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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人道主义姿态提倡它（或许也有一丝政治动机，不过他从未公开过）。尼克松划定界限，不肯把整个东西方关系放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来思考，因为他不认为美国国家利益涉及此一程度。
就杰克逊及其支持者而言，犹太人移民问题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峙的幌子而已。因此不足为奇，他们把苏联的一切让步都当做是他们的压力战术告捷的证明。苏联领导人终于废止了出境税——不论它是由于白宫规劝生效，还是杰克逊修正案压力难挡，或许更有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这可能得等他日苏联档案公开，我们才能得知其详。政府的批评者受到鼓舞，进一步要求犹太人移民出境人数要加倍，并且须依照美国认可的时间表，取消对移民到其他国家的限制。杰克逊派人士亦要求立法，限制美国进出口银行对苏联的贷款（史蒂文森修正案），因此，在商务关系上，苏联在东西方缓和之后反而处于比东西方紧张关系和缓之前更糟的地位。
身为刚走出令人疲劳的越战之国家领袖，而且总统官职又面临危机，尼克松不会轻易涉险，只肯为国家利益所必须、且有能力支持之政策出面力争，可是他的批评者却要求美国外交能通过在武器管制上的单方面要求、制止贸易和在人权问题上提出挑战等等方式，促成苏联制度崩溃。在此一过程中，参与此一全国大论战的若干要角，立场大反转。《纽约时报》1971年曾在社论中提出警告，认为“以制止美国贸易作为稍后在若干不相干的问题交涉之筹码，不太可能发挥贸易本身能对苏联政策产生的有利影响”。两年之后，这位社论主笔论调全变。他谴责财政部长舒尔茨访问苏联之行，证明“政府热衷于贸易和缓和，宁可不顾同样重要的问题，不肯正视美国人民对各地人权问题的关切”。
尼克松为了鼓励苏联在国际行为上温和，借增加美苏贸易来考验苏联对其外交政策之节制。他的政敌却更进一步，想利用贸易为手段，造成苏联国内骚动，而且是在苏联依然强大且有信心之时。四年之前尼克松被抨击为鼓吹冷战的人，现在却被责备对苏联太软弱、太轻信——这位崛起自40年代反共大调查的政治人物，这可是生平第一次遭遇这个指控。
不久，改善苏美关系这个观念就受挑战。《华盛顿邮报》社论指出：“美苏‘缓和’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这个困难的问题已由辩论阶段过渡到政治阶段。许许多多的美国人现在显然都相信，除非克里姆林宫对其若干国内政策开始自由化，否则要改善对苏关系便不值得、不可能或不安全。”
美国又转回到艾奇逊与杜勒斯，以及国家安全会议第68号备忘录的信念上去：也就是说认定美、苏在认真谈判之前，苏联的宗旨和国内施政必须先有基本改变。不过，早期的冷战斗士愿意借由遏制政策，让时间来促成此一改变；他们的后续者却坚信，美国直接施压，且公开揭示美国的要求，就可以造成苏联制度重大变革。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苏联的实力尚未衰竭时，尼克松和其部属曾经数度与苏联领导人相颉颃，发现他们的确难缠。在核兵力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全面攻击共产主义制度必然陷入长期苦战。经过越战煎熬，而又陷入水门事件风波之中，我们的处境俨若一名泳者差点儿淹死，惊魂未定，就被要求横渡英吉利海峡，当他打不起精神时却被责备太悲观、畏怯。
在国际危机中，总统的一言一行都是政府的焦点。单从这一点来说，水门事件期间绝不是发动美、苏对峙政策的良好时机。总统身陷被弹劾危机；越战伤口仍未愈合；对政府的不信赖感十分强烈，以至于当苏联明显威胁要干预中东战争时，一位知名的记者竟然于1973年10月一次记者会上提问：美国部队奉令进入警戒状况，是否是为了转移民众对水门事件的注意力。
