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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参见《明熹宗实录》卷3，《武录》卷3，谈迁：《国榷》卷84，《清史列传》卷3，《满文老档·太祖》卷1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21］《武录》卷3，《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载：“……野战之壮，莫如黑山（系指浑河南北之战），姜总兵（后金人误认为姜弼是主将）见沈阳围急，弃本城而来救，遇于黑山，虏（指后金）并攻沈阳之兵以迎之，姜以川兵六、七千，当虏骑十万，虽众寡不敌，终至于尽歼，虏之死伤亦相当，虏至今胆寒。”
［22］《明熹宗实录》卷3。
［23］《满文老档·太祖》卷19。
［24］《明光宗实录》泰昌元年十月条，熊廷弼：《极催各道以图共济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1。
［25］傅国：《辽广实录》卷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26］《武录》卷3，傅国：《辽广实录》卷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满文老档·太祖》卷19。
［27］参见《明熹宗实录》卷3。
［2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武录》卷3，谈迁《国榷》卷84，《明熹宗实录》卷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29］《武录》卷3。
［30］《满文老档·太祖》卷21。
内外交困，用兵广宁
二、内外交困，用兵广宁
辽沈地区沈阳、辽阳两大重镇相继易手，明朝河东十四卫的广大地区，都归后金所有了。辽河以西，人心惶惶，从塔山（今辽宁省锦西县塔山）到闾阳（今辽宁省北镇县南闾阳）、二百多里的广大地域，人烟断绝，辽西人民或蜂拥入关或向朝鲜王国境内奔去，或渡海向山东的登州、莱州逃去。没有渡海的许多人寄居在海岛上，不再返回家园了［1］。
辽东巡抚薛国用，急兵官李光荣把辽阳城失守的消息飞报到京城，朝廷为之大震，立刻实行全城戒严。皇上急下御旨，召集致臣会议对策。廷臣虽然遵旨上朝，可是多数静默缄口，或闭目摇头。少数人自谓卓有高见，极力忿争，甚至疾言厉色。然而，实际上除了催促熊廷弼再次出关和依重张鹤鸣以外，拿不出任何良策。朝廷大吏平日争权夺利，各不相让，一听边事危急，缩首缩尾，拿不出半点办法，会议只好草草收场，怯生生地散去［2］。全辽的形势万分危急，辽西的存亡迫在眉睫。明天启帝采取应急的措施，慌忙调兵遣将。四月初六日，皇帝下旨升薛国用为兵部右侍郎兼佥都，暂行经略辽东；升任王化贞为佥都，代替薛国用巡抚广宁［3］。此后两个多月，全辽形势越发危急，满朝文武都认为，除了前经略熊廷弼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挽救辽地的危局。于是，天启帝决定再次启用熊廷弼。他在给熊廷弼的谕令中，自悔地说：惟有你经略辽东一载，威慑边廷，力保辽东危城。后来，因为受了他人的诽谤，朝中的大臣又没能及时为我剖析，以致于令你回籍了。我不久就很后悔。现在经过臣下勘奏，过去的事全都明白了，已经下旨启用你。今天，辽东各城已经全部陷落，你守辽的前功已经尽弃。最后，天启帝又惋惜地说：如果你若是在辽守卫，怎么能够容忍出现这种情况呢［4］。
朝廷在决定重新启用熊廷弼的同时，对于原来煽动弹劾熊廷弼的御史冯三元、张修德，各给予降职两级处分，调出京城。当时去辽东阅边的大臣姚宗文，为人阴险，有意陷害熊廷弼，散布流言，随意给熊廷弼罗织罪状，致使熊廷弼被斥罢，误了封疆大事，下令革职为民，送回原籍［5］。同年六月，特旨复熊廷弼辽东经略兼兵部右侍郎的职务。
