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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不是没有尝试过想要转移德国的攻势。1941年5月6日，苏联人民得知斯大林已取代莫洛托夫成为总理，莫洛托夫则任副总理仍兼外长。这是他首次走出共产党的帘幕之后，公开负责处理日常的政务。
唯有极端危急的情况才会促使斯大林放弃在幕后操控大局这种他最喜欢的为政方式。当时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 Andrei Vyshinsky）对维希（ Vichy）的法国政府派驻的大使表示，斯大林现身担任公职，是“自苏联肇造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德国大使舒伦堡认为他太神化了斯大林的动机。舒伦堡告诉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我看来，我们可以很确切地推论，斯大林已为自己订下对苏联极其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他希望借自身的力量来加以达成。我坚信在斯大林认为国际情势严重的情况下，他已立下保护苏联不要与德国冲突的目标。”
随后数周的发展证明他的预测完全正确。为了向德国再度提出保证，塔斯社（ TASS）于5月8日否认，苏联军队有沿西部边界不寻常的集结。接下来的几周里，斯大林与设在伦敦的每一个欧洲流亡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还很伤感情地宣布相关事务今后应由驻德大使馆处理。斯大林同时承认德国在若干占领区所设置的傀儡政府。总而言之，斯大林是竭尽所能地向德国保证，他承认所有德国已征服的领土。
为使德国没有任何来袭的借口，斯大林不许已部署完毕的苏军保持加倍警戒状态。他也不理会英美提出德国即将来犯的警告——部分是由于他怀疑英美想要拉他下水对德作战。他虽禁止对飞临苏联领空日益频繁的德国侦察机予以攻击，在大后方却允许民防演习及召集后备军人。显然斯大林已认定，唯有向德国一再保证他没有不良企图，才最有可能让他在最后一刻与德国达成协议，尤其是在所有可行的对策中，没有一个能发挥决定性的影响，他只有这么做。
6月13日，德军进攻前九天，塔斯社发布另一则官方声明，否认战争已迫在眉睫，虽然谣言已是满天飞。声明中说，苏联打算遵守所有现有的对德协定。声明中也泛指，有可能展开新谈判，使所有现存的问题获得较好的安排。斯大林确曾有意做重大让步这件事，可自莫洛托夫在6月22日，德国大使舒伦堡向他递交宣战书时的反应中看出。莫洛托夫很难过地抗议道，苏联已准备为德国自前线撤回所有的部队。其他的要求也都可以谈。他一反常态地自责道：“当然我们不够资格这么说。”
斯大林对德国宣战之震惊显然不轻，以致情绪陷入低潮达十天左右。不过在7月3日他恢复正常，发表一篇重要的广播演说。斯大林不像希特勒，他不是天生的演说家，很少在公开场合说话，而公开演讲时也做作得很。在这篇演说中他不改本色，只是枯燥地陈述俄罗斯人民所肩负的伟大任务。不过他镇定的语气反映出相当的决心，也令、人感觉，不论这任务多么艰巨，仍有可能完成。
斯大林说： “历史显示，没有打不败的敌人，过去从来不曾有过。”他下令摧毁所有的机械与火车，并在德军阵线后成立游击队，并列出一连串的数字，就好像一位会计师。他唯一一次诉诸口号的言词出现在开场白里。过去他从未如此感性地向人民提出呼吁，此后这也成为绝响：“各位同志、同胞、兄弟姐妹、陆海军战士们，我在向大家，我的朋友们，说话！”
希特勒总算如愿以偿打了他一直想打的仗。但也注定了他的结局，或许那正是他的期望。德国领袖这是30年里，第二度不自量力地两面作战。当希特勒在1941年12月把美国也卷入战争后，有大约7000万德军要与7亿左右的敌军打仗。显然连希特勒本人也对自己一手造成的战局感到惊愕。就在进攻苏联前数小时，他对属下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正推开一扇门，里面一片漆黑，以前从未见过，一点都不知道门后会出现什么。”
斯大林赌希特勒是个理性的人，但他赌输了；希特勒赌斯大林很快就会败北，但也赌输了。只不过斯大林的错误可以弥补，希特勒的却不行。
第十五章 美国重回战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罗斯福：由孤立走向参战
