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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阶级关系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女真社会诸申在大批的转变为阿哈的同时，广大的社会诸申的贫困化也相当严重。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努尔哈赤曾经下令在全国调查贫困的人，结果贫穷没有财力聘娶妻室的人多达数千人。为了安抚民心，缓和阶级矛盾，努尔哈赤不得不发“库中之财”，给贫穷的诸申，让他们娶妻成家［31］。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为诸申的贫困化很费思虑，他自我承认说：女真社会上贫穷的人占多数，家里有阿哈、耕牛、马匹、衣服、谷物的人是极少数［32］。
在这一个历史时期中，女真社会的诸申在阶级大分化的冲击下，社会地位急剧的下降。努尔哈赤起兵以前，诸申的身份是自由的。其后，他们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逐渐的丧失了已有的自由。过去女真人自由的生产和生活，不向部落的首领缴纳生产品。如今就不同了，耕田纳赋，狩猎要上缴生产品，要承担国家的重赋［33］。努尔哈赤起兵以前，诸申与首领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首领对于他们的属下不能随心所欲的加以役使。后来，诸申逐渐被置于王权之下，失去了自由，他们在奴隶主阶级的压迫下，常常畏俱万端。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努尔哈赤派出五百名诸申到汉区的刘家、孤山等地区耕田，另外又派出四十四个人到仙人洞等地区去耕种。明朝辽东官兵驱赶他们离开，他们不走，官军以杀死他们相威胁，他们说就是宁肯死在这里，也不回去。官军感到莫名其妙，追问他们的理由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怕我都督”努尔哈赤［34］。
诸申在经济、政治方面丧失了自由的同时，也陷入了被奴役的地位。努尔哈赤为了保护奴隶主阶级的私有财产，保障他们的享乐，先后建了佛阿拉城、赫图阿拉城、界藩城、萨尔浒城、东京城等重要城市，役使大批的诸申去破山、运石、搬木材……［35］。均按照牛录摊派服役。
努尔哈赤时代，打破了所谓“女真之俗，不相为奴”的旧例，除了战俘沦为阿哈以外，一般的诸申只要违背了努尔哈赤规定的法令，随时都可能降为阿哈，失去人身自由。说明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相当低下了。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二月，拜德牛录下的一名诸申，在战争中因为丢弃盔甲，败下阵去，事后被追查出来，迫令他作了固山额真家的阿哈［36］。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八家大奴隶主，把诸申看作财产一样，随意赠送给人或夺取回来。努尔哈赤有个族弟，名叫旺善。当初，努尔哈赤赐给他许多阿哈和诸申。可是，旺善为人华而不实，经常以谎言骗取努尔哈赤的信赖，从来不肯努力作战。后来，努尔哈赤看透了他，亲自决定把从前赐给旺善的阿哈、诸申全部夺取回来［37］。
随着女真社会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演进，诸申又被置于奴隶主专政的严刑重法之下，他们遭受了种种残酷的刑罚。凡是诸申犯了法的，不是经济上的制裁，就是从事各种苦役，进行惩罚。比如，有的诸申为了谋生，越过了本国的边界，偷偷地进入朝鲜的国境，采取人参、木耳等，被抓住以后，按努尔哈赤的规定，罚耕牛一只。没有牛的罚银十八两。如果家境比较困难，没有力量承担经济上的惩处，就把家中有劳动能力的人捉来，罚做苦役［38］。有的诸申违犯了法令，奴隶主们就命令他们脱掉上衣，光着脊背，跪在地下受箭罚。即用一种“鸣镝箭”射击。罚射多少箭，按照罪过的轻重来定，其刑相当残酷。有的诸申犯了法，还诛连全家，把一家老小一律贬斥为阿哈［39］。有的诸申盗窃了别人的财物，受刑时，更惨不忍睹了，刺耳朵、刺鼻子、刺面部、刺腰或者乱刺全身，直到刺死为止。有时还牵连妻子，让犯者的妻子赤脚，踏上火红的炭，头上再戴上灼热的大锅，折磨致死了事［40］。诸申社会地位的卑下，具体地说明了努尔哈赤时期的奴隶制度，具有早期奴隶制发展的特点，同时，也可以看出阶级之间的对立和严格的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已经成为社会的现实了。
努尔哈赤在起兵的初期，女真社会每个奴隶主所属的阿哈不是很多的，这是个体生产、部落分散、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当时，出兵打仗，奴隶主也不得不自己亲手采薪、喂马［41］，参加一定的生产活动。后来，努尔哈赤不断地把统一战争推向前进，阿哈的数量急剧的增加。归纳起来，阿哈的来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建州本部落自由的社会诸申降为阿哈。他们或者因为越边、逃跑、不积极参战，或者与努尔哈赤的族人殴斗，都可以构成丧失自由的条件［42］。二是从女真其他部落中购买来的阿哈［43］。三是随着战争的向前推进，从其他被征服的女真部落中或者从汉人中俘虏来的。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前后，努尔哈赤开始向东海进军，仅从东海各部中俘获的阿哈就多达数万。以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征额赫库伦一次出兵为例，就俘获一万名阿哈［44］，攻克抚顺等城的时候俘获人、畜达三十多万，其中汉人人数不少。抚顺一城被俘虏的就“不减数万”［45］，接着下开原、铁岭、北关、叶赫，加上零星掠来的，都使后金社会阿哈的数目急剧的增加，据统计，至少也有四、五十万［46］。