争议又回到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时代的老问题：美国是否应以重申道德价值即可，还是应以道德先锋自居举起进军大旗？尼克松寻求把美国的宗旨与能力相连接。在能力可及范围内，他预备发挥美国的影响力以促进其道德价值，他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已表现出其立场。批评他的人士却坚持立刻施行普遍原则，不耐烦地指斥所谓可行性问题，是道德上不足或历史上的悲观论。尼克松政府在敦促美国理想主义要分清现实，不能一概而论之时，觉得是在做重大的教育工作。最为讽刺的是，美国才被告知必须由越战吸取教训，认清自己在地缘政治上力有未逮之时，若干知名的全国领袖——其中不少还是批评越战最力的人士——却又力主美国在人道问题上采取全球干预的无限制政策。
诚如里根时代所表现的，对苏联采取更大胆的政策也未必不可，不过这些成功得等到美苏关系演进到更后期才会出现。当缓和之辩论炽烈之际，美国必须自越战中走出来疗伤止谤，也必须平息水门事件争端。苏联领袖也必须先产生世代交替。然而，70年代早期发展的辩论却使得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无从产生适度的均衡；前者激发出美国所有伟大的创议，后者又因全球环境改变又不得轻忽。
批评缓和的人士过分简化了状况；尼克松政府的反应过分迂腐，也难辞其咎。尼克松因为遭到旧日盟友的抨击而吃惊，遂指斥他们具有政治动机。姑不论此一评估有多么正确，指责专业政客具有政治动机绝对不是什么高明见解。尼克松政府应该自问：为什么这么多政客认为加入杰克逊阵营有利？
深陷不分轻重的道德主义，以及过分重视地缘政治这两者之间，美国政府在尼克松政府末期已经僵化。增加贸易的胡萝卜已撤回来，可是增加国防预算，或愿意面对地缘政治对峙的棍棒，却没有出现。于是，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僵滞，苏联犹太人移民出境人数日稀，共产主义阵营恢复地缘政治攻势，古巴派出远征军到安哥拉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政府，可是美国保守派却反对美国有强烈反应。我指出其问题是：“如果有一派批评者阻止武器管制谈判，切断与苏联保持更具建设性关系的希望；另一派则削减我方的国防预算与情报工作，阻止美国抵抗苏联的冒险活动，两者加起来，姑不论是有心或无意，将破坏我国执行强大、有创意、温和与谨慎的外交政策之能力。”
因此，即使这个时期的重大外交所取得的成就也变得有争议。自从1973年以来即在中东取得主动的美国外交，大大降低了苏联在此一战略地区的势力，却在若干年的时间内被认为是一个挫折，直到和平进程的动力扫除了怀疑者的保留态度才告为止。
后人认为是西方外交重大成就的35国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亦遭逢同样命运。这一个规模庞大、旷日费时的外交程序产生了赫尔辛基协定，这是出自莫斯科根深蒂固的缺乏安全感，以及难以遏制的渴求合理性的心理。即使她建立了庞大的军事体制，也控制了相当多的国家，克里姆林宫却似乎需要不断得到保证。虽然核兵力强而又强，苏联却要求受她威胁数十年的国家，以及已被她丢进历史尘埃中的国家，给予她可以用以供奉其侵略成果的承诺。因此，欧洲安全会议成为勃列日涅夫的最爱，用以代替赫鲁晓夫提出柏林最后通牒想求而未得的德国和约——换言之，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状加以确认。
莫斯科期待的利益并未全部实现。意识形态革命的发源地却坚持要由历史必然性已裁定的牺牲者去寻求确认其合理性，分明就是格外自我疑惧的征兆。苏联领导人或许想依赖欧洲安全会议消除若干剩余的组织，抵消掉北约组织的力量。
在这方面，他们可谓自我欺骗了。没有一个北约组织会员国愿以欧洲安全会议提出的此一宣示性的、官僚性的装饰品，来取代北约组织的军事实体，或美军驻扎欧洲大陆的事实。因此莫斯科的损失大于民主国家，因为此一会议允许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与会国家，对东欧政治安排都有发言权。
经过一段反复思索后，尼克松政府接受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提议。我们认识到苏联有她自己一套截然不同的议程，却仍认为就长期而言有着良好机会。东欧国家的国境线早已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战时的同盟国和德国的战时东欧附庸，签订和约给予承认。它又进一步经由勃兰特通过联邦共和国与东欧国家的双边协定所明白确认，而且其他的北约组织民主国家（尤其是法国），也与波兰、苏联等东欧国家分别加以承认。甚至，北约组织全体盟国也主张召开欧洲安全会议；每一次与苏联代表开会后，西方领袖就更倾向于接受苏联的议程。
