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怕趁潘担�
“过去几个月的事件又让苏联跌回1939年之前担心‘资本主义包围’的噩梦，并恢复其错误的想法，误以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无可避免地一致敌视苏联。”
6个月以后，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演讲中，华莱士直接向杜鲁门挑战，使得杜鲁门动了肝火，要求他递出辞呈，华莱士说：“我们或许不高兴俄国在东欧的所作所为。它的土地改革、工业征收和弹压基本自由等等行径，激怒了美国绝大多数人民。但是，不论我们是否高兴，俄国人极力将其势力范围社会主义化，和我们努力要把我们势力范围民主化并无殊异，俄国的社会经济正义理念将要涵盖几近1/3的世界。我们的自由企业，民主理念也要涵盖其余绝大部分。这两种理念将努力证明，何者能让其政治辖区内的老百姓最满意。”
角色在此发生奇异的倒错现象。自命维护外交政策的道德性之华莱士，务实地接受苏联在东欧势力范围的事实；他所责备的言行不一、耍弄权力政治的政府，却以道德理由斥责苏联的势力范围。
根据华莱士的见解，美国没有权力在世界各地单方面实行干预。防卫只有在联合国认可批准下才算合法（他却不顾苏联在联合国握有否决权），经济援助则应该通过国际机构去分配。由于马歇尔计划并不符合这个标准，华莱士预料它最后将让美国受到世人仇视。
华莱士的挑衅，在捷克共产党政变、柏林封锁、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土崩瓦解。1948年他出马竞选总统，只得到100万票（大部分得自纽约州）；杜鲁门当选连任，得到2400万票。华莱士落居第四名，得票数还不及另一位参选人，代表南方民主党参选的瑟蒙德（ StromThurmond）。
不过，华莱士发表的论调一直是冷战年代美国激进派批评论点的主要部分，到了越战期间更跃为主流。这个论点强调美国道德上有所不足，它所支持的友人未必符合道德标准；美国和其共产党对手之间在道德上并无高下轩轾之分；美国没有义务防卫世界上那些只遭遇到想象中的威胁的地区；世界舆论比地缘政治观念更适合拿来当外交政策指南。当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议案初提出来之时，华莱士就力主杜鲁门政府把它提到联合国讨论。如果“俄国动用其否决权，道义重担将由他们负起；当我们独自行动，道义重担就要落在我们身上”。在道义上有理，比美国地缘政治利益是否受到保障，来得重要。
虽然华莱士对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激进批评，在20世纪40年代即被击败，它的基本主张反映出美国理想主义的深刻色彩，依然触动着美国人的心理。赋予美国的国际承诺如此能量的同样的道德信念，也有可能因为对外在世界失望或者美国本身的不完美而内向化。20世纪20年代孤立主义因为孤芳自赏，使得美国由世界局势退回国内；华莱士运动则重新主张美国自扫门前雪，退回国内，理由却是它不足以领导世界。
当美国发动其第一次和平时期国际参与行动时，系统性地自我怀疑还远远未曾发生。开创新政、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代，对本身拥有极大信心，对美国企业的广阔空间也信心十足。美国的理想主义很适合来处理两强并立的世界，因为传统势力均衡外交的微妙组合并不尽然妥适。只有对其成就和未来有极大信心的社会，才会号召起决心和资源去建立世界秩序，与它击败的敌人媾和、协助残破的盟国复建，并追求敌人转化。大事业往往需要一点天真去推动。
遏制政策还有一项结果，美国在它势力最鼎盛的时期却把自身摆在基本上消极被动的外交地位上。这也是为何遏制政策日益受到另一派人士攻击的原因。这一派以杜勒斯为最激烈的发言人。他们乃是保守派，接受遏制的前提，却质疑它欠缺紧迫意识。这一派批评者认为，即使遏制终究成功地影响了苏联社会，它的时间也未免太久、成本亦嫌太高。不论遏制能有何成就，解放策略必能加速进程。杜鲁门任期将届之前，遏制政策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抨击，华莱士这一派人士认为它太好战；保守的共和党人却认为它太消极被动。
