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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课桌上天生有个仙人洞,在我烧纸头时,抽屉里的烟便袅袅不断地从洞里升上来。同学们看见了,觉得很好玩,便兴高采烈地笑。老师也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甚至有一次有一个女教师宣布说,她已经发现底下的学生在偷偷地抽烟……
后来我还真的偷着抽起烟来。虽以为我是个老烟鬼,其实在此之前,我在教室里一支烟也没抽过,我只是怕控制不住自己,在课堂上憋出神经病来。
关键是这样一来,我终于有点事做了。深深地吸上一口,让烟在鼻孔里徐徐地、不知不觉地漾出来……说实在的,你要在课堂上抽烟而不给老师发觉还真不容易,这够你练习几辈子的。时间长了,朝令夕改真能发现,吸烟还真能消愁解闷儿。当你用嘴猛地嘬住烟屁股深深一吸,那注意力(或曰快感)便集中在嘴唇上、并通过嘴唇传遍全身,然后,再徐徐一吐——所有的忧愁烦恼便好像随着混浊的烟雾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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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老白做我们的班主任。
那时老白大概教我们哲学和党史。他老是说读诗使人灵秀、读史使人明智、读哲学使人深刻之类的废话。我倒是觉得哲学党史什么的越学越糊涂,今天让你这么背,明天又让你那么背。一本薄薄的哲学书中学就学了差不多六年,现在翻开来还是一句不懂。也不晓得高考是怎么考的?
我至今还搞不清,老白,是他姓白,还是因为他长得白?凭良心说他长得也确实够白的。他向我们介绍过他的姓名,可我们掉头就忘了。我们从来不记老师的名字。老白,是我们学生给他起的代号。所有的老师我们都给他们安上特定的代号,从中学起,我们就这么干了。老师如果长相上差一些就更遭殃了,什么难听的代号都有可能被发明出来。老白曾向我们介绍说,他很热爱教师这个职业,是刚从工厂调到职大来的。我听了差点昏过去。而不少人就凭这点认定老白的神经有问题。
——要是没有优秀的人才来做教师,那么我,那么你,那么我们的后代,又怎么可能成为优秀的人呢?老白这样说。
我承认他的话多少带点诗意。但也跟报纸上常说的“如果没有清洁工,我们的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垃圾堆”的意思差不多。这些放百永远正确的。
我想我大概是太累了,在中学里拼得过头了,我想我最好是在家里睡他三年的觉,然后老白把那张叫文凭的纸片送到我手上——不开玩笑,我真的这么想过。
到了星期天,我一觉醒来就是10点朝后,而且要下一百二十个决心,还是起不来。说实话,我最怕的是星期天,因为星期天过了就是星期一,就是一周苦刑的开始。星期天是最自由的一天也是最惶然的一天。你总不能躲在家里的抽屉里抽烟玩儿……
老白看出了我们对哲学的厌倦。有一天,他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读给我们听,说是他发表的论文,中心思想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应该根据兴趣来分类培养学生。接着他宣布说,如果哪个同学对他的哲学课不感兴趣,可以不来上课,他保证不打旷课……
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加立竿见影了。从此有一半人从哲学课上得到了解放。包括我。我们真的不来上课了。
后来,我们连下午、晚上的自习课也不来上了。班上除了几个“有脑子的人”,其他人都跑得精光。老白也不追究,说让他们玩够了就不想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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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是班级组织大家一起去玩。除了看电影就是逛公园。除此就不晓得怎么玩法。我们县城那个可怜的小公园,每寸土地都被我们踏得不长草了。
