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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大约十点钟,超过一个连的日本兵到我们这里来搜查中国士兵。为首的长官是个高个子,嘬腮,看那阵势是个中佐,身旁有两个卫兵和一个副官。明妮告诉他,这个难民营只接收妇女和儿童,可他听也不听,声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违反了只给非战斗人员提供庇护的承诺,所以现在皇军有权将所有敌方残余部分予以清除。的确,在最初的计划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有关当局宣称过,这一中立地区将是“武装人员不得进入、任何数量的士兵不得通过”的,然而在起草这封信件时,委员会中的任何人都无法预料整个事情的发展,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会来到这里,恳求中立区救他们一命。外国人在收缴了他们的武器之后也收留了他们,以为日本人会遵守战争公约,以基本人道对待已经投降的军人。现在,凭着清除残余士兵的名义,入侵者开始对任何他们怀疑是潜在敌人者任意抓捕了。
搜查是从科学楼开始的,日本兵打算搜查每一间屋子。如果哪道门上有锁,而钥匙一时没能拿来的话,一个扛着大斧头的士兵就当即把锁砸开。跟在他们后边,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在二楼的地理系办公室里,存放着邻里的妇女们在上一个秋季给中国军队缝制的六百套棉衣。我和明妮决定留下这些棉衣,因为我们估计难民们可能会需要一些冬衣。现在,这些棉衣棉裤就可能成为罪证。如果他们发现了,我们该怎么解释呢?我们能说是中国军队强迫我们给他们做的吗?如果日本人发现了衣服,我就得在明妮回话之前,抢先跟他们撒个谎了。明妮不善说假话,会被他们看穿的。
还好,明妮说带他们直接去顶楼,那当官的没有坚持先搜查放衣服的那间屋子。顶楼上收容了二百多名妇女儿童,那里的难民似乎分散了日本兵的注意力,到他们下楼来时,他们忘记了拐向左边搜查二楼的那些办公室。
我们走出大楼时,一个日本兵抓住了我们刚雇的一个送水工。那可怜的人吓得愣住,一时连呼救都不会了,水桶翻倒在地,扁担上都沾满了泥。那日本兵连抽他几个耳光,冷笑着用中国话问:“当兵的吧,嗯?”
“不是,不是,”明妮上前阻止,“他是个苦力,我们的送水工。胡闹,他都四十多岁了,怎么可能是当兵的?”
一个班长模样的日本兵上前撕开那人的衣领,查看他的左肩。幸亏他左肩上没有印记,他们这才放了他。那人吓得一声没吭就跑开了,水桶、扁担都不要了,还有两个被撕掉的扣子,都掉进湿泥里。
我和明妮跟着日本兵离开。快走到大门口时,看见一小队日本兵正拖着一个男孩子,那是修理工老童的侄子,他经常到校园里来干些零活。明妮快步上前,拦住他们。“他是给我们跑差的童仆,不是当兵的。”她喊道,情急之下临时给他编造了这么一个头衔。
翻译官是个面善的中国人,穿了一件厚风衣,他把明妮的话告诉日本军官。一个日本兵走上来,用拳头朝明妮当胸一推。高个子中佐冲他喊了句什么,那人“哈咿!”一声,立正站得笔直。于是那孩子赶快跑掉,和叔叔到一起去了。那中佐匆匆写了一个字条,递给明妮。翻译告诉她,“如果再有人来搜查,你可以把纸条给他们看。”她谢过那当官的,然后突然一惊,转身对我悄声说,“到处都是机关枪。”她用下巴指了指大门口。
我抬头一看,看见院墙的两侧支起了六挺机枪。我意识到,一旦这里出现骚动,他们是会扫射的,想到这里我不禁战栗起来。
中佐带着他的随从走出大门时,我们看见一队日本兵押着四个中国男人从这里经过。四个人被铁丝捆住胳膊串在一起,其中一个没穿裤子,两条腿上满是血迹。我们走到门前,去看个仔细,可是看不出那几个人是不是军人,那个最年轻的不会超过十六岁。他们一路纵队,朝西边的山坡去了,十分钟之后,传来一阵枪响——他们全被打死了。