因此，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决定把欧洲安全会议的召开，作为鼓励苏联温和政策的诱因之一。我们的“联系”策略由国务院顾问索南费尔特（ Helmut Sonnenfeldt）归纳整理为：
“我们拿它当德苏和约来推销，我们也拿它当柏林协定来推销；我们更拿它作为开始相互平衡裁军（ Mutual Balanced Force Reductions） 来推销。”
尼克松政府及福特政府提出，美国是否出席视苏联是否在其他所有问题上有所节制而定。他们坚持要先就柏林谈判得到满意结果，并且要双方就欧洲平衡裁军问题开始谈判。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35个国家的代表才出席日内瓦会议，不过他们的艰苦谈判大部分未见诸西方报章之报道。1975年，会议跨出沉默阶段，宣布各国已获致协议，将在赫尔辛基召开高峰会议签署协定。美国运用影响力把承认国境线问题，局限在承诺不以武力改变它们，等于是重申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由于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以武力做出改变，或推行此一政策，正式宣告放弃武力变更国境线绝不是苏联的收获。即使是这种有限度承认的合法性，也受到一个原则宣示的破坏——大部分出于美国的斡旋结果。这个原则宣示，各个签约国家“认为他们的疆界可以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法和通过协议，加以改变”。
赫尔辛基协定最重要的部分是所谓“有关人权的第三类条款”（Basket on Human Rights，第一类条款和第二类条款分别规定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第三类条款注定要在苏联附庸卫星国家解体中产生重要作用，也成为北约组织国家中全体人权运动人士的奖状。美国代表团对赫尔辛基协定最后条文发挥了定案作用，但是应该受到嘉许的是人权运动人士，因为若非他们施加压力，进步必然较慢，也可能较少。
第三类条款要求全体签约国家实施若干列举的基本人权。西方的提案人希望这些条款能创造出一套国际标准，阻止苏联镇压不同政见者和革命人士。随着情势的发展，东欧国家英勇的改革派利用第三类条款号召同志奋斗，促成国家脱离苏联宰制。捷克的哈维尔（ VaclavHavel）和波兰的瓦文萨（Lech Walesa）在国内外运用这些条款，不仅破坏了苏联霸权，也推翻了自己国内的共产党政权，而在自由斗士殿堂里替自己取得一席地位。
因此，欧洲安全会议扮演了重要的双重角色：在筹划阶段，它使苏联在欧洲采取温和立场，事后又加速了苏联帝国的覆亡。
今人对赫尔辛基会议的记录，幸好已褪色。福特总统由于出席此一会议，由于1975年签署所谓“最后文件”的主要文件，被指控为历史性地卖国。《纽约时报》社论说：“经过二十二个月的语意模棱两可的往复折冲，欧洲安全会议行将达到高潮。从来没有这么多国家费时这么久用于辩争，而只得到这么小的成绩。如果说要取消赫尔辛基高峰会议已嫌太迟……就必须尽最大努力，公开或私底下，不让西方出现虚幻的幸福之感。”
我在三星期后一项演讲中，归纳福特总统的态度是：
“美国从自信与实力的立场去追求缓和紧张局势。在赫尔辛基取守势的不是我们；受全体出席代表团挑战应遵守签署之原则的，也不是我们。在赫尔辛基，战后以来第一次，人权与基本自由成为东西方对话谈判承认的主题。这项会议重申我们的人道行为标准，它们过去是，也依然是数以百万计的人类希望之灯塔。”
这是哀伤的时代，劝说似乎丝毫无效。1976年3月，我在一项演讲中相当激愤地向挑衅者反击：“没有一项政策可以即刻消除美国、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的竞争性和无可调和的差异性。它也不可能使所有利益和谐一致。我们进入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难免有起有伏。但是，惩罚冒险、鼓励节制的政策则不容有代替品。那些油腔滑调大谈‘单行道’或‘先行退让’的人士，究竟建议我国具体要怎么做？究竟要确切放弃些什么？他们寻求何种程度的冲突对峙？他们要做出什么威胁？他们甘愿冒多大的危险？究竟我们的国防部署要做何改变、在何时段上花费何种程度的国防经费，才能获取他们支持？在战略均势时代里，他们对处理关苏关系有何具体建议？”