争议上升，是因为竟如李普曼所预言的，国际危机日益转移到全球的周边地区，在这些周边地区道德议题混淆不清，对美国安全是否构成直接威胁又难以证明。美国发现自己被牵扯到盟国未予保护的地区之战争中，代表着模糊不清的目标，往往结果亦无定论。由朝鲜战争到越战，这些事件一直让激进派可以批评攻讦，继续质疑遏制政策的道德效力。
因此又出现了一种新式的美国例外论。虽然未必完美无瑕，19世纪的美国以自由的守望塔自居；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据说火炬业已渐弱，需要重新点燃，然后美国才能恢复作为自由大业的启示者。针对遏制政策的辩论，转为美国人性的斗争。
早在1957年，凯南已经就这方面重新诠释遏制的观念。他写道：
“国人经常问我，对付苏联威胁最应从何处着手，我的回答是：在美国失败之处，在我们眼中自惭形秽的事物上，或者令我们担心惊悸之处；针对种族问题，我国大城市的情形，我国青年的教育与环境问题，以及专业知识和普遍了解之间的差距。”
十年之前，也就是他对其理论演变成过分重视军事层面大失所望之前，凯南根本不承认这种选择。在外交政策上自我要求道德完美的国家，既不能获致完美，也不能得到安全，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遏制是一种了不起的理论——一度充满理想色彩、对苏联动机的评估深刻，可是对如何开药方却又抽象玄阔。它的乌托邦思想彻彻底底属于美国式，它假设可以借由良性方式达成极权敌人的覆亡。虽然这个理论形成于美国绝对实力最高峰的时期，它却宣扬美国的相对弱势。遏制理论假设在最高点时才有外交接触，它认定要到最后极致，白帽人接受黑帽人彻底洗心革面，才会出现外交接触。
在凡此种种条件下，遏制理论陪着美国人走过40多年的建设、斗争岁月，最后获得胜利。由于它的模糊歧义，受害的却不是美国立定决心要保护的人，却是美国人的良知。在传统上追求道德完美的过程中，美国人自我折磨考验，经过一个世代的斗争，由于努力不懈和争议不断而遍体鳞伤，美国却终能达成早先预定的大多数目标！
第十九章 遏制政策的困境：朝鲜战争
两重误解下爆发的朝鲜战争
美国并没有做到罗斯福总统预期的“把子弟带回国”。它深深介入，成立组织和计划去防御苏联入侵，并且尽力对苏联阵营施加压力。
遏制政策照原定构想，顺利运作了三年。大西洋同盟承担防止苏联扩张的军事防范，马歇尔计划则在经济、社会方面强化西欧国家。希腊、土耳其援助方案阻止住苏联对东地中海的威胁，柏林空运行动亦显示出民主国家有决心不惜一战，抵御对其权利的威胁。在上述每一个案上，苏联都退缩，不与美国摊牌。
但是，遏制理论有一个重大缺陷，使得美国领袖根据两个错误的前提行动：第一是它的挑战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样变幻多端、模糊不清；第二是共产党会消极地坐待其统治政权瓦解。他们没有考虑到共产党可能在某时点爆发，选择对美国政治、战略最具复杂度的地方作为目标，发动事故。
遏制理论被推销给以欧洲为重的国会，使它勉强予以接纳。担心苏联会侵入地中海，促成了援助希腊、土耳其方案；苏联可能会攻击西欧，导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苏联有可能在各地到处滋事，令人防不胜防。
1950年6月25日，美国突然被迫必须正视遏制理论歧义不清的问题：一个共产党代理人针对华府宣布不在美国防卫范围之内，且所有的美军去年已经撤出的一个国家，发动了军事进袭。侵略者是北朝鲜，受害人是南韩，两者都与美国战略焦点——欧洲，相去何止万里之遥。可是北朝鲜入侵后不到几天，杜鲁门就匆匆下令由训练并不充分的驻日占领军中，抽调兵力，组成远征军，进行原先战略规划并未纳入、也未向国会寻求批准的就地防卫。美国战后的政治和战略规划，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类侵略的可能性。
美国领袖只界定两种战争的可能起因：一是苏联突袭美国，一是红军进攻西欧。布拉德利将军（Gen。 Omar N．Bradley） 1948年以陆军参谋长身份作证时说：
“就国家安全做规划当然必须考虑到美国在一开战就遭到空中进袭的可能性。这种空袭的可能性和实际性每天在加强，故我们必须确保敌人可能空袭的基地之安全。其次，我们必须即刻发动反攻，并以空中作战为最主要的攻势反击，我们需要一些目前尚未有的基地。占领和坚守这些基地，那就需要动员陆军攻击部队。”
布拉德利却没有说明，苏联在经过一场剧烈作战、国力衰竭之后