奉民意调查为圭臬的当代政治领袖们中，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带领人民由孤立主义走向参战，可作为在民主制度中发挥领导力的一个好榜样。欧洲均势遭到威胁，迟早会迫使美国介入，以阻止德国称霸世界的攻势。而美国实实在在、与日俱增的实力，也必会把它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心。不过这一切之所以能如此迅速且彻底地实现，完全归功于罗斯福。
伟大的领袖总是孤单的。他们不同凡响之处来自于能够站在时代的前端，预见到未来的挑战。罗斯福引领孤立主义的美国人民加入一场欧洲国家间的战争，仅仅数年前那些国家的冲突还广被认为与美国的价值观不符，且与美国的安全无涉。1940年后，罗斯福说服数年前才通过一系列中立法的国会，授权美国政府提供英国一次比一次多的援助，有时甚至更越过这个界限，就只差没有与德国正面交战。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打消美国最后一点的犹豫。罗斯福能够说服两百年来以无所惧的精神自豪的社会，相信轴心国胜利会造成悲惨的灾难。而且他设法使美国这一次的参战，成为美国永久参与国际事务的起点。战争期间他的领导使盟国团结在一起，并且塑造了直至今日仍为国际社会所仰赖的多边组织。
可能除林肯总统（ Abraham Lincoln）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总统曾对美国历史有过如此决定性的影响。他宣誓就职时正是全国不知该何去何从之际，也是美国对新大陆无穷尽的发展前景，因经济大恐慌而发生严重信心危机之时。在他四周，民主国家似乎日见下坡，而不论左翼右翼的反民主国家却气势日盛。
在罗斯福恢复了国内的希望后，命运又赋予他保卫全球民主制度的重责大任。对罗斯福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描述得最好的当属伊塞亚柏林（ Isaiah Berlin）：
“罗斯福极冷静地观察未来，仿佛是说：‘让它来吧，不论是福是祸，我们都要把未来变成对自己最有利。我们会化险为夷。’令人丧气的世界里，一边是做坏事效率奇佳的狂热分子四处攻击破坏，另一边则是不知所措、流离失所的百姓，失去奋斗方向与斗志的志士，在这仿佛一分为二的世界里，他深信只要在其控制之下，他有能力阻挡这股可怕的潮流。他拥有独裁者一切的特质、精力与技巧，而他在我们这一边。”
威尔逊担任总统时，罗斯福就做过助理海军部长，1920年大选中他也曾是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包括戴高乐、丘吉尔、阿登纳在内的许多领袖，都曾经在成为伟人的过程中，不得不克服须暂时退居幕后所衍生的遗世孤立之感。罗斯福被迫退隐是在1921年，他得了小儿麻痹症。他以超人的意志力克服身体上的残疾，学会拄着拐杖站立，甚至可以走上几步，这使他能够出现在大众面前，仿佛根本没有瘫痪。在1945年向国会报告雅尔塔会议之前，罗斯福发表重要演说时一定站着。由于新闻界全力配合他想要维持总统尊严的意愿，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从不知道罗斯福的残疾到底有多严重，对他的观感中也没有怜悯的成分。
罗斯福是一位精力充沛的领袖人物，他利用个人魅力保持不受体制所限的作风，是政治操控者与远见者的综合体。他凭直觉行事多于根据分析行事，并会引起呈强烈对比的情绪。伊塞克·柏林曾一语道破罗斯福在个性上有严重的缺点，如狂傲、鲁莽、言语刻薄。但他最后也谈到，这些缺点都被罗斯福的优点大大地掩盖掉：
“吸引追随者的是他那少见且令人鼓舞的相对特质；他心胸宽大，深具政治远见，常有神来之笔，了解时代脉搏及20世纪新生势力的发展大势。”
这是一位将美国带上国际领导地位的总统，在当时环境下，全世界是战是和，是进步是停滞，全都有待于他的远见与坚定不移。
美国由参与一次大战到再度积极投入二次大战，其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因有美国重拾孤立主义所造成的反复。美国排斥国际事务程度之深，正显示出罗斯福成就之大。因此我们有必要略述罗斯福执行其政策的历史背景。
