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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松强调具体细节，以及他对人性持悲观看法，就知道此说不确），而在于究竟什么是最适合阻止苏联扩张主义的战略。尼克松相信，在越南乱局之中，国家利益是抵抗共产主义扩张活动、维持民众支持的最佳判断标准。他的批评者则认为强调国家利益，乃是一种精神上的解除武装。
在决心阻止共产主义势力继续扩张方面，尼克松政府的观点与先前的艾奇逊、杜勒斯所见无异，与其后的里根亦难以区分。越战仍在激烈进行中，尼克松政府对下列诸项苏联的地缘政治或战略性威胁，都苦于应对：1970年，苏联在古巴兴建海军基地事件，苏联地对空导弹移调苏伊士运河事件，以及叙利亚入侵约旦事件；1971年，苏联在印度一巴基斯坦战争时之角色；1973年，就勃列日涅夫暗示将出兵干预以阿战争之反应等等。直到福特政府时期，针对古巴派兵到安哥拉事件之反应，其态度依然如昔。
同时，尼克松政府对待遏制政策亦有异于艾奇逊和杜勒斯的作风，不把苏联社会转型作为双方谈判的先决条件。尼克松与遏制之父在此分道扬镳，选择一条类似丘吉尔曾采取的途径——丘吉尔在1953年斯大林谢世后，主张与莫斯科会谈。尼克松相信，谈判的过程，加上长时期的和平竞争，会加速苏联制度的转型，并强化民主国家。
尼克松揭示的谈判时代，作为一种战略，使美国得以在越战依然进行中，可重新取得外交主动。尼克松的目标是把和平运动局限在越南问题上，不让它使美国外交政策每一方面都瘫痪了。尼克松的方式基本上亦非战术性质。他和他的顾问们相信，两个核大国在紧张缓和之状态下，很可能有暂时性的利益交集。核均势似乎正趋某种稳定状况，或者说可以由单方面努力或武器控制谈判，去达成稳定均势。美国需要有喘息空间以便自越南抽身，并且替越战战后时期建构新的外交政策；同时，苏联或许也有更强烈的理由寻求喘息机会。苏联在中苏边境线部署重兵，暗示着苏联在相距数千英里的两个前线面临紧张局势，或许也已预备与美国试探政治解决之道，尤其是如果我们能在对中国开放方面获得成功的话——对中国开放是尼克松策略的基石。姑不论其意识形态信念为何，苏联领导人或许已在对西方国家关系上发展了相当的利害关系，而不想对峙冲突。在吾人观念里，苏联与西方的对峙冲突越是迟迟不发作，要把苏联帝国拼凑在一起的任务就越难以料理，尤其在其政治问题因经济迟滞而越复杂之条件下。换言之，尼克松及其顾问们相信，时间站在美国这边，而不是共产主义世界那边。
尼克松对莫斯科的观点比他的前任更加精细。他没有把美苏关系看做“全然或全无”的命题，而是一组解决程度各异的问题之混合。他致力把超级大国关系之间所有许多因素拼组起来，求取一个整体的解决之道，既不像“神学派”主张的那么全然冲突对峙，也不像“精神病学派”主张的那般全然调和妥协。他想要强调有可能合作的范畴，利用合作的杠杆来修正苏联在两国不和睦范畴之行为。这乃是尼克松政府给“缓和”（ detente）下的定义，而不是对日后争辩的讽刺漫画。
这个“联系”（ linkage）政策是以某一范畴之合作与另一范畴之进步相联结，它有许多障碍。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迷恋武器管制之情，就是暗礁之一。20年代的裁军谈判，即以把武器裁缩到不具威胁性之程度为标的，结果是彻底失败。这个目标到了核时代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核武器的“安全”程度，根本就是完全矛盾的提法。我们也无法想象，如何在像苏联这么广袤的国家境内，去查验武器已裁至既定水准。要到了冷战行将结束之际，才算真正达成裁军目标。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裁军是附属在减低特定的、可界定的危险这个目标之下；所谓特定的、可界定的危险，其中最显著者即是防止突袭发生——这一切摆在“武器管制”名目下去开展。