船当然也是要划的。因为大家都在划。就那么大个水塘,驴拉磨似地转圈儿,半个钟头转下来,保证你头晕眼花。
后来又新开发了跳舞项目,说跳舞可以男男女女搂在一起,想和谁搂就和谁搂。好几个男生还带了录音机到教室里来,一下课就开始搂。都说搂疯了搂疯了。
但搂了几天就搂不下去了。因为看起来柔柔软软的一个姑娘,一搂就变得浑身铁板一块,硬梆梆的,叫人怎么也想不通。再说学校也很快下了通知,禁止男女生搂在一起跳舞。
学校里不许跳了,可学校外面还许跳。什么文化宫、青年宫,到处都有舞厅,有钱就能进。
我还真和一个色盲的同学进去过几次。这家伙本来说自己不色盲,总是赞美妇女宫门口的霓虹灯是多么鲜红。可那进场时,人家跟他要红票儿,他掏了绿票儿,第二次又掏了黄票儿。黄票儿是玩电子游戏的,绿票是打气枪的。红票才是进舞场的——这家伙于是就这么暴露了。
这家伙从此就被称为“四残男二”,简称“男二”,有点像日本鬼子的名字。现在日本的经济世界第二,这点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和男二进了舞场,搂在一起以后,基本就以坦克的姿态横冲直撞。看谁不顺眼就撞谁。撞得他们歪歪倒倒的,撞得那些姑娘大放嗲声,我们心里就快活得要死。
后来,我还跟“四残女一”进去过几回。因为后来,这些舞厅为了招睐顾客,增加了中途熄灯X分钟的节目。当然广告上是不写熄灯二字的,而是写休息。广告上也不写X分钟,开始是写三分钟,后来改成五分,七分……那熄灯是真熄灯,熄得伸手不见五指。此时舞场上总是充满了男男女女可疑的喘息之声……
这“四残女一”不说你也知道,她是我们班上新挖出来的一个色盲分子。因为有一天早晨,她穿了一只红袜、一只绿袜来教室上课,被大家当场逮个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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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男二跟我说,晚上到图书馆钓鱼去。我说图书馆钓什么鱼?男二笑而不答。
顺便解释一句,我们要去的图书馆不是职大的什么图书馆,而是全市最大也是唯一的一家图书馆,那里面有个车厢大的阅览室,你要吧去用屁股占个位子。顺便再解释一句,我们这个“市”是刚由县城改装的,图书馆门口招牌上的“县”字被涂掉后换了个“市”字,显得非常醒目,也非常别扭。所以,你一到图书馆门口你就会感到小县城的气味划破空气扑鼻而来……
晚上,图书馆那节“车厢”里还真的挤满了人,职大、电大的小伙尤其不少,一看就看出来了,因为他们胸口都端端正正地挂着校徽,明晃晃的有点明码标价的味道。那天我没带校徽,因为我觉得钓鱼根本用不着带那玩艺儿。不过,听男二一解释,我算彻底明白了。
“车厢”里三三两两地坐着些姑娘,在那儿装模作样地看书、看杂志画报什么的,好像在汲取无穷的智慧。旁边的职大、电大生在她们周围凑呀凑的,有的已经有一句没一句地“搭”上了。
男二胸口上也挂着那么一块小招牌,手里卷着本书,大概是英语之类的,恻恻地走到一个姑娘面前说:劳驾,挤一挤好吗?同时鞠了个90度的大躬。差点把我笑死。
姑娘抬头看了看她。男二及时地将头发狠狠往后一甩,胸一挺,那小招牌就亮出来了。这时候的男二除了眼睛里有一层眼屎以外,其他的还算正常。
我真为他感到羞耻,羞耻得无地自容——那个小招牌,也好意思亮出来?
果然,姑娘并没有想和他挤一挤的意思。男二也不管那许多了,撅起屁股就挤了过去。姑娘也没恼,一点反应没有,好像得了全身麻痹症。
我注意到,男二对面的一个小子用脚摩擦着旁边一个姑娘的脚,嘴里却在装模作样地念英语;还有个小子一手摸着一个姑娘的大腿,却和另一个姑娘大谈什么地震……
“车厢”另一边,有两个小伙吵起来了。看招牌,一个是职大生,一个是电大生。大概是谁抢了谁的座位。职大生骂道你们电大有他妈什么了不起?看看电视就算上大学了?……电大生骂道你们职大生有什么了不起?考卷都是学校自己出的,骗小孩子的吧?……
于是所有的电大生和所有的职大生都互相吵起来,说要到门口去较量较量。
图书馆的值班老头及时出现了,他赶鸡似地把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
我看见男二紧紧地跟在那个姑娘屁股后面,操着日本式普通话和人家不停地搭讪:明天的出来吗?……在这门口的好吗?……七点钟的好不好?……
姑娘埋头笑着,就是不搭腔。她打开一辆女式自行车的锁,推了几步,骑了上去。但骑得并不快。
男二一看有戏,便朝我一招手,小声说:上!