的三年，如何、为何要进行扩张策略，何况美国还拥有原子弹独占优
势，苏联亦无远程空中作战能力。北朝鲜部队跨过北纬38度线并南
进之后，美国的行为无一能让莫斯科和平壤的决策者认为大不了就是
外交抗议之外，还会有更激烈的反应。40年后伊拉克的萨达姆总统同
样大吃一惊，没有料想到美国会由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修好、和睦
态度，一变而为1990年在海湾大举布置兵力。莫斯科和平壤的共产
党领袖相信美国人声称朝鲜不在其防御范围之内的说法。他们认为，
美国在默认共产党占领中国大陆这个局面之后，不会为了并不重要的
韩国大动干戈，去抵挡共产党占领南韩。他们显然没有了解到，美国
决策人士对美方一再宣称，抵抗共产党侵略是道义责任的说法，其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战略分析。
因此，朝鲜战争可以说是在两重误解之下爆发的：共产党方面以
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利益为分析出发点，认为大部分的亚洲大陆被共产党占了，美方都默不作声，不会在朝鲜半岛的一隅有所举措；美国方面，则以原则问题来看待这件事，它比较不关切韩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也已公开做出表示，却十分重视听任共产党侵略行径不加阻挡的象征意义。
杜鲁门总统毅然决定在韩国抵抗共产党，完完全全和美国领袖一年前的说法，大相径庭。1949年3月，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接受报纸访问时，已明白表示韩国不在美国防御范围之内：
“我们的防御线穿越星罗棋布的亚洲海岸的岛屿链。它起自菲律宾，通过琉球群岛（包括其主要基地冲绳）；然后折至日本，阿留申岛而到阿拉斯加。”
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国务卿对全国记者俱乐部演讲，说得更清楚。他不仅同意韩国不在美国防御范围内的说法，还明确表示不具意愿保障亚洲大陆地区之安全：
“到目前为止，就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而言，必须坦率以告：没有人能够担保这些地区免遭军事攻击。但是，同样明白的是，在实质关系上而言，这样的担保也不太有意义或必要。”
1949年，杜鲁门总统接受联合参谋首长的建议，把美军部队全部撤出韩国，由于美国担心韩国若是稍具实力，即可能冲动以武力统一全韩，因此韩国陆军的训练、装备，大约仅略强于警察功能而已。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声称，侵略韩国是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主意。斯大林起初非常谨慎，后来之所以接受这个计划，是因为他被说服，认为事情轻易即可成功。莫斯科和平壤都没有了解到“价值”在美国的国际关系原则中的重要性。当麦克阿瑟将军和艾奇逊国务卿谈论美国战略时，他们想到的是与苏联的全面战争，也是美国领袖有系统地盘算、估计的唯一一种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韩国的确不在美国防御范围内；决定性的战役要在其他地方进行。
美国领袖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们对只限于朝鲜境内，或大约相当地区之内的战争，如何去反应。当他们在柏林封锁、捷克政变、中共占领中国大陆等等事件之后，立刻遭逢此一局势，他们的解读是：这充分证明共产主义毫无餍足，得寸进尺，必须基于原则大义予以遏止。
杜鲁门决定在朝鲜抗拒共产党南侵，也是基于国家利益的传统因素考虑。共产主义扩张活动在战后以来，与年俱增。1945年，由于红军的占领，它在东欧建立据点；1948年，它又借由政变方式，在捷克夺权成功；1949年，由于内战胜利，中共占领了中国大陆。如果现在容许共产党军队跨越国际承认的边界，世界将恢复到二次大战之前的状态。亲历慕尼黑事件的世代，必须要有所回应。南韩一旦陷落，对于一水之隔的日本势必带来灾害性的冲击。日本一向视朝鲜为东北亚的战略锁钥，共产党掌控，若不加以反制，势必给人印象，认为亚洲共产主义已可坚若磐石，进而伤害到日本的亲西方政策走向。
