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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一样形成两大阵营。不过其间有一重要的差别。在核武器时代，
避免战争可谓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甚至可说是唯一的主要目标。而
在20世纪初年，仍有可能一声令下战争就此爆发。事实上当时有些
欧洲思想家还认为，偶尔流流血可以改善国家的体质，如此天真的假
说在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残酷地打破。
多年来史学家一直在辩论谁应为一次大战的爆发负责。但我们举
不出是任何单一国家导致如此疯狂地迈向毁灭。欧洲所有主要国家都
有其短视与不负责任之处，而且想法很天真，这是在它们一手造成的
那场大灾难深植于欧洲人共同的记忆中之后，再也无法恢复的。帕斯
卡尔（ Pascal）在《思想录》（Pensees）中的警语说：“吾人受自设障
碍所蒙蔽，陷入深渊仍不自知。”
要归咎的因素很多。欧洲国家把均势扭转为武器竞赛，却未能意
识到现代科技与大规模征兵，已使爆发全面性战争成为国家安全以及
整个欧洲文明最大的威胁。不过各国对一战的爆发虽均难辞其咎，但
完全失去节制的当属德、俄两国。
在德国统一的整个过程中，有关均势会受到什么影响未曾引起太
多注意。前后两百年间德国一直是欧洲战事的受害者而非发动者。30
年战争时，德国人死伤的人数估计高达总人口的30％，18世纪各王
朝间决定性的战役与拿破仑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多半都战于德国的土
地上。
因此统一后的德国几乎无可避免地要努力防止这类悲剧再发生。
但新德国不见得非要把它当做主要是军事问题来看待不可，俾斯麦之
后的德国外交家也不是非得以霸气来执行外交政策才达得到目的。因
为腓特烈大帝时代的普鲁士虽是列强中最弱的一国，但统一后的德国
很快便一跃而成为第一，也因此令邻国十分不安。所以德国若想参与
欧洲协调，就必须在外交政策上格外地自制。可惜自俾斯麦去职后德
国最欠缺的就是节制。
德国政治家之所以如此沉迷于赤裸裸的实力，乃因为跟其他民族
国家比起来，德国缺乏团结全国上下的思想架构。形成西欧其他现代
民族国家的各种理想，没有一种见于俾斯麦擘画下的德国，没有英国
所强调的传统自由，法国大革命所标榜的全民自由，甚至看不到奥地
利的主张天下一家的善意帝国主义思想。严格说来，俾斯麦一手建立
的德国根本不符合民族国家的理念，因为他刻意将奥地利的德国人排
除在外。他的德国只是范畴加大的普鲁士，是别有用心的图谋，主要
目的是为增加普鲁士本身的实力。
缺少思想基础是德国外交政策漫无目标的罪魁祸首。多年来一直
是欧洲主战场的惨痛记忆，在德国人民心中种下了极度的不安全感。
俾斯麦所建立的帝国现在虽是欧陆第一强国，德国领袖们始终有一种
模糊的被威胁感，这表现在整军经武与好战的言论上。且军方参谋人
员总是以全部的邻国同时进攻作为战备的依据。为准备应对这最坏的
假想状况，他们反而弄假成真。因为德国若有实力足以同时击败所有
邻国的攻势，则压倒个别国家必然易如反掌。这些邻国眼见德国重兵
压境，自然会结合在一起互求保护，于是德国原意在求安全的做法反
造成不安全。
或许采取明智且节制的政策可延迟甚至改变即将到来的恶果。但
俾斯麦的后继者抛弃了他的收敛作风，越来越追求纯粹的实力，就如
同一句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话：德国要做欧洲外交的铁锤，而非处于挨
打的铁砧。德国仿佛已耗尽太多力量投入国家的统一，以致无暇思考
建国的目标何在。帝制时代的德国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国家利益概
念。随一时情绪摇摆且对外交气氛极度缺乏敏感度，使俾斯麦之后的
德国领袖既蛮横又优柔寡断，将国家先是带向孤立，继而走向战争。
俾斯麦曾极力压抑德国实力的展现，利用他复杂的同盟大局约束
众多的盟国，以避免各国间潜在的不和演变成战争。俾斯麦的后继者
