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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上面都要沾上蛋花。这鸡蛋是怎么做的呢？这鸡蛋可不是一般的鸡蛋，鸡每天吃的是鲜活的鱼虾和中药材，下出的蛋鲜美无比，营养价值非常高。在炒饭之前，先用蛋汁将米饭浸透，炒出来的蛋炒饭每一粒米都是金黄的，由蛋汁包围。然后再配上“百鱼汤”（用各种鱼制成的汤）喝，极其奢侈。
这些盐商不仅奢侈，而且非常沽名钓誉，经常资助穷人，博取好名声。
陶澍来到这里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整顿官场和商场，尤其是盐业，更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由于合法盐商的胡作非为，导致买官盐的人越来越少、买私盐的人越来越多。这么一来，受损的还是国家，盐税相应就减少了。
当地有一个俗语：私盐越禁越好卖。为啥这样呢？政府越禁，官盐价格就越高，私盐相对价格就更低，所以更好卖。
这里我们得介绍一下为什么官盐价格非常高。仅仅是因为国家垄断吗？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垄断，但是垄断并不必然导致价格过高，政府是有能力控制价格的。欧美的一些垄断企业，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反而让产品价格更低。
官盐的价格之所以如此之高，不光是因为缴税。缴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还需要承受官吏集团的层层盘剥，拿下一个项目往往有十几道手续，每盖一个章都必须出一次血。这些钱全在算在食盐的价格里了。
盐商固然有钱，但正因为有钱才树大招风。河工出什么问题了，让盐商捐钱；给皇上办贡品，让盐商出钱；哪里有灾害了，让盐商出钱；政府搞什么活动了，还要盐商出钱。盐商靠政府吃饭，敢说“不”字吗？盐商又不是银行，这些钱归根结底还是老百姓埋单，钱都存在于食盐的价格中。
私盐不用打点官府，不用盖章，不用办手续，所以利润更高。私盐之所以屡禁不绝，而且愈演愈烈，就在于有官僚背景。道光年间，私盐的销量已经大大超过官盐。陶澍任两江总督后，两淮的官盐每年只能销售额定的三分之一，欠下了几千万的盐税。这是摆在陶澍面前最大的一个问题，他要清除盐业弊端，必须进行改革。
两淮有淮北和淮南两大盐场，淮南的盐场规模最大，还能勉强应付开来；淮北盐场情况相对窘迫许多，欠下了太多的盐税，许多食盐卖不出去。如何改革呢？陶澍当然不能超越他的时代，不可能取消食盐垄断，只能从打击盐枭入手。
当时两淮最大的盐枭是黄玉林，这人是福建人，长得非常斯文，说话彬彬有礼，就像后来的青帮头目陈其美一样，一个典型的披着羊皮的狼。黄玉林为私盐贩子，其实并不是什么秘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黄玉林表面是个商人，其实更像一个以经商为目的的黑社会头目。他手下有一支装备先进的武装力量，船只的装备不亚于军舰，船上装有大炮，船员们都有火枪。因为有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他们的武器装备甚至比官军的还好。
有时候，盐枭的真正敌人还不是官兵，一方面是因为不少官员已经被他们收买，另一方面是他们武器先进，官兵们也不敢随便得罪他们。在官兵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盐枭们最大的敌人就是竞争对手了，也就是其他的一些盐枭。根据地域的不同，盐枭又分为不同的派别，譬如山东的侉子帮、安徽的捻子帮等，这些人都靠盐吃饭，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不同帮派的盐枭经常大打出手，互相厮杀，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治安。
道光曾多次下令缉拿黄玉林，但黄玉林在官场有内线，所以官兵屡屡扑空。时间长了，黄玉林也越来越自大，越来越看不起官府。他甚至亲自登门造访衙门，让人递上自己的名片，衙门的人听说他来了，不但不欢天喜地感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反而吓得满头冒汗。
