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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协议得以付诸实施，后来的历史是否就会大为改观，也不得而
知。因为洛迦诺式外交所引发的基本问题，即和解究竟会促使德国接
受凡尔赛国际秩序，还是会助长德国威胁这个秩序的问题，依然无
解。
洛迦诺之后，这个问题越来越难以回答。英国相信和解是唯一可
行的方式。美国也认为在道德上有义务与德国和好。战略或地缘政治
分析已不流行，各国虽对正义一词各有迥然不同的定义，却都把它挂
在嘴上。一连串肯定国际联盟一般性原则与呼吁的条约陆续出炉，部
分是出于信念，部分是出于不胜其扰，也有部分条约是出于想要逃避
地缘政治的残酷现实。
后洛迦诺时期，只见法国一步步自凡尔赛和约的安排中退却，虽
明知其不可，但在英美不断施压之下也只有一再让步。这段期间资金
不断涌入德国，大半是美国资金，加速了德国工业的现代化。专为监
督德国裁军而设立的盟国军委会于1927年裁撤，其功能转移给无法
进行履约查证的国际联盟。
德国暗中重整军备的脚步加快。早在1920年，当时的工业部长
拉塞诺就曾安慰军方，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裁撤重武器的条款，主要
只会影响到反正很快就要淘汰的武器。他指出，研发现代化武器及建
立快速制造这些武器的工业产能，不会受任何阻碍。在1926年，洛
迦诺公约获批准后不久，白里安与史特瑞斯曼正在施瓦希村会面时，
一次大战最后三年的德军总司令、刚当选德国总统的兴登堡元帅
（ Marshal von Hindenburg），在参观陆军演习时说：“今天我看到德国
军队的传统精神及战技标准，保存得完好无缺。”果真如此，则一等
德军规模所受到的限制去除，法国的安全将立即陷入危机。
等到裁军问题成为国际外交的主要课题时，这个威胁更是近在咫
尺。德国要求政治平等，处心积虑地为将来坚持军事同等待遇创造有
利的心理环境。除非能获得进一步的安全保障，法国拒绝裁军；而唯
一能够提供保障的英国，对德国东界不肯加以保证，对其西界也不愿
逾越洛迦诺公约的范围，由此可见洛迦诺公约的约束力不及盟约。
为避免、至少也要延后，德国正式平起平坐的日子，法国开始玩
起国际联盟裁军专家所爱玩的制定裁军标准的游戏。它向国联筹委会
（ the League Preparatory mission）提出一份分析报告，比较实际军
力与潜在军力，有训练的后备军人与人口趋势，现有武器与技术更新
的速度。然而这种种辛苦设计的论点都无法规避一个关键性问题，即
只要采取平等的军备标准，不论标准多么低，法国的安全都受到威
胁，因为德国有超强的动员实力。法国越是愿意接受筹委会的前提，
为自己制造的压力就越重。到最后，法国的种种运作反而主要只是加
深了英美的成见，认为法国才是妨碍裁军乃至和平的真正障碍。
法国最大的困境在于洛迦诺公约后，它已无力于将自身的想法付
诸实现，只能退而求其次地设法缓和其恐惧。法国的政策变得越来越
只能做被动的反应。这种心态表现在法国自洛迦诺公约成立后两年
内，开始构筑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此时德国仍在解除武装状
态，而东欧新兴国家的独立也有赖法国为其后盾。唯有法国利用莱茵
河非武装区为要挟，采取攻势战略，东欧才能获得救援。但马其诺防
线却显示法国打算采取守势，固守国界之内，因而使德国对东欧得以
为所欲为。法国的政治与军事策略已不再齐一步调。
失去方向的领导人往往喜借公关造势来代替方向感。为要让民众
觉得他有所作为，‘白里安利用美国参战十周年纪念的机会，于1927
年6月向华盛顿提出一个草约。根据此条约，美法两国对彼此关系将
宣示放弃战争，并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美国国务卿凯洛格
（ Frank B．Kellogg）对于这样一个宣示放弃无人畏惧的战争，又提出
人人视为当然的和平建议的文件，不知该如何回应。但1928年选举