美国的国内气氛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气氛受两股力量所左右，一方面美国愿意肯定一些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另一方面又需要为自己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寻找合理的依据。于是美国人更加强调其传统的外交政策主张：美国作为自由典范的独特使命，民主外交政策应以道德为最优先，个人道德与国际道德天衣无缝的结合，开放外交的重要性，以及以国际联盟所表现的国际共识代替均势。
所有这些理论上一体适用的原则都是自美国的孤立主义立场而发。美国人仍无法相信发生在美洲大陆以外的任何事，有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安全。20世纪20及30年代的美国，甚至拒绝它自己提出的集体安全原则，以免因此介入远方好战国家的争端中。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在美国眼中有许多可议之处，要求赔款则被视为害人害己。法国占领鲁尔区时，美国趁机自莱茵区撤出其余的美军。这种既主张威尔逊思想又主张美国是例外的理想，造成一种没有任何国际体系能达到的标准，因而理想幻灭是在所难免的。
对一次大战的结果感到幻灭，消除了一大部分国际主义者与孤立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即使是最开放的国际主义者，也不再认为维持有缺失的战后和平方案合乎美国的利益。没有任何重要的团体对均势观念有好的评价。国际主义是指参与国际联盟，而不是参与国际外交的实际运作。而就连主张国际主义最力的人也坚持认为门罗主义高过国际联盟，对于加入国际联盟的执行行动，即使是经济制裁，也要退避三舍。
孤立主义者则把这种退缩的态度发挥到极致。他们对国际联盟的整体加以抨击，指它危及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两大基石——门罗主义与孤立主义。国联不符门罗主义之处在于，集体安全赋予国联权力，更应说是要求国联也必须介入发生在美洲的争端。它违背孤立主义之处在于，国联使美国有义务介入发生在美洲以外的争端。
他们的看法颇有道理。倘若整个美洲能够被排除于集体安全范围之外，那又怎能阻止世上其他国家自组区域组织，退出国联的行列？如果是这样，那国际联盟又会使均势制度死灰复燃，只不过是改以区域为单位。在实务上，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汇集成两党合一的外交政策。两方面均反对外力介入美洲，或是参与任何国际联盟在美洲以外的执行机制。他们都支持裁军会议，因为大家一致同意，军备助长战争，裁减军备则有利于和平。他们赞成由国际支持的和平方案，如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但前提是没有执行的义务。最后一点就是，在技术性通常是财政金融问题上，只要没有直接的政治影响，美国总是很愿意援手，例如订出各方同意的赔款时间表。
美国这种对理论上赞同和实际上不参与执行的双重标准，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变得尤其明显。这次会议有两点重要意义。一则它为美、英、日三国的海军军备订下上限，允许美国可有与英国相当的海军规模，日本可有相当于美国3/5的规模。这个结果肯定美国的新地位，它与日本已同为太平洋第一强国。而英国在那里的地位便落入第二。这次会议更重要的成果是日、美、英、法签订通称的四强条约（ Four Power Treaty），旨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取代1902年的英日同盟，并开启太平洋地区的合作新纪元。但如果签署国之一不遵守条约中的条款，其他三国是否会对它采取行动？哈定（ Harding）总统曾向一位表示疑虑的参议员解释：“四强条约中不包含战争承诺。没有对武力的承诺，没有同盟，没有形诸文字或道德上的参与防卫的义务。”
国务卿休斯（ Charles Evans Hughes）更以行动强调哈定的话，他通知所有签约国，美国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会参与执行行动。但参议院仍不满意，在批准此约时还附上但书，规定它不得使美国有义务使用武力来反抗侵略。换言之，这个条约必须自求多福，如果有人违约也不会有任何后果。美国将视个别情况决定对策，就跟没有签约一样。
