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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点世界名人-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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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里哀的戏剧作品中,《达尔杜弗》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莫里哀的最大成就,在欧洲喜剧里有很高的地位。达尔杜弗是个手段灵活的宗教骗子,披着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外衣,进入了奥尔贡的家。奥尔贡和他的母亲白尔奈耳太太受了他的蛊惑,把他看作圣人,颂扬他,供养他。达尔杜弗则尽其所能,在一些琐屑事情上表现他的“崇高”的宗教德行。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捉住一个跳骚,事后还一直埋怨自己不该生那么大的气,竟把它捏死了。奥尔贡对他五体投地,打算把爱女嫁给他,把财产托付给他,把不可告人的政治秘密告诉他。由于达尔杜弗的挑拨,奥尔贡狠心驱逐自己的儿子,剥夺其财产继承权。他想不到他所敬爱的“上帝的意旨”的执行者原来是一个卑鄙的小人。达尔杜弗竟然想勾引奥尔贡的妻子艾耳密尔,他对艾耳密尔说:“如果上帝是我的情欲的障碍,拔去这个障碍对我算不了一回事。”他的罪行被揭穿后,他不但企图霸占奥尔贡的全部财产,还打算利用奥尔贡出于信任而交给他的政治文件来陷害对方。他厚颜无耻地说,他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上帝,为了国王。他用上帝和国王来遮盖他的邪恶的心灵。

17世纪60年代,法国专制政体越来越反动,宗教伪善几乎遍及整个上层社会,其中包括天主教会的大主教和其他高级僧侣,以及王太后为首的许多皇亲国戚和达官大臣。达尔杜弗就是这些伪善信士的典型形象。《达尔杜弗》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的概括性很强,直到现在,“达尔杜弗”这个名字不但在法国,而且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中已成为“伪善”的同义语。

《达尔杜弗》第一次在凡尔塞宫试演时只有三幕,它的尖锐讽刺触犯了圣体会和那些支持圣体会的贵族。他们在路易十四面前攻击莫里哀,说他反对宗教。不久,《达尔杜弗》被禁止演出。莫里哀三次修改剧本,先后两次向路易十四上陈情表,甚至以不再写喜剧来劝说路易十四,但禁令仍未解除。5年后的1669年,《达尔杜弗》才第一次公开演出,获得很大成功,从此成为莫里哀的最受观众欢迎的剧本。

《吝啬鬼》也是莫里哀的优秀喜剧之一,讽刺资产阶级贪财如命的本质。阿尔巴贡是个靠放高利贷发财的资产者。他在儿女面前装穷,嫌他的儿子在穿着打扮上花钱,教他拿赌博赢来的钱去放高利贷。关于女儿的婚姻,他考虑的是对方要不要陪嫁。他放高利贷,想不到借债的人就是自己的儿子。他想续弦,却成了儿子的情敌。这些偶合场面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常见的,但莫里哀运用起来却大大加深了喜剧气氛,深刻反映了资产阶级人与人之间在金钱面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他埋在花园里的一万金币被偷后,他痛哭流涕,几乎想以身殉钱。他闹翻了天,把家里所有的人都看成贼,要求开动国家的一切统治机器,替他找回他的“命根子”。莫里哀很出色地用喜剧夸张的手法,把阿尔巴贡的吝啬性格烘托出来。

莫里哀是位喜剧大师,但是他的死却是一场悲剧。为了维持剧团开支,他不得不带病参加演出。1673年,在演完《没病找病》最后一幕以后,莫里哀咯血倒下,当晚就逝世了,终年51岁。由于教会的阻挠,他的葬礼冷冷清清。 



法兰西诗神雨果



雨果将《悲惨世界》的手稿寄给了后,过了一段时间还没有回音。于是就给去了一封信,内容只写了:“?——雨果。”