年即将到来，令他有一番觉悟：“和平”人人爱，白里安的草约又有
不涉及任何实质后果的优点。
1928年初，国务卿凯洛格不再保持沉默，接受了这个草约。但他
比白里安更胜一筹，提议放弃战争这一条有越多国家加入越好。这个
提议令人无法拒绝的程度不下于其了无新意。1927年8月27日，排
除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巴黎协定（the Pact of Paris通称为凯洛
格一白里安协定），声势浩大地由十五国一同签订。很快地几乎世界
上所有国家都通过此协定，在20世纪30年代频频侵略他国的德、
日、意三国也包括在内。
协定才签过，各国领袖便各自有了异心。法国在其原始提议中加
入但书，承认出于自卫的战争及履行国联盟约、洛迦诺保证、所有法
国同盟盟约的战争为合法。这使一切又回到原点，因为但书中涵盖所
有想象得到的实际情况。再者，英国为保护其属国，坚持要有行动自
由。美国的保留意见更是不留余地：它主张门罗主义，自卫权利、及
各国有权自行判断自卫的条件为何。美国等于是保留了每一个可能的
漏洞，还拒绝参与任何执行巴黎协定的行动。
数月后凯洛格在参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提出令人讶异的理论，指
美国在巴黎协定下没有协助侵略受害者的义务，因为若有侵略行动，
便证明巴黎协定已失效。蒙大拿州参议员沃尔什（ Walsh）问：“假设
某个国家真地破坏了此约，我们又为什么要涉入其中？”凯洛格答：
“毫无理由。”
他已将这个约定变化为一个空泛的论调，即巴黎协定只有在和平
不被破坏时才能维护和平。战争唯有在所有可预见的情形之外才会被
禁止。无怪乎布罗根（D．W。 Brogan）对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有这样
的评语：“曾借宪法第十八修正案放弃饮酒之害的美国，邀请各国立
誓放弃战争。各国半信半疑之下，只好遵从。”
在此过程中，白里安的原始构想却被他过去的盟友转变为向法国
施压的新工具。它们据以大力主张，既然战争已被列为非法，法国就
有义务加速裁军。为彰显和好时代的来临，盟国于1928年终止占领
莱茵区，比预定计划提早五年。同时，张伯伦公开表示，以英国的立
场，只要德国不乱来，德波边界可以、事实上也应该加以修正：
“若它（德国）加入国联，并秉持友好和解的精神参与
国联事务，我本人相信，在合理的几年时间内，它会发现自
己的经济与商业支援对波兰是多么必要，其友谊在波兰是多
么受欢迎，届时不需要求助于国联，凭自己的力量它便能直
接与波兰人达成友好的协议。若德国民众与新闻界能受到节
制，少谈太多东边国界的问题，或许反而会更快获得解决。”
史特瑞斯曼很技巧地利用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一方面增加对苏联
的选择余地，一方面增加向法国要求对等军备待遇的压力。例如，他
要求能获得同意，免除德国参与国联宪章执行条款的义务（第十六
条），理由是德国没有武装，无法面对受制裁的风险。事后，他师法
俾斯麦的作风通知莫斯科，他要求豁免执行义务是因为德国不愿加入
任何反苏的联盟。
苏联明白他的暗示。在洛迦诺后不到一年，1926年4月，德苏便
在柏林签订中立条约。双方同意在另一方受攻击时保持中立；也同意
不加入任何针对另一方而来的政治结盟或经济抵制，原则上不论所牵
涉的问题为何。实质上，这意味着集体安全原则不适用于德苏两国的
相互关系。而德国又已获豁免于对其他国家采取制裁。德苏因对波兰
共同的敌意而结合，正如总理沃斯（ Wirth）对驻莫斯科大使布洛克
道夫·兰泽（ Ulrich von Brockdorff Rantzau）的训示：“有一件事可以
坦白对你说，波兰务必要除掉。我不会缔结任何可能助长波兰的条
约。”
然而法国的领袖，尤其是白里安，均认为顺应政策仍是法国唯一
切乎实际的选择。万一法国最恐惧的情况发生，德国恢复好战的政
策，此刻若法国被加上破坏和解的罪名，则最后争取到英国支持及维
持美国善意态度的希望就微乎其微了。