对如此复杂的情势缺乏耐心与敏锐感。德皇威廉一世于1888年驾崩
后，其子腓特烈（其崇尚自由主义曾令俾斯麦忧心不已）仅在位98天
便因喉癌而辞世，由腓特烈之子威廉二世继位，这位君主的言行令人
颇感不安，欧洲最强国家的统治者岂可如此不成熟又反复无常。心理
学家曾解释他之所以会如此反复又粗暴，是因为天生有一只手臂畸形
的补偿心理，普鲁士皇室尚武传统浓厚，因此这对他而言是极大的打
击。这位好显威风的年轻皇帝在1890年罢黜了被视为功高震主的俾
斯麦。从此威廉二世的外交便成为欧洲和平的关键。丘吉尔曾讽刺但
传神地描绘出这位皇帝：
“只知昂首阔步，装腔作势，将手中之剑耍得嘎嘎作响。
他只想有拿破仑的威风，不想象拿破仑一样上战场。他绝对
是输人不输阵。假设是个火山口，至少也要冒得出烟来。他
正是如此，白昼远观是一团云雾，晚上是一团火光：久而久
之旁观者必定心生恐惧，而亟思团结以求自保。而在种种矫
揉造作、虚张声势之后，却是个极其平庸、虚有其表但大体
而言没有恶意，又想成为腓特烈大帝第二的人。…
威廉二世最渴望的是国际间承认德国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实力。他
企图推行他与幕僚人员所称的全球政策（ Weltpolitik），却从未深究这
个全球政策的定义为何，与德国的国家利益又有何关系。空有口号没
有理论基础：以狂妄的言词掩饰内在的空洞；以大言不惭模糊内心的
胆怯与缺乏方向感。好大喜功却优柔寡断反映出德国两个世代的本位
主义。即便德国的政策不是如此不智且不负责任，要使德国这个巨人
融入当时的国际架构中仍是相当艰巨的工程。更何况德皇的个性与德
国内政体制相激励的结果，根本无法产生明智负责的政策，反而是任
性而为，适得其反，使德国素来所恐惧的后果弄假成真。
俾斯麦去职后20年间德国居然促成了化敌为友、化友为敌的180
度大反转。1898年时英法几乎为埃及而开战。英俄反目几乎一直是影
响19世纪国际关系的要素之一。英国也时而想要找寻对抗俄罗斯的
盟友，先试着找过德国，最后是找到日本。谁也想不到英、法、俄有
一天会站在同一阵线上。但十年后德国强势威胁性外交的后果正是如
此。
俾斯麦种种的操控手法虽复杂，但从未逾越传统均势的范围。他
的后继者却显然对均势怀有戒心，也从未能认识到德国越是扩大其实
力，越会鼓励欧洲均势体系下不可避免的反德同盟及武器竞赛的生
成。
对于其他国家不愿与已是欧洲第一强国且有独霸可能的国家结
盟，德国领袖深感憎恶。他们似乎认为要采取高压的做法，才最能够
让邻邦认清其实力之不足和与德国结盟的好处。但这种贬抑别人的做
法却收到反效果。俾斯麦之后的德国领袖为求国家绝对安全，反使欧
洲其他各国均感到绝对不安全，几近于自然而然地形成与德国相抗衡
的同盟。要取得霸权没有外交捷径，唯有诉诸战争，这个道理俾斯麦
之后德国见识浅短的领袖觉悟得太晚，以致一场世界性大战已不可
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德国帝制时期，被视为和平主要威胁的多半
是俄国而非德国。先是帕默斯顿后有迪斯累里，都深信俄罗斯图谋伸
入埃及和印度。到1913年时德国领袖同样恐惧于惨遭俄罗斯铁蹄的
征服，而且其恐惧感之强烈，对促使他们于一年后决定强迫各国作致
命性摊牌影响颇大。
其实担心俄国想建立一个欧洲帝国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德军情报
单位宣称有证据证明俄罗斯正计划发动战争，这既不可信也无关紧
要。当时两个同盟的国家都沉醉于铁路与军事动员计划等新技术，也
不断进行与当时国际争端规模不相称的战备活动。正因为如此积极的
备战却找不出明确的目标，这种行为便被解释为反映着庞大但暖昧的
野心。颇具代表性的是1900—1909年任德国首相的比洛（Prince von
Bulow），他赞同腓特烈大帝的观点：“普鲁士众邻邦中，以俄帝之实
力及位置最为危险。”
历来欧洲对俄罗斯的广大疆域与锲而不舍的扩张总感到忐忑不
安。欧洲各国都在以威胁或反威胁手法扩大本身的版图，而俄罗斯仿
佛是不得已非有一套特立独行的扩张规律，唯有部署更强大的武力，
且通常要通过战争始能加以制止。在无数次危机中，俄罗斯经常都看
似很有希望达成合理的解决，获得比实际结果更好的安排。可是它总
