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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战术性的运用，借以减轻法国对德国施压，而不是真正想对国际
安全有所贡献。
于是法国继续徒劳无功地设法压抑德国，英国则设法找出既可安
抚法国的疑虑，又不必令英国做出承诺的安全协议。两者永远不可能
有交集，因为英国不可能给予法国能使它对德国采取较理性较和缓的
外交政策的保证，亦即全面的军事同盟。
法国总理白里安（Briand）在1922年，有感于英国国会决不会认
可正式的军事承诺，便想比照1904年的友好协议（ Entente Cordiale），
英法外交合作，但不涉及军事。然而1904年时，英国感觉得到德国
发展海军及不断耀武扬威的威胁。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对德国的
恐惧尚不及对法国的疑虑，它误以为法国的行为是出于傲慢，不是出
于恐慌。后来英国虽勉强同意白里安的提议，但其真正的动机反映在
内阁某文件中，文中解释与法结盟是为了加强英国与德国的关系：
“德国对我而言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不仅因彼我间的
贸易，更因它是俄罗斯情势的关键。在现有状况下，协助德
国或会使我招致背弃法国的指责，但法国若为我盟国，则此
种指责便不致出现。”
不论法国总统米勒兰（ Alexandre Millerand）感受到英国是在避重
就轻，或仅是觉得这盟约太不具体，他拒绝了白里安的建议，白里安
因此辞职。
法国未能说服英国结成传统式同盟后，便转向国际联盟，希望在
国联中为侵略立下明确的定义，以达到保障其安全的结果。定义确立
后再融入国联架构中成为一项明确的义务，借此使国际联盟转换为全
球性同盟。1923年9月，在法英敦促之下，国际联盟理事会完成一项
全球性互助条约。一旦发生冲突，理事会将获授权，可判定哪一国为
侵略者，哪一国为受害者。每一会员国都有义务，在签约国所在的那
一洲（加上此句是为避免国际联盟须涉人殖民地冲突）协助受害国，
必要时可诉诸武力。由于集体安全原则下的义务应来自整体原因，而
非国家利益，因此条约中规定，受害国若要获得援助，就必须事先签
署经国联认可的裁军协定，并按照约定的时间表减少其军力。
由于受害国通常都是较弱的一方，国联这个互助条约（ Treaty of
Mutual Assistance）其实是让易受侵害的国家更加为难，令侵略者更加
有恃无恐。更何况全面性裁军协定的时间表需经年累月的谈判，这个
互助条约反而会制造大片真空。国际联盟抵抗侵略的义务被延到很久
以后的不可知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及其他受到威胁的国家就
只有自求多福了。
互助条约中虽列有种种例外条款，却未能获得各国的支持。美苏
拒绝考虑，德国从未被要求表示意见。一旦明白这个草约可能使在各
洲都有殖民地的英国，必须协助世界任何角落的任何被侵略国后，工
党首相麦克唐纳（ Ramsay Mac Donald）也感觉不得不表示，英国虽曾
参与草拟，但无法接受这个条约。
此时，法国追求安全已到走火入魔的程度。它不肯承认一切努力
只是白费力气，始终不放弃要找出符合集体安全原则的对抗侵略的标
准，特别是麦克唐纳领导下的英国政府强烈支持集体安全与裁军，即
国际联盟所标榜的先进目标。最后麦克唐纳与法国新任总理赫里欧
（ Edouard Herriot），想出一个互助条约的变体。1924年的日内瓦议定
书（ Geneva Protocol），要求所有国际冲突均应由国际联盟仲裁，并订
出三个各国有义务协助被侵略者的标准：侵略国拒绝交由理事会调解
以解决争议；侵略国未能将争议交由司法解决或仲裁；第三点当然是
受害国必须参与全面性的裁军计划。所有签署国均有义务以任何可行
方式，协助受害国对抗合于上述标准的侵略者。
不过日内瓦议定书因同样的理由，落得与互助条约同样的下场，
20世纪20年代所有其他的集体安全方案也都未能成功。这个议定书
超出英国能接受的范围，却远不及法国想要达成的目标。英国做此提
议是为吸引法国加入裁军，不是要为自己多加一份防御义务。法国主
要则是为确立互助的义务，裁军充其量只是次要的考虑。美国的态度
已注定其失败，美国表示不会遵守日内瓦议定书，也不会容许议定书
中的条款干预美国的贸易。到英国皇家国防参谋（ Imperial Defense
