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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密码？”
“汉堡！”
“密码和嗓音识别正确，无卡开门已记下。早晨好，诺拉。”她的计算机也是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话，只是比我的稍稍温柔一点儿。
门咔嗒一声开了，她迈开腿走了进去，然后又朝我转过身来。
“谢谢您的一切，图波尔。”她说，“我还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当然，尽管问吧。”
“要是不停电的时候，我也可以过来吗？”
她哈哈地笑了，我也笑了，点点头。也许她很少讲这么多的话，我想。
“您可以经常来，”我小声说，“您本来可以经常过来的，什么时候都可以，我一直在这儿。”
她笑了，门关上了。我也回到屋里，关上了门，没有必要再和走廊，和外面，和别人保持接触了。
“六点二十二分，早晨好，图波尔。”我的计算机的低音说。仍然有什么东西处在混乱之中，似乎我是刚刚回到家里，或者正要出门。
我坐在了个人通讯机前，其它的电视频道也恢复了，我可以转换频道，看看我们的世界新闻中我一手制造的灾难。
还是那些图像，死亡和受伤的人数没什么变化。
突然出现了什么新的消息，说整个事件是一个恐怖主义的组织造成的，接着转播了一个被烧毁的终端机大厅的镜头，据说这是一枚炸弹的爆炸引燃的，接下来是追捕嫌疑犯的镜头。
四个男人押着一个肇事者，那个人的头上蒙着头巾，无法辨认，他们正从数据中心的边门走出来。
我把这组镜头储存起来，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放着看，只有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可以看见这个人的脸的一部分。我在屏幕上把图像一幅一幅地放出来，我总算认出他来了，他是菲尔贝尔。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应该哭还是应该笑。
我陷入了沉思。我在想，他们抓错了人，到底是好还是坏。正当他们在我的处里搜索的时候，我的个人通讯机里收到了一条信息：
“游戏结束。ＭＵＳＩＣ版本５．１２已经出现。我在家门口等你，从现在起！”
我们没有谈到如果引起了怀疑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也没有谈到过，我们这样做会引起怀疑。“游戏结束”这四个字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事情结束了。我知道要做什么。
我在我的公文包里放进了最必需的东西，让它看上去我好像还是像往常一样去上班。然后我离开了屋子。
“现在是六点四十七分，天气很好，图波尔！”我的计算机在背后对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见它阴沉的低音了。
忏悔吗？我不知道，弗朗索斯。忏悔是一个太基督教化的词，对吗？当我知道我可能杀死了莉迪娅的孩子时，我当然忏悔了。而当我知道，我并没有造成什么，所有的一切又重新自行恢复了，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了。
诺拉后来有一次对我和克莉丝说过，我们当然使世界发生了变化，世界变得更加猜疑，更加凶恶，更加桀骜不驯。这是我们所实现的。为了防范像我们这样的人，计算机也变得更加强大了。它现在要更加透彻地了解每一个人，要把我们每个人都牢牢地控制住。它现在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沃维森，它已经遍布各地。诺拉说过，我们使全部的发展加速了，强化了，而不是别的什么。所以我才要忏悔，您理解吗？
如果我那时候表现出理智，大概是有用的，对吗？不过我要真诚地告诉您，弗朗索斯，如果我们真的实现了我们原先设想的目标，也就是剥夺像癌症一样在所有的生命中膨胀的计算机的强权，那么我今天仍然要忏悔。可是我们的设想是错误的，人们不能治愈这一癌症，它已经扩散到所有的肌体，人们已经不能用手术了，而只能用放射疗法，用那种巨大的放射性大炮。可是那样的话，其它的一切大概也会死去。
第八天