“他们就那么开枪杀人——没有审判,没有任何犯罪的证据?”明妮说。
我意识到,日本人觉得他们愿意用什么方式对待我们都是合理的。很多人一定知道会是这样,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抢在日本人到来之前就赶快逃跑的原因。
更多的难民拥来了。现在,金陵学院已经收容了四千多人。新来的人描述了很多可怕的故事——在过去三天里,城里和郊区到处发生着抢劫、强奸、虐杀和纵火。有些女孩子还不过十几岁,就被从父母身边抢走。东边和南边,黑烟在不断升起——数千所房屋和商店被放火烧毁,以掩盖抢劫的罪行。有些日本兵对路人看见什么抢什么:钱、食物、香烟、外衣、圆珠笔,甚至帽子和手套。一个老妇人告诉我们,“一个日本鬼子把我的铜顶针一把扯走了。他一定以为那是个戒指什么的。那个笨蛋,差点儿把我的手指头弄断了!”我们的门卫王建定,长着一张猫脸,瘫坐在自己脚上,不管大家怎么安慰他,就是止不住地痛哭,因为他那十五岁的儿子那天早上被带走了。
那天晚上,在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的路上,我和明妮看见一辆双轮大卡车隆隆驶过,上面载着十几个年轻女孩,只听见她们大喊着,“救命啊,救救我们!”有一个女孩还戴着眼罩。她们有的把脸涂黑了,把头发剪短了,可这些伪装还是没能逃过日本兵的眼睛。
我们呆立在路边,一直看着那辆卡车,直到它消失不见了。我合上两眼,眼珠直跳,明妮则把两手按在脖子两边,呻吟道:“上帝啊,你什么时候才会显出你的愤怒?”
我们去见拉贝,想看看他听到本顺的下落没有。他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九
十二月十七日早上,一小队日本兵突然出现在校园里好几个地方,大抓妇女和女孩子。我们这个难民营里,已经发生了三十多起强奸案件。紧急情况不停地发生,迫使明妮和我一起,疲于奔命地应对日本兵。我们已经接收了六千多难民。所有楼房都已经塞满,很多教室都让人联想起挤满了滞留旅客的火车站,在外之人都是吵闹的,尤其是孩子们,四处闲逛,像在赶庙会。我们担心怎么保持卫生,怎么给这么多人提供伙食。光靠粥场远远不够。
明妮说动瑟尔,在南京大学为新来的难民再开放一个宿舍楼,并确保夜里一定要有一个外国人住在里边。那天的下午四点到六点,她和我送去了两大批妇女和儿童。我们还安排把一个十七岁的女孩送到了威尔森医生那里——这个年轻的媳妇,怀着五个月的身孕,被一群日本兵轮奸,流了产。一辆驴车拉她去了医院,后边跟着她呼天抢地的婆婆。
我们第二次从瑟尔新建的难民营回来时,看见霍莉正和娄小姐在宿舍主楼门口聊着,我们和她俩一起走进宿舍楼内的餐厅。晚餐是黄豆芽疙瘩汤。大多数工作人员从早饭到现在什么都没吃过,因为白天经常顾不上吃饭。桌上的佐料瓶子里有酱油、米醋,和泡着很多辣椒的辣油。我们正吃着,一个男孩子冲进来,气喘吁吁地说:“魏特林院长,学校里进来好多日本鬼子,在打人呢。”
“他们在什么地方?”明妮问。
“正朝北宿舍楼那面去了。”
我们碗一放就往外走。天快黑了,空气中一股烟味——一定是附近有房子起火了。一群乌鸦在树梢上精力充沛地呱呱叫着,妇女和孩子们的尖叫声从西边和北边传来。砰砰砰砰!三个日本兵用拳头在猛擂中心楼的前门。明妮和我走上前去,不等她开口,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兵用生硬的汉语对我们说:“把这个打开。”
“我没有钥匙。”明妮告诉他。
“里边有军人,大日本的敌人。”
“没有军人,只有妇女和孩子。”
明妮出示了昨天那个中佐写的纸条,可是那人扫了一眼之后,三两下就撕碎了扔到地上。他转脸对其他两个人说了句什么,其中一个上来就打我和明妮、霍莉的耳光,一边打还一边大喊着什么我们听不懂的话。他又猛推娄小姐,几乎把她推倒在地。霍莉两眼是泪,大鼻子抽搐着,用英语低声骂道,“狗杂种!”左颊上随即现出了红手印。
“打开门!”近视眼那家伙毫不放松。
这时候,商务副经理、国字脸的老容来了。我的耳朵被扇得还在嗡嗡作响,火辣辣的,我问他:“你有钥匙吗?”
