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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上嘴，你这屁股！”我吃力地回答。说完，我连衣服也没脱就倒在了床上。隔壁房间里透过墙壁传过来沉闷的有节奏的音乐的撞击声，我突然想起来，这种声音跟一种人工心肺机的噪音一模一样，它正在那墙壁的后面维持着一个人的生命，可那个人实际上早已死了。
我也死了。这是我从一件事上悟出来的：像简斯那样死去。简斯是一个使所有的一切都投入运转的人，但是这种运转并不围绕着死亡的问题，它仅仅围绕着人们在他们活着的时间里在干什么。很多人把这叫做生命。
我忽然感觉到我手上有一只雷管，这是从离子发电机上卸下的雷管，是从生命攸关的离子发电机上拆下来的对生命至关重要的雷管，我就像真的感觉到它正在我的手上一样。
我为这第二现实感到惊讶，这是和我对计算机虚拟现实的幻想平行的现实。然而，在游戏和我的幻想之外还有第三现实，那是真实的现实。它每时每刻都在我的身边，我猛然间认出了它，惊吓得出了冷汗。
带着手上有一只雷管的感觉我沉沉地睡去，这是一个漫长的、躁动不安的睡眠，在我右手的手心里，它在燃烧，当我再醒过来时，我已经被烙上了印记。虽然我今天仍然是这样，但我明天决不再这样。我站了起来，我相信，从现在起到我的死亡，在这段时间里有一种意义。我在心里感受着这个任务，站了起来，我活着仅仅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您理解吗，弗朗索斯？不是克莉丝逼迫着我，也不是她的游戏驱使着我，这是不说也能明白的。是简斯，是他的死，既然简斯会这样死去，那么我也会，所有的人都会。我猛然间想到我必须阻止它。我相信我能够做到。
第七天
我一夜一夜地不能入睡，反正我已经和什么搅和在一块儿了。您将会看见，弗朗索斯，那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我和克莉丝干的，可她现在已经离我们而去了。请您不要再去打扰洛，我知道，他对他应负那部分责任早已经作了抵偿。三个月的调查中不让他使用计算机让他老了十岁。如果把他的计算机给他，他是不会感觉到他是在蹲监狱的。
实际上他对我们策划的事一点儿也不知道，他是被蒙在鼓里的。还有菲尔贝尔，呃，我用不着向您解释菲尔贝尔是牺牲品，而不是肇事者，这家伙自己让自己做了牺牲品。还有布莱因，我一直认为，您怀疑他，不过他不能对此负任何责任，他一直尖锐地批评ＭＵＳＩＣ，可他容忍了它。他除了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之外，没做什么别的事情，而且仅仅是在开始的时候提供过，后来我的印象是，他站在了另一边，尤其是当他最后令人惊奇地出现在克莉丝的屋子里之后。
不过我还是要先告诉您那天早晨发生的事，也就是当我第一次用一张陌生的π卡走进数据中心的事。
布莱因紧盯着我，一种审视的目光扫视了我的全身，就像在一架Ｘ光机前一样。我从没有发现过布莱因这么机警狡猾，他似乎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但他是另一边的一条忠实的走狗。难道他看见了我口袋里的第二张π卡吗？费迪南·菲尔贝尔，１９７１年生于斯特拉斯堡，π卡号０６０６１７０４７１００５６。我琢磨着布莱因对菲尔贝尔的仇恨，要是他知道，我们把经过计算的０６０６作为替罪羊，他会笑死的。
“你必须分辨数据中心里的对手。”克莉丝谆谆地告诫我，“不要相信任何人，不要在那架机器内部寻找志同道合者。一切我都可以从外部装备好。你好好想想，”她说，“这次可不是游戏，它决不能‘重新开始’。如果这一次‘结束’了，那就一切都‘结束’了。”
我们整整等待了十四天，直到我们把伪造的菲尔贝尔的π卡弄到手。整整十四天充满了对自己勇气的担心和不时的疑惑，只有克莉丝信心十足、坦然自若。
“你从哪儿弄来的卡？”我问过她，“谁能有办法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都说防伪方面万无一失的地方，伪造这样一张卡呢？”
“你认识那个人。”她回答说，“最好不要问是谁。”