官员们只好接见黄玉林，用酒席招待他，吃饱喝足之后，黄玉林再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道光听说这事，非常生气，下令要把黄玉林处死。两江官员一听，急了，纷纷上书说黄玉林这个人不能处死，处死他会有很多弊端，并一一列出来，然后再列出留下黄玉林的种种好处。官员们普遍建议利用黄玉林打击盐枭，所谓以毒攻毒。
陶澍是一个异类，他坚决主张将黄玉林斩立决。两江的官员听到这个消息，个个惊恐不安。他们为啥惊恐？因为他们与黄玉林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不但拿了黄玉林的钱，而且已经是同一条船上的蚂蚱了。黄玉林如果供出他们的话，那就惨了。
陶澍是一个狠角色，他并不想把官场中的人得罪个遍，但是黄玉林必须得死，他不死的话就无法整顿盐业，无法起到警戒其他盐枭和不法官员的作用。
陶澍亲自监斩，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黄玉林这个不可一世的盐枭斩首。
改革岂能手软
杀黄玉林是陶澍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自己对犯罪行为绝不姑息。陶澍很清楚两淮盐业背后存在官商勾结的情况，但是他不会想到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
很多官员和盐枭是酒场上的朋友，有的还是儿女亲家，最可怕的是有的官员直接就是盐枭的股东之一。官商勾结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如果没有杀伐决断的气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认真分析问题后，陶澍觉得光是撤撤职，杀掉一两个官员是没有效果的。所以，他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撤掉两淮的盐政，不要这个衙门了。撤掉以后，盐业由哪个部门管呢？陶澍说不用交给哪个部门，暂时由我代管。在当时的官场上，还有这样有气魄有胆识的人，真是少见。如果碰上了一个猜忌的皇帝，肯定会说这个人如此强出头，一定是想大权独揽，为自己牟利，甚至有不轨的企图。
撤掉一个衙门，等于是砸掉一大批官员的饭碗，改革僵化的体制，必然引起一些守旧派的不满。幸运的是，道光虽然平庸，但也急切希望把国家治理好，有了一个敢于担当的大臣，他懂得珍惜。他不仅没有怀疑，而且很高兴地答应了陶澍的一切要求。
改革盐业是一项重任，陶澍先从自己做起，率先废除陋规。当上两江总督后，他的养廉银每年增加了五千两，但他坚决不要，还不让其他官员拿。陶澍废除各种陋规，目的是压低官盐的价格，从而让老百姓买得起官盐。这是一个大的方针，通过这种价格竞争的方式，让官盐重新在市场中打开一片蓝天。
陶澍是明智的，他没有把暴力消灭盐枭当成最主要的手段，而是意识到必须先纠正不良的政策，当官盐的价格压到跟私盐差不多甚至更低时，不用动手，盐枭也混不下去了。
在盐业改革过程中，陶澍最担心的莫过于当今的太师曹振镛。曹振镛祖上就是靠卖盐起家，现在仍有不少亲属是盐商。考虑到很多人会向曹振镛告状，如果曹振镛反对的话，自己的改革只怕难以为继，因此他决定自己先跟曹振镛摊牌。为此，他给曹振镛写了一封长信，把问题前前后后说得一清二楚，让曹振镛明白如果不改革盐业的话，受损最大的还是国家。
曹振镛当时已经快八十了，别看他做官一辈子无风无雨，其实一辈子谨小慎微。陶澍改革伤害了自己家人的利益，他肯定是不高兴的，但是他也不敢动这个牛脾气的陶澍，一方面是因为道光对其委以重任，另一方面这个人不好得罪，天不怕地不怕，惹恼了他，只怕自己会晚节不保。
当时道光经常写诗，可能是心里烦闷，写出了一两首自我感觉良好的诗，心情就会高兴许多，还寄给曹振镛，让他点评点评。曹振镛哪有胆子批评啊！七老八十的人了，每天晚上都要查阅资料，写读后感，尽量吹捧得既有新意又不着痕迹。写完之后，还要认真检查好几遍，确信没有任何差错才敢寄给道光。
在对待陶澍的信上面，曹振镛也相当谨慎，他回了一封特别礼貌的信，意思是：现在两淮的盐业弊病确实很严重啊，改革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你想好了就放手去做吧，如果遇到什么困难，老夫会为你做主的。
收到曹振镛的信，陶澍放心了。没有心理障碍了，改革就容易得多。