以数百年来各国奉行不渝的外交惯例，批准一严肃的条约却居然不授予执行权，执行时还需要视个案与国会一一商议，实在是匪夷所思。同样的情形发生在1973年1月的越南和平协定之后，尼克松政府与国会的争辩，国会主张有美国两党三任政府为其而战的这个协定，不具备任何执行权。根据这个理论，外国与美国签订的协议只反映华盛顿当时的感觉，至于会有什么结果，同样要看当时华盛顿的气氛而定，这种态度不太容易让人对美国的承诺产生信心。
参议院的保留态度并未影响哈定总统热衷四强条约的程度。在签约仪式上，他赞扬此约保护了菲律宾，并象征着“人类开始迈向更美好、更进步的新纪元”。没有执行条款的条约，如何能保护像菲律宾这样富饶的一块宝地呢？虽然哈定的政治立场保守，他却说出标准的威尔逊式祝词。他说，世界将以表达“对背信或背德之嫌恶”来惩罚违约者。但他并未说明，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那世界舆论应如何判定，更别说应如何加以引导了。
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对欧洲的影响在第十一章曾讨论过，后来它又成为美国往往认为原则就等于执行的另一个例子。美国领袖虽热烈地宣扬这个协定的历史性意义，因为有六十二国表示将放弃以战争为国家政策工具，但他们却坚决排斥设立应用此协定的机制，更不用说执行了。柯立芝（ Calvin Coolidge）总统1928年12月在国会一反常态，对此侃侃而谈：“遵守这个盟约可比其他任何多国协定更能保证世界和平。”
然而如何达成这种乌托邦？柯立芝为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热心的辩护，引发国际主义派及支持国际联盟者的反弹，而且很有道理。他们认为既然战争已被视为非法，那中立的观念便毫无意义。既然组织了国际联盟来辨认侵略者，那国际社会就有义务给予侵略者适当的处罚。有人就问道：“有谁相信，墨索里尼的侵略企图只要有意大利人的善意及世界民意力量，就能加以制止？”
虽然已有人预见到这个问题，但并不能让更多人相信问题的确存在。就在以他命名的协定仍在国会进行辩论时，国务卿凯洛格在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演说时便强调，决不可使用武力来促使各国遵行。他指出，依恃武力反而会使辛辛苦苦为和平所做的努力，变成目前正好最需要淘汰的军事联盟。在这协定中也不应对侵略加以定义，因为任何定义都会有疏漏，因而玷污了协定文字的完美高贵。对他而言，文字不只是手段，也是目的：“一个自称为自卫而行动的国家，必须在世界舆论及本约签署国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基于此一理由，我不愿在本约中加入对侵略或对自卫的定义，因我认为无法在事先规定法律上十分周全的定义。这将使侵略国更难而不是更易于证明其无辜。”
参议院并没有为凯洛格的说明而动容，其结果就如同六年前哈定总统为四强条约所做的辩解。这一次参院又加上三点自己的“了解”：参院的看法是，此协定对自卫权及门罗主义未设限制，也未制造任何应协助侵略受害者的义务——这表示所有可预见的突发事件均被排除于其条文之外。参院接受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只是原则的叙述，坚持它不具任何实行上的含意，这不免令人要问，即使让美国加入原则性的宣言，都必会引来这类的保留意见，是否值得这么做？
若美国拒绝结盟，对国际联盟的功效又表示怀疑，那何从保护凡尔赛体系呢？凯洛格的答复了无新意，依旧是老套，诉诸民意力量：“若全体国家因此约而郑重地宣示，放弃以战争为解决国际争端之途径，则全世界将进一步建立舆论，汇集各国庞大的道德力量以确保对条约之遵守，同时也将承担神圣的义务，使世界更不易于被卷入另一次大规模冲突中。”
四年后，凯洛格的下一任史汀生（ Henry Stimson），可谓是美国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所培养出的最杰出最老练的公务员，却也仍未能提出比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更理想的对抗侵略的办法，自然还是重弹民意舆论的老调：
“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未规定任何武力制裁。反之，它是仰赖民意制裁，而运用得当，民意可成为世上最有效的制裁力量。对民意加以嘲弄者，是对大战以来世界舆论的演进认识不清才会如此。”
对于美国这样一个远方的岛国——这是指美国相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