明廷在辽沈地区一败涂地以后，天启帝企图重整旗鼓，除大学士叶向高以外，还命张鹤鸣充任枢臣，一时启用经略，任命巡抚，在关外积极奋战，以阻止努尔哈赤继续西进。然而，摆在明帝面前的是，辽河以东的国土已丧失，辽西又残破不堪，边关的文臣武将积恶难改，局面很是困难。广宁巡抚王化贞到任后，全城有兵不满千员，后来新招来兵卒一万多人，多数毫无装备。边官贪财索贿，积习很深，难于纠正。明帝说：辽地原来有兵七万，额饷七十多万两。新兵十三万，岁饷五百多万两，已经不算少了。但是，去年赏银二百多万两，军士却没有得到一文钱，文武官却填满私囊。辽沈地区失守以后，辽阳军资都被敌人夺走了，再发银两有什么好处！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王朝在败落的时候，其官吏腐败是个顽症，很难整治。可是，朝廷又不能放任不管，只好硬着头皮备战。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攻占辽沈地区以后，他面临内外严重局面。就外部来说，明辽地尽管有经臣熊廷弼和抚臣王化贞的矛盾，即所谓‘经抚不和”，但筹划辽事的目的都是为了消灭后金。经略熊廷弼有“三方布置”之策，巡抚王化贞有“一举荡平”之策。熊廷弼认为，经过辽沈之战，川、浙将士已经丧尽，守辽的兵力不足，只有三方布置，四面牵制，才能制胜。目的是持久河西，固守广宁，保住山海关。他的部署是：广宁用马步兵坚守，用犄角扎营的办法，即从三岔河（今大辽河下游）到广宁多建烽火台，大军驻扎在距离广宁三、五里的内外，视形势犄角扎营，深垒高栅，待敌来战。在三岔河上设置游骑，轮番迭出，使敌人摸不清我方之意。辽阳距离广宁三百六十里，敌兵来攻广宁，一日必然不能到达。敌人若动，我兵必然洞知于数日以前。这是三方部署的一方。设登莱巡抚，以陶朗先充任，与天津巡抚毕自严相同。两处各备水师待战。经臣驻扎在山海关节制三方，使敌西进时有后顾之忧［6］。从这里可以看到，熊廷弼深明军事，老于谋算，如能照此办理，对努尔哈赤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要想实现这个方略，必须用兵二十六万，年饷一千二百万两，却是明廷难于承受的负担［7］，从时间上看，也不是短期可以办到的。
巡抚王化贞主张“一举荡平”后金，他的根据是，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七月以后，征调的援辽兵马已经先后少关，十月，王化贞手中已经有新旧官兵十三万。后金大额驸李永芳派人暗通王化贞，佯称以辽阳作为内应，王化贞未能识破李永芳的诱敌之计，却认为他是诚心归顺。西部察哈尔林丹汗也答应，将以四十万大兵相助。王化贞的军事部署是，以重兵集结广宁，再沿着三岔河设立大营，以参将、守备等官，分守要害地方，隔河与后金对垒，并依靠东江毛文龙作为声援［8］。王化贞虽然素不习兵，一举荡平之策的根基不牢，但他屡屡请战进兵，声言：臣愿意请兵六万“一举荡平”后金。王化贞的部署在西部战线，对后金也构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在东部战线，熊廷弼大行三方布置之策，天津、登莱海上的兵力大为增强。登莱巡抚陶朗先，诚心为经略筹划，将渡海辽民中强壮的人编伍为兵，以平日所积储的军饷支付，三个月中编组水陆大军三万多人，征集战马上万匹，甲杖、器械等二百多件，战船二千多艘［9］，声势颇大。同时，辽阳失守以后，巡抚王化贞秘密委派都司毛文龙去东江作为声援。五月，毛文龙等四人率领兵丁二百，从三岔河入海至沿海岛屿。以辽人王一宁、岛民李景先作为向导，先后到连云（今辽宁省盖县西北连云岛）、石城（今大连市东北石城岛）、长山（今大连市东大长山岛）、獐子（今旅大市东獐子岛）、海洋（今大连市东海洋岛）等十多个岛屿，收编数千名岛民。毛文龙等人杀死了努尔哈赤派往各岛买牛、征粮的汉官胡可实、何国用等，从东部断绝了后金海上的通道，牵制了努尔哈赤的兵力。明朝经、抚二臣在这一点上看法是一致的，目的是使后金腹背受敌。
辽沈大战以后，努尔哈赤一方面扩大胜利成果，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分兵加强对西南方的防守。他曾派第十子德格类、侄儿塞桑古二人统兵千员视察三岔河浮桥，进驻海州，并分城派官把守。命令降将杨于渭镇守盖州，游击单荩忠镇守复州，守备刘爱塔（即刘兴柞）镇守金州。在东南方，命令佟养贞镇守镇江，把总周永祚率领八百骑兵作为沿海的游兵，以防明军从海上突袭。从此，明与后金便在西南和东南沿海，即南四卫（金、复、海、盖）和镇江一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0］。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七月，当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升坐大殿，欢宴群臣，庆祝夺取辽东胜利的时候，毛文龙已经从广鹿岛（今大连市东广鹿岛）、长山岛等地到达朝鲜王国的弥串堡，派人到辽南四卫侦探、串连。