由于耕垦面积不断地扩大，阿哈数量不断地增加，为女真社会庄园经济大批的兴起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使女真社会的农业生产开始走出个体家庭、单人单户奴隶主使用少数阿哈耕作的规模。广阔的耕地与大批的阿哈相结合，产生了规模较大的生产组织形式，即托克索（满语为tokso，汉译“庄园”少意）［47］。朝鲜人称为“农幕”［48］。努尔哈赤兄弟及其家族的大批托克索都在今辽宁省新宾旧门、旺清门、双砬子以东和今桓仁县境。在托克索中劳动的阿哈，平时不许自由出入托克索，一般多在内部生产、服役，有时也从事规模较大的集体生产劳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命令纳邻、音德率领八贝勒家托克索中的八百人到近边的浑河两岸打谷，这八百人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阿哈［49］。
大规模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为容纳更多的耕田阿哈提供了场所。使女真奴隶制的在发展和繁荣奠定在更新的基础之上。有权势的大奴隶主，通过占有托克索的办法，拥有大批的阿哈。有的人占有托克索竟达五十多所［50］。一个托克索少则三丁、四丁，多则七丁、九丁，所以一个大奴隶主常常拥有阿哈多达数百丁。因此，努尔哈赤时代女真社会的奴隶制就大不同于从前了，而是以大批奴隶制托克索生产为基础，使奴隶制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阿哈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人员。这一切都是女真社会奴隶主贵族占有制关系最后确立、奴隶制发展进入繁荣时期的重要标志及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可见，“奴婢耕作以输其主”［51］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女真社会空前的、完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了。因此，阿哈与奴隶主的关系是社会上既对立又统一的阶级关系。奴隶主的享用完全建筑在阿哈辛勤劳动的基础上，以致形成“奴尽则主何以存”的社会现实［52］。
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八家奴隶主是后金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一切重大的事件都由努尔哈赤及八和硕贝勒［53］决断。他们由努尔哈赤的弟、子、侄组成［54］。他们都围绕在努尔哈赤的周围，组成以家族为核心的最高奴隶主集团。这个集团握有经济、政治和军事大权，所以后金的政权是具有家族统治性质的政权，而努尔哈赤又是这个政权利益的最高代表者。一切社会财富，在没有得到努尔哈赤允许以前，八贝勒也没有权力支配［55］，一切经济、政治、军事等大权都完全操在努尔哈赤一个人的手中［56］。因此可以说，后金奴隶主政权又具有家长专断的性质，是奴隶制度下的君主专政。
在努尔哈赤时代，女真社会在军事征战中，在社会的大变革中，最后确立了以国家为组织形式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在这一生产方式下，少数奴隶主富裕起来，成为新兴的奴隶主集团成员，这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奴隶主集团十分贪婪，他们连一貂、一雉、一兔、一珠、一参也不肯轻易的放过，不论财物好坏，均不许任何人擅自触动，否则就必然惹来杀身大祸［57］。而那些在奴隶制度下生活的广大诸申，却陷于极其贫困的境地，有的甚至沦为阿哈。
奴隶主阶级的贪婪、人民的贫困，极需要改善社会的生产和供求关系，可是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时，努尔哈赤又断绝了对明廷的互市贸易，使社会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日益严重。尽管努尔哈赤想尽各种办法，积极发展本地区的手工业生产，银、革、木、铁各种工匠，加紧制造产品，麻布、锦绣匠人奋力督织［58］，尽管努尔哈赤连续攻克抚、清、开、铁、北关叶赫等处，拚命抢掠，以充实社会上的需求，然而，手工业产品仍然供应失调，出现了“银贱而诸物腾贵”的现象。蟒缎一匹由战前四、五两，上涨至二百两，贵达四、五十倍。人参、貂皮等无处销售，变成了无用之物［59］，社会的供求关系被引到了严重失调的深渊。奴隶主没有缎、帛可衣，贫民、阿哈没有布匹可穿［60］。战前的粮食供应，不足的部分多半靠清河、抚顺的市籴。战后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国内供不应求，不断地攻夺辽沈城堡，虽把野谷窖藏，抢掠一空，还是仍深感不足。因此，如果不进军辽沈，后金奴隶主政权就难于长久的维持下去［61］。这是满族奴隶制繁荣发展中的一个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也是满族民族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弱点，所以进军辽沈到了势所必行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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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建：《皇明通辑纪要》卷19。
［2］《满文老档·太祖，卷13。
［3］傅国，《辽广实录》卷上。
［4］《明神宗实录》卷519，卷517。
［5］申忠一：《建州图录》，参见《旧老城》页83。
［6］程令名：《东夷奴儿哈赤考》，参见《筹辽硕画》卷首。
［7］黄石斋：《博物典汇》卷20，陈仁锡：《山海纪闻》二，参见《无梦圆初集》卷4。
［8］《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208。
［9］《明神宗实录》，卷455。
［10］陈仁锡：《山海纪闻》二，参见《无梦园初集》卷4。
［11］程令名：《东夷奴儿哈赤考》，参见《筹辽硕画》卷首。
［12］《武录》卷1。
［13］章炳麟：《清建国别记》页34…35。
［14］牛维曜〈摘目前急务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0。
［15］毕恭：《辽东志〉卷3。
［16］《熊经略集》卷1。