他一脑门皱纹,摇了摇头。“我没有。我们通常不从外边锁这道门。”
明妮对那几个日本兵说:“我们真的是没有钥匙。”近视眼日本兵在镜片后边眨了眨眼,狂吼着对老容命令道:“打开门!”
“我没法打开。”
这个日本兵朝着老容的脸上打去,另外两个也对他连踢带打,有一个还一边打他耳光一边笑,好像在耍弄他。接着,日本兵举起了步枪,用刺刀对着老容的喉咙。
“住手,住手!”明妮说,“好吧,从别的门进去。”她指着大楼侧面,然后带着他们去侧门了。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我看了老容一眼,他浑身发抖,忍气吞声,两眼肿得几乎睁不开。
让我们迷惑的是,三个日本兵进了大楼,马马虎虎地检查了几间屋子,连楼上都懒得去。五分钟不到,搜查就结束了。我们从侧门走出来时,看见另外两个日本兵拉着三个中国人过来,三个人双手都被反捆在背后。我认出了他们,三人都是我们的职工。明妮冲上去说:“他们是为我们工作的。”
“中国军人,大日本的敌人。”一个日本兵断言。
“不是,不是,他们都是园丁和苦力。”她反驳说,然后指着王建定,“他是我们的锅炉工,他十五岁的儿子刚被皇军带走了。”
那也无济于事,日本兵还是把人拉走了。建定毫不抗争,好像根本不在乎他们把他带到哪里去。
近视眼日本兵示意我们跟着他们,我们一起向大门口走去,只见门口那边人影憧憧。
大门外边,我看见四十多个中国人跪在马路边上,有几个人在哭泣。茹莲和路海也在当中,路海倒是站着的,正在对一个日本兵连说带比画。两个班的日本兵站在周围,大多背着步枪,有一个日本兵还牵着一条吐着红舌头的德国狼狗。一个中士走过来问道:“谁是这里管事的?”他的翻译官把他的问题告诉我们。
“我是负责人。”明妮站了出来。
他们说话间,更多的教职员工被带到这里,被喝令跪在地上。三个日本兵走上前来,抓住老容、娄小姐和我,把我们拖到人群中,强迫我们跪下。他们为什么把我们集中到一起?我想不出来。他们要接管学校吗?他们要拿我们怎么样,要拿难民们怎么样?耀平、丽雅、帆帆在哪里?我一阵头昏眼花,几乎瘫倒,忙一把抓住娄小姐的胳膊稳住自己。
中士让明妮从人群中把雇员们一一认出来。她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告诉中士他们是干什么的。在她继续往下指认时,屡次显得迟疑;显然,她不可能记得所有这些人的名字,尤其是前几天刚雇来的临时工。有一个年轻的雇工,腰板笔直,相当魁梧。明妮走到他面前,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如果那人已经把自己名字报给了日本兵,她可不能随便给他再安个名字。她正在犹豫不决之间,他们就把他带到马路另一边去,命令他跪下。
“他叫本顺!”明妮对那斗鸡眼中士喊道。这是个聪明的办法——我们当中肯定没有人起那个名字。
路海说:“他是我们的运煤工。”
“闭嘴!”中士一拳打在路海的前胸。两个日本兵抓住路海的胳膊,把他拉走了,强迫他跪在“运煤工”旁边。
这时候,一辆吉普车开过来,停在路边。从车上跳下三个美国人,路易斯·斯迈思、乔治·费奇,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主席普莱默·米尔士。日本兵们立刻把他们围住,让他们排成一行,搜查他们身上有没有手枪,他们谁也没枪。搜查完毕,乔治用德语说:“我们是传教士。”那中士没有反应,乔治改用法语说:“我们都是美国人。”
“是的,我知道。”那中士哈哈大笑,斗鸡眼眨了眨。
他们俩人继续用生硬的法语对了一阵子话,可乔治的脸色却很不好看。与此同时,一对手电筒的光一直照在另外两个外国人的脸上,照得他们睁不开眼。乔治告诉他俩:“他们叫咱们几个立即离开。”
接着,十几个日本兵冲上来,把三个美国人推上吉普车。两个日本兵抓着明妮的胳膊,硬把她塞进驾驶员旁边的座位里,但她挣扎着下了车,扬手对那中士喊道,“该死的!这儿是我的家!我没别的地方可去。”