数据中心的早晨这么早的时候还是空无一人。我的鞋在露水浓重的草地上粘湿了，为了不乘坐那不可靠的电子包车，我步行了一个多小时。一些橱窗玻璃被打碎了，仿佛它们在夜间遭到过抢劫一样。在克莉丝度过了几乎一生的那座小楼前，停着五六辆警车。在临时隔离区的周围聚集着一小群爱看热闹的人，他们正试图用十足的胡思乱想来补偿证据局的不足。克莉丝不见了踪影，可她原先是要在她的屋子门口等我的。我悄悄地走近那里，想探听一下她是不是已经被捕了，至少她在不在她的房间里，因为各式各样的警察正进进出出，看样子正在寻找她的有关线索。
突然，布莱因从屋里走了出来，手上拿着一摞数据磁带并把它们放进了一辆警车里，然后转身走开了。这样他就看不到我了。我走得远远的，在街对面商店门口的连拱廊下面站住，等在那里。我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绝望慢慢地渗透到裹在大衣里的我的心里。忽然有人在我的肩上轻轻拍了一下，我惊吓得转过身来。
“我想，我们在这儿看不到什么新鲜事儿了，我们还是走吧。”她说。她穿了一件破旧的雨衣，把她梳向后脑勺的头发藏进一个羊毛的便帽里，一副宽大的老花眼镜使她让人根本认不出来。她把身子蜷在我的身边，推着我走。她也拿着一个公文包，不过比我的更大，更重。也许人们凭这一点就能辨认出我们来，只不过是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整个这个大灾难的制造者会站在街对面。
我们走出一段路，她开始说话了，最新的，连克莉丝也从来没听说过的ＭＵＳＩＣ版本５．１２已经开始运行了，它已经在另外一个数据中心启动了一个双套的保密的支持系统，并且由此掌握了对保留的备份数据的控制，而它的原始数据已经被我们在数据中心的潜入潜出活动摧毁了。克莉丝可以把整个故事在有应急供电的计算机上临时复现出来。
“等他们重新掌握了大约百分之二十的控制权，他们就会着手开始分析原因。今天早晨四点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谁也没有电和数据，外部的强力作用已经造成了损害，在他们重新接通主管道之前就已经测定出，在过去的这个星期里，有两个菲尔贝尔并行进出过数据中心。有意思的是，他们用了一种我过去没有听说过的程序，这肯定是你们的那个处里提供的，它只是用于防止犯罪活动的。”
“真带劲儿，”我说，“他们愚蠢地把一切都用来对付我们了。”
她笑了，“啊，是啊，自从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以来，已经过去好长好长的时间了。我早已经把提包放在身边，一有情况，我就要关上开关，转身就走。你的名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不过我不能在你的那个地方等你了。”
“那我们他妈的再干什么呢？”我问她。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我已经触犯了法律。我从来也没有家乡，而现在我也不能再回家了。我没有了可以挂帽子的衣帽架，只剩下了我还带在身边的这点东西。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和支持一个现在正走在我的身后的老太太，而她却把我带进了这没有归宿的窘境。
“再好好想想。”她说。
可是我能想什么呢？我的脑子里只有极度的恐惧和绝望，我的两条腿只知道一个劲儿地迈步，而我的头脑却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我们到了围绕着市中心的一片树林里，克莉丝已是精疲力竭了，她坐在一个木桩上，打开了她的手提箱，箱子里有一个无线电在线解码机，她拨号进入了网络，她的目光倔强地盯住了屏幕。我熟悉她的这种做法，不过也只能这样了。她真的能够生存下去，而且继续做人吗？
“你这会儿也已经在名单上了。”过了一会儿她说，“同时还有其他三十个人。鬼知道他们怎么弄出来的，不管怎样他们还是都会被释放的。”
“我现在回去，”我轻轻说，“上警察局去，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儿。”
她稍稍回了回头，说：“很棒，你想了半天就想出来这些吗？”
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在地球上就没有一个你能去的地方了？没有一个地方你能找着一个人了吗？”
“丁勒。”我说。
“怎么写？”
“Ｄ－Ｉ－Ｎ－Ｇ－Ｌ－Ｅ，它在爱尔兰，诺拉在那儿。”
她键入了这个地名：丁勒。等了一会儿，然后她读了出来：“丁勒：爱尔兰西海岸小城镇，居民２０１４人，其中男性１１３４名，女性８００名。每年夏季有游客约４００００人。有渔港、饭店、旅馆、商店，没有工业。观光点有丁勒湾、丁勒赛马会。”