很少有外交政策会比未曾预料到、却必须采取军事行动，来得更困难。然而，杜鲁门却毅然下了决心。6月27日，也就是北朝鲜部队跨越北纬38度线的两天之后，他下令美国海、空军动员起来。6月30日，他又命令日本境内的美国占领军地面部队动员起来。
苏联的僵硬作风使得杜鲁门带领美国参战顺利多了。苏联驻联合国大使为了抗议联合国不肯把中国代表权交还给北京，已经杯葛安全理事会及其他联合国机构达数个月之久。如果苏联大使没有那么畏惧斯大林，或者他能够更迅速获得指令，他必然会出席安全理事会，对美国提出的要求北朝鲜停止敌对行动、退回38度线以北的决议案，加以否决。由于苏联大使未出席安理会、没有行使否决权，使得杜鲁门可以组织起抗御行动，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变成是威尔逊主义的“自由对抗独裁、善恶势不两立”的精神，让美军合理地在朝鲜介入战事。杜鲁门声言，美国参战是执行安理会的命令，因此这不是干预遥远的某一地区性冲突，而是抵抗共产主义对整个自由世界的进袭：
“对韩国的攻击已经不容置疑，这表现出共产主义已超越军用颠覆手法以征服独立国家，今后将运用武装侵略和战争的手段，它违背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保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颁布的命令。”
虽然杜鲁门可以用有力的地缘政治为基础，主张参与朝鲜战争，他却以美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去诉求，形容美国的介入是为了保卫普遍原则，不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国际事务恢复以武力统帅将有深远影响。美国将继续坚持法论原则。”美国保护原则而非利益，美国保护法律而非强权，这是美国投入军力的最神圣不可违犯的义理，由两次世界大战到1965年升级介入越南局势，到1991年介人海湾战争，皆奉为圭臬。遏制理论下的朝鲜战争
一旦议题被提升到权力政治之外，就难以界定战争的实际目标是什么。美国的战略理论是以总体战为构想，总体战的目标就是追求全面胜利和敌人无条件投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同。但是，有限战争的政治目标是什么：最简单、最易明白的作战目标就是实实在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把北朝鲜部队逼退回到北纬38度线他们出兵的原始点。但是如果侵略行为不需要受到惩罚，以后又如何吓阻侵略？如何让潜在的侵略者认识到，他们也必然受到惩罚，遏制或许就会变成有限战争无休无止地进行，势必耗竭美国的实力——这将不啻是李普曼预言成真。
另一方面来说，什么样的惩戒与承诺进行有限战争，堪可相当？包含在涉及超级大国的有限战争之策略（不论是直接或间接涉及）里的，是某一方提高押注的实质力：这正是他们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的原因。因此势必求取均势。任何一方只要能让另一方相信，它会更加敢于冒险，就可占上风。斯大林在欧洲方面，违背任何对实力的理性分析，竟然吓唬民主国家相信他会比他们更敢走极端。亚洲方面，共产阵营亦因中共刚占领中国而声势大振，苏联可以不必直接介入即通过中共威胁此一地区。民主国家因此比敌手更害怕紧张局势加剧——至少民主国家是如此深信不疑。
抑制美国政策的另一因素是，各国通过联合国多边参与的承诺程度有多强。朝鲜战争初起，美国得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会员国大力支持，英国和土耳其还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参战。虽然它们是否参战对韩国的命运没有多大影响，但表明这些国家支持日后本身防务需要可能会用到的集体行动之原则。一旦这个目的达成，联合国大会多数会员国就不会热衷于冒险去施加惩戒了。美国因而发现本身陷入一场师出无名的有限战争，去防卫它已宣称并无战略利益的一个遥远的国家。在这样进退维谷的两难局面下，在朝鲜半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