很快,他就收到一封的回信,内容也只有:“!——编辑室。”过了不久,轰动世界的《悲惨世界》便与读者见面了。这两封信,被称为“世界上最短的信”。两个标点符号,把他们之间要表达的意思完全表达出来了,这不能不使人拍案叫绝。

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雨果至今仍然享有极高的声誉,在法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一生几乎跨越整个19世纪,他的文学生涯达60年之久,创作力经久不衰。他的浪漫主义小说精彩动人,雄浑有力,对读者具有永久的魅力。

雨果1802年生于法国南部的欠尚松城。祖父是木匠,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军官,曾被拿破仑的哥哥西班牙王约瑟夫·波拿巴授予将军衔,是这位国王的亲信重臣。

雨果在中学时代就对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他的文学活动是从他为《文学保守派》杂志写稿开始的。由于家庭的影响,雨果最初的诗歌大都歌颂保王主义和宗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汉·伊斯兰特》获得了小说家诺蒂埃的赞赏。与诺蒂埃的结缘,促使雨果开始转向浪漫主义并逐渐成为浪漫派的首领。1827年雨果为自己的剧本《克伦威尔》写了长篇序言,即著名的浪漫派文艺宣言。在序言中雨果反对古典主义的艺术观点,提出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坚持不要公式化地而是具体地表现情节。他特别宣扬了真善美与伪恶丑对照的原则。这篇序言在法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浪漫主义是法国19世纪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雨果以他的剧本打破了古典主义戏剧用理性压制感情,只歌颂王公贵族的清规戒律,提出了将滑稽丑怪与崇高优美进行对照的审美原则,使爱情压倒了理性,最终推翻了古典主义的统治地位。他的浪漫剧《欧那尼》在1830年上演的时候,拥护古典主义和支持浪漫主义的两派观众在剧院里大打出手,史称“欧那尼事件”,这就是浪漫主义战胜古典主义的标志,27岁的雨果也因此成为浪漫主义的领袖。此后浪漫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分化,产生了巴尔扎克、司汤达、左拉等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可以说,他们所代表的流派都是由浪漫主义派生出来的,而如果没有雨果和他领导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是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的。

雨果创作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他的作品配合了现实的政治斗争。

雨果早期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叙述的是一个发生在15世纪的巴黎的故事。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达在街头卖艺,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对她心存邪念,指使圣母院里奇丑的撞钟人卡西莫多劫持了她,结果她被弓箭队队长费比斯救出,并且成了他的情人。弗罗洛出于嫉妒,乘他们幽会时刺伤了费比斯,并且嫁祸于爱斯梅拉达,使她被判处死刑。卡西莫多对爱斯梅拉达怀着爱慕之情,在行刑时把她抢救到圣母院里藏在钟楼上。弗罗洛在再次威逼爱斯梅拉达遭到拒绝后,把她交给官兵去行刑。卡西莫多出于义愤,把弗罗洛从钟楼顶上推下来摔死,自己抱着爱斯梅拉达的尸体逃入墓地自尽。小说在政治上揭露了天主教会的虚伪和黑暗,抨击了封建司法制度的不公和残酷;在艺术上则集中体现了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弗罗洛心如蛇蝎,而外形丑陋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却善良高尚,人物性格的夸张充分显示出浪漫主义的色彩。