决策者并未预料到减低突袭之风险，会在武器管制谈判中成为关键问题。常识似乎指出，超级大国均具有庞大的毁灭力量，可以消灭对方，因此每一方都可以对对方施加无法忍受的损害。然而，1959年兰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分析家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提出可谓冷战时期最具创意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常识不足以指导核关系。核武器是由集中在相对稀少的基地之飞机所装载，因此就技术而言，在敌方发动之前有可能将其战略兵力摧毁掉。在这种情况下，先发动攻击的一方或许可以把对手的反击减低到可以忍受的地步，进而可以遂行自己的意志。同理推论，害怕受到突袭，可能诱发先下手为强的心理——也就是说为了避免受到突袭，就要先发制人。
照沃尔斯泰特的看法，核均势事实上相当不稳定。所谓先下手为强的第一击和反制而发之第二击，其间有何差异，成为国防分析家和武器管制专家争辩不休的议题。因此就又出现“双方可能有兴趣谈判，安排自保，免遭终极危险”的想法。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出现许多学术研讨会，探讨武器管制和战略稳定之理论与实务方案，让此后20年的决策者参考择用。
沃尔斯泰特这篇论文在战略分析的贡献，和凯南1947年以X笔名发表的论文，对政府分析之贡献，可以前后辉映。从此以后，武器管制的外交谈判集中在限制核力量的组织及运作性质，借以将突袭的诱因降低到最低程度。
但是，武器管制本身就已经经纬万端，异常复杂。这个题目相当奥妙难解，令决策者和一般大众都十分焦虑。譬如，它过分简化了问题的性质。决定发动核战争的人，不会是熟悉这些武器的科学家，如果他们的了解略有误估，即使不摧毁了整个文明，也可以摧毁其社会；决策者将是不胜烦忧的政治领导人。何况，两大超级大国对此一新技术也都没有实战经验，因此为了要在核战争中占上风，势必得同时发射数千枚核弹头。然而，在整个冷战时期，苏联从来没有一次同时试射三颗以上的导弹，美国则从来不曾自发射井发射过导弹。（这是因为美国的发射井，位于美国中部地区，华府担心如果试射导弹掉到地面，会引发森林大火。你瞧，信心只有这么大。）
因此，突袭之危险事实上受到目标相互冲突的两组人马之夸大：一派希望扩大国防预算，以免遭到突袭；一派则激发对突袭之恐惧，作为缩减国防预算的理由。由于此一议题错综复杂，在陈述技巧上就大有学问。而且，情感因素纠缠极深，我们不易判别，专家是否因科学研究而获致其结论，抑或他们借科学之名来支持其预设结论——往往后者情形居多。遗憾的是，决策者必须受制于意见极为分歧的科学家们之建议；而科学家们又花了成年累月的时间去研究核议题，而政治家却只有数小时去思考它们。就脆弱性、准确性和可估算性等奥妙题目的辩论，已经达到中古时期对神学争议不休的地步；事实上，这些长久不止的哲学上之歧义见解，可以远溯到遏制政策出现之最早阶段。
20世纪70年代对武器管制争辩最激烈的时期，保守派批评者警告说，苏联领导人不可靠，苏联意识形态敌意十足。主张武器管制的一方却强调，武器管制协定有助于关系和缓之整体气氛，未必就逊于实际获致协定的贡献。这又是神学派和精神病学派昔日的辩论，披上技术之外衣重新出现。
起初，武器管制直接附属在遏制理论上面。依赖实力地位与武器管制论并存，以求使遏制较不危险。随着时间进展，武器管制很明显使得遏制越来越成为常态。政治解决之议很少有人提起，两大阵营也几乎不去尝试谈判政治解决之道。的确，在武器管制派人士觉得世界越来越安全之时，政治人物越来越没有理由离开熟悉的位置，投向政治解决此一情况未明的怒海。
危机来了又去。事件由东南亚发展到加勒比海和中欧，但是双方似乎都在等待对手在历史演变的冲击下或多或少地自行溃败。在某一方的历史演变观明显占上风之前的时段，借着武器管制谈判，生活可以差堪容忍。这似乎是僵持的大环境：政治论（遏制）解决不了军备竞赛，战略论（武器管制）也解决不了政治冲突。