是宁冒战败的风险也不肯妥协。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75—1878
年的巴尔干战争及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情形皆是如此。
有一种解释是说俄罗斯因横跨欧亚两洲，因此有这类倾向。在西
方俄罗斯是欧洲协调的一部分，参与复杂的均势运作。但即使如此，
在需求未能获得满足时，俄国领袖对尊重均势往往仍显得不耐烦而且
好发动战争，例如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前奏，巴尔干战争，及
1885年俄国与保加利亚几乎开战都是如此。在中亚俄罗斯面对的是弱
小的诸侯国，均势原则便不适用；在西伯利亚，俄罗斯则如同美国开
拓地广人稀的美洲一般通行无阻，直到遇上日本。
在欧洲的会议桌上，俄罗斯听得进去以均势为主的意见，但不见
得一定遵守其准则。欧洲各国虽一向认为土耳其及巴尔干的命运应由
欧洲协调来决定，但俄罗斯一定是企图以片面武力方式解决这个问
题，如1829年的亚得里亚那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1833年
安吉阿尔一斯凯莱西条约（ 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1853年与土耳
其冲突、1875、1878及1885年的巴尔干战争。俄罗斯认为欧洲应该
只管西方的事，一旦欧洲望向东方它便有所不满。同样的问题又于二
次大战结束后重演，西方盟国主张东欧的命运关系到欧洲的整体，斯
大林却坚持东欧，尤其是波兰，属苏联的范围，其未来应与西欧民主
国家无关。斯大林也像过往的沙皇一般独断独行，以致西方势必形成
某种军事联盟以对抗俄军的推进，解除俄罗斯对邻国的压制。在二次
大战战后，经过一代的时间这个历史模式又重新现身。
俄罗斯向外扩张很少知道有所节制。一旦受阻它便满怀悲愤，暂
时隐忍，伺机报复，在19世纪大半是对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是
对奥地利，，在柏林会议后是对德国，在冷战期间则是对美国。在后苏
联时期，当新俄罗斯完全吸收了解体所带来的震撼后，它会对其历史
帝国的崩溃如何反应，仍有待观察。
在亚洲，俄罗斯的使命感更是不受政治或地理障碍所约束。整个
18世纪及19世纪的大部分俄罗斯在亚洲都是独自行动。它是第一个
与日本打交道的欧洲强国，也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条约的国家。俄国
未耗费太多殖民人力，未派出太多军队，便完成在亚洲的扩张，因此
与欧洲列强不起冲突。偶尔与中国发生摩擦也不很严重。中国为了借
俄罗斯协助其以夷制夷，在18及19世纪将大片大片的领土让给俄
国，开启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遭到此后的历届中国政府尤其是
共产党政府一致谴责。
俄罗斯对亚洲领土的胃口随着每一次的斩获越来越大，似已成了
一种模式。1903年沙皇亲信也是俄国财政大臣维特（ Serge Witte），
在呈尼古拉二世的奏折中说：
“以中俄接壤之广及吾国极其有利之条件，俄罗斯吸收
极大部分之中国乃迟早之事。”
俄国领袖对亚洲的态度与对奥斯曼帝国一样，主张远东属它本身
的事，其他国家无权插手。俄罗斯全方位的扩张有时是同时进行，但
较常见的是此起彼落，看哪个方向所冒的风险最小，就向哪边进发。
帝俄时代的决策机构反映出俄罗斯的双重性格。俄国外务部
（ Foreign Office）属枢密院（Chancery），其独立自主的官员立场基本
上以西方为重。这些官员多为波罗的海地区的德裔，他们把俄罗斯看
成是欧洲国家，所拟定的政策也以在欧洲协调下执行为前提。但枢密
院的角色有同样独立的亚洲部（ Asiatic Department）分庭抗礼，负责
对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及远东的政策。换言之，俄国实际上是全方位
的扩张。
亚洲部与枢密院不同，不认为自己与欧洲协调有关，反而它视欧