道光十二年（1832年）春，陶澍带着自己的班子来到海州（今连云港），专门开会讨论盐业改革问题。明清以来，盐商贩盐都要经过国家的准许和认可，然后让你在指定的地点买盐，再到指定的地点去卖，完全是一种垄断式、计划式经营。陶澍等人觉得这样不好，决定推行票盐制度，从今以后，不需要特殊的关系、资格和手续，只要给国家缴税，就可以经营。
陶澍向道光提出推行票盐法，道光予以肯定。
票盐法一推行，就受到了公众的欢迎，盐业一时之间繁盛起来。此后，生产的食盐既廉价，质量又好，大家都改领票盐，老百姓不再热衷于买私盐。
以前的私盐贩子也没必要走私了，反正只要花钱从官府那里领票，就可以买盐，不用再遮遮掩掩地走私。现在大家都成了合法商人，合法缴税，盐路通畅，盐业再次得到振兴。
票盐制度沉重地打击了以前靠垄断吃饭的盐商，许多大盐商因此而破产。这些盐商自然对陶澍恨之入骨，但是他们拿这个两江总督没办法，何况上面还有皇帝支持。没办法，只能通过意淫的方式表达对陶澍的憎恨，他们发明了一种纸牌游戏，增加了一个叫“桃树”的牌，牌上面画着一个人拿着大斧头拼命砍伐一棵桃树。拿到这张牌的人最晦气，一般会输的，所以往往破口大骂“桃树”这张牌。
这种牌在两淮流传得还挺广的，不久，就传到道光的耳朵里。道光很生气，表示要追究发明这种纸牌的人的责任，并安慰陶澍，让他不要放在心上。这些盐商不肯善罢甘休，说陶澍的改革让以前一些非法的盐枭获得了好处，道光懒得理。接着，这些盐商耍出新花样，说陶澍把自己写给皇帝的奏折私自出版等，道光一一化解这些压力，让陶澍全心改革，终于促成票盐改革大获全胜。
两淮盐政以前亏损七百多万两，经过陶澍的整顿，不仅扭转亏损，而且超额完成任务。从道光十一年到十七年（1831—1837年），两淮缴纳的盐税高达两千六百四十万两，存银三百多万两。陶澍的这个改革相当于食盐承包政策，调动了商人的积极性，让他们平等竞争。最终，政府和百姓双方都受益，达到了双赢的局面，唯一不满的是那些曾经搞垄断的官员和商人。
陶澍本想把票盐法推广到全国，但还没有来得及在淮南推广，他就因为操劳过度而病逝。听闻陶澍的死讯，道光悲痛万分，赞扬他“实心做事，不避嫌怨”，追封太子太保头衔，谥号文毅。陶澍在病危之时心里还挂念着国家，向道光推荐林则徐担任两江总督。
虽然林则徐并没能力挽狂澜，但是我们还是佩服陶澍的眼光，他知道林则徐是个办实事的人。
第十五章惨不忍睹的鸦片战争
在《南京条约》中，中英双方对鸦片都只字未提。英国作为当时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正式的条约中不方便将鸦片写进去，英国当局很清楚，这么做的话必然会留下污点，而且会遗留下很多麻烦，见不得人的东西还是任其在阴暗处发展。
外来的不速之客
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它（清政府）唯恐外国人会支持大部分中国人在被鞑子征服后那段时间里所存在的不满情绪。”
马克思的话说到了点子上，清政府对西方人了解越多，对他们传播的那一套东西就越恐惧。资本主义如果再加上民族主义情绪，绝对是洪水勐兽，这种担心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清政府对外贸通商限制重重，就是为了防止中国商人和西洋商人接触过于密切，被西洋那一套“污染”。
当时，西方的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他们到中国来并非是用一种彬彬有礼、公平竞争的姿态，更多的是咄咄逼人的殖民姿态。对于中国市场，他们有极强的占领欲望。加上他们有坚船利炮，无疑会对中国形成一种很强的政治压力。
当然，清政府的姿态也是相当强硬的，从康熙以来一直如此。到了道光年间，帝国虽然衰朽，但是对于西方的蔑视还是非常明显的。
英国可不管中国的情绪，他们始终为打不开中国市场耿耿于怀。1834年4月22日，这一年是道光十四年，英国政府对东印度公司在对外贸易上的无能非常不满，解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特权，决定在外交部增设一个驻华商务监督部门。
当时，英国急于扭转对华的贸易逆差，决定不顾中国禁烟令，将鸦片再次大规模地输入中国市场。通过鸦片走私，英国在很短时间内就扭转了贸易逆差，在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中，鸦片贸易总额占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这对于英国来说是好事，但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首先是人民健康受损，其次是白银大量外流。