她从屏幕上抬起头来看着我，脸上有难以形容的兴奋，“但愿他们现在已经供电，我该把我的电瓶重新充充电了。那么好吧，我出钱，去丁勒。”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爱尔兰，这是一次长达三个多星期的漫长旅行。克莉丝用她的笔记本计算机成功地避开了沿路的所有缉捕和检查。我既对她感到惊奇不已，又对她厌恶至极。这是一种无休止的折磨，可是我们已经熬过来了。
您为什么沉默了，图波尔？继续讲下去！我还应该讲什么，弗朗索斯？已经没什么可讲的了，我们就这样到了爱尔兰。句号。
不过诺拉在那儿，对吗？你们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所以我想，总有什么可说的。
您看，弗朗索斯，我们步行了大约三个星期，偶尔也搭搭别人的汽车，不过这种机会极少。您想像一下，带着一个走路一瘸一拐的老太太逃亡，这叫什么？这是一个疯了的老太太，她只有一个兴趣，就是非要在三天之内把她的笔记本计算机充上电。
早晨，当我在不知什么地方的避难所里醒来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不止一次地闪过一个念头，离开还在睡梦中的克莉丝，到最近的警察局去自首。损坏财物，我企图说服自己，这只不过是损坏财物罢了，甚至连这也不是，我连损坏财物也算不上，我只不过是拧开了一个螺母，拆下了一个启动雷管罢了。
快到三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去爱尔兰的那个渡口，克莉丝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为我们弄来了新的π卡。在渡轮公司的办公室里，她问有没有一封给瑞贝茨科的信，那位女士疑惑地看看我们，跑到后面拿来了那封信。那封信是从慕尼黑寄出的，可是我在这儿再说就没有什么新东西了。
我们拆开信封，里面是两张π卡——艾娃·玛丽娅·瑞贝茨科和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还有一叠钱。
这是一叠从慕尼黑的一间暗无天日的屋子里的一只鞋盒里拿出来的、没有人愿意瞟一眼的钱。我可以想像洛的激动，他以那种激动的心情一把抓过鞋盒，从里面掏出一叠钞票，连数也不数就塞进了信封。
克莉丝，她现在已经叫艾娃·玛丽娅了，她把这两个名字键入了她的笔记本。现在我们有了母与子两份完整的简历，有个人档案和历史记录。
就在那艘船上，在我去爱尔兰的那几个小时里，我结束了作为图波尔·博特的生活。不过我想对您讲述另外一种生活，弗朗索斯，它不牵扯任何人，也不关您的事。
我在这儿有一份个人档案，图波尔。名字：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我可以给您念一念吗？
只要您愿意，弗朗索斯，那您就念吧。
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１９８４年生于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学业：建筑专业……我们把这些都省了吧，反正都是编造的，或者根本不属于您。我承认，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尽了一切可能把这些东西编进档案。２０１５年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与他的母亲一起迁居爱尔兰，诺拉·肯尼迪在那里等候他们。
胡说，弗朗索斯，我知道，这些东西不可能记在档案里，诺拉不可能等候我们，她根本不知道我们要来。克莉丝禁止我在我们到达那儿之前跟诺拉联系，她害怕有人会追踪她的手提式笔记本网络连接器，发现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真的是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她的门口的。
开始诺拉认不出我来，我蓬头垢面，胡子老长，疲惫不堪，形容憔悴。
“图波尔，”她终于惊奇万分地说，“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一生中第一次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死一般的恐惧突然间从我的身上消失了，逃亡了好几个星期以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诺拉，那时候我想，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
