质问题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吗?更何况,第二个笑话将能强化第一个的效果,把整件事变成一个精彩故事,让众人记忆深刻,津津乐道。破解问题的第二个笑话出口之后——我现在记不得内容了——理发师说:“我就知道!”接着转身离去。
由于我们土耳其人只欣赏带有暗讽或暗贬意味的双关语,因此我毫不在意理发师的敏感脆弱。我甚至有点鄙视他,就好像我看不起某一位在公共厕所认出你们专栏作家的读者,他一面提起裤裆,一面兴冲冲地询问敝人有关生命的意义,或者我信不信真主。
然而随着时间过去……读者如果看到这句没说完的句子,误以为我对自己的无礼心生悔意(以为理发师这悬而未决的问题困扰着我,甚或有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他,醒来之后满心罪恶感),那么你们显然还不了解我。我根本再也没想起这位理发师,除了一次。即便那一次,我的思绪也不是因他而起。闪进我脑海的是多年前我就曾经思考过的一连串概念。事实上,一开始它几乎称不上是一个概念,更像是从小到大一直在我脑中萦绕不去的一段旋律,突然蹦进了我的耳中——不,像是从我的灵魂深处跳出来的:“我必须做自己。我必须做自己。我必须做自己。”
经历了与人群相处,周旋于亲戚和同事之间的一整天,在一天结束之后半夜上床就寝前,我来到另一个房间,往旧扶手椅上坐下,双脚搁在矮凳上,瞪着天花板抽烟。整天下来我所听见的嘈杂人声,各种噪音纷扰,全部汇集成一股单一的音调,在我脑中不断地回响,仿佛一阵烦人的剧烈头痛,甚至是一阵酸涩的牙痛。这时,我不能称之为“概念”的旧日旋律便开始浮现,像是一段——怎么说呢——反调,对抗着那段嘈杂的回响。为了把我隔绝在鼎沸人声之外,它指引我一条路,让我体悟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的平静、我的快乐,甚至是我自己的气味:“你必须做自己。你必须做自己。你必须做自己。”
就是在那个深夜我才明白,我多么庆幸自己能够独居于此,远离所有的人群,以及“他们”(星期五讲道的阿訇、老师、我姑姑、我父亲、政客,所有的人)视为“生活”的那一团恶心烂泥——他们期望我能沉溺其中,期望我们所有人都沉溺其中。我如此庆幸能够漫游于我自己的梦境花园,而不是跨入他们平淡无味的故事。我甚至怜爱地望着我的可怜双腿,从扶手椅伸直到矮凳上;我容忍地检视我丑陋的手,夹着香烟,来回送往我朝着天花板吞云吐雾的嘴边。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我终于能够做我自己!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我终于能够爱这个身为自己的我!如此的感觉,比那个乡下匹夫,沿着清真寺的石墙行走,嘴里重复着同样字眼的坚忍毅力,还要强烈得多;比那位老乘客,坐在飞驰的火车里数着窗外电线杆的全神贯注,还要浓稠得多。如此的感觉,转化成为一种蕴含愤怒与不耐的力量,不止包围了我,同时吞没了眼前这个悲哀的旧房间——笼罩了整个“真实世界”。我并非只是喃喃背诵“我必须做自己”的旋律,而是在这股力量的驱迫下,带着怒气反复吐出这些字眼。


16我必须做自己(2)
我必须做自己,我重复念着,我无须去在乎他们,他们的声音、气味、欲望、他们的爱与恨。倘若我不能做自己,我将成为他们要我做的人,而我无法忍受他们要我做的那种人。我心想,与其成为他们要我做的讨厌家伙,我宁可哪种人都不做,或者不要做人。
年轻的时候,当我去叔叔婶婶家做客时,我变成人们眼中那个人——“干记者这行,真可惜,不过他很上进,假使继续这么努力,说不定有朝一日会成功。”为了摆脱这个身份而努力工作多年后,当成年的我再度跨进公寓大楼时——如今我父亲和他的新太太也搬了进来——我成为那个“辛苦多年终于小有成就”的人。更糟的是,我看不出自己还有可能拥有别种身份,只能让这个我不喜欢的家伙像一层丑陋的皮肤紧贴着我的肉身,不消多久,我便愕然发现自己说着这个家伙的语言,而非我自己的话。晚上回到家后,我会自我折磨地提醒自己,今天我嘴里吐出的是我讨厌的家伙的话,像是这些陈腐的句子:“我本星期的长篇论文中触及到这个议题”、“在我最新的周日专栏中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下星期二我将会在文章中探究这件事”。我把这些话语在脑中一再重复,直到让自己陷入无尽的沮丧深渊——直到这时,我才能够稍微接近我自己。
我的一辈子充满了这种恐怖的回忆。我坐在扶手椅中伸直双腿,回想着那一次次身不由己的经验,好让自己更陶醉于此时全然自我的状态。