欧洲的重心逐渐移往柏林。出人意料的是，事后想起来，史特瑞
斯曼在国内的人望在这段期间一直走下坡。全国散漫的民族主义自德
国对杨格计划（ Young Plan）的反应中可见一斑。这是1929年道威斯
计划五年届满时盟国所提议的后续计划。它再把德国赔款金额降低，
并设定一个截止日期，不过是很久以后。1924年道威斯计划在德国保
守派的支持下为德国所接受；1929年时，杨格计划的条件虽更加有
利，却遭到有新窜起的纳粹党以及以共产党为后盾的保守派猛烈抨
击。最后德国国会仅以20票之差通过这个计划。
几年之间，所谓的洛迦诺精神代表着一次大战中的敌对国家寻求
和好的心态。但德文“精神”这个字也有“鬼魂”的意思，到20世
纪20年代末期，德国民族主义圈子内渐渐流行开洛迦诺“鬼魂”的
玩笑。这种奚落凡尔赛国际秩序根本精神的态度，即使在经济大恐慌
尚未激化德国政治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之前，即德国经济复苏的承平时
期便已然存在。
史特瑞斯曼死于1929年10月3日。之后便没有人能够取代他，
因为德国找不出聪明才智能与他相提并论的领袖人物，更重要的是，
因为德国的复原及欧洲的平静，有极大部分应归功于西方列强对他个
人人格的信任。有很长一段时间，一般普遍认为史特瑞斯曼集所有
“欧洲好人”的特质于一身。就这一点来说，他应可说是伟大的阿登
纳（ Konrad Adenauer）总理的前辈，阿登纳意识到在德法历史宿仇的
鸿沟之上，其实两国有着共同的命运。
但是当史特瑞斯曼的文件对外公开时，其内容似乎与外界对他良
好的评价相抵触。文件中透露的是一个工于心计的现实政治奉行者，
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坚持追求传统的国家利益。在他以为，这些
利益十分明确：使德国恢复到1914年前的地位，解除赔款造成的财
政负担，取得与英法对等的军事待遇，修改德东的边界，完成奥地利
与德国的统一。他的助理史特恩·鲁巴斯（ Edgar Stern Rubarth）对史
特瑞斯曼的目标有如下的说明：
“史特瑞斯曼曾对我坦承他最终的希望是：使莱茵区重
获自由，收复欧本和马尔梅迪与萨尔区，完成与奥地利的统
一，以及用托管或其他方式在非洲取得一块殖民地，以保证
重要热带物资不虞匮乏，也为年轻人用不完的精力开创出
路。”
由此可见以二次大战后的用语来说，史特瑞斯曼并非“欧洲的好
人”，但在当年尚欠缺这种观念。西方政治家多与他有相同的看法，
即凡尔赛和约需要修正，尤其是西边的国界，而洛迦诺仅是其间的一
个阶段。对法国而言，在经过一场元气大伤的战争后，还不得不与重
新站起来的德国相往来，当然是痛苦难当。但这也真实地反映了新的
权力版图。史特瑞斯曼明白，即使在凡尔赛的重重束缚之下，德国仍
有实力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由此他得出一个现实政治结论：他有
机会重建德国到至少1914年前的水准甚至更高。
他并不像民族主义者所批评的，而且与纳粹的作风正好相反，他
是靠着耐心、妥协及欧洲各国取得共识的有利环境，达到他的目标。
心思敏捷使他能够以文字上的让步，尤其是在敏感而具象征意义的赔
偿问题上，以此换取终止对德国的军事占领及促成长远的变革，这些
变革必然能使德国居于日益重要的枢纽地位。不过他与民族主义分子
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凡尔赛和约无需做大幅的更动。
史特瑞斯曼之所以有机会推行其政策，全拜德国资源丰富与实力
十足之赐。战争并未使德国实力瘫痪，凡尔赛和约反而增强其地缘政
治地位。就连二次大战更惨痛许多的失败，也难以泯灭德国在欧洲的
影响力。我们不应认为纳粹对西方价值观的攻击是延续自他，比较正
确的看法应当是，纳粹激进的作风打断了史特瑞斯曼以渐进且几乎必
然是和平的方式，逐步使其国家达成在欧洲的决定性地位的轨迹。
久而久之，史特瑞斯曼的战术很可能转变成战略，权宜之计可能
变成信念。在当代，埃及总统萨达特（ Sadat）最初与以色列和解的