尼克松就在这样的气氛下执政，加上受到国会与新闻媒体的压力，于是迅速与苏联进行武器管制谈判。他很不情愿在苏联部队占领捷克还不到六个月的时候，就装做若无其事地进行外交交涉。最起码，他要防止武器管制被错误判断为苏联扩张主义的安全阀。尼克松政府决定要判别，苏联力图让比其前任强硬的——换言之，对苏联利益威胁较大——美国政府镇静下来，这一点是否可以用来争取苏联合作，借以消除对柏林的威胁，缓和中东的紧张局势，并且最重要的是，终止越南战争。这套方法被称为“联系”，引起极大争议。
身为政治人物的一项主要职责就是，了解何种主题真正互有关联，可用来互相补充。大体而言，决策者在这方面的判择不大；毕竟，是现实把事件连接起来，而不是政策去把它们纠合在一起。政治人物的角色就是在关系存在时认识到它的存在——换句话说，要创造出诱因与惩罚网络，以产生有利的结果。
尼克松在1969年2月4日，也就是接任两周之后，在一封给内阁阁员的信中陈述他的国家安全观点如下：
“我深信，在甲地有危机或对峙冲突，在乙地却又真实合作，不能长久并存。我体会到前任政府的观点是：当我们在甲议题上发觉与苏联有共同利益，我们就力求获致协议，试图尽可能把它与另一处的冲突之上下波动隔离开来。这在文化或科学交流等许多双边实质问题上，可能相当稳健。但是，在当前的重大议题上，我相信我们必须寻求广泛推进，明白显示我们认为政治与军事议题之间有关联。”
有关联系原则的争论就是要把尼克松的基本前提由单纯化为模糊。冷战乃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尼克松坦率地指出：选择某一地区关系去改善，却又在所有其他地区继续对峙，实在荒唐。在尼克松及其策士们看来，选择性的缓和紧张关系乃是必定会伤害民主国家的策略。根本没有道理把武器管制如此复杂、奥妙的题目，用以考验和平是否有希望，可是同时又听任苏联的武器暗助中东冲突，以至于在越南杀戮美国人。
联系的观念在外交决策圈遇到若干风雨波折。美国外交政策官僚体系大部分是由一些热诚的人组成，他们献身于美国社会也视外交决策为其正统的行业，因此他们能够把自己对美好新世纪的见解，付诸实现。舒尔茨国务卿日后曾喟叹官僚体系斗争永远休止之时，这些外交官员的意见也就在这个体系中备受熬炼。美国外交政策受限于人事流动、时间变迁，及针对高度特定问题提出对策等因素，很少以整体观念去思考。临时针对局部事项处理，发言的人很多，谈到整体策略，则根本乏人问津。必须要有一位异常坚毅的总统，且又深谙华府官场之道，才能打破此一旧习。
尼克松企图把开启美苏战略武器谈判，与政治议题之进展结合来谈，遭到武器管制派与克里姆林官问题专家两方之反对。前者只想设法达成武器管制，后者只相信美国外交政策应该设法在克里姆林宫鹰派和鸽派的政策争端中，协助鸽派抬头。官僚体系故意玩弄手段，破坏尼克松总统致阁员函件中揭示的政策，向新闻媒体泄漏，说武器管制本身就应是政策目标。虽然未经“批准”就对外泄漏消息，可也从来没人出面否认此一说法。1969年4月18日《纽约时报》刊载，“官员”形容对苏武器协定是“尼克松外交政策的最大目标”。4月22日，《纽约时报》又披露，“美国外交官”预测六月间可以进行战略武器限制谈判。5月13日，《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人士的话，指出5月29日以前应可就开始谈判之日期达成协议。针对尼克松宣示武器管制应与政治议题联系的立场，这些官僚不正面对抗，而是逐步增加压力去修正它，每天拿出一些评论，技巧地把政策推向他们采取的立场。
政府之外的分析人员不久也发动他们的批评。1969年6月3日，《纽约时报》称美国把贸易限制与其他议题扯在一起，是“自己打自己”，是“冷战政策”，“与尼克松政府宣示的由对抗转为谈判、合作时代之政策相抵触”。《华盛顿邮报》也深入探讨此一论证。它在4月5日说：“现实十分错综复杂，很难让任何一位总统相信，他能把如此多的鸭子排列整齐。武器管制有其价值和紧迫性，完全与政治议题地位不相干。”尼克松有意以迟滞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为手段，来扩大与莫斯科之对话。官僚的动力，加上哲学观点的殊异，消耗掉尼克松可以节省下来的资产。