在毛文龙的策动下，盖州城守将杨于渭愿意以盖州城反正归明。毛文龙又乘镇江城守游击佟养贞率领二百兵镇压商山人民反抗的机会，一方面与去朝鲜王国借兵的生员王一宁谋划袭取镇江，同时，派千总陈忠乘夜渡江，潜通镇江守城中军陈良策等，约为内应。二十日深夜，毛文龙率领二百兵偷袭镇江，动员城外的居民协助呐喊，大叫：敌人来攻城了！刹时间，城内城外杀声四起。城上的后金守军害怕，慌忙撤退，逃出城去。佟养贞刚刚回到城里不久，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中军陈良策听到城外喊声，带领本部人马从内部响应，将佟养贞和他的儿子佟丰年等六十多人抓了起来，占领了镇江城。镇江城西的汤站、城东北的险山二堡的居民也闻风而起，分别将守堡官陈九阶、李世科等也抓起来，结果，都相继叛金归明［11］。这就是所谓的镇江事件，也是明金在辽沈东南激烈争夺，形势急剧恶化的开端。
为了争夺辽南四卫，明廷不惜工本。以熊廷弼的三方建置来说，广宁为正，天津、登莱为奇，而奇正互为犄角，又必须联合朝鲜王国军，为此，明廷派一名有胆略的将官，督促江上之兵，暂住朝鲜王国的义州。他的任务是招募辽东逃民，便于同朝鲜军声势相应，与天津、登莱水师音息相通。这些措施支持了辽东人民反抗后金的斗争，使辽南人民有恃而不恐［12］。巡抚王化贞派遣毛文龙下东江的任务，也是联合朝鲜王国军为声势，以恢复辽南为目标。经、抚二臣在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因此，明廷派遣大批的密使，潜伏在后金国内，扰乱社会秩序。时而有毛文龙派遣的千总入境挑动民叛，时而又与明朝的旧官、秀才相互联络，煽动暴乱。甚至有一族之家隐匿明朝间谍四、五十人或至百余人的。只复州一个城镇，经后金统计应有男子七千人，可是没有多久就猛增到一万一千人［13］。这一切，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从外部将后金包围起来，并时时加以骚扰，使后金的社会内部动荡不安。这样，努尔哈赤要想短期内继续向西推进，实在是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即从天启元年三月到次年正月的十个月中，后金国内危机也十分严重。后金军在进驻辽沈时，女真的军户（兵士家属）也相继地蜂拥而入，怎么安置这些军户和协调他们与汉族人民的关系，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奴隶主集团急待解决的问题。女真军户的进驻范围，除了金州、盖州、复州没有迁入以外，以辽阳、沈阳，抚顺、清河等城镇为中心，西到三岔河以北的长胜、长静、东胜等堡，南到耀州、海州，东到镇江、汤山、险山等堡都有安置［14］。
女真军户移入辽沈地区以后，与汉人合村而住：每个村中又令汉家容纳女真军户，大家汉户合大家女真军户，小家汉户合小家女真军户，相互搭配居住。移入户的口粮由汉户供给，按女真各家的人口，每口月给四升。时间到九月份为止。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还指令，凡是汉户不许隐藏粮食不报。汉人的粮窖由女真、汉人共同管理，饲料同用，柴草通济，粮食不足的合住之户，由国家公库供给。这样，后金奴隶主集团使汉族与女真族，以从来不常有的形式，普遍的杂居共处［15］。
大批的女真军户与汉户杂居，甚至同室相处，他们之间的语言不通，衣着各异，生活方面两相不便。由于多数女真军户依赖汉户，并以战胜者自居，欺凌汉户，任意杀食汉户的猪，役使汉户耕作，从事杂役，或奸淫汉家妇女等，使广大的汉户利益受到严重的侵犯，他们在经济、政治和人身自由等方面，蒙受着深重的剥削和压迫。因此，普遍地激起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甚至种下了仇恨，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冲突。
为了便于统治，加强对辽沈局势的控制，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汉人中开始大规模地征集兵员。夭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十一月，他下令：凡是汉人不论是贫是富，都统计男丁，从二十个人中抽调一个人当兵。战事紧急时，十个人中抽调一个人；战事不急时，一百个人中抽调一个人，以形势缓急而定。当兵的人，必须配备价值不少于十两的好马，所用的器械、马匹都由这二十个人共同出资供给。哪家成了汉军户，必须把全家迁到汗城中去居住。兵丁有事出征参战，无事驻守城池。征集的汉族兵丁与女真兵丁共同守城，增加了汉族人民的兵役负担［16］。