我听见诺拉问克莉丝，“那么您是谁？”
“这位是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我是艾娃·玛丽娅·瑞贝茨科，他的母亲。”
我看着诺拉，她起先盯着我，然后又盯着克莉丝，“怎么，该死的，你们干了坏事？”她问。
她一个人住。
在绿茵茵的草地上、丘陵上的绵羊群里，还有在秋天的风暴之中度过了三个星期之后，我又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她没有把我们撵出门去，可是她并没有等我们。您肯定是得到了错误的报告，弗朗索斯。
可能是的，图波尔。不管怎么说档案上写着，这个弗拉基米尔在这之后很快就在基拉尼的一家小公司里当了一名建筑师。
说起来这么简单，弗朗索斯。我一点儿也没有建筑方面的知识，表面上说是学过。诺拉把我带到了她工作的那个事务所里，白天我装出一副聪明的面孔，下班以后，她做完我的工作，然后再想办法给我解释我该怎么做。尽管如此，这带来了很多快乐，可那也是一个艰苦的时期。艰苦的时期接踵而来。诺拉仿佛换了一个人，我觉得，她所想要的，她都得到了。她心爱的爱尔兰，在一家小公司里的工作，还有她爱的丈夫。
当然，还有安全感，它再也不会失去了。
惟一给这安全带来干扰的就是克莉丝，或者更多的叫艾娃·玛丽娅，因为我们出于安全的考虑都称呼她这个陌生的名字。诺拉和克莉丝互相不理解。诺拉热爱这个国家，而克莉丝憎恨这个国家；诺拉讨厌计算机，而克莉丝却喜欢计算机。我们从我们小得可怜的房子的顶层为克莉丝腾出了一个小房间，这座房子是我们付房钱租来的。她在那个小房间里一天又一天地坐在我们后来为她弄来的计算机前，在干着什么——天知道她在干什么。有时候我们听见她在上面踱来踱去，烦躁不安，弄得我们不得安宁。
“她恨生活和爱情。”诺拉说，“我看她就像一块冰，她的手指冻结在键盘上了。”
我又东拉西扯了一大堆了，弗朗索斯，那是我的生活，我不允许破坏我的生活。谁知道您怎么理解我说的这些事呢。
我不是检察官，图波尔。请您不要忘记这点。请您至少再给我讲一件事，根据档案，您一年后和诺拉结了婚，为什么？那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因为那样一切都会暴露无遗，对吗？
呃，是这样的，我们想要一个孩子，而诺拉想为孩子要一个家庭。当我们知道结婚可能意味着暴露我的真实身份时，我们就玩起了几乎可以说是俄国轮盘赌。我们订了婚，诺拉用的是真的π卡，我用的是假的。
我请了假，躲了三个星期。
接着，结婚证书就寄给了我们。很显然，没有人注意这份伪造的档案，克莉丝对整个工作做出了贡献。
我们签了字，我从那时起就叫弗拉基米尔·肯尼迪了，用这个名字我感到稍稍安全一点了。
几个星期以后诺拉就怀孕了。
您的女儿叫莎拉·肯尼迪，是吗？在档案上写着，这个家庭迁到了靠近基拉尼的一个村子里，住进了自己的小房子里，那位祖母也跟他们同去了。两年半以后，儿子洛曼·肯尼迪出生了。
哦，您看，弗朗索斯，档案是怎么撒谎或是隐瞒真相的。大多数时候，生活中好的东西档案里根本找不到，生活的幸福根本不是档案袋的两层封皮之间的那种东西。
孩子们使克莉丝解冻了，她对孩子们来说像一个真正的祖母。她和他们出去散步，跟他们玩，一连几个小时给他们读书，就连她的计算机也仿佛一下子不那么重要了。
孩子们叫她玛丽奶奶，她死的时候，两个孩子哭了整整一天。当然，我也是疲惫不堪，不过说心里话倒还是觉得轻松了一点儿。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的恐惧感又回来了，万一人们忽然发现我们的踪迹，那诺拉该怎么办？孩子们又会怎么样？
克莉丝死了以后，我曾幻想，过去生活中的影子将会销声匿迹。我忽视了，即使人不存在了，蛛丝马迹却不会被抹掉。
您是对的，图波尔。据我对克莉丝的估计，她曾经努力防止后来发生的事。在档案上有这样的记录：２０２４年祖母艾娃·玛丽娅·瑞贝茨科去世。在出示死亡证明时，地方当局确定，有一个同名同姓、同一出生地点和同一生日的女人已在十二年前去世。她是在一次车祸中与她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一起在２０１２年死去的。基拉尼的地方当局向沃维森的数据中心通报了这起数据相同的情况，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他们在早晨五点的时候把我从床上叫起来，时间这么早，我设想到了一切，就是没想到是穿着防弹背心的警察。我的孩子们还在睡觉，我没有机会同他们告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