Staff）主席警告，这个议定书会使英国兵力过度延伸，十分危险时，
英国内阁便在1925年初退出。
这种安排实在荒谬，抵抗侵略者的先决条件是受害者必须先裁
军，地缘政治考虑及一地的战略重要性，即千百年来国与国交战的理
由，如今已不被视为正当理由。照这个原理推论，英国之所以要保卫
比利时，是因为比国已裁军，不是基于它的战略地位重要。经过相当
时日的谈判，各民主国在裁军及集体安全两方面均毫无进展。集体安
全倾向于将侵略转为抽象的法律问题，而且不考虑特定的威胁或承
诺，这反而无助于凝聚共识，令各国倍感挫折。
英国虽在言词上大力支持集体安全，但显然认为集体安全下的义
务没有传统联盟所要求的义务那么具强制性。这由英国内阁的表现可
见一斑，在发明各式各样的集体安全架构上它迭有创见，却抵死拒绝
与法国签订正式盟约，直到十五年后战争爆发前夕都是如此。要不是
英国把集体安全的义务看成比同盟的义务要履行的可能性较小，或是
较易于规避，态度上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异。
盟国最聪明的做法，应是主动将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国最严苛的条
款删去，并促成英法间坚定的联盟。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就
曾有这种想法，他赞成与法国结盟，“如果（且唯有）它全然改变对
德国的待遇，并衷心地接受英国协助及友好德国之政策。”可惜这个
政策未能一贯地加以推行。法国领袖太过惧怕德国及反德情绪高涨的
法国民意，英国领袖则对法国的图谋太多疑。
凡尔赛和约的裁军条款拉大了英法间的鸿沟。具讽刺意味的是这
反而方便德国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加以东欧的弱势，久而久之德国在
地缘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便告确立。盟国的一大败笔是在立下不公平条
款之后，又未能制定查证其实施情形的制度。法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主
要代表之一达赫狄欧（ Andre Tardieu） 1919年写给豪斯上校的信中即
预言，未制定查证体制将使和约中的裁军条款滞碍难行：
“正草拟中的是一个不完整的工具，危险且荒谬。国联
是否会对德表示：‘请证明我的情报错误’，甚至‘我们希望
查证，。但那便是主张有监督权，德国将回答： ‘你有何权
利？，德国会如此答复，若没有和约强迫它必须承认查证权，
那这么回答将很合理。”
在武器管制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前那段懵懂时期，没有人觉得要
德国自行查证自己的裁军很奇怪。的确盟国曾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
但它不具备独立查证权，它想要获得德国违规的资讯，就只能向德国
政府要，这是不太高明的设计。委员会在1926年解散，使查证工作
落到盟国情报单位身上。难怪在希特勒拒绝履行裁军条款以前许久，
德国早已严重违规。
在政治方面，德国领袖很技巧地坚持应实行凡尔赛和约中承诺的
全面裁军，德国裁军只是第一步。经过一段时间，他们争取到英国支
持全面裁军，又利用它来作为未能履行其他条款的借口。英国为向法
国施压，便宣布大幅减少地面部队（这向来不是英国国防的主力），
但不减海军（当然这是其安全之所恃）。但是由于德国的工业实力及
人口都超出法国太多，法国国防便完全要仰赖陆军常备军比德国多出
许多才行。会使此种平衡改变的压力，不论是德国重新武装或法国裁
军，实际上都等于使大战的结果逆转。到希特勒上台时，情势已很明
显，和约的裁军条款即将付诸东流，德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也明朗化。
赔款问题更加促成英法间的疏离。在凡尔赛和约之前，战败国付
赔款一直是理所当然的。1870年普法战争后，德国不觉得需要抬出任
何原则，只因它是胜利者，便要求法国赔偿；1918年它在布列斯特一
立托夫斯克条约中向俄罗斯提出庞大的赔偿数字，也是基于同样理
由。
但在凡尔赛新世界秩序中，盟国却认为赔款还需要有道德上的依
据。这个依据出现在本书第九章提到的第231条款，即战争罪条款
内。它在德国遭到猛烈的抨击，使鼓励德国对和约采取合作态度的有
限吸引力也消失殆尽。