［17］张鼐：《辽夷略》（叙言）页1。
［18］官应震：《合词恳发多金疏》，参见《筹辽硕画》卷5。
［19］张涛：《竟陈辽左遇计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酋是指建州各个部落的酋长。
［20］《满文老档·太祖》卷43载：努尔哈赤对蒙古莽古尔岱说：我等之子不似汝等生于野，吾子住于楼阁之上，得作则著，得献则食而生也。”《明清史料》乙编第二本页110…111载：“达子所住皆高堂大厦，所衣被皆装花锦绣，且日逐男女二班扮戏。”
［21］《满文老档·太祖》卷3。
［22］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四》页4下。
［23］《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参见《史料丛刊初编》。
［24］《满文老档·太祖》卷10。
［25］《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48。
［26］《满文老档·太祖》卷16载：“有大功者多赏，小功者少赏。”
［27］《满文老档·太祖》卷10载：“第一等众额真、大臣等各赏银二百两、金各五两。第二等诸固山额真，各赏银一百两，金各二两。第三等诸大臣各赏银三十两。第四等诸大臣各赏银十五两。第五等诸大臣各赏银十两。第六等诸大臣各赏银五两。第七等诸牛录额真，各赏银三两。第八等护军旗主、牛录章京，各赏银二两。
［28］《吉林纪事诗》卷1载：“珲春延吉府有呼尔哈部扎库塔城”，在珲春城西一百二十里，参见《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舆图》二排三。
［29］《满文老档·太祖》卷2。
［30］《满文老档·太祖》卷67，卷70。
［31］《满文老档·太祖》卷4。
［32］《满文老档·太祖》卷4。
［33］《满文老档·太祖》卷3，载：“谷课于部众，则苦之，故一牛录出十男四牛，始于空地耕田。自是，勿课于部众，部众亦莫苦。”说明1613年以前，努尔哈赤管事不久，已经向诸申征收赋税了。《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
［34］《明神宗实录》卷519。
［35］《武录》卷1载，派夫“筑城运石”，《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65载：“……皆言老酋旧城向北七里许改筑新城，……自前撤移之胡，非徒怀其故土，厌其役苦，多有叛心云。”
［36］［37］《满文老档·太祖》卷17。
［38］［39］《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69，卷71。
［40］《满文老档·太祖》卷20；卷35。
［41］《清太宗实录》拳30载：皇太极说，“……尔时仆从甚少，人各牧马披鞍，拆薪自焚，如此艰辛，……”。
［42］《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8，《满文老档·太祖》卷56，卷33。
［43］《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90载：“老酋与忽酋通信，今春忽温卖我国人物于老城甚多云。”
［44］《满文老档·太祖》卷4。
［45］陈王庭：《恭陈军前紧要事宜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6。
［46］王钟翰：《清史杂考》页22。
［47］羽田亨：《满和辞典》页427。
［48］申忠一：《建州图录》，参见《旧老城》页86载：“小酋农幕”，页87载：“奴酋农幕”、“阿斗农幕”。
［49］《满文老档·太祖》卷7载beisei tokso booi jaku tanggu
niyalmade”即“诸贝勒庄家里的八百人”，这八百人是“weilere aha”即“耕奴”。
［50］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3。
［51］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3。
［52］《满文老档·太祖》卷2。
［53］和硕贝勒（hosoi beile）即为“一方之贝勒”，就是固山贝勒、旗主贝勒。参见周远廉著：《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
［54］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载：1619年，八将有努尔哈赤、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杜度、济尔哈朗、阿敦。《武录》卷3载：1621年，八家有：努尔哈赤以下，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得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记。
［55］《满文老档·太祖》卷11载：“亲生执政诸贝勒，亦不得以公众俘虏、财物私与他人。”
［56］《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载：“予夺厚簿之权实操于一己。”
［57］张涛：《属夷家事互构揭》，参见《筹辽硕画》卷2。
［58］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3。
［59］《清太宗实录》卷2，《明清史料》乙编第二本110页。
［60］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3，文中载称：“胡中衣服极贵，部落男女殆无以掩体，近日则连有抢掠……；战场僵尸无不赤脱，其贵衣服可知。”
［61］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6…47，文中载称：“闻近日将大举收掠禾谷云，此不过坐困之计也。奴酋之每聚会将卒也，戒之曰：前日之捷天也，勿以屡捷为可恃，我必得辽然后可以生活，当以尽死于辽东城下为心云。”
努尔哈赤的战前外交
二、努尔哈赤的战前外交
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集团，要想毫无顾虑的向辽沈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