雨果后期的作品与现实的结合更加紧密。拿破仑第三复辟以后,他被迫在国外流亡了19年,在流亡期间写出了《小拿破仑》等珍贵檄文,以及《惩罚集》、《凶年集》等气势恢宏、感情奔放的动人诗篇,吹响了反对专制统治、歌颂光明和进步的斗争号角,从而成为法兰西不朽的民族诗人。而他历时16年才完成的巨著《悲惨世界》,则完全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人公冉阿让由于偷了一片面包而在牢里被关了19年,出狱后在宽大为怀的卞福汝主教的感化下改过自新,改名为马德兰。他发财致富后乐善好施,当上了市长,并且拯救了沦为妓女的女工芳汀。这时警方断定一个小偷就是冉阿让,他为了不连累别人就挺身而出,在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后被捕,芳汀因此惊吓而死。后来冉阿让利用抢救一个海员的机会假装坠海死去,在经历了无数苦难之后,他终于把芳汀的私生女柯赛特抚养成人。小说通过对穷人苦难的真实描绘,对社会的黑暗和司法的不公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宣扬了仁慈博爱可以杜绝罪恶和拯救人类的人道主义思想。正如他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只要本世纪的三大问题——男人因穷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黑暗而身体羸弱——还不能全部解决,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穷困,那么这一类书籍就不是虚设无用的。”正因为如此,《悲惨世界》才堪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才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雨果的创作道路长达60年之久,几乎贯穿了整个19世纪。他在生前出版了19卷诗歌,身后又经人整理出版了6卷,总共约有22万行、1000多万字。他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有300万字之多。他写了9个剧本,还有10多卷政论、随笔和游记。因此在法国人的心目中,雨果是一位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 



现代小说之父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曾雄心勃勃地宣称:“他(拿破仑)用剑开创的事业,我要用笔完成。”巴尔扎克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第二世界,他征服的精神疆土比拿破仑征服的物质世界要辽阔得多,所以他是一个更伟大的英雄。雨果在《巴尔扎克葬词》中这样评价巴尔扎克:“他的作品比岁月还多……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佼佼者之一。”

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他一生创作了96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100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文学史上的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

巴尔扎克1799年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法科学校毕业后,拒绝家庭为他选择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而立志当文学家。为了获得独立生活和从事创作的物质保障,他曾试笔并插足商业,从事出版印刷业,但都以破产告终,他因此债台高筑,拖累终身。这一切都为他认识社会、描写社会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他不断追求和探索,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极为广博的知识。

1820年,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巴尔扎克写出了一个诗体悲剧《克伦威尔》。他在家里举行朗诵会,结果听的人都睡着了。第一次创作的失败没有动摇巴尔扎克的决心,他发现自己在悲剧创作上缺天才,决定转而写小说,但他同样失败了。1821年,两年试验期已过,巴尔扎克没有写出像样的作品来,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恼羞成怒的父亲决定惩罚儿子,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1829年,巴尔扎克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这部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为他带来巨大声誉,也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放下第一块基石。巴尔扎克将《朱安党人》和计划要写的一百四五十部小说总命名为《人间喜剧》,并为之写了《前言》,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基本原则,从理论上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从1819年至1829年这10年中,巴尔扎克经历了艰苦的探索,思想上也有了深刻的变化,艺术上也趋于成熟。这以后,巴尔扎克进入了他创作的旺盛时期。从1829年到1848年,总共不到20年的时间,他竟创作了90余部中、长篇小说。最著名的就是《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他很需要钱还债是他开始努力写作的动力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他有创作的激情,有远大的目标,他要在文学史上立起一块丰碑。

他经常每天工作18个小时,不分白天黑夜,每当疲劳时,他就喝浓烈的黑咖啡来提神,据说他一共喝了5万杯。他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从半夜12点到第二天中午12点写作,也就是说要在椅子上整整坐12个小时;从中午到下午4点修改校样,5点半上床睡觉,半夜又起来工作。

他写作的速度相当惊人,有时候一天晚上写两个短篇小说,三天写一个中篇小说,两个星期就写完一部长篇小说。据说,《高老头》就是他三天三夜赶写出来的。当然,写得多并不是粗制滥造,巴尔扎克非常严肃认真,他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力求精益求精。