我们一直跟在姑娘后面,跟到一个什么河边上,男二忽然冲上去对姑娘说:喂,东西掉罗!
姑娘就真的停车下来了。
男二上去把她的自行车一锁,叭嗒——动不了了。
姑娘就发嗲:做甚呢呀?……
男二涎着脸就跑。姑娘就在后面追他。追着追着就进了小树林,不见了。
留下我,正好为他们看管自行车。
24。集体色盲前盲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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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该说说男三、男四了。
男三是我们班新破获的色盲分子。这家伙是在一次打台球时暴露的。人家喊他打红的,他偏偏打了个绿的。
至于男四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回打电子游戏机,人家老头叫他摁红钮,他傻了眼,因为他根本不晓得哪是红哪是绿,就到处乱摸,把所有的按钮都摁了一遍。老头就骂:你有毛病啊?
于是男四就正式诞生了。
男四这家伙长得像只大熊猫。他玩起电子游戏来,比熊猫还笨,不是把汽车开翻到沟里,就是撞上了路旁的大楼房,有好几次还呼地冲进人群,撞死了足有好几百人。后来他终于承认,他看不清马路边上的红绿灯标志……
勇于承认错误是好的。不过我还是奇怪,他怎么会把自己的真相隐藏得这么深,这么久?……
总之,我班的色盲分子层出不穷。这里面有老牌色盲分子,也有后起之秀。其中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书里什么元素中毒,有的说职大那个破实验室里有什么元素泄漏……于是人心惶惶,连老师也惶惑起来。
有一次,有个女教师带我们做化学实验,说试管里的液体是蓝的,蓝色的代表硷性。可好几个学生都说试管里是红色。也有学生支持老师的眼睛说是蓝色。争来争去争不出个结果,最后闹到校长那儿——我们职大没有正校长,一共有六个副校长——其中三个说是蓝色,另外三个说是红色。结果是平分秋色。谁也领导不了谁。
这件事,据说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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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到大二年级时,学校对我们管得就松了一些,下午就不要我们到校点人头了。我们真是如获大释。
这时本地的小报终于登出了一篇文章,说职大是本市唯一的一所高等学校,现在这棵幼苗面临夭折的危险。今明两年国家教委将对僵所有职大进行评估验收,不合格的将停办,云云。
我们一看全傻了。人人脸上都刷了色。班上的色盲人灵敏从17猛增到27,比例早已过半——这对我来说真是形势大好,我们“四残”已经由少数变成了多数,由弱变强,而那些号称不色盲的家伙,一个个倒像心中有鬼似的,整天头都抬不起来了。
幸好我们又及时玩出了新花样——吃。男男女女把钱凑在一起,找个地方猛搓它一顿。
一吃一喝,好像什么烦恼都忘记了。忘记了,也就是相当于暂时不存在了。
有一次我送一个喝得烂醉的女生回家。一路上她吊着我,哭着,说着,说她多么苦闷,多么孤独,多么希望被一个男的强奸,等等。她还要脱光了在街上裸奔,我拼命摁着她不让她脱。那天晚上可把我吓坏了。可也觉得挺有趣的。看到别人比你痛苦,你心里总有点莫名其妙地觉得幸运,是这样吧?