动机，几可确定是为了瓦解西方对阿拉伯人好战的印象，使以色列居
于心理战的守势。他跟史特瑞斯曼一样，想要在敌人与其盟友间制造
裂痕。他满足以色列合理的要求，希望借此软化以国对拒绝归还阿拉
伯尤其是埃及领土的坚持。但时间一久，萨达特真的成为和平的提倡
者与国际嫌隙的弥合者，而原先他很可能只是摆个姿态。到后来，追
求和平与和解已不再是萨达特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而变成独立存在
的价值观。史特瑞斯曼当年是否也走向同样的道路？他出师未捷身先
死，使这个疑问成为历史上未解的悬案之一。
史特瑞斯曼死时，赔偿问题已即将要获得解决，德国的西界也已
确立。德国仍想修改东边国界及凡尔赛和约的裁军条款。想以占领其
领土来向德国施压的做法被证明无效，洛迦诺改良式集体安全的安排
无法平息德国对平等待遇的要求。欧洲政治家们不得已只有寄和平的
一切希望于全面裁军的承诺。
德国有权获得公平待遇的观念，如今已深植于英国人的心中。工
党首相麦克唐纳（ Ramsay Mac Donald）早在首次出任此职时，即
1924年，便宣示以裁军为首要施政目标。在1929年开始的第二任期
中，他停止在新加坡建造海军基地，也不再增加巡洋舰与潜艇。1932
年他的政府宣布延后建造飞机。在此事上他的主要顾问贝克（ Philip
Noel Baker）曾表示，唯有裁军始能避免另一次战争。
不过德国要求平等与法国国家安全之间的矛盾仍未解决，或许是
因为这个矛盾根本解决不了。1932年，希特勒上台的前一年，法国总
理赫里欧预言：“不是我有幻觉。我深信德国希望重整军备。我们正
处于历史的转折点。迄今德国一直奉行顺从的政策。但如今它正展开
积极的政策。未来则将是主张领土要求的政策。”这番话最值得注意
的是其消极被动的语气。赫里欧完全未触及当时仍属欧洲规模最大的
法军，因洛迦诺而成为非武装的莱茵区，仍在解除武装状态下的德
国；或是法国对东欧的安全责任。法国不愿为其信念而奋战，就只能
听天由命。
英国是自相当不同的另一个角度来看欧陆的大势。它想要与德国
修好，便不遗余力地压迫法国同意让德国享有同等的军备水准。裁军
专家素以善于设计符合安全问题表面要求、却不考虑实质的裁军计划
而著称。因此英国专家拟出准许德国享有同等军备水准但不许征兵的
提议，因而在理论上让法国保留了受过军训的后备军人人数较多的优
势（仿佛德国已走到这一步，还会找不出良策规避这最后小小的一点
限制）。
同样是希特勒上台前这关键性的一年，德国的民主政府已有充分
信心敢于退出裁军会议，以抗议它口中所说的法国的歧视。经保证
“在未来提供所有国家安全的体系中将享有平等权”，德国才重返会议
桌。这含混其词的语句虽指出理论上的平等权，但这个体系中的“安
全”规定却使其很难做到平等。当时的民意已无法理会这些字句上的
斟酌。作为英国工党喉舌《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直指这
种安排“未合理承认各国平等的原则”。保守派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则赞许这是“及时匡正了不平等”。
“安全体系中的平等”，这种安排基本上就有矛盾之处。法国已无
力于保护自己对抗德国之侵略，英国一再拒绝能够建立勉强近乎地缘
政治均势的英法军事同盟（虽然根据一次大战经验连这种均势都值得
怀疑）。英国虽坚持纯就形式上的平等，结束德国的不平等待遇，但
对于此种平等对欧洲均势的影响却默不作声。1932年，语带恼怒的首
相麦克唐纳对法国外长保罗·邦库赫（ Paul Boncour）表示：“法国的
要求总是会制造难题，每每需要英国承担更多的义务，此时此刻这一
点无法予以考虑。”这种颇伤和气的僵局一直持续到希特勒在1933年
10月退出裁军谈判。
经过十年由欧洲占据外交重心的时日，突显出集体安全制度及国
际联盟本身之空洞的，却是大家意想不到的日本，由它开启了20世
纪30年代侵略行为日益升级的十年。
1931年日本军队占领满洲，法律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