《欧也妮·葛朗台》主要写一个贪婪、吝啬的老头如何毁掉自己女儿一生幸福。老葛朗台原来是个木匠,在大革命期间,他靠着脑子灵活、善于投机钻营发了大财。他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钱,成了百万富翁。他虽然有钱,却从不舍得花,家里过着穷酸的日子,甚至连自家的楼梯坏了也不修一修。他把自己的女儿当作鱼饵,诱惑那些向女儿求婚的人自己好从中渔利。他的女儿欧也妮像只洁白的羔羊一样纯洁,她爱上了自己的堂兄弟查理,老葛朗台却将查理从家里赶走,还把欧也妮关在阁楼上惩罚她,每天只让她喝冷水,吃劣质面包,冬天也不生火。后来,老头死了,给女儿留下1800万法朗的遗产,可女儿已失去了青春、爱情和幸福。

《高老头》主要写一个退休的面粉商人高里奥的故事。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大贵族,一个成了银行家的太太。女儿出嫁时,高老头把自己的钱全分给了两个女儿做嫁妆。但女儿出嫁之后就把父亲抛弃了,连理都不理他。高老头一气之下得了重病,临死的时候希望见女儿一面,可两个女儿都参加舞会去了。高老头死后,两个女儿连棺材钱也不出,甚至都不来看一眼,还是一个名叫拉斯蒂涅的穷大学生想法安葬了他。

巴尔扎克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他在小说结构方面匠心独运,小说结构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并善于将集中概括与精确描摹相结合,以外形反映内心本质等手法来塑造人物。他还善于以精细入微、生动逼真的环境描写再现时代风貌。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写出了贵族阶级的没落衰败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发展,提供了社会各个领域无比丰富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童话大王安徒生



1805年4月,一个婴儿出生在一张由棺材板拼成的床上。他大声啼哭着,仿佛抗议上帝将天使贬谪到人间。教士安慰惶恐的母亲说:“小时候哭声越大,长大后歌声就越优美。”果然许多年后,这个天使用夜莺般的歌喉向全世界唱起歌儿了,即使是圣诞老人,也并不会比他更有名气。他的名字,就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安徒生的父亲是丹麦欧登赛城的一个贫苦鞋匠,他读过不少书,想像力丰富并有点浪漫气质,他常常给孩子讲故事,在家里和孩子们一起做玩具游戏。安徒生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丰富的想像力和对小孩的无限热爱之情。

欧登塞是个封闭的小镇,人们坚信上帝和女巫,许多神秘的传说在空气中荡漾不绝。纺纱室的阿婆们有时会把《一千零一夜》中的离奇故事讲给来玩耍的小安徒生听,使这个原本喜欢空想的脑子更加丰富了。对他来说,他所听到的一切都带着鲜明的神奇色彩,仿佛真的一样重现在眼前。有时他会被树林中自己想象出来的精灵吓得飞奔回家,魂不附体。多年以后,这些古老的传说和童年的幻想,都成为他创作的源泉。

在上小学时,安徒生经常偷看学校里惟一的女孩子萨拉,他把她想象成童话中的公主,渴望接近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有一次,他们一起回家,其实他的家早就走过了,可是他一声不吭。同样贫苦出身的萨拉发誓自己将来会成为某农场的女管事。安徒生睁大双眼:“那多没意思!公主怎么能当管事呢?我长大以后,要把你接到我的城堡里。”萨拉笑起来,这小家伙一定是疯了。第二天,一个磨坊主的儿子奥来揪着安徒生的头发嚷道:“日安,公爵大人!你漂亮的城堡在哪儿呢?”周围的人捧腹大笑。他的这段恋情也无果而终。

11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了。14岁时,安徒生只身远离家乡,来到首都哥本哈根,进了歌唱学校。但贫寒的生活使他得了病,嗓子受到极大的损害,没有希望继续唱歌了。后来安徒生进了文法学校,但常常受到轻视和嘲弄。幸亏学校里有个小图书馆,成了他精神上惟一的慰藉,同时也激起他生活和写作的热情。1829年他的《从霍尔曼运河到阿玛东部步行记》一书出版。不久,他写的一部喜剧《尼古拉塔下的爱情》也在皇家剧院上演了。但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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