我发现,女生还喜欢抽烟。她们的外烟都是加长的,优美地夹在手指间,仪态万端的样子。我羡慕她们的外烟来得很容易:只要陪人家男的跳跳舞、聊聊天、喝喝茶、吃吃饭就行了。
相对来说,我们男生的钱就来之不易了。除了跟家里要,我们还发明了拿作业本去换。那些作业本是我们用过的旧本儿,换给低年级的同学,一本可以换一盒万宝路。反正作业题年年不变,答案也是永恒之永恒,他们只需要照抄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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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又过了两个月,也就是在我们二年级期末考试前,我们头上的丧钟敲得更响了:都说职大马上要解散了,大家要各奔东西、自找出路了。
全校色盲覆盖率一举过半,人人脸上皆有晦暗之色,甚至杀气腾腾,好像到了世界末日……
这当儿,学校为了垂死挣扎,提出了整顿校风的92条措施,其中针对考试作弊的条款就达37条之多。这可真要了我们的命。都说学校要搞自杀了——与其被上面枪毙,不如自绝于人民。
果然,第一场考英语,全班就被一举抓获26名作弊者。他们有的把单词卡粘在西装内侧,有的卡在手表带上,有的事先写在厕所的墙上,有的在桌面上挖洞窥视……我呢,则在眼镜上装了一架微型望远镜,能把前面同学的试卷看得毫毛毕现。可惜的是,那些毫毛毕现的答案十有七八是错的。
当天晚上,被抓获的26名俘虏中,就有3名吞了安眠药,另外,开煤气、上吊、跳楼、跳河者各1名。因为他们都受到了“考试成绩以0分计,不得补考”的处理。好在他们的自杀都没有造成什么生命危险。其中要算跳楼的那个伤得最重了:他爬上三楼的窗子,跳到了三楼的走廊上,手掌擦破了一点儿皮。
但舆论造得很大——据说连省里都知道了:麻将城职大生伤亡惨重。
四门过后,全体职大生已被考得垂头丧气,奄奄一息。有人暗中商量着成立什么自杀委员会,进一步向校方施压。他们在号召书上这样写道:
我们学生最拿手的、唯一的本钱就是考试,现在连唯一的本钱也没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吃下的饭全都毫无价值地变成了屎,我们统统变成了造屎机器,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可我还不打算去参加什么自杀委员会。我想再活些日子,看看风头再说。因为我的作弊方法并没有露馅儿,只是挂了三门红灯,离“劝其退学”还有一步之遥,还可以再挣扎一下,再试试运气。
然而运气并没有站在我这边。第六场考哲学时,我终于露馅了。发现我秘密武器的就是老白。别看这家伙平时书呆子气十足,跟我的关系还不错,可关键时刻却给我来了那么一下子。他毫不留情地撕毁了我的考卷,把我逐出了考场。
我并不恨老白。甚至还有点感谢他。我不说假话。因为这样一来,我被解绑了,我轻松了,彻底轻松了。
我这么说,并不代表其他同学都有我这样高尚的境界。比如,有个打过三次入党报告的四残分子,在哲学考砸了之后,跑到街上的公用电话亭打了119——市消防队在了望塔上没有望到职大有黑烟冒出,就打电话来问校长是怎么回事?校长当然答不出个所以然,人家就在电话里把校长骂了一通,说你们职大怎么搞的,害得我们白白紧张了一阵子,叉(车)子都差点开出来了!……
顺便介绍一下,我们班上至少有一半同学打过入党报告,说是为将来的毕业分配做准备。不过,快两年了,一个还没有批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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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因为大家已经知道,我从职大退学回来后,继承了老爸做牛皮糖的手艺,轮流在本地的学校门口摆摆小摊,感觉还不错。自从我改进了销售方法——即使用弹子游戏机促销——以后,销售量大幅度上升。照这个势头下去,等我那些幸存的同班同学拿到职大的一纸文凭时,我早已是个万元户了。
不久前,我还加入了本地的民间艺术协会,被选为理事。主席说,如果我能交五千元钱的话,就能出国,参加国际艺术交流。真笑死人了。
最后我想补充的一点是,我的牛皮糖是五颜六色的,小孩子们买的时候常说:要那个玫瑰红的!要那个橄榄绿的!要那个柠檬黄的!等等。我都是让他们自己拿。我不太分得清。我做的时候就不太分得清。不过,我现在看太阳已不像以前那么灰蒙蒙了,天空也一天天向我透出了蓝色,为此我十分惊喜。医生也说,我的色盲症正在奇迹般的好转……
25。空间争夺战密谋。侦察
一、密谋
一九八六年底,全国城镇居民中有25%的家庭(1054万户)处于无房或居住拥挤的状态。前所未有的建房奇迹与前所未有的房荒并存,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
──题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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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岁尾,麻将城已早早地进入了“过年”的节日气氛中。爆竹声已在小城的每个角落炸响不绝于耳。
深夜,在城东路一间普通宿舍楼二楼的房间里,此刻却门窗紧闭,悄无声息,连窗帘都拉得严严。一屋子人面色严峻,神情紧张,压低了声音显然在秘谋什么。一个五岁的小女孩由于害怕而蜷缩在婆婆怀里睡着了,不时从梦中惊醒,啼哭几声……
这是离休老干部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