我低估了洛。我一直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人，决不可能做那种事，可他却偏偏做了。
我心神不定，仿佛一顶黑乎乎的、比我的脑袋要大的大帽子压在我的头上，我却不能把它摘下来。我一步一步越来越深地陷入到我们计划的实施中去，而每一步都有一种恐惧和激素在轻轻地推动着我。
关键的时刻到了，我在数据中心的大门前，第一次试着用菲尔贝尔的π卡。在蜂拥而入的人流中我将伪造的π卡刷过读卡器，走向旋转十字门，它开启了门闩。没有警铃，没有警报，也没有出现警卫。十字门轻易地开了。
“如果菲尔贝尔也来了，那怎么办？”我问克莉丝。
她说：“那门就不会开。”
“如果要我用他的嗓音来识别身份，那怎么办？”
“那就用你的嗓音。”
“如果他们没收那张卡，我又该怎么办？”
还有一些问题，连克莉丝也无法答复。
仍然是冒险，短暂的极度痛苦的恐惧。
我试探着想用菲尔贝尔的π卡进入我们的房间。
“请勿入内。”门上边有一个声音说，“请让您的资格接受审查。”
我把卡从读卡器中抽出来，离开了那扇门，等了一分钟，然后用我自己的卡走了进去。
房间里坐着我的同事们，一个屏幕上也没有游戏，所有的人都在做警报准备。
“你碰到菲尔贝尔了吗？”布莱因问我，“他肯定刚才就在这门口。”
我摇摇头，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布莱因又用他那种Ｘ光机那样的目光扫视着我，似乎他已经知道了所有的秘密。
我坐在克莉丝的旁边，心中惊恐不已。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两个验证过身份的菲尔贝尔，在两个不同的时刻进入数据中心，计算机没有发出警报呢？”
“因为它是白痴。”克莉丝安慰我，“因为它只不过是个白痴计算机。我给它输入了程序，让它有两个验证过身份的费迪南·菲尔贝尔，这样，当这两个菲尔贝尔在两个不同时间出现时，它就不会把它当做特殊情况来对待了。计算机吞下了这个苦果。谢谢，我能解释，它这样对我说。对于计算机来说，要它接受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并不困难。你明白了吗？”
在通往发电机的路上有一个紧急通道间，我必须从那里穿过去，只有这样，我才能到达两个发电机之间的空地上而不被人看见。我在虚拟现实的游戏中已经认识了这条路，可是当我一打开紧急通道的防火门，却发现每一级台阶上都布满了灰尘。这里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打扫，也没有人进来过。人们会认出我的脚印，辨认出我的身份。可是在虚拟现实中根本没有这该死的灰尘。我没有再往上跨一步，我像石头一样在第一级台阶前站着，然后转回了身。
“我没能进去。”那天晚上我对克莉丝说，“它会像留下我的指纹一样留下我的脚印。”
我们考虑了别的办法，穿上别人的鞋子，然后把它们销毁，或者在每只鞋底上钉上三个小软木塞，这样就只会留下不清晰的点。克莉丝最后用她的方法解决了，坐在她的沙发里在屏幕上解决了。她进入了数据中心清扫公司的工作日程，在本周的清扫任务中偷偷加上了清扫紧急通道这一项。
当我在这个星期再次打开那扇门时，一股刺鼻的清洁剂的柠檬味呛了我一下，楼梯的每个台阶都被仔细地打扫、清洗了。我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拨开了门锁的弹簧闩，打开了紧急出口。本来数据中心的警报会立刻响起来。我站立了一会儿，实际上，只要一打开这扇门就会发出警报，那样，用不了一分钟警卫就会到达这儿，那我就要脸色苍白地靠着一堵墙站好，好像我身体很糟糕，要费力气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一样。可是警卫人员没有来，通过侵入建筑物安全保卫的控制系统，克莉丝决定把这扇门的警报关闭。很明显，她做到了。
我第一次在现实的游戏中进入了两台发电机之间的空地，这是两台真的发电机。
