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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古代社会孕育出巫师兼酋长这一看似特殊的现象，并非偶然，它有着广阔的自然文化背景和深厚的宗教思想基础，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随着藏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约当公元前四世纪藏族古代历史上的第一个王国及其赞普（国王）诞生了。他的出现标志着藏族古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分散的原始社会解体，新的统一的奴隶社会开始形成。然而，以前身兼酋长的巫师们随着社会形态发生的质变而失去了酋长地位。这是历史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冲击，也是神权和政权的分离。从此，这些失去酋长地位的巫师便专司巫术活动，使巫术活动更具有宗教性，于是藏族的民族传统宗教——苯波教开始萌生。尽管初期的苯波教显得十分幼稚，但它经过巫师们的那种神话般的渲染和极端神秘的宗教仪式，还是赢得了当时庶民百姓的高度信赖和虔诚信仰。
众所周知，自古迄今，藏族一直自称（吐蕃），唐代汉文文献对公元七世纪初藏族所建立的王朝称为“吐蕃”“吐蕃国”或“吐蕃王朝”，并以此闻名世界，并载入多种文字的史册。现在英语中称西藏为Tibet，称藏族为Tibetan，也是“吐蕃”两字的音译。吐蕃王朝自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开始形成，至公元九世纪中叶濒于全面崩溃，公元十二、三世纪时已经不复存在。吐蕃王朝的鼎盛时期正巧与唐朝大帝国是同一时代，这两个王朝是藏汉兄弟民族在祖国版图上建立起来的两个有世界影响的朝代，它们在当时的亚洲大陆上发挥过巨大作用。其中吐蕃王朝在开发和巩固祖国西南边疆、抵抗外来侵略，以及建设祖国西北地区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苯波教作为藏民族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自始至终伴随着吐蕃王朝的整个历史进程，并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尤其对早期藏族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样，在后来藏传佛教的形成过程中，由于苯波教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充当了不可替代的主要角色。比如，在藏传佛教中，特别在宗教礼仪和护法神中吸收了不少原本属于苯波教的内容。总之，生根于藏族古代社会里的苯波教，也经历了古代藏民族所经历的一切沧桑时空和演变过程。苯波教最终从最初的崇拜天、地、日、月、星辰、雷电、山川等自然现象的自然宗教，发展成了拥有众多富于哲理的经文、以及系统化的教规仪礼的人为宗教。至于苯波教的历史演变或形成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多苯时期、恰苯时期、居苯时期。
多苯时期大约从聂赤赞普（约公元前四世纪）至第七代赞普赛赤赞普期间。关于多苯时期的情形，藏文典籍中记载：“不过当时的苯波教，只有下方作征服鬼怪、上方作祭祖天神、中间作兴旺人家的法术而已，并没有出现苯波教见地方面的说法”（注：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宗派源流》19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由此可见，这段时期的苯波教还明显地带有较原始的巫术性质，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出现较高层次的实践修炼法门。
恰苯时期大约从止贡赞普（约公元前三或二世纪）至松赞干布赞普前后。这一阶段是苯波教的漫长历史发展时期同时又是苯波教发生大变革的重要阶段。这主要归功于止贡赞普的开明性措施，如“乃分从克什米尔、勃律、象雄等三地请来三位革波徒，举行超荐凶煞等宗教活动。其中一人依凭除灾巫术、修人神法、骑于鼓上游行虚空、发掘秘藏，还以鸟羽截铁等显示诸种法力；一人以色线、神言、活血等作占卜，以决祸福休咎；一个则善为死者除煞，镇压严厉．精通各种超荐亡灵之术”（注：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宗派源流》19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这就是止贡赞普迎进外界先进法术来充实或改造自己日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宗教的实例。从此苯波教结束原始稚嫩的宗教形式，进入拥有高超实践法术的新时期。
居苯时期大约包括松赞干布（公元七世纪中叶）经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和“后弘期”的整个过程。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居苯、中期居苯、后期居苯。
早期居苯，从松赞干布至赤松德赞赞普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位穿着绿裙的班智达（大学者）。他将一部邪法埋藏在地下，然后过一段时间又自行掘出，并杂入原有苯波教的法术而创立了一新的派别。这虽然不可视为苯波教已趋于完善，但此一新派的创立标志着苯波教正式拥有了第一部自己的理论经典。