尼克松的“和平结构”是针对国人渴望结束海外冒险行动的回应。可是，美国人长久的历史上，都视和平为当然；把和平界定为没有战争，不仅太消极，也太不具灵感，不足以充当美国外交政策的常态主题。尼克松政府的国际关系观念，远比其前人的观念符合现实；就长期而言，也代表着美国外交政策必然的调整。但是它不是以熟悉的原则为基础，其空隙不足之处即由后续政府填补。在美国，以地缘政治观点诠释国际事务已成为必然，而又不足。在另一方面而言，批评尼克松的人士却又把国际环境当做不相干似的不予思考，好似只凭美国好恶就可单方面要求，只要美国一呼，他国就会百依百顺似的。
尼克松政府在寻求设计出革命性大变革的可行办法时，太过于强调美国地缘政治的需求。批评他的人士以及他的后任总统，则又矫枉过正，强调绝对的美国原则。由于美国的观念在越战和水门事件双重冲击下分崩离析，原本就无可避免的争议，又不必要地过分伤害了彼此感情。
不过，冷战期间仍可维持世局于不败的美国，的确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向苏联对手提出挑战。当地缘政治的威胁随着意识形态的挑衅一起消失之时，美国却讽刺性地在90年代毫无选择，被迫要重新思考国家利益究竟何在？
第三十章 冷战的结束：里根与戈尔巴乔夫
迎接漫长的新冲突时代
冷战开始时，美国正期盼和平时代来临。冷战结束之际，美国却要重振精神准备迎接漫长的新冲突时代之来临。苏联帝国崩溃之速度甚至快过当年崛起之势；美国亦以同样快的速度转变其对俄罗斯的态度，不到几个月即由敌对变为友好。
这项重大变化是在两个似乎不太可能的合作对象联手庇护下展开的。里根之当选是对美国似乎离开美国例外主义传统的时代之反动。戈尔巴乔夫通过共产党高层残酷斗争而崛起，决心重振他认为高人一等的苏维埃意识形态。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都笃信最后胜利属于自己这一方。然而这两位意想不到的合作伙伴之间还是有重大差异：里根了解他的社会之主流脉动，戈尔巴乔夫则毫不了解。两人都求助于其制度最佳的部分。里根借由释放出主动创意和自信的力量，解放美国人民的精神；戈尔巴乔夫却以要求苏联进行做不到的改革，加速催动他所代表的制度之死亡。
1975年中南半岛沦陷之后，美国继而退出安哥拉。国内分裂加剧，苏联的扩张主义也特别猖獗。古巴军队继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之后，由安哥拉扩张到埃塞俄比亚。柬埔寨方面，越南部队依靠苏联的补给，征服了这一饱经战乱的国家。阿富汗被十多万苏联军队占领。亲西方的伊朗国王巴列维政府流亡，代之而起的是激进的反美的原教旨主义派，它劫持52名美国人（他们几乎全是美国政府官员）作为人质。不论原因何在，骨牌的确在倾覆。
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在80年代初，有一度共产主义似乎要席卷面前的一切；可是，不旋踵即风水轮流转，共产主义开始自我毁灭。不到十年，东欧附庸卫星国家解体，苏维埃帝国土崩瓦解，几乎把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侵吞之所有权益，全都吐出来。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地四分五裂。
苏联帝国的覆亡，部分是因为其本身历史诱使她坚定不移地走上过度扩张之途。苏联在绝对不利的条件下建国，其后熬过内战、孤立和一连串厉害的统治者。由1943~1941年，她技巧地化解掉二次大战的战火，使之成为帝国主义的内战；此后在西方盟国援助下，克服纳粹的大屠杀。战后，面临美国独占原子优势，苏联设法在东欧成立卫星附庸阵营；在斯大林逝世后，更把自身转变为全球的超级大国。起先，苏联军队威胁毗邻地域，稍后并把势力延伸到偏远大陆去。苏联导弹兵力的增长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