由于女真、汉人在语言方面的隔阂，女真官员管理汉人相当困难。努尔哈赤就改令由汉官管理汉民。然而，汉官多是明朝的降官败将，恶习严重，随意掠夺民财，让他们单独管理也不行。所以，努尔哈赤不得不再改成由女真官员与汉族官员共同管理。凡是女真都堂、总兵官每人名下管三午男丁；副将名下各管一千七百男丁；参将、游击名下各管一千男丁；守备名下各管五百男丁。汉人总兵官名下各管四千男丁；副将名下各管三千男丁；参将名下各管二千男丁。这种在贝勒之下，两族官员同体而又分别管理的办法，实际上都纳入了旗制，自然旗主贝勒及女真各官居于主导地位［17］，汉官在其下难免受欺凌［18］。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进入辽沈短短的十个月中，在积极处置国中各种事务的同时，又大兴土木，命令汉人二十个人中抽出一个人服徭役。天启元年六月，大建鞍山城。在辽阳城内兴建英明汗所居住的小城，役使大批的女真、汉人拆房、平地。
九月，又以辽阳城大、不够坚固，难于防守，恐怕明军袭取镇江后，再逼近辽阳，决定在太子河的北岸建造新城［19］。这些活动都加重了两族人民的徭役负担。
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集团，尽管千方百计地安置两族人民定居，然而，女真奴隶制度下主仆“间不容发”的矛盾带入了辽沈；民族之间现实生活的差异，繁重的兵役、徭役等造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其中许多汉人不适应新的处境，仍然思念故国，“图复旧土”［20］。因此，努尔哈赤安抚金、复、海、盖四卫人民说：等到明年正月，试看我过河（系指辽河），如果再破取南朝（系指明朝）一堡一城的时候，说明是天助我成就大事，你们应当安心的跟着我，假若我不能再夺取明朝的一城一堡，那是我最终不能抵抗“南朝”，到那个时候，任凭你们西去［21］。
在辽东地区，不仅汉族人民对于后金进驻辽沈，年年进行战争不满，就是女真人民也都如此。这一点连努尔哈赤自己也承认。他说：从亲族、一般的女真人到汉族人，都想杀我［22］。
社会上的隐患重重，矛盾日益尖锐，外扰内困，弄得努尔哈赤不得安宁。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攻克辽沈，占领辽东，划辽河为界的目的虽然达到了，但要想安定辽东，稳定统治，打消辽东人民思念故国的情绪，还必须占领全辽。而要夺占全辽又必须征服蒙古。这几件大事都需解决。因此，努尔哈赤决定进军广宁绝不仅仅是意气用兵，而是辽沈东南、西北、广宁三个方面受敌和内部矛盾重重的结果。在这里，后金不占领广宁不足以保住辽沈，不保住辽沈更无法占据全辽。可见，广宁是保卫辽沈，攻占全辽的关键场所。后金兵占领广宁又能断绝蒙古的一个重要互市通路，割断蒙古与明朝的经济关系，使蒙古各部俯首听命于后金。于是，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正月，后金进攻广宁的战役开始了。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进攻广宁的前夕，先屯兵在沿辽河以东各个重镇和城堡，对外摆出进取广宁的架势，但主要力量还是放在对内部镇压、安顿和调整上。同时，在军事方面作了必要的准备。努尔哈赤所以能够赢得这样长的时间，整顿内部，是明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造成的。明廷由于边将经抚不和，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意见有分歧，难以调和，当然做不到同舟共济。因为天启元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七月，毛文龙收复镇江，王化贞认为是获得了一个“奇捷”，竟不报告给经臣熊廷弼的衙门知道，直接向朝廷去献俘请功，并请求朝廷下旨，增援镇江［23］，莫失进取的良机。对于这件事，经略熊廷弼却持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