中期居苯，大约从赤松德赞（公元八世纪）至朗达玛赞普灭佛前（公元九世纪中叶）。这一阶段是苯波教和外来佛教之间的斗争处于最激烈的时期。苯波教为了对付佛教的强大理论攻势．便从佛教中吸收许多内容来充实或加强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这样的趋势下，才出现了苯波教徒直接偷译佛经的现象，正如“将一些佛典，改译成为苯波教的书籍”（注：《土观宗派源流》（藏文）383页）。但由于当时赞普对苯波教徒的这种越轨行为采取了严厉惩处，苯波教徒们才没能大量翻译佛经。
后期居苯，是从朗达玛灭佛以后至藏传佛教“后弘期”的整个过程。这一时期由于吐蕃王朝的彻底崩溃，苯波教徒们获得大解放，因而又可以自由地继承或发展自己所信仰的传统宗教了。但是苯波教徒发展苯波教的主要途径还是改译佛教经典，正如“……将大量佛经改为苯波教的经典。诸如《广品般若》改为《康钦》、《二万五千颂》改为《康琼》、《瑜伽师地抉择分》改为《苯经》、《五部大陀罗尼》改为《黑白等龙经》”（注：《土观宗派源流》（藏文）383页）。但不论怎么说，苯波教因此拥有了自己编纂的《大藏经》，即苯波教的《甘珠尔》和《丹珠尔》。对此、佛教徒认为，苯波教的包括《大藏经》在内的绝大多数经典是从佛经中篡改过来的伪经。我们以现代科学的研究角度去分析或看待这一问题，苯波教的确有过窃译佛经的历史，但不是盲目机械的直译，在佛经的翻译过程中，苯波教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了细微改造，其中还编入了苯波教原有的宗教仪礼和理论性的内容。苯波教对佛教的有意吸收，也是迫于无奈的。随着佛教源源不断地传入藏族地区，苯波教在藏族人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受到强大冲击，并日趋下降，最后佛教干脆取代了苯波教在藏区的正统地位。从此，苯波教一蹶不振，不得不退避到边远偏僻的地区，以保存自己微薄的势力。故而，目前在整个藏族区域，除个别偏僻处外，几乎看不到纯粹的苯波教的存在了。
二、藏传佛教的形成与发展
佛教传入藏族地区的时间，晚于汉地、西域以及克什米尔、尼泊尔等相邻地区和国家。因此，藏传佛教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同时受到包括印度在内的以上诸国家和地区佛教的巨大影响。似乎正因为藏传佛教汲取了四邻诸国家和地区佛教之精华，独领风骚，且至今日依然在世界宗教园林中大放异彩。
根据藏文史料，吐蕃王朝第二十七代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约当公元五世纪），由印度人班智达洛生措（慧心护）及译师里弟生将《旃檀嘛呢陀罗尼》、《诸佛菩萨名称经》等经函，以及小型佛塔等佛教用品带到了吐蕃（注：参见《青史》（藏文）上册，64页，郭勋努白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后来许多藏文史书以此为佛教正法在吐蕃诞生之始。但鉴于当时尚未出现书写、翻译、念诵、讲经等佛事活动，故不可视为佛教正式传入吐蕃的开始。以松赞干布在位时（公元七世纪中叶）作为佛教正式传入吐蕃本土的开端比较妥当。至于松赞干布是否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目前还不能肯定，但他确实支持过佛教在吐蕃的传播。许多藏文史书记载，松赞干布在位时，曾迎请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汉地的佛教大师学僧，在吐蕃翻译了《集密宝顶陀罗尼》、《月灯》、《宝云》、《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不少佛经。当时吐蕃还号称新建了一百零八座佛教寺庙，其实具体记载的只有十八座。鉴于当时的建筑只用来供奉佛教用品，而且其规模较小，故称佛殿较妥。其时吐蕃还没有本族的出家僧尼。
实际上，松赞干布时期是古代藏族社会的大开放时期，又是大变革时期。松赞干布的主要精力放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的改革或发展上，而无暇提倡佛教。佛教只是作为外来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在吐蕃传播的，并没有当作唯一的宗教信仰加以特别崇拜。所以，从松赞干布至赤德祖赞（703—754年在位）期间，佛教在吐蕃虽然以时断时续的步骤一直传播下来，但这段时期的佛教在吐蕃没能真正立足，当时吐蕃的宗教依旧由苯波教一统天下，佛教只是乘隙而入。值得一提的是，吐蕃王朝从松赞干布开始，对于政治、经济，特别对文化领域采取了自由开放的政策，这就导致了藏族传统文化（主要指苯波教）与外来文化（主要指佛教）之间的长期斗争和融合，最终形成藏传佛教这一打上苯波教烙印的佛教支派。
根据《巴协》等藏文史料，赤松德赞（775—797年在位）时期，吐蕃赞普才开始亲自参与并开展弘扬佛教的大活动。赞普首先派遣韦·意希旺波（又名巴·色朗）从萨霍尔国迎请堪布菩提萨埵（寂护），又按菩提萨埵的建议，派遣德哇莽布智和桑果拉隆二人去尼泊尔拘勒雪的岩洞中迎请邬杖那国的白玛迥乃（莲花生）大师。两位大师依靠赞普的强大后盾，在吐蕃举办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传教活动。比如，堪布菩提萨埵向人们宣讲十善法、十八界、十二缘起；白玛迥乃大师显示神通，调伏采波教的诸多凶神，还特别向一些父母俱在的青年男女首次传授了一种称为“圆光法”的使鬼神附体的法术，此乃佛教密宗的特异功法第一次在藏族地区的公开传授。