我和克莉丝约定过，首先仅仅是潜入进去，在我把喷射管道拆卸下来并把启动雷管拧下来之前，克莉丝必须蒙骗几个保安系统并影响柴油发电机启动马达的控制逻辑。我只几步就走过了紧急通道间，来到了修整过的草坪上。我看看四周，左边是发电机的小屋子，人们每隔几个星期就可以听到试机的隆隆声。在小屋子后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正方形的混凝土块，上面有一个巨大的闪着银光的废气出口，斜斜地向上翘着。那就是离子发电机，也是一种燃气涡轮机。只有一扇很小的小门能进入这个四方形的水泥块，在这扇小门后面就是启动雷管，我必须把它拆下来。
四周静悄悄的，无声无息。周围的楼房没有一扇窗户是朝着这块草坪的，只有紧急通道间的照明灯排成一列，也只有从那个地方人们才能观察到我。不过那些紧急通道在平常是没有人进去的。平常情况也仍然是在冒险。我为我所做的这一切要蹲多少年监狱呢？
上楼去吧，坐在我的写字台后边，做我的工作，忘了克莉丝，忘了简斯，也忘了我自己吧，让所有的一切都模糊，都消失吧！
我跑了回去，又费力地关上了紧急出口的门，把插销又拨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在楼上，布莱因问我到哪儿去了。
撒尿去了，我说。他看上去很得意，虽然他的警探般的眼神里流露出的是另外的意思。
晚上，我常常在克莉丝那儿。可这个晚上我回家了，刚进门，莉迪娅·布洛克就来了电话，仿佛她预感到我要回家似的。
“您还不知道我是谁吧？”她问。她还给我的屏幕上送来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微笑，虽然是个很短暂的微笑，但自从她第一次来电话，这种微笑就已经储存在我的记忆之中了。
“当然知道，莉迪娅·布洛克，不过我倒是真的有点惊奇，您居然来电话了！”
“您上次电话里用‘你’称呼我，我觉得那样更好。”她说。
“你这样称呼我，我才这样称呼你！”
她点点头，“你答应过告诉我，你是从哪儿知道我的名字的。”
她这一问，才使我意识到，也许有人向她询问过我。也许克莉丝和我已经进入瞄准镜了，也许十几个全副武装的人就要破门而入，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面具的警察就要把我从这儿拖出去。而莉迪娅·布洛克却在那里让我背对着门，脸朝屏幕坐好。我把椅子转过来，使我的眼角能瞟着门。
荒唐。我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度过的，这就是恐惧，对每一个人的偏执狂，布莱因、菲尔贝尔、每一个同事，现在是莉迪娅，以及大街上每一个稍稍多看了我一眼、似乎对我略有所思的人。
“你的名字本来是普普通通的。”我终于开口对莉迪娅说，“我是从一个寻找伴侣的程序中知道的，有一台计算机对我说，我们两个会很合得来。满意了吗？”
“还有呢？”她问。
“还有什么？”
“你不是说，我们两个很合得来吗？”
这是我第二次在我的屏幕上见到她，她神情倦怠，眼睛周围有黑圈，显得很疲劳。
“那我们就试试看吧。”我说，“到加勒比去一个星期，我们就都了解了，要不就到夏威夷饭店去吃饭。这一次我付账，现在还不到十点呢。”
她又摇摇头。她显得疲惫，疲惫得仿佛就要断气似地说：“不行！这不行，图波尔。”
“为什么不行呢？”
她又无言地摇摇头。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出来，不能再继续问下去了。
“图波尔，”她最后小声地说，“给我讲点别的什么，行吗？我睡不着觉。”
“我应该给你讲什么？你到底想听什么？讲我这一整天怎么坐在终端机前？或者讲我刚才怎么发现了那部新的现场侦探电影？我今天一天过得确实跟你没什么两样，过这种日子谁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事儿。”
“什么都行，图波尔，讲什么都行，讲个童话也行。你会讲童话吗？”
我仔细地回想了一下，记得儿童时代我听过很多童话，因为ＣＤ播放器总是没完没了地在那里播讲童话，所以，每个孩子随时都能讲出几个来。可是现在这些童话都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就像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当母亲的也没有童话可讲了。不过要是母亲给我讲过童话，那我还是能回想起来的，可她连一个也没有给我讲过。
为什么女孩莉迪娅要听我讲童话呢？
为什么她不想来和我见见面，却要给我打电话，听我讲童话呢？