凡尔赛和约令人称奇的地方之一，就是起草人既纳入了像战罪条
款这样明确而易招怨恨的内容，却未订定确切的赔款总额。这个数额
要留待将来成立的专家委员会去决定，原因是各盟国误导民众对赔偿
期待过高，其金额绝通不过威尔逊那一关，也经不起财经专家严格的
分析。
在这种情况下，赔款也跟裁军一样成为德国翻案派（ revisionists）
的武器，专家们不但越来越怀疑这在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脚，也对其可
行性颇有疑问。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所著《论和平之经济
后果》（Treatis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便是一个
主要的例证。还有就是战胜国的谈判筹码总是随时间而递减。在失败
的震撼刚发生时未能确立的事，时过境迁后就会越来越难以争取——
这是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时对伊拉克所应记取的教训。
直到1921年，即凡尔赛和约签订两年后，赔款的数字才终于订
出来。其总数高得离谱：1320亿金马克（Goldmark）（约合400亿美
元，换算成今天的币值约高达3230亿美元），这笔钱德国要一直付到
20世纪结束才能全部还清。可想而知，德国表示无力偿付，即使国际
金融体系能够应付如此大规模的资源转移，也没有一个民选的德国政
府胆敢同意接受这个数额。
1921年夏，德国付出头笔赔款，转移了10亿马克（25000万美
元）。但德国是靠大量印制马克纸钞，拿到公开市场上去购买外币来
偿付，也就是大肆膨胀其币值，钱虽付得很多，实际上却没有太多资
源流出。1922年底德国又提议延期偿付四年。
至此，凡尔赛国际体系及它在欧洲的主要支柱法国已十分生气。
赔偿没有执行机构，裁军没有查证制度。由于英法在这两个问题上意
见相佐，德国感到愤愤不平，美苏置身事外，结果凡尔赛其实不是建
立国际秩序，反而导致了某种国际游击战。在盟国胜利四年后，德国
反而比法国更有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种气氛下，英国首相劳合·乔
治于1922年4月在热那亚召开国际会议，他很明智地把赔偿、战争
债物及欧洲重建等问题合在一起讨论，跟几十年后的马歇尔计划相类
似。至于要谈欧洲重建势必不可能把欧陆最大的两个国家（刚好也是
两个主要债务国）排除在外，因此德苏这两个欧洲外交的化外之民，
也在战后首度被邀请参与国际会议。但结果不是对劳合·乔治寄予厚
望的国际秩序有所贡献，却是促成了这两国的结合。
苏德的交集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外交舞台上完全不曾出现过像苏联这样
的国家。这是百余年来第一次有国家公开宣称以颠覆既有秩序为纲
领。法国革命党人志在改变国体，布尔什维克（俄共）更进一步主张
废除国家。照列宁（ Lenin）的说法，一旦国家式微，就不再需要外
交或对外政策了。
起先这个主张令俄共及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对象都很不安。早期
俄国共产党人所提出来的理论是，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是引起战争的
原因。但他们从未触及如何在主权国家间执行外交政策的问题。他们
确信共产党在俄国革命成功后，不消几个月，世界革命便会随之而
来，最悲观的预测也认为不会超过几年。苏联第一任外长托洛茨基
（ Leon Trotsky）认为他的职务顶多不过是个事务员，为揭发资本主义
国家的真面目，而将他们就战后分赃所提出的各种密约公之于世。他
自认的角色是“向全世界人民发表几个革命宣言，然后就关店”。早
期的共产党领袖都不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可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
数十年。既然几个月或几年后国家就会完全消失，因此苏联早期的想
法是，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在于鼓励世界革命，而不是处理各国之间
的关系。
在这种环境下，凡尔赛议和将苏联排除在外我们可以理解。盟国
没有意愿邀请一个已与德国单独讲和，且其间谍正企图推翻各国政府