在堪布菩提萨埵和白玛迥乃大师的主持下，桑耶寺于公元774年动工兴建，经五年于778年竣工，并举行隆重的开光安座仪式。同时从印度请来说一切有部和中观分别说比丘十二人，由菩提萨埵任堪布（剃度仪式的主持人），为七位藏族人首次剃度授比丘戒。这就是藏传佛教史上最早出家的僧侣，史称“七试人”或“七觉士”。继“七觉士”之后，吐蕃本族的僧侣很快发展到三百多人。第一座规模宏大的正规寺院——桑耶寺的建成，以及吐蕃本族僧侣的产生，标志着佛教初胜苯波教，进而立足于吐蕃。
当时的桑耶寺不仅成为吐蕃王朝的宗教活动中心、文化教育中心，而且又是译经场所。印度等地的许多大师和吐蕃学僧在桑耶寺里翻译了《律藏》、《经藏》、《密续部》等大量重要佛经。这是自从佛教传入吐蕃以来第一次规模较大的译经活动。此外，吐蕃王朝对中亚的征服又导致吐蕃与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民族之间形成了一个持续的生活共同体，其结果是拉开了更大范围传播、发展、交流佛教的历史序幕。简言之，赤松德赞时期，佛教由于得到了赞普的大力扶持，在吐蕃有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
赤祖德赞（815—841年在位）时期，是吐蕃佛教发展的鼎盛阶段。赞普敕令核订旧译佛经和编纂佛经目录，为藏文大藏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拉萨河中游南岸创建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九层金顶的乌香多宫殿（兼作寺院），它的“底部三层用石料，中部三层用砖料，顶部三层用木料筑成”（注：《西藏王臣记》（藏文）73页，五世达赖著民族出版社1981年出版）。其建筑形式十分壮观，“形如大鹏冲天飞翔”。赞普还拟定了僧侣在乌香多宫等寺院里进行时常诵念佛经的制度，并法定每七户人家供养一位僧侣，如有人反对佛教或轻视僧侣，便实施刑法来惩治。所以，吐蕃佛教在赤祖德赞时期出现空前盛况。至此，所谓的“藏传佛教”已经形成。
然而，不幸的是，佛教在朗达玛赞普（841—846年在位）时，遇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最大的法难。朗达玛赞普亲自发动的声势浩大的抑佛运动，对吐蕃佛教、尤其对教团组织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僧众不仅失去了昔日朝廷的保护，而且还被剥夺了所有财产和享有的一切政治特权，使佛教在吐蕃的整个组织都被彻底粉碎，僧众都不得不从寺院逃向民间，又重新加入世俗生活。后来史家以此为界，将藏传佛教史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前弘期”即指公元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时算起）至九世纪中叶（朗达玛灭法为止），这段历史长达二百年之久。
此外，吐蕃王朝在政治上的大一统也随着朗达玛的灭法为导火线而开始全面崩溃，一个衰败、瓦解的时代随之而来。很快吐蕃王朝分裂成一系列小邦，即现在许多著述中所说的地方割据势力。然而，佛教并没有因朗达玛的禁废而寿终正寝，反之，政治上的大动荡给佛教的复兴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也就是说朗达玛发起的灭法运动，不但没有彻底摧毁佛教在吐蕃的基础，还为继承和发展开辟了崭新、自由而广阔的前景。这从一个侧面又说明了佛教在“前弘期”内已经赢得吐蕃人民的普遍信仰，并在广大低层群众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至于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的具体时间，众说纷纭，史籍里也没有一致的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受比丘戒僧侣的大量出现和大兴土木重建佛教寺院，是“后弘期”开始的重要标志。朗达玛的灭法运动，其后果主要是中断了传授戒律的连贯性。佛教一旦没有条件或资格举行常轨的受度仪式，就谈不上发展僧侣组织，如果佛教没有庞大的僧侣集团作为骨干或核心力量来发扬光大，也等于纸上谈兵。根据藏文史料，公元十世纪末在藏族地区又开始出现大批出家僧侣和重建寺院的热潮。由此可以将公元十世纪末视为“后弘期”的开端。
藏传佛教“后弘期”以诸派纷起、密教盛行，以及活佛转世的出现为主要特色，而且“后弘期”在传教范围之广大、群众兴佛之热情等方面，皆远远超过“前弘期”，其规模可谓空前。因此，“后弘期”成为藏传佛教的发展时期。
从时间上看，藏传佛教的绝大多数宗派是从公元十一世纪中叶至十二世纪初之间产生或形成的。
“藏历第一饶迥火鸡年（1057年），阿底峡的弟子仲敦巴·嘉威琼乃修建热振寺作为据点，由此产生噶当派。
藏历第一饶迥水牛年（1073年），昆·贡却杰布修建萨迦寺作为据点，由此产生萨迦派。
藏历第二饶迥铁牛年（1121年），克朱穹波南觉修建香雄寺作为据点，由此产生香巴噶举派。同年，米拉日巴的弟子达波拉杰修建达拉岗布寺作为据点，由此产生达波噶举派。”（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文），第56页，东嘎·洛桑赤列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公元十五世纪初，最后一个宗派，即格鲁派产生。至此，藏传佛教的诸多互不隶属、见修各异的宗派，诸如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包括四大支八小支）、希解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