“我也一样!”霍莉喊道,紧抓着后挡板,坚决不肯上车,“我的房子被你们皇军一给烧了,我变成难民了,还等着你们给我赔偿损失呢。”她怒目圆睁,脸气得通红。
乔治把她们的话大声翻译给中士听,于是中士命令他们三个外国男人立即离开。
在步枪的瞄准下,三个外国男人上了吉普车。路易斯朝我们挥挥手,向我们示意一切都会平安的。然后他们慢慢开走了。
中士两手圈在嘴上,冲着乔治的背影用法语喊道,“再见啦!”他手下的两个人也快活地叫喊起来。
吉普车刚一消失,就听见墙里边传来女人的哭声和被捂住嘴的尖叫声。透过大门,我看见一些日本兵,赶着一群人朝我们学校的侧门去了,那扇小铁门平时总是锁着,现在一定是撬开了。我看了一眼周围,只见街对面窗户里伸出机枪。不知何故,大门口的日本兵突然撤走了,只带走了路海和那个健壮的“运煤工”,接着,卡车在南墙外也开始发动引擎。我意识到,日本兵把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扣在这里,而另一伙人就在校园里边抓人。我看见一挺机枪仍然支在那边,但全身一动也不敢动,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
我们仍然跪在地上,有几个还在哭着,很长时间都没人动一动。我看了一眼明妮和霍莉,她们的头低垂着,两眼死盯在地上。
大刘跑过来,大喊:“明妮,明妮,他们从东院抓走了一些人。”
“抓走了些什么人?”她从地上站起来。
“我说不准。”
我一听,跳起来就跑,脑子里一片混乱。我跑啊跑啊,有人跟在我的后边,我的脚步不稳,好像踩在云上。我只求我的家人没事。
我家里一片狼藉,桌子和椅子都翻了个儿,满地都是器皿、书本、鞋子、餐具、洗过的衣裳。墙上所有的画都不见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天哪,安玲,我真为你难过。”明妮说。她的口气听上去是觉得我们全家都被抓走了。
尽管我不停地哭着,还是劝着自己,丽雅是个冷静的人,他们也许还在校园里的什么地方,不应该还没弄清楚就先乱了阵脚。家里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所以,我那一家还是有可能已经逃脱了的。可是,他们在哪里呢?
这时,我丈夫和还有搂着帆帆的丽雅,出现在门口。丽雅只叫出了一声“妈”,她的鹅蛋脸苍白得吓人,两眼在燃烧,刘海和眉毛都被汗水打湿了。
“他们差点儿抓住我们。”耀平告诉我,摇着头发斑白的脑袋。
“感谢上帝,你们都平安。”明妮说。
丽雅告诉我们,他们一听到校园里的骚乱,就赶快离开了东院,跑到没有完工的公寓房后边的一条水沟里,躲在一堆难民中间。我合上了眼睛,两手握在一起,说:“主啊,万分感谢你保佑我的全家平安回来了!”这时,大刘的太太来了,痛哭着说:“他们把我们女儿美燕抓走了!”这女人个子很小,一张圆圆的脸,手按在身体右侧,好像疼得厉害。她的丈夫跟在她身后,极度震惊,说不出话来,脸上全是眼泪和汗水。
那女孩十五岁,是幼儿园里的好帮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两口子。要是我们没有被日本兵扣住,能留在校园里制止他们抓人就好了。现在我们能对大刘和他太太说什么呢?我看了明妮一眼,她似乎也在努力想说点儿什么,却找不到合适的话。但不管怎么样,她必须说点什么。
终于,她发话了:“明天一早我就去日本大使馆。他们必须立刻把我们的人还回来。”
谁也没答腔。
我和明妮一起离开我家,去察看校园里的其他地方,把小南门重新锁好。走到中心楼时,我们碰见了茹莲和另外两个女同事,她们告诉我们,被抓走的女孩共有十二个,楼里的所有难民都吓坏了。我看见燕英——那个化装成一个老男人,一个星期以前来的年轻女子——正拍着她的小妹妹燕萍的后背,低声对她说着什么。那孩子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