白银外流的结果是银贵钱贱，国库更加空虚，财政更加困难。银贵钱贱会导致民生更加凋敝，因为老百姓通常是用铜钱交易，但是缴税的时候必须把铜钱换成银子，由于银子价格看涨，以前一千个铜钱换一个银子现在可能要一千六、一千八，无形之中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农民的负担因此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农民负担加重又会导致国内市场萎缩，老百姓没有余钱用来消费。当时很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林则徐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人物。林则徐曾上书道光：现在江南一带商业日益疲软，细查暗访之下才知道，百姓的钱大多用于购买鸦片了。
也正是在林则徐的强烈坚持下，道光下令大力禁烟。
经济的损失还在其次，鸦片对中国人最直接的危害是侵蚀人的精神和肉体。吸鸦片的人越来越多，颓废之风越来越重，许多官员加入吸毒者行列，官风日益倾颓。当官的吸毒，难免会贪污渎职；百姓吸毒，肯定没法从事劳动生产。到道光十五年（1825年），保守估计，全国吸食鸦片的人达到两百万。
最可怕的是军人吸食鸦片，军队是最讲究纪律和斗志的，一支充满烟鬼的军队还能称为军队吗？能指望这些人保家卫国吗？
林则徐发出疾呼：再不禁烟，国家就要亡了！
虎门销烟
道光元年（1821年）就开始禁烟，不过力度不大，没有多少效果。
道光九年（1829年），制定了更为严厉的禁令。外国商船进港后，必须写明“并无夹带鸦片”的字条，交给洋行的商人，随后，经过海关查核，确实没有鸦片方可放行。这些禁令有用吗？有，但是作用不大。道光比他的前辈们下的禁烟令都多，但偏偏道光时期鸦片走私最为严重。
当时朝中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吸食鸦片的都是游手好闲之徒，这些人吸食鸦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多大的损害，这派人过分强调鸦片贸易造成的白银流失问题，主张中国自己种植鸦片，不从国外进口，这派人物以许乃济为代表。还有一派坚决主张禁烟，认为鸦片非禁不可，要严惩吸食者，等禁到无人去买的时候，自然就不会出现白银流失的问题，这一派以给事中黄爵滋为代表。
黄爵滋特别指出，西方国家虽然贩卖鸦片，但它们自己的国民却不吸食，因为它们对吸烟者有非常严厉的惩罚。所以，我们最好是把吸烟者处以极刑，虽然不必全部处死，但最好杀一批，起到杀鸡骇猴的作用。
黄爵滋的主张是最为极端的，因为在此以前，还没有哪个皇帝要对吸烟者处以死刑。黄爵滋的观点出来以后，很多官员反对，有的官员出于人道精神，更多的则是跟鸦片走私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有的是家人或亲戚中就有吸烟者。
反对黄爵滋的人认为行法治就得公平公正，如果吸食鸦片的人应该判处死刑，那么贩卖鸦片、开烟馆的人又该如何论罪？本来吸食者是禁烟环节中的末端，不应该处以这么严重的刑罚。用现代的法律精神来看，这个观点也是有道理的，吸烟者是犯错，贩毒者是犯法，犯错的被处死，犯法的反而轻判，于常理不合。
林则徐在禁烟问题上也是一个激进派，他非常赞同黄爵滋的意见，甚至补充说应当把贩卖鸦片和开烟馆的人一同治以重罪。林则徐把鸦片危害提高到亡国灭种的高度，也确实引起了道光的重视。
综合各方面意见后，道光制定了新的禁烟条例，主要内容如下：一、走私鸦片的，不论走私量多大，一律处死。
二、对玩忽职守的官员和士兵以及内地奸商，一律严惩不贷。
三、对吸食鸦片的人，从严惩治，必要时可以处死。
四、对于失察、窝藏鸦片贩子的公职人员，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处罚。
禁烟令颁发后，一大批犯人受到惩罚，郭亚平是个大毒枭，多年来从事鸦片贸易，在海上负责接送、转运，谋取了巨额利润，道光十八年（1838年）被处以绞刑。太监李秋澄身在宫禁，却吸食鸦片，被检举后，发配黑龙江为奴。
仅在湖北省，林则徐就缴获鸦片一万两千多两，烟枪一千两百多杆；在湖南收缴烟枪三千五百多杆；庆亲王奕窦和辅国公溥喜因为吸烟被革去爵位，并被罚俸两年。
道光禁烟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