她到底怎么啦？
“有什么不顺当的事吗？”我问，“我可以到你那儿去吗？要谁帮助你吗？”
她好像想了一会儿，接着她却慢慢地摇摇头，看样子她的眼泪就要流出来了，可是她却强忍住了，她极力克制着，眼睛里还是干的。
“我这会儿跟谁也合不来，”她语调缓慢地说，“一切对我来说都太过分了，我知道这种事结果会怎么样。我经历得太多了，我有时候给你打打电话，难道这还不够吗？”
“这很好。”我说，“不过请注意，有一个叫野莴苣的童话。说不准有一位什么样的女士孤零零地被关在一座塔楼里。她为什么要这样？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可能是有一位脾气坏的婆婆。没有楼梯可以上去，我不知道她是怎么上去的，可能是乘直升飞机。‘野莴苣，野莴苣，让你的头发垂下来。’那位王子这样喊着，因为野莴苣有这么长的头发，简直可以一直垂到地面上。那位王子是突然之间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天知道呢。接下来那大概就好啦。这种ＣＤ童话无论如何到后来总归是好的结局，他们结婚啦，生活很幸福啦，还生了很多宝贝孩子。”
我一说到孩子，她的眼里就滚出了一朵泪花，她飞快地把它抹掉了。
“那都是胡说八道的臭童话！”她说，马上又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那笑容转瞬即逝。
“臭童话！”我喜欢她这样说。有谁敢于这样冒一次险呢？特别是女人，而且她还是一个几乎有点陌生的人，居然就这样说出来了，而且还觉得快乐。孩子时代的勇气大多数都在成年怯懦的大混乱中丢失了。她当然是对的，这是一个臭童话，原来它也许并不臭，可是当我回想起来并把它说出来时，它真的是臭了。
“我母亲不光在听野莴苣的时候发脾气，在听别的童话的时候也这样突然发作。”我对她说，“这种话我经常听到，三次，四次，接二连三，我想，那是因为我多多少少神经有点不正常。”
“胡说，一点儿也没什么不正常，孩子们都这样，你为什么要跟别人不一样？我也是这样。”
“啊，是啊，”我说，我决不是故意要给她讲这个离奇古怪的故事，可我还是接着讲下去，“不过我真的是有点儿古怪，我们那时候住在菲斯滕菲尔特的城郊，小小的园子，很小的小池塘，我母亲那时候就是喜欢鼓捣这些东西。在园子的篱笆后面有一扇小门，可以直通到田野上。我可以跑过田野，走到一个村子里去。到村里的第一座房子也不过就是一公里远。在园子和村子之间的田野是我放风筝的地方，秋天的时候，我总是在那里把风筝放飞到天空。我妈妈只要在房间里朝外看着天空就行。只要她看见天上有一只风筝，就知道我在哪儿了。晚上我常常骑着自行车到一个农场去，叫做围栏牧场。牧场里有刚挤出来的鲜牛奶，刚下的鸡蛋。在我上学之前，我就一个人骑着那辆绿色的小自行车去那儿，带来鸡蛋和牛奶。
“有一次，就在我快到七岁的时候，我又去那儿。我只想骑着车子在那里转转。我刚刚有了一辆新自行车，一辆红颜色的、有变速器的车子，比从前那辆大多了。我骑在上面总有些摇摇晃晃。在路上的基督死难纪念碑的周围有这样一个坎子，上面有一些鹅卵石，旁边还斜着一条排水沟。我不知怎么地突然滑了一下，摔倒了，横着掉进了路边的沟里。因为我开始还想把那辆太大的自行车稳住，结果我的一条腿卡在了车座和脚踏板之间的车架里。我躺在沟里，两条腿拧着，我被自己的自行车别住了。我不停地折腾了一会儿，后来我才发现，靠自己是出不来了。要是你愿意，你可以喊叫，否则你就只能躺在那儿，什么也干不了，一直等到有人从这儿经过，发现你为止。这条路我是很熟悉的，最晚到四点半的时候，青年农民就会收工回来。我知道我死不了，所以我就倚靠在沟壁上等待着。水慢慢地渗进裤子，又洇进我的后背，不过那是夏天，我是不会冻着的。”
我为什么要给她讲这些？我突然问自己。她是想听一个童话，不是想听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这个故事只对我自己有意义，别的人是不会理解的。
“讲得不错，”她说，“后来呢？”
“你想听吗？我是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就是有这么一件事儿。”
“很好，请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