我回忆起:只因为“军中同胞”在我入伍当兵的第一天,就已经认定我是哪种人,从此在我整段军旅生涯中,我一直扮演着“一个在任何危急情况下都能谈天说地的人”。以前我常去看一些二流电影——不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只是想独自坐在黑暗里——那时,每当中场的五分钟休息时间,混在一群无所事事站着抽烟的人群中,我曾想像他们眼中的我看起来一定像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有为青年”,为了这个缘故,我记得我会故意表现成“一个心不在焉、满脑子深沉而神圣思想的年轻人”。过去那段计划军事政变的日子,我们认真地梦想着未来能成为国家的舵手,我记得当年的我行为举止就像一个爱国青年,深爱自己的同胞,以至于夜里辗转难眠,惟恐政变延宕而拖长了人民的痛苦。我回想起在我以前经常流连的妓院里,我假装自己是个失恋的伤心人,不久前才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原因是妓女们通常都会特别照顾这类男人。行经警察局时(要是我没来得及察觉而赶紧走到对街),我会试着表现出一个平凡好市民的模样。在奶奶家玩宾果时,我会装成好像玩得很开心,虽然我之所以去那里只是因为我没有勇气一个人过除夕夜。我记得,当我跟美丽的女人聊天时,我会把自己隐藏起来,假装我是一个脑子里只想着婚姻和责任的男人(假定那是她们想要的),要不然我就是一个成天忧国忧民没时间想儿女私情的人,或者是一个敏感的浪子,受够了这片土地上普遍缺乏的体恤和同情,或者,俗气一点来说,我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诗人。最后(是的,到了最后),我想起当我每两个月去一次理发师那里时,我都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演员,扮演着我所有身份总和的一个角色。
事实上,我去理发师那里是为了放松(当然,是另一位理发师,不是最开始来找我的那位)。然而,当理发师和我一起看着镜子时,我们看见的,除了即将要剪掉的头发外,是长着头发的这颗头、肩膀和躯干。当下我感觉到眼前镜子里坐在椅子上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别人。这颗被理发师捧在手里一边问“前面要剪多少?”的脑袋、支撑着脑袋的脖子、肩膀以及躯干,都不是我的,而是属于专栏作家耶拉先生。我与这个人毫无关联!事实如此明显,我以为理发师会注意到,但他却似乎没有察觉。不仅如此,仿佛要强迫我接受我不是我而是“那个专栏作家”的事实,他问了我许多一般专栏作家会被问到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战争爆发,我们能够痛宰希腊吗?”,“总理的老婆真的是个荡妇吗?”,“蔬菜商必须为物价上涨负责吗?”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神秘力量阻止我亲自回答这些问题,反倒是镜子里那位让我看得目瞪口呆的专栏作家,以他一贯的卖弄架子絮絮叨叨地替我回答了:“大家都希望和平。”或者,“这么说吧,就算把某些人吊死了,物价也不会下降。”
我厌恶这位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专栏作家,不懂装懂,还自以为了不起地承认应该要接受自己的不足与过人之处。甚至我也厌恶这位理发师,他每问一个问题,就迫使我变得更像“专栏作家耶拉”……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我回忆着不愉快的过去时,我想起了另一位理发师,那位走进新闻编辑室提出奇怪问题的理发师。
夜半时分,我坐在这张让我恢复了自我的扶手椅里,双腿伸到矮凳上,倾听着勾起我不愉快回忆的旧旋律中的新愤怒,我告诉自己:“是的,理发师先生,人们不允许一个人做自己。人们不让他这么做。人们绝不准。”我用与旧旋律相同的节奏和愤怒说出这句话,但这些字句却只让我陷入我所渴望的更深的宁静。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一种秩序,在之前的专栏中我曾经提及,而我最忠实的读者也必然能洞悉。那是某种意义,甚至我可以说是一种“神秘的对称”,存在于这整个故事里:通过某位理发师而回忆起另一位理发师造访报社的经过。它是一个象征,暗示着我的未来:经历了漫长的一天后,夜里,一个男人独自坐在他的扶手椅中,做他自己,就好像一个旅行者,在经历了漫长而崎岖的旅程后,终于回到了家。


17记得我吗(1)
每当我回首旧日,重温过往,我仿佛总会看见一群人漫步于黑暗中。——艾哈迈德·拉西姆
走出酒馆后,说故事的人群并没有散去,而是围在附近,站在间歇飘落的雪花中,彼此对视,期待有人提议接下来的另一场娱乐。众人就这样钉在原地,好像刚才目睹了一场火灾或街头枪战,此时不忍离去,免得错过接下来的好戏。“不过那个地方不是对每个人都开放的,易斯肯德先生。”秃头的家伙说,他已经戴上了一顶颇大的软呢帽。“他们没有办法容纳这么一大群人。我想只带英国佬,让他们有机会饱览我们国家的另一面。”接着他转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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