我们不能说，政府的方法立刻成功，1969年4月，美国派出未来的国务卿万斯到莫斯科，授权他同时就战略武器限制和越南问题进行谈判，都告失败。这两个议题太难拿来对比：战略武器谈判的结果，太不确定；河内领导人太倔强难缠；每一个议题的谈判都将旷日持久，实在太难同时并进。
但是，到最后，尼克松及其顾问们还是设法使各个不同的政策互相扶持支援，并且开始奏效。因为尼克松政府借由戏剧性地对中国开放，设法为苏联趋于和缓创造出重大诱因。棋赛里，大家都知道抢夺越多地盘的人，选择就越大，而对方相形之下就会觉得限制重重。同理，在外交上，一方有较多的选择，另一方选择相对就少，它在追求其目标时就必须更加小心翼翼。的确，在这种局势下，可能就会产生诱因让对手寻求放弃其作对角色。
一旦苏联不能再仗恃世界最强的国家与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的长久对立——即使中、苏被视为已开始合作——苏联强悍不妥协的空间就会大为缩小，甚至消失。苏联若是持续摆出威胁姿态，可能反而会强化中美合作关系，因而不能不略为修正态度，在60年代末期的环境下，改善中美关系成为尼克松政府对苏策略的关键因素。
美国传统的对华友善在1949年因中共赢得内战并于次年介入朝鲜战争而结束。代之而行的是蓄意把中共统治者孤立在北京的政策。代表此一心态最显著的例子之一，即是1954年日内瓦中南半岛和会时，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那一幕17年之后，周恩来以总理身份在北京接见我，还记得这段往事，问我是否也是不肯和中共领导人握手的美国人。两方之间唯有靠彼此驻华沙的大使，保持唯一的外交接触，他们不定期会晤，互相拌嘴吵架。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驻埃及大使之外（原因不明），中共所有驻外大使悉数奉召回国，中止了华沙会谈，华府和北京的外交或政治接触也全部中断。
有趣的是，最早察觉中苏分裂有机可乘的领袖是欧洲外交政坛两个老人：阿登纳和戴高乐。阿登纳根据一本他刚读完的书，在1957年左右就开始谈到此一话题，不过当时的西德根本不够分量推行全球政策。戴高乐就不觉得有此限制，他在60年代初期就正确地预见到苏联在中苏广大的边境上问题严重，这会使得中、苏都要寻求与西方国家有较为合作的关系。戴高乐因而相信，这个事实将加速法、苏和解。由于莫斯科的中国问题，莫斯科和巴黎可望谈判打开铁幕，实现戴高乐提倡的“由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欧洲”大一统目标。但是，戴高乐的法国也没有强大到足以实行这样的外交革命。莫斯科没把巴黎当做可以平起平坐谈和解的对手。然而，虽然戴高乐的政策规划因为由法国本位一厢情愿的思考而有所扭曲，但他的分析观察可谓颇有先见之明。美国的决策者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定见所限制，未能体会到中苏不和，是西方国家的战略大良机。
美国的对华观点因而依照冷战的熟悉模式而分裂。一小群中国问题专家，把不和认为是心理因素，他们促请美国把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席位交给北京，并且通过广泛接触缓和紧张局势，来处理中国的不满。然而，绝大部分的意见则认定，中共是无可救药的扩张主义者，意识形态狂热偏执，倔强地坚持要搞世界革命。美国之所以已经卷入中南半岛战争，不容讳言是因为中共为首的共产党阴谋占领整个东南亚所致。传统的认识是，远比苏联的案例更甚，在可以考虑谈判之前，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必须先改造。
这个观点从另一批没料想到的人士那里得到声援。十多年来力主与莫斯科维持长久性质对话的苏联问题专家，在对华态度上却反对对话。尼克松第一任期之初，一群前驻苏联大使，为了华府首次对北京发出示好信号而不安，向尼克松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