洲各国为其图谋的阻碍而予以忽视，并尽可能地设法通过片面的条约
或战争，不理会欧洲，以遂行其目标。由于欧洲各国坚持有关巴尔干
及奥斯曼帝国的问题必须协调解决，冲突便在所难免，俄罗斯对于来
自被它视为多事的欧洲列强的阻挠则深感愤愤不平。
既为防御，又为进攻，使俄罗斯的扩张企图总是暖昧不明，因而
也引起西方对俄国真正的意图辩论不休，一直延续到苏俄时期。俄罗
斯的目的何在始终令人参不透的原因之一是，俄国政府总是更近似于
18世纪的专制政府，即使是共产党时期亦不例外，而不像是20世纪
的超级强国。不论是帝俄或苏俄时代，俄罗斯从未出过伟大的外交首
长。历任外相或外长都与涅塞尔罗德（ Nesselrode）、哥尔查科夫、吉
尔斯（ Nikolai Giers）、兰姆斯多夫（Lamsdorff），甚至葛罗米柯
（ Gromyko）等人一样，聪明才干不在话下，但都缺乏擘画长远政策的
实权。他们不过是善变又易于受干扰的专制君主的仆人，必须与相互
排斥的诸多内政问题相竞争以争取君王的重视。帝俄时期没有俾斯
麦、索尔兹伯里或罗斯福一类的人物，也就是没有对外交事务握有整
体执行权力的外交大臣。
即使是强势的沙皇在位，以俄罗斯的专制决策体系，也难以形成
一贯的外交政策。一旦沙皇找到可信赖的外相，往往会一直留任到极
高龄时也不换人，涅塞尔罗德、哥尔查科夫与吉尔斯都是如此。19世
纪的大半便是这三人包办的。这些人即使年事已高在外国政治家眼中
仍十分被看重，认为是在圣彼得堡唯一值得会晤的人，因为他们是唯
一能面见沙皇的大臣。其他人则受到仪节的限制几乎见不到沙皇。
更糟的是沙皇的执行权经常与其自认的帝王式生活方式起冲突，
使决策过程益形复杂。例如亚历山大三世在签署再保险条约后，俄罗
斯外交的关键时刻，却立即离开圣彼得堡出巡连续四个月之久，在
1887年7—10月间，出海游玩，检阅演习，还探访丹麦的姻亲。唯一
真正的决策者远在天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岂能不出差错。而沙皇的
政策不仅随情绪而变，也极受军方煽动的民族主义所左右。军方冒险
家如在中亚的考夫曼（ Kauffman）将军，对外相根本不理不睬。上一
章中提到哥尔查科夫与英国大使晤谈时，表示他对中亚一无所知，或
许真说的是实情。
到1894~1917年在位的尼古拉二世时代，俄罗斯被迫为其专制
的体制付出代价。他先是把俄国带向与日本的一场毁灭性战争，继而
又让俄国身陷于同盟的体系中，使得对德作战几乎等于势在必行。俄
罗斯的精力均投注于对外扩张，并被随之而来的对外冲突消耗殆尽，
其政治与社会结构却日趋脆弱。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应是一项警讯，
表示伟大改革家斯托雷平（ Peter Stolypin）所主张的巩固内政，已是
刻不容缓的了。俄罗斯需要的是休养生息，但得到的却是一次次的对
外冒险。在亚洲受阻后，它重拾泛斯拉夫主义的梦想，转向君士坦丁
堡进发，而且这一次失去了控制。
然而，扩张到达一定程度后，不但不能增强俄罗斯的实力，反而
促成其衰弱。1849年时俄罗斯被公认为欧洲最强的国家。70年后其
王朝倾覆，本身也暂时退出了强国之列。1848~1914年间俄罗斯曾卷
入六次以上的战争（殖民战争除外），远超出其他主要强国。而每一
次的争战，除1849年干预匈牙利之外，其财政及政治上的支出都远
超出可能得到的好处。虽然一次次的冲突都弊多于利，俄罗斯仍把领
土扩张看成是强国地位的象征，对土地贪得无厌，却没有实际需要，
也消化不了。尼古拉二世的亲信维特向他保证：
“由太平洋岸迄喜马拉雅山峰，不仅亚洲甚至欧洲事务
均将在俄罗斯控制之下。”
在工业化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强国的地位，比在保加
利亚有个附庸国或在韩国有个保护国更为有利。
俄罗斯也有一些领袖人物如哥尔查科夫，已觉悟到这一点，因此
主张对俄罗斯而言，“领土延伸便代表弱点延长”，可惜他们的观点终
究未能缓和俄国对不断征服的痴迷。后来的共产党俄国也是因与沙皇
时期大同小异的缘故而瓦解。苏联在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