的国家，参与盟国的讨论。列宁与其同志们也无意于参与他们想要打
破的国际秩序。
俄共早年内部无止境的深奥辩论，从未讨论过他们实际取得政权
后所承袭的战争状态。他们没有确切的和平计划，因为他们不把苏联
看成一个国家，而是看做一种理想。因此在他们眼里结束战争与促进
欧洲革命仿佛一体的两面。的确1917年革命后当天所发布的第一个
外交政策法条即所谓的和平法令（ Decree on Peace），其中呼吁全世界
政府与人民接受他们所主张的民主的和平。
俄共的美梦很快便破灭。德国总指挥部（High mand）同意在
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举行和约谈判，同时在谈判期间停火。托洛茨
基以为他可以利用世界革命为要挟，作为谈判武器，并以无产阶级代
言人自居。可惜他的对手是一位胜战将领，不是哲学家。此人即德国
东线参谋长霍夫曼（ Max Hoffmann），他明白彼我的优劣形势，便在
1918年1月提出残酷的条件。他要求并吞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割让白
俄罗斯的一部分，使独立的乌克兰成为德国保护国，还要一大笔赔
偿。最后他对托洛茨基的拖延战术已不耐烦，便拿出一张绘好的地
图，上面以粗蓝线标明德国的要求。他还表明在俄国复员之前，换句
话说就是在它毫不设防之前，德国是不会罢休的。
霍夫曼的最后通牒引起共产党首次对外交政策认真加以讨论，时
间是1918年1月。列宁主张顺从德国的要求，获得斯大林的支持，
布哈林（ Bukharin）赞成发动革命战争。列宁指出，德国若没有革命
发生或革命失败，俄罗斯将遭到“彻底的惨败”，导致更不利的和平，
“且谋和的将不是社会主义政府，而是其他政府。有鉴于此，将始于
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命运，单单寄托于德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
生革命之上，万万不可。”
托洛茨基则站在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外交政策立场上，主张“不战
不和”。然而处于弱势的一方，唯有在对方认为谈判自有其运作规则
的情况下，始可能采取拖延战术，美国即特别容易有这种高估谈判作
用的错觉。德国人却不这么想。当托洛茨基带着不战不和的政策指示
回到谈判桌上，并片面宣布战争已经结束，德国便恢复了军事行动。
面对彻底战败的威胁，列宁及其同志们接受了霍夫曼的条件并签下布
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条约，接受与帝国主义的德国和平共存。
在后来的60年间，和平共存原则一再被苏联提出，而主要各方
的反应却一成不变：民主国家每次都称赞苏联宣布和平共存，代表它
终于转而改行长期和平政策。然而共产党人则总是以当前形势不利于
冲突为由，为每一个和平共存时期自圆其说。由此推论，一旦形势改
变，共产党对和平共存的态度就会随之改变。列宁曾表示，决定是否
要与资本主义敌人和平共存的是现实条件：
“单独议和乃现阶段最有力的措施，可使我免受制于两
个交战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其彼此间的敌意，即利用战争
使之难以达成不利于我的勾当。”
这个政策的极致当属1939年的苏德协定。任何可能出现的矛盾
很容易便可合理化。共产党声明中说：“我们深信最一贯的社会主义
政策，仍能与最严苛的现实与最实际的可行性妥协。”
1920年，苏联的政策朝承认对西方需要采取较传统的政策，迈出
最后一步。外长契切林（ Gei Chicherin）说：
“对资本主义制度可持续多久虽有不同意见，但目前资
本主义制度确实存在，因此必须有权宜之计。”
尽管高唱革命论调，到头来国家利益仍成为苏联的主要目标，并
被抬举为一项社会主义的真理，不下于其多年来一直被奉为资本主义
国家的政策核心。
但苏联不久又遭遇另一次军事威胁。1920年4月波兰出兵攻击，
一直推进到基辅（ Kiev）附近才被击退。红军反攻接近华沙时，西方
盟国出来干预，要求停止进攻，双方议和。英国外相寇松爵士（ L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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